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都督制的渊源和定型——兼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督论文,渊源论文,中央论文,关系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曹魏都督制是在建安年间的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曹操权置都督诸军事，以统领、指挥原来互不相属的多支军队。东汉以来有御史监军制度，曾或称都督，但却是监督之职。二者名同而实异。都督制度定型于曹丕代汉即魏帝位之时，史传中有明确记载。曹操为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而权置都督，但对都督的定型则持慎重态度；曹丕鉴于即位时的严重形势，以都督控御诸州军事，稳定政局，遂正式确立都督制。
都督制是关乎魏晋南北朝社会治乱兴衰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读了几篇都督制的论文，很受启发，也感觉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现写出来向大家求教。本文注意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曹魏都督制作些思考，希望能有助于对都督制的本质作较深入的理解。
一
都督诸军事之职是在建安年间的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在都督制定型之前，都督只是一种差遣职[①a]。所谓差遣，即临时性差使。被差遣者以其本官兼领，自有本官原来的机构和佐吏掾属，而不设专门的差遣职机构和佐吏掾属，且其职名也未完全固定下来。
《三国志·魏书·钟繇传》云：“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这件事《通鉴》系之于建安二年（197），当是建安年间差遣都督的首例。这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为控制关中所采取的措施。钟繇官为侍中，出守司隶校尉。侍中、司隶校尉是其本官，持节、督关中诸军则是差遣职，持使臣之节，以督率关中的军队。与此同时或稍后的有程昱都督兖州，同书《程昱传》云：“天子都许，以昱为尚书。兖州尚未安集，复以昱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建安十年（205）有荀衍都督河北，同书《荀彧传》云：“从兄衍以监军校尉守邺，都督河北事。”建安二十一年（216），又有杜袭督汉中，同书《杜袭传》：“后袭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程昱、荀衍和杜袭虽不持节，但他们的都督职事也都是以本官受朝廷的临时差遣。
以上都督以州、郡的行政区域为都督区，所都督的是州、郡军事。钟繇出督的职责是稳定关中，为曹操解除后顾之忧，故曹操开始不同意钟繇“以三千兵入关”的请求，惟恐惊动马腾、韩遂等关中豪强武装，求安反乱。后来“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①b]可见，钟繇出督的是关中州、郡军事。而杜袭督汉中，据《通鉴》卷六七，汉献帝建安二十年七月曰：“以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守汉中。以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可知曹操留在汉中的中央军自有夏侯渊督率，杜袭只督汉中郡军事。至于程昱、荀衍所督，虽史无明文，但分析起来，他们所指挥的也只是州、郡军队。
建安年间还有另一类无固定都督区、指挥若干支原来互不统属的中央军的都督。《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云：建安二十一年（216），伏波将军、河南尹夏侯惇“从征孙权还，使都督二十六年，留居巢。……（二十四年）拜前将军，督诸军还寿春，徙屯召陵。”夏侯惇都督驻屯某地的若干支中央军，但无权都督驻屯地所在州、郡的军事。同上书《曹仁传》云：建安十六年（211），“太祖讨马超，以仁行安西将军，督诸将拒潼关，破超渭南。苏伯、田银反，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曹仁都督若干支中央军打仗，也不及州、郡事。夏侯惇、曹仁原来都是一支中央军的长官，临时充任若干支互不统属的中央军的长官，同样是以本官受临时差遣；任务完成后，差遣职也就自然解除。
以上两类都督，严格说来都与定型后的都督不同，但又同为曹魏都督诸军事之职的直接渊源。
在都督制形成的过程中，另一种典兵制度——护军制几乎同步形成。对此，高敏先生近年有精辟的论述[②b]。两种制度相比，有同有异。同上书《赵俨传》云：建安十三年（208），“入为司空掾属主簿。时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诸将任气，多共不协。使俨并参三军，每事训喻，遂相亲睦。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以俨为关中护军，尽护诸军。”同书《夏侯渊传》云：“（建安十四年后）行征西护军，督徐晃击太原贼，攻下二十余屯。……十七年，太祖乃还邺，以渊行护军将军，督朱灵、路招等屯长安，击破南山贼刘雄，降其众。”同书《徐宣传》云：“会马超作乱，大军西征，太祖……乃以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又上引《通鉴》卷六七献帝建安二十年七月，以“夏侯渊为都护将军。”胡注曰：“都护将军，以尽护诸军而立号。”由此可知，在统领多支互不统属的军队参战和戍守方面，护军与都督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这时，护军之职也未固定下来，但是，不论赵俨之都督护军、关中护军，徐宣之左护军，还是夏侯渊之护军将军、都护将军，都是他们的本官，不是差遣，这是都督制与护军制的区别。
综上所述，都督制渊源于建安年间的战争环境，其形成的脉络已比较清晰。然而，传统的看法却并非如此，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辨析。
