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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期。1992年春天，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全面推进，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文学领域，对80年代文学的反思与90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新变交织在一起，使当代文坛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一方面，文学日趋边缘化、商业化，因而使一些人认为，文学跌入低谷，作家堕落，甚至文坛已成为一片废墟，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出现了繁荣景象，总的看，形势是好的。
本文意在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的透视，对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现状及走向作一个粗略的描述和评估。
文学商业化思潮的是非功过
90年代，文学观念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文学商品属性的被确认。文学是精神产品，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和审美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商品的属性。文艺制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消费或使用价值，可以按照商品交换的方式在市场流通。肯定文学作品具有商品的性质，为文学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突破的直接结果，是文学商业化思潮的兴起。
80年代，文学的商业化仅仅表现在文学的局部领域，比如通俗文学在一个时期内的流行；进入90年代，文学商业化已渗透到了文学的各个领域，它与社会上的商业大潮相呼应，以强大的声势席卷了几乎整个文坛，具体表现在：
第一，作家世俗化。一部分作家（如张贤亮、陆文夫、魏明伦、沙叶新、宗福先、胡万春、王朔、杨争光等），打破了“文不言商，士不理财”的传统，从纯净的“文学天国”降落于尘世，加入了社会世俗化的进程。知识者和文化人一改往日的斯文，“下海”办公司、搞企业，从事多种经营，由文人变成经济型文化人。
第二，作家为钱写作，出现了所谓“期货作家”（作家与出版商签订“卖身契约”）、“企业文学”（作家为企业家收买，从事企业宣传）、“货币评论”（一些人出钱买评论）等。过去，作家们写作是为人民代言、为慰藉自己的心灵、为审美创造，而现在的一些作家则变成了主要为市场、为金钱写作（所谓“以卖文为生”）。
第三，一些作家采用商业手段推销自己的作品，如文稿拍卖、文稿标价、作品炒买炒卖、注重作品包装，利用广告和大众传媒扩大作品的影响和增加其经济效益。
第四，亚文学，“软文学”占领文化市场。新武侠、新言情、新演义等通俗文学势头不减；纪实文学、法制文学等倍受青睐；以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观光旅游、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闲适文学、休闲文学即所谓“软文学”作品走俏。
第五，严肃文学媚俗化。一些严肃文学作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转而写通俗文学作品或具有通俗性质的作品（如“布老虎丛书”中的一些作品）；有的严肃文学创作渗入了某种商业因素（如《废都》中性爱描写的商业动机）。
第六，在商品大潮的影响和电视等大众娱乐形式的冲击下，严肃文学创作队伍分化、流失，作家“触电”现象增多（如北京的海马创作室、南京的扬子鳄创作室、谌容的快乐影视中心，都热心于影视的制作；另外，十多位青年作家加盟创作电视连续剧《中国模特》，十多位女作家联手创作电视剧《太阳和女人》，五位实力派作家参加张艺谋策划的电影剧本《武则天》的创作投标等）。
文学商业化思潮对文学的发展有积极促进的一面：作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作，使文学作品能更及时地、多方面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文学走向市场，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公平竞争，书商和读者选择作家与作品，作家与作品面临着市场的检验与挑选，促使作家创作出高质量的、有竞争力的作品（所谓“畅销书”）；一些作家直接参与商品经济活动，在商业风浪中摔打，有了许多新的经历和体验，为他们日后创作表现当代中国改革的作品准备了条件；增加了一些作家的收入，使不少作家从生活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一些作家办文化性公司或为文化办公司，从而为“以商养文”创造了物质条件。
当然，文学商业化所造成的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是金钱对作家的腐蚀。单纯为金钱写作，使一部分作家丧失了应有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人民代言人的神圣感、灵魂工程师的崇高感和作家应有的人格精神，出现道德滑坡现象。其次，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文学的社会效益，助长了格调低下的“黄（色情）、“黑”（暴力）类作品的泛滥，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危害。再次，有些作家追求作品数量，粗制滥造，作品内容平面化、肤浅化、思想深度被消解，审美追求被放弃，出现了大量平庸之作。第四，作家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不再甘于寂寞，潜心于对生活的体验和艺术的创造，而是为追逐金钱，随意消耗自己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和艺术才华（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才能透支”），从而忽视或无力投入于鸿篇巨制、佳构精品的创作。第五，出版商、书商只顾自己的经济利益，使严肃文学作品、文学刊物、文学论著的出版发行艰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学商业化思潮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然而要看到文学商业化思潮是一把双刃剑，同时产生着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因此，对于文学商业化思潮，我们应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一方面，要注意保护它的积极的方面，使之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必须清醒地看到文学商业化的消极面所产生的危害，从而对其加以有效的抵制和扼制。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对文学的定性、定位要准确，处理好文学的社会效果、审美效应与经济效益三者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它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的与道义的责任，发挥着一定的认识与教育的功能，所以作家要有政治头脑，要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要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娱悦游戏功能、情感宣泄功能，所以作家要有深厚的审美修养，要把能提高人的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的健康、优美的作品奉献给读者，以取得好的审美效应。相对来讲，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是它的次要的属性，所以应在服从于作品的社会效果和审美效应的前提下，去讲求文学作品的经济效益。有了这种认识，才能使我们避免在对待文学商业化问题上的片面性与摇摆性。
