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梅：资本可以这样来运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王干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就是资本
我们不做企业保姆
高新投是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旗下的主要成员，主要使命是为全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投资功能。过去高新投底下有很多企业，涉及多个行业，而且大多需要不断向它们注资，帮助它们解决管理上的种种问题，让人疲于奔命、烦不胜烦。“我感到这种做法和我们的人力结构和企业目标差距太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资本增值，在投资获得差价收益后退出，因此首要关注的应该是退出机制而不是其他。”王干梅说，“像以往那样去做企业保姆，不但给企业真正帮不上多少忙，而且用不了多久就会把自己完全给贴进去。这显然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必须改弦更张。”
他表示，过去政府老想控制企业，想自己来把企业做大，结果不但做不大，反而使自己越陷越深。有例为证，高新投曾经做了一个汽车音响的项目，一心想把它做大，因此不断往里面注资和担保，在为这个个头并不怎么大的企业前后共投入了２０００多万后，才发觉吃不消了，只好把这个项目停了下来。后来高新投找了一家市场和管理经验更丰富的同类企业收购了这个项目，才收回了部分投资。
这件事使高新投认识到，自己的长项并不是管理企业，而是运作资本。王干梅说：“去年我到公司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全公司的思路统一到资本运作上来。这一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开了许多会，才把全公司的理念转过来。今后５年高新投的发展思路我们都已经搞明白了，３月份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就可以实施。”
资本为什么？
要运作资本，首先就要搞清楚资本究竟为何物。王干梅认为，资本这个东西，看起来似乎人人都感觉得到，但实际上它能否增值，不是由它本身而是由它的投资形式来决定的。资本的运营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经营型，在这里资本只是一种中介，最终是通过产品的销售而获利的；另一种是以资本本身为经营对象，起点是资本，终点也是资本，关注的是从开始到结束时资本的增值。“我们现在做投资管理公司，搞企业并不是想从企业的实际运作中分享利润，而是把企业养大后卖掉以获得一个差价，这才叫做真正的资本运作。”王干梅说。
当然，这种资本经营如果能够和金融市场的运作相结合，效果就会更好了。他表示，高新投也有纯粹金融性质的资本运作，由于担保业务的风险准备金必须保有一定的现金量（每年大约２亿左右），这笔钱实际上就可以作为短期资金委托专家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理财操作。此外，高新投持有的数亿现金也使它本身在银行享有很好的信用，可以从银行贷款出来进行操作。王干梅说：“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我们必须使自己所控制的资产流动起来，尽最大可能使之增值，千万不要让它们沉淀下来。否则，它就会贬值了。”
我们了解企业，这就是优势
尽管如此，目前的这些资本游戏仍然不过是在茶杯里洗澡。王干梅觉得，高新投应该介入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资本游戏中，才算没有浪费自己所掌握的资源。“通过这几年做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担保，我们对全市的这些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都已经很熟悉了，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资源和优势。”他说。
按照他的构想，下一步高新投将集中力量先把企业咨询业务做起来，然后以此为立足点一步步地和证券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等展开合作，将来条件成熟时再把投资银行业务引进来。“咨询是个朝阳产业，盈利空间是很大的。”王干梅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投资顾问与咨询，这一块几乎不会增加我们的成本，只是一个人和信息资源的重新组合的问题。”
他说，尽管现在投资银行业务国家控制得比较紧，但将来肯定会逐步放开的。高新投的原则是，如果能做马上就做，不能做的也可以先打好基础和关系，为将来可以做时介入做好铺垫。
目前，高新投已经可以开展二级市场业务。从长远来看，它还想逐步介入二板上市、资产重组和兼并收购等业务领域。“不过现在，我们只能先从风险投资阶段做起，在企业的种子期介入，通过与证券公司合作投资和扶持它们上市，我们做不了的事情就委托证券公司来做。”王干梅说，“最近我和证券公司接触发现，它们做投资银行业务的热情都非常高，但最大的弱点是对企业和相关产业的了解不够，而这正是我们的长项。”
除了投资银行，王干梅还希望用自己掌握的企业资源去撬动资产管理业务。目前高新投正在与美国的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汉世纪经营发展公司洽谈，探讨合作在深圳搞一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可能性。据称，这家拟议中的高新技术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将主要做产业投资，计划在３年内引进８０００万—１亿美元的海外资金进来。王干梅相信，有了汉世纪的运作经验和高新投对企业和产业的了解，这家基金管理公司在这几年内是可以盈利的。“他们主要收取管理费和投资分成，运作几年后就将完全交给我们自己来管理。”他说，“我们与汉
世纪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在培养人，我们将派人进去参与业务运作，因为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和我们合作，看中的主要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我们也可以用他们的钱来推动自己发展壮大。”
这些设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变为现实？王干梅表示自己也说不准，如果乐观一点的话，估计在自己退休时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起来；但要是悲观地看，这些事情也许１０年后也难以启动。当然，如果这些事情最终都能够如人所愿一一做成，王干梅最后还有一个“纯属个人”的想法，那就是能否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最终把高新投上市。他说：“当然，这只是一个愿望而已，要真正实现还有很多限制。”因为高新投的资本构成比较特殊，主要是政府投资，政府原来每年增资１亿，已经有４亿，今年却已经停下来了；还有３个亿的市财政拨款，但没有明确出资人，究竟是借款还是投资并不清楚。它的业务也比较特殊，提供的是政策性担保。将来政府不再注资后，可否“谨慎”地引进其他社会资本，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走上前台的金融梦想家
