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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我国社会日益走向高度的组织化，社会的组织功能发挥着广泛的规范作用。对组织的垄断不但是革命和战争的需要，也是建构政治秩序的需要，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宣言里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① 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的第五条里也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超越了理论意义上的自由概念，而成为社会成员所依存的、获取生活资料来源的工作或劳动单位。
当代中国是一个由两极结构组成的社会，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二是相对分散和封闭的单位组织。国家、政府和单位占有和控制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单位成员也有领导和支配的权力。作家的身份和地位是由国家社会体制所确定的，当代社会对作家采取了单位化和行政化的管理方式，通过文学单位的分层、资源与权力的交换来实现对文学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控制。新中国建立后，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管理置于有效的领导之下，作家、知识分子纷纷成为有关教育、文化、文学机构组织的干部或成员，这些机构组织也就构成了作家的生存“单位”。在一个政治至上或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里，组织化与体制化是作家生存的必需条件，甚至会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他们为此不惜放弃精神的个性和创作的自由。在体制中生活可以为作家个人的生活、名誉和利益带来诸多好处，尤其是在一个资源稀缺和个人价值和利益无法得到承认和保护的时代，组织和群体对个体而言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护身符，长此以往，还会演变成一种自我的内在需求，种种不合理或不适应都会在体制的消磨中逐渐内化为心理和生活上的“必然”和“应该”，这时，外在的体制就变成了内在心理的情感需求。
文学机构是文学领导的中介和载体，文学领导是文学机构的目的，它们是相互统一的。中国作协和文联划归中宣部领导，各地作协和文联既要接受上一级作协和文联的业务指导，还要接受所在地党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形成双重领导的格局。中宣部、全国“文联”、“作协”和各省市宣传部、“文联”和“作协”等机构和组织是作家们的管理机构和领导单位。当郭沫若在新中国即将来临之际，提议文艺工作者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的时候，立即得到上上下下的响应和赞同。于是便有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采取团体会员制，下辖全国性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舞蹈、戏曲、曲艺等团体及各省、市、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组织。1953年9月在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改称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联的任务是：团结和动员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努力创作和学习，积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努力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不断提高表演艺术水平，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指导群众的文艺工作，开展少数民族的文艺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同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全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地方文联的方针、任务也进一步明确下来，即不再是团体联合会，而是当地文艺工作者综合性的、自愿性的组织，主要任务是组织会员从事文艺创作和开展当地的文艺活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属于文联下辖的文学团体。1953年9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章程”，选出茅盾为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为副主席。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作协名义上仍属中国文联的团体会员，实际上已独立建制，成为高于别的艺术团体、与中国文联平行的全国文学团体。全国和地方的文协改为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之后，经组织上的改组与强化，日渐成为团结和领导专业文学工作者的中心组织②。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后，中国作协在主席团之下设立书记处，处理作协的日常事务。在作协下面还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文学基金管委会、文学讲习所。它的创作委员会权力很大，它有计划地组织驻会作家深入生活，帮助解决深入生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作家讨论创作上的问题，还出版了《作家通讯》，以便传递信息，通报情况，加强交流，提高自己，当然也为作家了解政治风向提供了窗口。