“人文精神”论争与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潮
90年代的文学商业化浪潮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作家“下海”、“王朔现象”及关于《废都》的论争等等，使文学界在思想观念、创作道路方面的分化加剧。至1993年，终于在文学界、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大讨论。〔1〕
一批作家（如张承志、张炜、梁晓声等）和一批评论家（如王晓明、陈晓明、张颐武等）对于文学商业化、作家世俗化等现象进行了抨击。他们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则越来越多。”这“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2〕。
对于人文精神，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界定，然而，从一些人文主义提倡者的言论中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共识：
第一，重建已被商业化严重腐蚀了的作家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他们对一些作家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在商业大潮下，一些作家经不住金钱和物欲的诱惑，而滋长起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等腐朽思想，表现出某种“痞子化”倾向，甚至“渴望堕落”〔3〕。 针对这种“危机”，他们呼吁重建作家的理想与信仰，树立作家的忧患意识与“终极关怀”意识，确定作家的“道德准则”，这样才能“承担危机”，以拯救文学事业。
第二，重建已被“玩文学”者严重扰乱了的文学家园。他们认为，在“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左”的文学观念被否定之后，一些作家又走向另一极端，彻底逃避作家应承担的社会使命与责任，而把文学当作单纯赚钱的工具与自娱的工具。不论是王朔的作品，张艺谋的电影，还是新写实小说和先锋小说，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后退倾向，一种精神立足点的不由自主的后退，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的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4〕。
人文精神是对抗商业社会的拜金主义和信息时代的技术主义的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毫无疑问，提倡人文精神，对于现代化、工业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能起到一种匡正的作用。然而，在如何正确理解人文精神与重建人文精神方面，又有一些意见不一，需要深入研讨。
1.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近些年社会上新出现的各种罪恶和丑恶现象，文学的“萎缩”、“沉沦”、“危机”，似乎都与市场经济有关，都是市场经济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产物。对此，王蒙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更充满人文精神。“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而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上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它无视真实的活人，却执着于所谓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王蒙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人人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才更容易寻找人文精神”〔5〕。
我们所提倡的应当是新的人文精神，这种新的人文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并能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新道德。这就是说，提倡人文精神不能走回头路，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去弘扬所谓人文精神；恰恰相反，应通过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应当承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
世界已进入一个多元的时代，经济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都决定了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不要为人文精神规定一个唯一的衡量标准，“不要搞精神价值的定于—与排它性”〔6〕。 张承志提倡“清洁的精神”，他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仰，面对商业化大潮，他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并表示要“以笔为旗”，为信仰而战，即使孤身一人，“也要与整个文坛决斗”〔7〕，虽有偏执的一面， 但毕竟是一种向上的人生姿态，不必对其进行冷嘲热讽。王朔等人，亵渎一切神圣与崇高，其消费人生、游戏人生的消极生活态度实不可取；但他还有其真诚的一面，向善的一面，艺术创新的一面，对他们也不可“一概持踩忽的态度”。总之，“谁也无权干涉他人的选择”，要允许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创作模式。“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尊重人，内容也是宽泛的，不能强求一律”〔8〕。
3.警惕人文知识分子走“回书斋做学问”的老路。
在讨论重建人文精神的途径时，许多学者都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去”，建构具有自身独立性的新学说，“不再自命不凡，越界筑路去干预知识或政治，而是严守形而上领域，为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和道德资源”。这样，就可以在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之外，“为人文价值建立起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9〕。这确是深中肯綮之论。
但是，在我们关注“学术”、“学统”的时候，不能步入“为求知而求知”、“为学术而学术”的迷途。这种纯粹的技术主义有可能消解人文知识分子时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消解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恰恰是与所提倡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正如陈思和所说：“人文精神是一种入世态度，是知识分子对世界对社会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是知识分子的学统从政统中分离出来后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表达机制。”〔10〕知识分子虽身处书斋之中，但却不能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书蠹、书袋，而应关注着庙堂（政治）和广场（世俗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这才是一名真正的新人文主义者。