《宋书·百官志》在追溯都督制的起源时说：“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监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南齐书·百官志》则说：“魏晋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督，起汉从（讳“顺”为“从”）帝时，御史中丞冯赦讨九江贼，督扬、徐二州军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州将督军时，王圭之《职仪》云起光武，并非也。”
《宋志》认为曹魏督制起源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权置监军御史，而南《齐志》则认为源于东汉顺帝以御史中丞督扬、徐二州军事。其实，二志所说御史监军与御史中丞督军时间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一回事，同为御史台督军制度。秦已有御史监郡。西汉御史作为监察官自西汉武帝起，内监中央百官，外督州部刺史。《史记·酷吏列传》所载者有王温舒“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杨仆“迁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并成为惯例：“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①c]。
以上引文中的“督”，当为监督之意。所谓“督盗贼”，即督促州郡官捕杀盗贼。《宋志》所云汉光武“权时置监军御史”，就是由西汉御史督盗贼发展而来。
《齐志》云东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赦督扬、徐二州军事。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冯赦应为冯绲，《隶释》有《车骑将冯绲碑》，曰：绲以“御史中丞督使徐、扬二州讨贼”[②c]我们再看《后汉书·冯绲传》：“征拜御史中丞。顺帝末，以绲持节督扬州诸郡军事，与中郎将滕抚击破群贼。”似乎冯绲直接统兵。然而，同书《滕抚传》曰：“遣御史中丞冯绲将兵督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之。”可见，冯绲所督的对象是州郡长吏。
实际上，在冯绲之前早就有御史台频频督军，陈仲安、王素先生在《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指出[③c]。东汉永初年间，史称朝廷“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伐叛乱。这里对御史中丞所督的对象说得极其明确。至于称“遣御史庞雄督州郡兵”[④c]，只不过省略掉州郡官吏罢了。我以为，御史督军之“督”与后来都督之“督”虽字同而义异，都督的“督”则是督率、统领的意思。所以，以御史台监军，就是以御史台官监督领兵的官吏。当然，御史由监督而插手军政，甚至越俎代庖或难于避免，但最初的制度恐怕不是这样的。
这种御史台监军制度至建安年间仍然存在。《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注〕》曰：严象“以督军御史中丞诣扬州讨袁术，会术病卒，因以为扬州刺史。”同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所载，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署名的劝进表。其中“侍御史”之前似亦应冠以“督军”，因为在《上尊号碑》中就有“督军御史、将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⑤c]。这个制度直到黄初二年才废除。《晋书·宣帝纪》云：“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①d]这里所谓“督军官罢”，是指废除御史台监军制度，而不是另有督军之职被废罢。因而，宋齐二志把御史监军作为都督制的起源有望文生义之嫌，显然不妥。
二
关于都督制的定型，或曰制度化，上引《宋书·百官志》云：“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唐长孺先生据《隶释》卷一九《魏公卿上尊号奏》所载考证，认为：“延康元年（220）曹丕称帝前都督职称已制度化了”[②d]，我完全赞同唐先生的论断，并以曹丕即帝位改元后的黄初元年（221）已有七个都督见于史传作补充证明。这七人是：
曹仁，车骑将军，假节，都督荆、扬、益诸军事；
曹休，镇南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
夏侯尚，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
曹真，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
夏侯楙；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
吴质，北中郎将，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
臧霸，镇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
对此，张焯在其《北朝都督制溯源》文中提出质疑。他认为《宋志》所记不错，都督制的定型应是黄初二年，理由之一是：《魏公卿上尊号奏》碑记诸臣具衔为“行都督、督军”：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车骑将军、〔陈侯〕臣仁；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镇西将军、东乡侯臣真；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臣休；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征南将军、平陵亭侯臣尚；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徐州刺史、镇东将军、武安乡侯臣霸。张文将“行都督督军”标点为“行都督、督军”，并认为督军是“诞生于两汉之际的战乱环境中的”官职。然而，在《魏公卿上尊号奏》前，除了以上的督军御史、督军御史丞外，张文只举出建安年间唯一的一个史例：“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考订说：‘太祖为汉丞相时有督军扈质，督十军二十军者，始号都督。’”此引文有较大疏忽。原文“扈质”后有括号加注曰：“见《徐宣传》”；“始号都督”后有括号加注曰：“《宋书》”。引文省略这两个括号及文字，使人误以为督十军、二十军者是这个督军扈质。案《三国志·魏书·徐宣传》云：“海西、淮浦二县民作乱，都尉卫弥、令梁习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军扈质来讨贼，以兵少不进。宣潜见责之，示以形势，质乃进破贼。”扈质其人无传，或者即督军侍御史之省称。