文学团体作为作家的组织结构，它在组织和管理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一级行政化和体制化的机构。它以驻会的方式供养专业作家，他们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都由作家协会代表国家政府提供。中国作协下面设置了文学基金管委会，负责为作家提供物质帮助，驻会作家在进行创作期间包括旅游、体验生活、搜集资料等都可以申请津贴支助，非专业作家在理事的举荐下也可以享受同等条件。驻会作家还分为不同的级别，享受行政级别一样的待遇，如50年代的张天翼、周立波、冰心被确定为文艺一级，政治福利待遇相当于行政级别的八级，工资在200元以上，舒群、陈企霞等被定为文艺二级，康濯、马烽、西戎等被定为文艺三级，当时的文艺三级享受正局级待遇。那时的“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作家们出差或者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家协会报销”③。并且，驻会作家也比较自由，开会学习的时候就到作协，没有事情也可以不去。但作家也要完成作家协会规定的创作任务，并定期参加作协组织的政治学习、业务培训和深入生活的活动。茅盾认为“作家协会发动作家们拟订各自的长期规划，更鼓舞了大家的创作热情。长期规划包括深入生活，加强学习和艺术实践。”④ 全国和各地作家协会还大量吸收报刊杂志、文化出版和高等学校等部门的文学工作者成为会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文学创作、评论、研究、奖励和惩罚等活动。文学队伍的不断扩大被看做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1950年，全国文协的会员有401人，10年以后中国作协总会和分会就发展到3136人。1950年的全国作协分会有6个，1959年就有23个。文学所从1所也发展到1959年的9所。当时全国驻会的专业作家并不多，如1954年，全国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只有谢冰心、赵树理、秦兆阳、周立波、张天翼、艾青、胡风、沙汀、艾芜、陈学昭、白薇、刘白羽、马烽、严辰、康濯、孔厥、袁静、碧野、菡子、西戎、雷加、白朗、罗烽、舒群、李纳、金近、杨朔、古立高、逯斐等29人。因为无法知晓当时遴选或者说是安排作家驻会的标准和程序，所以就无法对他们的资格和文学成绩做出更多的分析。但从上面这份名单里，可以看出有五四文学背景的老作家则只有谢冰心一人，大部分都来自延安解放区，或者是有左翼文学背景，年轻作者占绝大部分，他们的思想可靠，更值得信赖。
可以说，全国和地方的文学机构在物质待遇和文学活动上“供养”或者说收编了一大批作家，他们成了体制中的一员，虽没有生存压力，但却有创作和思想压力。文学机构还负责监督、处理和裁决作家和创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这个时候，它的行政机关特点就显露无遗。在50、60年代的中国文联和作协常以“会议决议”和发表声明的方式对文学做出政治裁决性质的结论。1954年11月，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做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1955年5月通过了关于胡风问题的五条决议，如开除胡风中国作协会员，撤销中国作协理事和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撤销胡风的人大代表资格，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最后警告胡风分子：“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还为他们留了一条路：“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⑤ 同年还通过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决议。以“决议”的方式处理文学问题，显然是把文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它对文学和作家的直接伤害是巨大而可怕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说是沿袭了苏联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控制、管理文学的方式。1955年2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还开除了孔厥的会员资格，原因是认为孔厥多次玩弄妇女，道德败坏，开除资格以儆效尤。
中国的文联和作协等文艺团体和机构，表面上是自愿结合的带有民间性的群众组织，相对于国家其他政府机构而言，它是边缘化的，实际上是政治的外围组织。一般意义上，组织对于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言是其保持稳定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⑥ 文学领域是一个相对自由的领域，尤其是文人习性散漫，有了“文联”和“作协”这样的文学机构，可以实现对文学的组织和对作家的管理，可以使文学意识形态也能纳入有效的控制之中。加入“作协”有许多条件，主要是政治思想的进步，对文学观念也有规定，第二次文代会的章程就规定“必须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次文代会把这一条取消了，改为“凡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都可以参加作家协会”。虽然在艺术上依然还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但入会的条件对艺术观的要求就有所放宽。1953年10月4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通过“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它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事业与方针，认为文学艺术应当为人民服务，作家应积极参加人民的斗争，密切联系群众，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⑦ 章程规定取消作家会籍的几种情况，如被剥夺公民权者，有违反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和言论者；违反本会章程，破坏本会章程，破坏本会工作者；多年停止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研究等活动者。
这样，中国的文学机构担负着领导和组织文学的双重任务。文学机构是作家的生活之家，它需要尽可能地为作家提供充分的创作保障和生活待遇，需要创设一个相对自由的生存环境；但它同时又担负着把作家和文学活动都组织起来的任务，对文学生产和创作活动实行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从而实现文学一体化格局，这就需要对文学活动实施规范和制度工作。它们二者难免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也使文学机构左右为难。加上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学领导者在文艺方向、方针上的左右摇摆，当代的文学机构“经常陷于一种不能不斗争又不能不调整的两难处境。它一方面要紧跟社会形势和政治需要开展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政治批判，另一方面又要切近文艺规律组织文艺创作，进行理论批评，往往出现当成错误去批判的东西实际上并无错误，当成正确去树立的东西实际上又并不正确。”⑧ 所以，中国的文联和作协经常受到责难和批评，不得不生存于夹缝之中。