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及其命运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二战”后的北美与西欧）。而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前工业社会），会不会产生后现代主义？
60至70年代，中国经历了类似于“二战”的“文革”浩劫；80至90年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引进，不仅使中国具有了产生后现代主义的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具有了产生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因素。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就同现代主义一起成为一种文学存在（有人把它称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11〕）。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文学实体构成：[1] 先锋派小说，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等。先锋派小说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消解意义，消解深度模式；二是消解故事和人物，致力于“叙述圈套”的设置和语言的游戏。[2]先锋派诗，代表诗派如非非主义、 新传统主义、极端主义、撒娇派、病房意识派、主观意象派，太极诗派等。这些诗人以反崇高、反理性、反文化相号召，追求“复归原始”，甚至反语言、反诗，从事于纯沙龙性质的新诗体和新语言的实验。[3] 新历史小说，在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之后，近些年，又有贾平凹的“逛山”系列小说，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等，这些作品不再按照正统史观（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表现历史，而是以自己的眼光和话语重叙历史，致力于稗史、野史、秘史的写作。[4]王朔等人的调侃文学， 以亵渎一切的方式全面反叛传统；创作上不遵守既有的规则，主张无使命、无约束、无模式的自由写作。
由上可以看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大致有以下这样一些特征：消解中心，不仅消解居于中心位置的主流文学和主流权威话语，而且消解一切中心和成为中心的企图；消解历史，用个人的话语重新解说和叙写历史，用个人的方式对历史进行改写、重写甚至戏写；消解意义，拒绝在文本中承担任何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责任，而把纯粹形式的实验、语言的游戏以及个人的情感宣泄与自娱当作文学的终极目的；消解人的主体性，消解“大写的人”（体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人类关怀、人道主义激情的人），而专注于表现人性的异化、人格的矮化，人的丑恶、冷酷、变态，人的非人化；消解美，否定文学的神圣性、圣洁性，反对文学的象征化、寓言化、优美化，甚至于反诗、反小说、反戏剧。这种自由无度的文学最后导致对美和文学本体的否定。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任何偏见与偏爱都有害于对它的准确把握；只有对它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才能作出客观的、恰当的评价。
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层面看，它的批判精神、否定精神和多元观有其积极的一面。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性、权威性、独尊性、秩序性，有利于打破单一的、僵化的传统思维模式，使思维从精神的独断中解放出来，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它热衷于摧毁他人已构建之物，而很少积极地去从事于思想文化的建设，过分执着于否定性、破坏性和思想的飘流性（即所谓“流浪者的思维”），从而为否定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敞开了思想之门。
从价值观层面上看，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所宣扬的玩世不恭的人生观，自由放纵的道德观以及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对读者具有腐蚀性，这是应当予以批判和扬弃的。然而，它对虚假人生、伪君子、假道学的猛烈抨击，又具有警世与醒世的意义，不可一概否定。
从审美层面上看，后现代主义者不受任何已有的创作方法、创作规则、创作模式的束缚，为发挥文学创造力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自由开放的艺术空间；然而，他们蔑视一切已有的文学成果、文学经验的倾向，又导致了对文学自身的消解和对否定者自身的否定，使后现代主义走进了死胡同。
随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在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社会病毒也会在我们这块开放的国土上孽生、繁衍；同时，以高科技和信息化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中的诸多矛盾也会日益显现出来：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恶化，物欲的膨胀与道德的沦丧，技术的进步与情感的萎缩，世界的一体化与民族独立意志的顽强抵抗，人类的趋同化与人的个性的不可泯灭性……无穷无尽的悖论伴随着无穷无尽的冲突。这一切，就决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继续存在与发展。当然，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天的致命的弱点，又注定它不能成为文学的主流。
新现实主义——90年代中国文学主潮
现实主义文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称作“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80年代，现实主义面对现代主义的挑战，从题材选择、艺术视角、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发生了嬗变〔12〕。