至于《魏公卿上尊号奏》碑具衔中之“行都督督军”，我以为中间似不应加逗号。督军者，都督诸军之谓也。如上所述，在同一碑中有“督军御史”之职，而又有“督军”之职，也很难说通。张文还说：“魏文帝曹丕‘黄初二年，督军官罢’（《晋书·宣帝纪》），之后，都督职称才正式独立、定型。”这段引文也有断章取义之嫌，完整的引文见本文第一部分，是说督军御史及督军御史中丞免去“督军”的职衔，其时原任督军御史中丞的司马懿才迁任侍中、尚书右仆射的。当然，这必须前后连在一起读才能清楚。此外，张文认为碑文是未经删削的实录，而史传所载多有偏差。不管就一般情况而言，还是具体到这篇碑文而论，笔者都不敢苟同，因与主题无关，此不赘。
张文持论的理由之二是，清人万斯同《魏方镇年表》载黄初二年都督者七人。万斯同所载七人，亦即我在上面所列的七人，史传说他们任都督是在曹丕即位时，当然指黄初元年。为什么万氏要列在黄初二年？可能就是囿于《宋志》的说法。那么，我们是相信《三国志》记载，还是相信《宋书》和万氏的之论呢？我想，《三国志》所载应当更可信些。
张文还认为都督职称在黄初二年正式独立、定型的，却又认为这只是都督制形成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而完整的一套都督制度的确立，是在公元265年（即西晋建立时）：“因为在魏朝前期中期，都督诸军制则仍处于发展阶段，逐步走向规范化。其特点表现有二：其一，都督区划分经两度变动方才定制。其二，都督屯营治所随战局平稳后逐渐固定下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上揭《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一书，对曹丕代汉建魏时之关中、扬州、荆襄、青、徐、河北等已形成固定的都督区的论述甚详，颇便参考，这里不再重复[①e]。我以为，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制度正式建立之后，仍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不能因其以后的发展而否定其曾经建立。问题是，什么才是都督制确立的标志？我曾提出，一是都督职衔已有明确的规定；二是都督区已基本上固定。这两条在黄初元年就都具备[②e]。这里我要对第一条作重要补充。我在上文讲到都督在定型之前是差遣职，建安年间，都督由差遣职向正式职官转化，至建安末走完了这段转化的历程，成为正式的中央职官，也就成为都督制定型的标志之一。最初都督的本官是地方官，差遣结束，都督职罢，仍是地方官。后来曹仁与夏侯惇之都督职与将军职是互相配合的，在都督作为差遣职时，将军职最重要，既表示官位的高低，也是领兵的职衔。曹仁破苏伯、田银，罢都督七军后，“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③e]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时，原为汉伏波将军，他对诸将受魏将军号，而自己独受汉将军号耿耿于怀，求为魏将军，终进魏前将军。可见将军号更加重要。而在都督成为正式职官后，都督职则重于将军职，将军衔虽然仍表示官位高低，但都督才表示权力的大小。《宋书·百官志》车骑将军条引鱼豢曰：“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案魏官品，车骑将军与四征将军同属第二品，但正因为四征将军是都督所带的职衔，地位就高于车骑将军，所以车骑将军只有任都督时才能与四征将军比肩。这种变化正是都督由差遣职向正式职官转化的结果。
因为是正式职官，都督也就有了都督府和佐吏掾属。《晋书·百官志》追述魏世都督府属时云：“诸公及开府位从公（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开府者皆为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六人，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如常加兵公制。”[④e]
三
都督制的形成和定型，是曹魏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
西汉后期以来，地方大族豪强的经济政治势力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他们不仅逐渐把持乡里、左右郡县，而且通过辟召、察举扬名于州部，出入于公府，进入上层社会。而一旦发生社会动乱，他们无疑是一股最活跃的力量。西汉末年，当绿林、赤眉举行起义时，各地的大族豪强立刻集结宗族乡里，建立武装。《艺文类聚》卷一二引薛莹《汉纪》曰：“王莽之际，天下云乱，英雄并发，其跨州据郡，僭制者多矣。”西汉末年董卓之乱时，亦复如此。《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引曹丕《典论·自叙》曰：“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