如何对文学实施组织和管理，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又是一个不断引起争议和遭到批评的问题。当代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学事业，长期规划，精心组织，时时监管，原因在于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意识形态的全力支持，组织化当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对文学实行严格的组织化管理，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同时追求两种截然相反的事物，一是自由，二是组织。自由是革命的价值目标，组织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在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形式，它“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⑨。所有人的生活资料都被垄断在集体和国家手里，同时国家或集体也就拥有任何人都不能拥有的绝对权力，并能决定或参与个人的社会地位，乃至人生命运。只有生产资料掌握在个人手里，才没有控制个人的特权，个体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一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⑩ 生产资料被掌控起来，本来可以由经济调节的文学生产就全部变成了政治问题。在政治上，它十分强调目标的单一性和终极性，否定个体的多样性和主体性，“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而精心构筑的社会劳动者组织”，“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11)，并且，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通常被表述为“公共利益”、“全体利益”，个人目标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并以“目标”的伟大反过来证明“手段”使用的正当性。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阐释，事实上，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一直处于文学的狂想与焦虑的矛盾之中。解放后的文艺工作被看做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是国家的人民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文艺事业，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再也不能够有其他任何的利益”。文学生产也被看做是一种劳动形式，讲究组织和纪律，“一个文艺创作机关，或一个文艺作者一年两年没有产生作品，或产生的作品是不能用的，那他就是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按劳动纪律讲，就是不允许的。”文艺活动就被要求要有“战斗观念、劳动观念、纪律观念”，在坚强的领导和组织之下成为“一条战线”(12)。显然，这里有现代革命传统对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合理诉求，当然，它对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方式的文学与其他生产方式的差异性的忽略，也是必然的了。
作协和文联的职责被希望成为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和学习的中心”，“组织文艺工作者到人民的实际斗争中去，组织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学习，组织广泛的创作研究和讨论，大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另外办好自己主管的文学刊物，“使它们具有明确的战斗方向和生气勃勃的内容”(13)。“文联”和“作协”是文学家的领导单位，但它还要受制宣传部和中央领导，这也会使它在领导和作家之间左右为难，中央领导和作家对它都有很高的期望值，上面的领导希望它有效地实施对作家的管理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作家又希望它能真正成为文学之家。一旦社会风吹草动，政治风向出现变化，或者是感到文学没有达到人们的某种期望，就容易向“文联”和“作协”兴师问罪。我们也时常看到作为中宣部领导的周扬多次对文联和作协工作口头上承认错误，对作协和文联的领导而言，那就不是口头上承担责任的问题了，而是撤职和被批判。出于国家和人民对文学的要求和期待，文学领导者深感任重道远，伟大的责任也不断催生出理想的设计，但文学的现实又与理想的预期相差很大，这就使整个当代文学界时时笼罩在一种紧张、焦虑的氛围之中，难有一段安宁的日子，折腾过去，调整过来，不得不生存于政治与文学的夹缝里。
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对文联等文学机构有过非常严肃的批评，说它放弃了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指导，对各个协会缺少监督，“全国文联成为一个脱离群众、也脱离文艺界的没有活跃的工作，没有生气的机关。全国文联工作是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应当受到指责的，是亟需加以改变的。”(14) 被判定为脱离群众，没有生气就说明文联有衙门、官僚作风。并对文联进行改组，认为全国文联要直接地、具体地组织文学艺术各个不同部门的创作和学习是有困难的，应加强各个协会的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学习”，指导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培养青年作者。它的性质不是“团体联合会，而是当地文学艺术工作者综合性的、自愿的组织”(15)。“改进文学工作的领导”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也认为：“文学工作领导上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如何帮助作家去积极发展创作。一切工作应该环绕这个中心而进行。在发展创作上首先是加强对思想的领导。”具体落实到作协的工作，就是“组织创作，领导学习，发展批评，培养干部，指导普及工作，研究文学遗产，介绍国际先进文学作品与创作经验”。