80年代末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表现在第一，涌现出一批写实性的“新”小说。先是侧重表现平民百姓原生态生活的新写实小说的兴起；此后，又有展现现代都市新景观，表现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生困境的新都市、新市民小说；追踪现实生活，表现作家亲历性的新感受、新体验的新体验小说；“关怀弱者的生存”和“关怀强者的灵魂”的文化关怀小说；将新闻和小说结合起来，迅速而又生动地反映社会事件与人物的新闻小说；以作者的生活经历为依据创作的自传性质的小说，等等。这批写实性质的“新”小说相继面世，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第二，以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纪实文学（如案件纪实、事件纪实、人物纪实、社会问题纪实、名人传记、回忆录等）持续发展，在读者中占有广泛的市场。第三，根据现实主义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始终吸引着大量的观众。如由《黑的雪》改编的电影《本命年》，由《过把瘾就死》等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由《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由《万家诉讼》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由《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一地鸡毛》、《苍天在上》等，都有较高的上座率和收视率。第四，一些先锋派作家由疏离现实、疏离读者的激进实验转向为大众写作，小说创作由对故事和人物的淡化到向故事和人物回归。如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米》，余华的《活着》，格非的《风琴》等，都体现着在这方面取得的实绩。
现实主义在一度被冷落之后，又一次得到了她的荣耀。但是，这个时期的现实主义已不同于新时期初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她成为一种开放的、吸收并融合了许多新质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具有这样一些新的品格：首先，她具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真实性。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无限地扩展其题材领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说已无禁区；另一方面，新现实主义不停顿地向人的内宇宙掘进，探求人的本体、人的心灵、人的生命的奥秘。新现实主义作家拒绝一切虚伪与矫情，以坦诚的姿态逼近生活的本真和赤裸的灵魂。其次，作品的基调变化。过去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激情（无情地揭露、尖锐地批判、深沉地反思、愤怒地呐喊、热情地呼唤……）；现在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则表现得更为清醒、冷峻。如果说过去是激情满怀讲故事，那么现在则是“板着面孔”说人生（即所谓“感情零度”）。再次，叙述风格不同。过去，重主观叙述（作者积极介入作品，从事于情节戏剧化、人物典型化的构造，作品的抒情性、议论性强）；现在则以客观叙述为主，强调实录性、亲历性、生活化、原生态化。另外，在创作方法上，过去是基本写实，现在则是在写实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法与技巧。总之，新现实主义是一种更宏阔、更厚重、更包容、更理性、更开放的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90年代文学的主潮。中国的改革开放呼唤着深刻反映中国人民现实生活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民群众不仅能看到自己的真实生存境况，看到自己的奋斗和希望，而且渴望能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人生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这就决定了新现实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纵观90年代涌动于中国大陆的这四大文学思潮，可以看到它们自身发生发展的节律：文学商业化盛行，尔后，就有新人文主义对之予以反拨；后现代主义兴起，与此同时，就有新观实主义与之对峙。这些文学思潮，对于社会与文学，各有各的贡献，又各有各的局限。它们存在着、斗争着、交融着，形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特有景观。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风格流派、文体实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应该让它们在宽松与宽容的文化环境中自由竞赛，公开竞赛，并遵照优胜劣汰的规律决定其存亡。
文学的边缘化使文学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然而又不能因此否定文学在重塑民族之魂的伟大工程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位置。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时代，可以没有与之相称的伟大的文学。在中国这块经历了无数大事变、大震荡，充满着大爱大恨、大喜大悲的土地上，最有可能产生出具有伟大品格的作家与作品。正在崛起的中国呼唤着世纪性、划时代的文学巨著和世界性文学大师的诞生。有志气、有才能而且已经显示了惊人创造力的中国作家，决不会辜负人民的这一期待。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中国文学也正在新时代的火焰中涅槃、再生。一个充分体现开放、变革时代精神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补、多元交融的崭新的“文学乐园”将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她的姿容。旧的“文学乐园”坍塌了，一些人唱着挽歌向它告别。我们在新的“文学乐园”中狂欢的日子不会很远了。让我们用双手去建设她，迎接她吧！
注释：
〔1〕有关这次论争的代表性言论有：王蒙：《躲避崇高》， 《读书》1993年第1期；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陈晓明、 张颐武等：《精神颓败者的狂舞》，《钟山》1993年第6期；张承志：《清洁的精神》， 《十月》1994年第1期：陈思和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第3—7期；白烨、王朔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 《上海文学》1994年第4期；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第5期：王蒙、陈建功、李辉：《精神家园何妨共建》，《读书》1995年第6—8期。
〔2〕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
〔3〕王力雄：《渴望堕落——谈知识分子的痞子华倾向》， 《东方》1994年第1期。
〔4〕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
〔5〕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6〕同上。
〔7〕张承志：《以笔为旗》、《十月》1993年第3期。
〔8〕白烨、王朔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
〔9〕同上。
〔10〕陈思和等：《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
〔11〕参见王宁：《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 《花城》1993年第1期：《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 《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12〕可参阅拙作《在多元文学交融中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嬗变》，《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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