`书生王干梅
王干梅大学毕业后的１０年，一直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度过的，他在那里的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都呆过。１９７９年考取研究生离开了岑巩，开始了他１５年的研究部门的生活。这段时间他觉得是自己整个事业中成绩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当时，他在荒远的贵州钻研的可是今天都显得非常时髦的“发展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先后写出了包括这两个研究领域在内的十几本专著，并在１９９２年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
这是一个很大的舞台
在贵州，经常受邀出席地方经济恳谈会并提供咨询的王干梅研究员已经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了。但在１９９３年，他却只身到了深圳，和过去的一切作了一个了断。“到深圳时，我已经４７岁了，完全是从零起步，从普通职员做起，就连过去的职称也要重新审查。”他说。
在深圳，王干梅干的基本上还是老本行———企业改革研究，不过这和他过去的工作相比味道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的研究只是在学术圈内得到了认同，没能把它变成现实力量、体现出它的价值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王干梅说，“而在深圳，我们的很多成果研究马上就可以进入地方决策了。”
在深圳市企业改革办公室呆了两年后，王干梅被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罗致到门下成为了它的发展部部长，后来进一步成为了它的秘书长和总经济师，主要负责其结构调整和资本运作业务。
２０００年５月，王干梅开始接掌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为这家专责为深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和投资的企业校正航向，终于开始在实际操作中发挥影响力了。刚从书生转变为企业家的王干梅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舞台。但要真正在这个舞台上发挥作用，如何适应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最终丧失了舞台。”
我们给的都是救命钱！
王干梅显然对高新投这个舞台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在这里可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在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去年一共投入了２００多亿元，我们只在其中占有区区几个亿，绝对量并不大。”他说，“但是，我们扶持的都是那些处境最为艰困、基本上是求贷无门的企业，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它们基本上都会死掉的，得不到发展的机会。我们给的都是救命钱！”事实上，也正是有了高新投的扶持，北大科兴、科陆电子和冠日等高新技术企业才真正得以发展起来，也才有了比亚迪这家全球锂电池的第五大生产商。
王干梅说：“作为董事长，我不介入具体的经营活动，而是着重从制度、思路、文化和理念等方面来为公司把握大方向。”这个大方向是：首先，高新投自己必须活下去，不能被担保业务可能产生的坏账拖垮，为此就必须大力发展投资业务来对冲风险；其次，高新投必须好好地活下去，这就需要挖掘自己对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知根知底的优势，引入企业咨询业务，并逐步和证券公司、境内外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最终把自己的触角伸到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等业务领域，并推动高新投增资扩股和公开上市。
让担保活下去就是胜利
记者：高新投是一家什么性质的机构？
王干梅：高新投是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旗下的支柱企业，是一家准经营性质的公司，高新投有两个职能，首先是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作担保，同时自己也做一部分投资，主要是策略性投资，也包括部分风险投资。这是一家非常特殊的企业，最早也具有某些融资行为，可以直接投资，也可以进行转投资（实际上就是放贷）。我到公司一年后，已经把公司的经营理念从原来的实业投资转变到以股权投资为主、注重退出机制的策略性投资上来了。
记者：在担保和投资这两个职能中，你似乎更偏爱投资？
王干梅：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高新投是政府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而成立的，它的定位是为那些有前景的企业提供一种政策性担保，而在运作方面则是基本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做的。担保业务现在实际上是不赚钱的，而且往往还潜藏着很大的风险。这些潜在的窟窿必须通过我们的投资收益来弥补，否则我们是撑不了多久的。
记者：高新投成立这些年来，受惠的企业有多少？
王干梅：这两年来，我们已经先后通过贷款担保的方式支持了深圳市的３００多家企业，担保总额为３０多亿。比如北大科兴，当时非常困难，账面上只有几万块钱了，向银行申请贷款却不予受理。高新投认真分析了它的财务管理和经营团队的情况，给它提供了几百万的贷款担保，后来又进一步追加到了２０００多万的贷款担保，现在科兴已经是生物制品尤其是干扰素领域的国内龙头企业了。民企今天寻求贷款非常困难，因为它们大多没有信用史。但只要扶一把，大多数企业都能够发展起来，高新投实际上就是在用自己的信用帮助这些初创企业开创自己宝贵的信用史。
总的来看，这几年高新投做得不错，但是其中所潜含的风险也很大。因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健全，我们也碰到过贷款后就完全消失了的企业，不过这种企业的比例不高。更多的则是借钱后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
记者：遇到这类尴尬的情况时，你们一般怎么对付？