作家协会的领导方式要求采取“社会方式”，“必须和行政机关的组织和领导方法有所区别”，从思想上领导作家展开创作的自由竞赛，对作品的自由讨论和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同时也谈到了文学的个人性与事业性之间的矛盾，“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劳动，各个作家在工作上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不允许机械的平均和划一。但是工人阶级的文学事业又是在党领导下的一种集体的社会事业。我们是集体主义者，必须遵守集体主义的原则，服从党的领导。”(16) 也是在这一年，冯雪峰在反思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时，认为文学创作上所存在的现实主义薄弱、真实性低，没有斗争性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很好的领导”和“错误的领导”，是文艺领导部门和文艺团体“放松了对于创作活动的组织和领导”，以及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又存在着一种行政方式的主观主义的领导”，具体例证就是文艺领导部门和文艺团体设置创作室、创作组、创作工厂，并提供年度和季度“生产计划”，文艺领导和作者先规定主题，计划好人物和性格，“再指示他们去找完成作品所需要的材料，到什么地方去找什么故事，找什么人谈话”(17)。他把这种做法看做是“主观主义文艺思想”的结果，是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生活的关系以及政治和文艺的关系”，更为严重是，“还有一种落后的心理，常常顽强地支配着我们，好像是说：什么都不要紧，就只怕作家在政治上犯错误。”他还把这样的文艺领导比喻成是“可怜的念佛的老婆婆”(18)。
文学机构成了行政机构，也容易犯其他行政单位一样的错误。如195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化生活简评”专栏就披露华南文联和南京文联等文艺机关团体的腐化享乐生活的典型事例，如欧阳山负责的华南文联的官僚主义作风，两年花掉事业费15亿元，其中有4亿被认为是浪费。没有认真组织文艺创作和思想学习，“醉心于行政事务、宴饮交际”。南京文联也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追求豪华场面，玩弄新奇布景”。冯雪峰进而反思文艺团体的倒退腐化是行政化和官僚化的结果，提出改造文艺部门，“在行政中贯彻思想领导”(19)。这自然带来对作家和文学创作采取的行政化的管理办法，使作家无法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冯至在解放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和作家，解放后，身兼数任，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远远大于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的身份，更多的时间被例行的社会活动所占据，至于创作，也是出访记等应景之作，而非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升华。解放后的田汉，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由一个浪漫主义戏剧家变成了一名文化干部。自1949年到1966年，巴金先后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等文艺界领导职务，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种社会活动，建国后的巴金，作为文艺界领导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远远取代了作家的身份，写作的内容也多是走马观花的访问记、人物采访记和代表官方身份的发言，如1950年10月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和《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参加赴朝鲜创作组，写作《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文学的组织和机构到底能对文学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实际上，文学的组织和管理者们自己也知道这样的道理：“即使没有宣传部、文化部、作家协会做工作，好作品还是会出来的。因为人类总是要向前进步、向前发展的。因此也总是要反映的。过去的社会没有这些机关，但好作品还是出来。所以，不管我们的工作如何，不管我们的主观意识如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作品一定会有的，这是时代的规律。”党的工作、政府工作和文学协会的工作任务就是为了“创造一种条件——使得好作品能够顺利地生产：既不早产，也不难产，供给‘产妇’以营养，使她怀胎正常，无痛分娩”，“争取更多更好的作品比较快地出来”(20)。周扬把文学机构看作了产科医院，给作家提供营养，帮助生产，起到一个助产医师的作用。至于提供什么“营养”，如何帮助生产，怎样才能保证“怀胎正常”和“无痛分娩”，都是值得认真推敲的问题。文学创作是一件十分复杂的精神劳动，如果没有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否会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质量？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对文学的行政方式有过激烈的批评，认为它“培植了宗派主义统治的支柱的官僚主义，和盲目服从的小领袖主义或雇佣思想”，“用行政的手段保证了一批没有发展前途的成员硬要做作家，同时排斥了有发展前途的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无法参加文艺活动，得到成长。”由此，他提出“解散中央和大区的、行政管理或变相的行政管理的所谓创作机构，如‘驻会作家’、创作所、创作室、创作部、各种创作组等”，“废除不合理的作家等级制度”，废除作家的供给制和薪金制，“作家以劳动报酬自给”。对作家协会也提出实现“民主化”管理的建议，如“作家协会的党支部和各刊物的党支部是平行的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这保证了作家协会的工作能保持社会活动的方式”，“重大问题，作家协会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以后，呈请中央宣传部审核批准；中央宣传部有重大的决定，由作家协会(刊物)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以后，再做成决定。这保证了社会活动方式的作用。”(21) 有关党在领导文学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胡风也有过建议，他提出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直接领导作协、刊物的党支部书记，通过检查各刊物主编的“作品审查报告”来掌握全国创作和批评的情况，要把党的思想领导“放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发挥和保证的思想斗争过程中去实现”，要把“党的主动”与作家和干部的“独立思考独立负责的精神统一起来”，把“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建立在保证并推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面，在作品竞赛和日常地民主地进行从创作实践出发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面，在帮助并保证作家个性成长的基础上面的领导作用”(22)。
