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哲学与社会发展笔谈——人学视野中的环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环境问题论文,人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4-0006-14
环境问题既是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也是人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因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触发了人类痛切的反省与思考，为人类的自我理解、自我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拓宽了当代人学研究的视野。而且，也只有在人学的意味上思考环境问题，才可能把握其最深层的秘密，从而为走出环境困境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一、环境问题重新明确了人类生存的“物理”边界
以往，由于科学技术的运用和人类自身组织结构的优化，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速，一度诱导整个世界产生了极为乐观的心理预期，扩大了人类的进步欲望。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涌现，这种乐观的情调不断被质疑和改写。在众多问题中环境危机首当其冲，成为从根本上制约人类发展的全球性难题。
首先，环境问题从总体上勾勒了人类生存的自然限度。以往，我们习惯使用“长天”、“大地”这样的字眼，来描绘生存空间的广阔和自然资源的丰厚，然而，这样的称谓在今天除了被当做诗人的慨叹，恐怕难有多少实在的意义了。因为人类早已突破传统的行动阈限，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角色转换。自然界作为被开采的对象，已经由过去一直被人类所依靠的伟大“母亲”，变为需要救助的“贫儿”。可是，这样的转换并不表明人类已经足够强大，因为人类不管怎样发展，他立足的自然环境基础和直接适应的生存条件都不会有多大变化，环境问题就昭示着人并不能离开自己的特定生态环境而存在。那种以为人类将来可以通过移居太空来躲避地球环境危机的设想，无疑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因为当下环境恶化的趋势正在加剧，不会等待人类从容地调整，甚至等不到那时，我们的地球就已成了墓场。如此，若从宇宙演化的长河来看，地球从摇篮到墓地只在顷刻之间，人类的文明不过是昙花一现。这样可怕的场景谁都不愿看到，假如它被迫提前，就只能怪人类自己。所以，我们在怜悯自然界的同时，更深层的选择是反观人类自身。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永远有个限度，是不能随意跨越自然界长期以来所提供和规定的环境指数的；另一方面，问题的根本更在于我们要找到生存的支点，考问自己生活的意趣是什么？人类是否非得走一处“败坏”一处，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如是这样，人比其他物种的“高贵”与“可爱”又在哪里？人类还有什么底线约束，可以保证不以邻为壑和同类相残呢？所以，面对自然界，我们应当以“天”为镜，警钟长鸣，时刻保持自我克制，否则终将难逃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下场。
其次，环境危机重新反衬了人类的脆弱性。人类号称万物之灵长，并且创造了独有的灿烂文化和文明，因而不可谓不强大。但就其内在基础而言，人其实不仅十分有限，而且非常脆弱，就像古希腊英雄阿喀梳斯之踝那样不堪一击。根据体质人类学和生理医学的研究，由于现代化增加了人们生活的紧张感，当前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类新疾病和心理疾患出现的速率与形式越来越频繁、复杂多样和难以治愈，自杀事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家常便饭。这些都显示了人在根本上是异常脆弱的。问题不在于人类事实上是否如此，而在于人类自己不愿意面对和正视这一点。这便走上了自欺欺人的危险之路。所以，我们在发展中要警惕的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界，而恰恰是人类自身内在的劣根性。
再次，环境危机昭示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风险型的社会。虽然人类的生存时刻面临危险，而且危险有时具有不可避免性，但这种危险还不算真正的风险，只有当危险与人类的选择具有内在相关性时，才成为真正的风险；而当这个风险具有与所有人相关的总体性时，人类社会就成了风险型社会。根据德国学者贝克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我们目前就正在进入这样的社会。因为人类过去所知道和经历的风险，如果说还只是局部性的话，现在则是全局性的。从爱滋病、疯牛病到SARS、禽流感，从电脑病毒、金融危机、核泄露到恐怖事件，每一次风险的冲击无不给人类的整体生存带来威胁。环境问题只不过是这所有问题中的一个而已。无疑，人自己是这些风险的罪魁，正是人类盲目与不合理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极难克服的问题。对此，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P254)所以说，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个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实质上又是人类的一个自反性问题或发展中的“异化”问题。可见，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不但无法回避对人自身的观照和批评，而且必须运用自反性的观点来进行处理，而这恰恰是人学研究最核心的一招功夫。
二、环境问题为人学思考提供了新的历史机缘
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现实来说似乎是痛苦和不幸的，但对理论思考而言，却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思想养料和历史机缘，使人学借助于环境问题而得到提升，就如同个体生活之不幸对于天才的诗人一样，反倒成了时代之大幸。
首先，环境问题开辟了人学的新视域。以往人们一向以为，所谓环境，无非就是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是被动地服务于人类发展需要的。因此，环境问题自觉不自觉地被排斥在人学视野之外。然而，由于人类社会恶性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危机的出现，这一问题最终被拉到近前，甚至达到了须臾无法轻视的地步。此时，人与环境细微的内在关系逐渐浮出水面，一些过去并不起作用的问题，开始显示其巨大的影响力，从而突出了一种新的环境观念——人境。人类今后再与环境打交道时，就必须重新定义和理解环境，不能再把自己当做环境的无关者对待。