王干梅：这主要还得在前期加强风险管理，选准企业，当然在事后也有一些防范措施。我们有专门的风险管理部，一般情况下，只要我们发现企业的信用不行，就不会给予展期，而是要加强催收；如果企业不还款，我们就会与银行配合查封它的一部分资产，或者要求它做一些反担保措施。
记者：目前来看，你们面临的风险究竟有多大？
王干梅：这几年我们收入的担保费大概占担保金额的１％强，而赔付的则占了担保费的近１％，两者基本相抵。不过，去年担保风险的暴露才刚刚开始，今后几年暴露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多。做担保，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的信用信息不完善，难以对违约企业进行有效制约，现在中国民营性质的担保公司基本上都运作不下去了。
记者：如果这样不断地侵蚀下去，你们还能够支撑多久？
王干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去年一些担保机构在上海开会时，就已经有几个省的担保公司做不下去了。我们的处境目前还不错，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有投资收益，可以弥补和冲抵这一块损失。除此之外，我们只能不断加强防范措施。政府给我们的底线是，你可以随便支持那些符合你们标准的高新技术企业，但不能把自己都给赔进去了。因此，我们目前这４个亿的资本金是不能被侵蚀的，这是我们能够为企业提供信用的源泉，银行只有看到我们有４个亿现金放在那儿，才会放心地贷款给企业。
其实，国外除了政府做的很少一部分担保之外，担保业务基本上都是由民间机构来做，因为国外市场上的信用信息非常发达。现在我们要制约申请担保的企业，只有让它们承担无限责任，因为有些企业会通过关联公司把企业资产转移到个人名下，只有承担无限责任才能杜绝这种情况；同时我们为了防范风险，也会尽量要求企业做一些反担保措施。
记者：如果要求过于严格的话，企业来寻求担保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好像和到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差距并不是太大了。
王干梅：这也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两难处境。本来，我们是政策性担保机构，应该尽力去扶持它们。如果严格按照风险控制标准去要求它们，基本上就可以符合银行贷款的标准，用不着担保了。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机构很快就会处于生存困境，又怎么来为它们提供担保呢？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们每年都要提取一笔风险准备金作为可能的坏账拨备，基本上可以抵销坏账带来的损失了。
我们５年规划的思路是，不要希望５年后能够发展得有多么大、多么好，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活下去就是胜利！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支持尽可能多的企业发展起来，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记者：你们目前担保金额能够放大到多少倍？
王干梅：担保放大的倍数，国外做得好的可以有３—５倍，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能到１０倍。我们目前只能够放大两倍，这主要是因为银行的限制，规定担保额不能超过净资产的两倍；同时，我们自己的风险防范能力和赔付能力也无法做得更大。去年申请的担保金额有２０多亿，但最终我们能够受理的只有８亿。
记者：你们的赔付能力是怎么设定的？
王干梅：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赔付比率必须与我们每年资本运作的收益相匹配。我们每年的资本运作收益在８００万—１０００万左右，因此赔付比率也就只能相应地设定在１％～１．５％左右。前几年我们的资本金比较少，赔付得也比较少；现在资本金增加了，赔付也开始越来越多了。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资本金不断得到追加，虽然赔付更多，但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资本金从银行申请贷款来运作。比如，去年我们就从银行贷了８０００万，通过委托理财就赚了３００多万。资本金多了，你的信用程度也会相应提高，担保量也会上去。
记者：你们的委托理财主要有哪些途径？
王干梅：通过二级市场和其他法律允许的方式。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也幸亏这样运作，担保业务才能在目前的两难处境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否则担保业务是不可能持久的。
记者：你们在决定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时，政府会进行干预吗？
王干梅：一般而言，政府只关注我们的业务总量，不会介入我们具体的业务操作的。政府会告诉我们哪些是重点企业，并以市政府会议纪要的形式通知我们，但最后做不做，决定权在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慎重考虑的，遇到风险特别大的项目，我们就会向政府反映。前几天政府办公会议要求重点支持汽车节能电池，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技术还根本不成熟，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向政府反映了。从程序上看，我们有数次专家评审会议把关，数额大的还要经过董事会批准，能够通过这几道关口的企业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差到哪里去了。
记者：作为一家政府投资的公司，政府又是用什么来考核你们的呢？
王干梅：政府关注的是我们最终促成的效果。你可以较自由地开展业务，但你做的业务不能越来越少，而且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应该能够拿出像北大科兴这样比较像样的扶持项目来，才说得过去。高新投这个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即使你的资本运作再好，如果在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方面不力，政府就会认为你是不得力的。总的来看，政府对我们这几年的发展还是感到很满意的。
记者：给我的感觉是，担保这块业务常常是左右为难，很难做的？
王干梅：也不尽然。我觉得，贷款担保应该还有其他的做法。只要社会信用制度完善了，担保这块业务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必要的信用、一种金融工具。只要有需求，就会有生存的空间。不过到那时，就应该完全是市场化而非政策性的担保运作方式了。它是以盈利为目的，风险也比较小；而且风险防范不是由企业自身、而是由整个社会的信用制度来分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