应该说，给胡风带来悲剧性命运的并不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而是他对文学运动方式的看法，由于它所涉及的是文学的组织和领导权问题，这是一个不容讨论和商议的问题，而他恰恰想去做“建议”和“参考”，也就埋下了灾难的祸根。周扬自己对文学领导的简单和粗暴方式也多次提出了批评，对文学领导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有过反省，他提出“放下架子，同文艺工作者建立平等关系，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也帮助他们”，“凡是可能助长界限、等级观念的少一些，不论称呼、穿衣等，都要这样”。他说：“究竟是称呼同志好，还是部长好？要称呼，还是要同志间的亲密关系？以后不要叫我周部长，叫周扬、老周都可以。”(23) 周扬似乎把文学机构、文学领导与作家和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仅仅看做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称谓的改变。显然，他把文学与组织、作家与领导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矛盾简单化了，也表层化了，掩盖了文学的特性及其在社会中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文学领导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非只是日常称呼问题，或者说是亲密与疏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远与近的差异，是话语权力的言说与倾听，由它们所构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决定了文学内部的权力分层，也让文学界形成了无数的等级关系。
也曾经有过取消文联的计划，第一次文代会后，全国各艺术家协会和各省、市、区文联都相继成立，于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认为，中国文联“已经完成历史任务了”，决定取消，但却遭到了老舍、田汉、梅兰芳等人的抵制。毛泽东也不同意取消文联，认为文联可以给一些人提供一个身份和位置，有个文联，可以团结、联系、安排更多的老诗人、老艺人。文联，文联，它可以联嘛！上联，下联，左联，右联，内联，外联。(24) 在毛泽东眼里，这个时候的文联还充当了统一战线的组织作用。到了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5) 这样的批示几乎是全部否定了文联等文学机构在解放后所做的工作，自然也就否定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果然，到了“文革”，文学机构或被解体，或处于完全的瘫痪状态。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页。
②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各地纷纷成立相关文艺协会和文艺组织，据《文艺报》(第18期)统计，仅作协到1959年各地分会从1954年的8家发展到23家，各地加入作协的人数已达3136人，1960年有3719人。作协覆盖到全国，几乎所有稍有名望的作家都成了相应作协的会员，有了自己的“单位”。
③张僖：《筹建中国作家协会》，载《只言片语》，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④茅盾：《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茅盾评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
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决议》，《文艺报》1955年第7期。
⑥[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社1989年版，第427页。
⑦《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载《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
⑧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⑨[英]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⑩(11)[英]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05、59页。
(12)(13)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40页。
(14)(15)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周扬文集》第2卷，第247、261页。
(16)邵荃麟：《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17)(18)冯雪峰：《关于创作和批评》，《冯雪峰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页。
(19)冯雪峰：《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证明了什么》，《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6页。
(20)周扬：《对文艺工作的希望和对作家的要求》，《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21)(22)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407页。
(23)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24)姜志浩：《毛主席和作家艺术家心连心》，载《文艺界通讯》1993年第9期。
(25)《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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