其次，环境问题强化了“无关”之物对人的内在意义。以往，尽管有“人是环境的产物”一说，但如前所述，这里的环境与人还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处在遥远的位置上。事实上，我们在理解人的本质时很少考虑到环境的具体影响，二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直讳莫如深。但是现在，我们再讨论人的本质时就不得不重新考虑环境所起的作用，明确环境对人的内在意义。一方面，通过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发现了背景性因素的作用，发现了不在场因素的在场效应以及人对环境的内在依赖性，因为人类的发展最终要取决于环境所能允许的基本程度，而且人自身就有体质环境问题，人的知情意行无不时刻受到它的影响。身体现象学已经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透过环境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不完善，尤其是看到了人类行为的自反性特征，加深了对人的内在特性和实践后果的认识，可以说，真正起到了透视环境、明见人性的作用。这对人类今后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古人所常说的“知耻而后勇”。通过环境，我们发现了一个真正与环境有关的“新”人——“此在”，这是人的又一次自我发现和自我革命。
再次，环境问题进一步彰显了人对他者的重要责任。如果说自然界对人来说还属于自然环境的话，那么他人对于特定的存在者就属于社会环境或人际环境。这个环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既然当今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大多数是由于自身不合理发展造成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环境危机，与其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不如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危机，是人性的危机和人的自我分裂，是怀抱侥幸心态和以邻为壑恶性竞争的结果，是恶的品性和力量在人类发展中的肆虐。如此，则环境危机不仅揭示了人的某种本质，为人与人的不良关系敲响了警钟，使他者的价值和地位尤其是对无关者的关系和责任得到了确认，而且使未来的价值获得了当下的合法性，从而凸显了整体生存的意义；这是人性能达的境界，也是人类自我关切从前所极力寻找而未得的一个本体论依据。
三、环境问题进一步丰富了人学思维的方法论
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必然会导出一个问题：面对环境，人类何为？对此，环境哲学关于生态世界观的理解为人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首先，必须从整体思维的角度重新理解人类生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人是有限的存在，他只能在整体的境遇中才有生存的可能和价值，而且人的本质就取决于他与周围事物（他物）的关系。如果抽掉人周围的一切，不仅人无法生存，而且也就难以称其为人。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提示我们，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存在明确的中心和非中心之别，中心的概念是相对的，何况比起所谓的中心来，边缘背景甚至不在场的事物也自有其价值，而人之所以为人，既在于他的有中心性，更在于他的祛中心性。因此，人类中心论之争的实质不在于谁是中心，而在于如何超越中心本身，从多方面把握人的特性，包括透过环境来理解人。此外，人又是自我构成的，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不断地把一切自然之物全部变成为我之物而自我生成。由于人类一直在时间中生存，因此通过环境问题我们再次发现和印证了人的有限性或未完成性，从而在思考中引入一种新的时间向量，由未来出发解读人类当下生存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一个真正完整的人。
其次，必须走向深发展观。发展一直是当代哲学思考的重大课题，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反省，人类在发展观上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其中，对发展的反思就时间观念而言，已经在理念上对后代生存发展权的当代合法性予以确认；就空间观念而言，也已由局部的发展观走向整体的发展观，人类整体利益被高擎远举在所有问题之上；就发展的内涵而言，已经由单纯把自然当做客体，从而获得财富来改善人类切近的生存条件，转换到追求人类自我和人性的内在提升上；就发展方式而言，也已从片面追求人的“发展”，到讲究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具有了某种“主体”的意味。如此，自然界便经历了从“神”（图腾）到物再到“人”的一个循环。凡此种种，都表明那种短视的思维观已经过时，人类的发展观已经扬弃简单增长与进步的旧发展观和所谓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前进或回归到了完整的人文视野之内，正在缔造更具一般性的“深发展观”。从而表明，发展既不是一种方法，更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个深度范畴，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方式。就此而论，发展学首先是一门人文科学，而根据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辩证法其实就是关于最一般发展的科学。至此，我们不妨说，发展不是外在的扩张，而是一种内在的收敛，是人类自我限制中的成长。我们当下的任务不是研究如何扩张，而是关注人类怎样自我限制和提升。或许，这才真正是健全的有理性的人之发展。
再次，必须通过公共方式来降低发展中的风险。环境使人类重新认识了自己，特别是由于发展风险的增加，使人们懂得了那些看似与己无涉、远在天边的大事，其实同世界上的每个人休戚相关。所以，我们不仅应当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而且要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及怎样对待它们，也就是要对事物的决策参与意见。这就是公众参与，是公共理性、公共社会崛起的标志。人类关于环境问题的各种补救措施和替代方案如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公众参与的成果。这表明，环境问题最终反映的是社会民主问题，也就是说环境伦理的发展与社会决策民主化的进程是一致的，因为社会大众是自然环境的永恒消费者；凡对环境关心和付出的人，也都是富有热心和公德的人。它促使人类重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改变陈旧的人的观念，更新人学的方法，提升人的境界，建立起一门人类已经成长起来了的“大”人学。这是真正的人性自觉。或许有了这个自觉，虽然我们已经步入风险时代，却仍有机会掌握主动并有所作为，从而去实现在大地上“诗意般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