地方大族豪强是中央集权的对立物，是潜在的割据势力。西汉末年地方豪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战乱后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经过东汉近200年的生长，地方大族豪强的力量大为增强，这是东汉末年出现大混战并导致三国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开始统一北方的艰难历程。在这个时期，曹操除了用武力征服不肯驯服的大族豪强武装、削平分裂割据之外，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与地方大族豪强的关系，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笼络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在中原逐鹿的时候，世家大族们站在哪一边，支持哪个集团，胜利的天平就会为之倾斜。所以，曹操虽然从感情上排斥大族名士，但在理智上了解大族名士中不乏奇才异能之人，况且他们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因之，争夺大族名士，就等于争夺士兵、争夺财富、争夺胜利。曹操手中有汉献帝，是吸引大族名士的招牌，而他在罗致名士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早在创业初期，他就有所谓“召海内至德”之举[①f]。平定河北时，他辟召一批青、冀、幽、并州的名士，担任省事、掾属。攻占荆州时，引用当地的名士韩嵩、邓义等。他甚至采取强迫手段，搜捕押送，也要把名士弄到手。当然，对不为所用和与他作对的大族名士，他在忍无可忍时也杀掉一些。
第二，招抚地主豪强武装的首领。董卓之乱后有许多地主豪强或参与混战，或拥兵自保。这种豪强武装大者数千人上万人，小者百十人几百人。如中牟人任峻，在汉末扰乱，关东皆震之时，唆使本县令杨原说：“今关东有十余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杨原遂发兵，以峻为主簿。后任峻举郡归曹操，“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李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郎陵，众多归之。时有周直者，众二千余家，与恭、通外和内违。……通率恭诛其党帅，尽并其营。”臧霸，“以勇壮闻，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许褚，“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由是淮、汝、陈、梁间，闻皆畏惮之”。[②f]这些豪强武装的首领后来都陆续归附曹操，曹操任以将率，厚加抚慰。他们的武装成为曹操统帅的中央军的组成部分，他们本人也成为中央军的将领，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三，逐渐设立都督，以加强对地方和军队的控制。曹操起初以钟繇、程昱、荀衍、杜袭等都督州郡，管理地方军务；后又在诸军之上任命都督，统领诸军和协调诸军事务，这当是都督诸军事名称的来源。显然，都督制是适应建安年间中央与地方、中央与军队的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尤其在统一北方之后，曹魏的防务极为繁重。东面青、徐、扬、荆一带与孙吴毗邻，西面雍、凉地区与蜀汉交界，北面幽州还要防御乌桓、鲜卑，于是，曹魏以州或地区为单位，布置众多兵力长期驻屯。而为了有效地统辖和指挥这众多的军队，便需任命都督加以统领。这就是后来西晋羊祜所说的：“昔魏武置都督，类皆与州相近”[①g]。
如上所说，当时御史犹冠以督军之名，那么，曹操为什么不使用御史督军，而要另外任命都督呢？原因有三：其一，御史台是东汉朝廷机构，对曹操来说，自己统率的大军却要由隶属朝廷的御史去当督军，即使军权不旁落，指挥起来也很不方便。其二，御史台既然属于东汉朝廷，其实是徒有虚名的机构，以至于后来魏文帝曹丕和许多朝官竟不认识御史官[②g]。如此机构岂能承担起督军的重任！其三，御史督军，责任是监督将领，以当时的御史台官去充当统领豪强武装的角色，亦难以胜任。
当然，对于设置都督这样的重大举措，曹操不能无所顾忌。不设都督，不足以控制驾御一个州或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多支军队，难以应付边境大规模攻防战争的需要；设置都督，赋予都督统领数万大军的权力，又容易形成鞭长莫及、尾大不掉之局，这大概是终曹操之世都督制未正式定型的缘故。
曹操长期犹豫不决，曹丕却在继位不久就果断地进行决策，从而确立了都督制。之所以如此，当与曹丕继位时出现动荡不安的形势有关[③g]。我们从曹丕所任命的七个都督看，这些人或是他十分信任的宗室、姻亲大臣，或是他非常倚重的亲信，这至少对保证他顺利继位、巩固政权是必要的。
在都督制定型之后，都督府的性质，确切地说，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注释：
①a 张焯：《北朝都督制溯源》，载《北朝研究》1992年第3期；牟发松：《北朝行台地方化考略》，载《文史》第33辑，两文都指出早期都督的差遣性质，但未加论述。
①b 《三国志·魏书·卫觊传》注引《魏书》。
②b 参见高敏：《三国兵制杂考》，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和《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①c 又见《汉书·咸宣传。》
②c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下册），第88页。
③c 参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第171页。
④c 《后汉书·安帝纪》。
⑤c 《金石萃编》卷二三。“照”即董昭，其督军御史职《三国志·魏书》本传不载。
①d 中华书局标点本误作“转督军、御史中丞”。
②d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第127页。
①e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173～176页。
②e 参拙著《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③e 《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④e 参见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表中列有魏世可考的都督府属具体人名及出处。
①f 《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注传《任嘏别传》。
②f 以上分见《三国志·魏书》诸人本传。
①g 《晋书·羊祜传》
②g 参见拙作《魏晋南朝监察制度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③g 参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