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论文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论文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

吕 皓/天津商业大学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预示着未来中国的光明前景。如此重要的中共一大为何选择了上海作为开会地点,又为何选择在上海法租界内举行会议,是由于上海具备建党的阶级基础、“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大量文化机构的兴办与政治精英聚集于此、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多在上海法租界进行活动这四种因素的存在才使得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最终选择了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

关键词: 中共一大 上海法租界 原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孟导连连赞叹那条钱链子神奇。叶总则笑而不语,心里估计是古钱长期得不到保养。再加上老贾成天带着,不是上山就是下水,冬天再这么往火盆里一掉,自然是提前去见佛祖了。只能感概这方丈死得巧,要是晚死几天,还能再从去请愿的老贾家身上敲一笔。

一、上海具备建党的阶级基础

上海是中国近代化的前沿阵地,鸦片战争后,列强就陆续在上海开设工厂,发展生产 ,在外商经营的船厂、电灯、电车等企业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自洋务运动开始,上海就建立兴办例如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大量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取得了在华设厂的更多特权,由于免征一切关税的优惠,外商掀起了在华投资的热潮,上海成为了外商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辛亥革命爆发后,民族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民族工商业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工厂数量逐年递增。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很多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人口开始迅速涌入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总人口约150万。上述各类工厂工人和从事交通运输的工人两项合计占上海总人口的20%(民国时期这两项工人经常性保持在全市总人口的20%~30%之间),如果加上其他行业的工人,则要占到上海总人口的30%以上。”

然而推动着上海经济发展的庞大劳工队伍生活状况却极其悲惨。其一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影响,流离失所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些人口不断的涌入上海造成了劳动力资源过剩。据《民国日报》报道,一间工厂招收50名员工,却有五百人争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需求,很多都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无情的压榨与剥削。此外,工资根本抵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还有各种土匪抢夺,地痞流氓的敲诈等,使得劳工阶级始终是最为贫困的一个阶级。

其二是工人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民国初年,上海各个行业的劳动时间大都在12小时左右工人每天早出晚归,在工作时根本没有休息吃饭的时间,只能是一边补给食物,一边工作,长时间工作下来使得工人身体虚弱,精神萎靡。烟草厂的工人“整天工作是处于垂头曲背的状态,并且含胶粘贴,引起唇破舌裂”,“又当天阴风雨的日子,不问冬夏,都是四窗紧闭,因此烟气弥漫全室,脑子都被熏得麻醉,衣服被汗染湿,此等状况,实不宜于身囚牢狱”;印刷厂“许许多多的人,集在一间很气闷的房子里,油墨的臭气,汗气,再加上铅里面散发出来的毒素,弄的空气的成分腐坏到了十分”,由此可见,工人的工作条件恶劣到了极点。

上海城市化遵循着“由南至北”“由东至西”的轨迹。整个上海是由南面的小县城慢慢向北面发展,在租界内,是由东面的外滩依次向西面发展,直至徐家汇地区。法租界在清末时期主要是在东面发展,1914年后才慢慢推至徐家汇地区。因此,相较于南京路与外滩而言法租界的中西部是在1914年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当时正是世界性建筑革命的时代,钢筋混凝土普遍使用于房屋建造,原本居住于法租界中西部的居民较少,动迁成本低,有广阔的土地空间,这使得法租界的房屋成为建造结构非常好,道路宽阔平坦,绿化面积最佳,安全指数相对较高的建筑。因此,一些教育文化机构纷纷在法租界建立,很多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也愿意住在这里,例如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居住于此。

二、“一市三治”政治格局

当时上海的政治格局为“一市三治”,即一座上海市有三个行政机构并存,实行不同的法律法规,这三个区域分别为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于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就使得这座城市在政治控制方面出现落差与缝隙,为各种政治力量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较为适合的空间。相较而言,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比华界的政治空间更为自由,两个租界都支持言论自由并且中国警察均不得擅自入内逮捕华人,这为在当时政界持不同观点者提供了表达的机会。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于伦贝克曾说:“上海这座城市是东亚少有的可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十分顺利地找到栖身之地的几大城市之一。而在邻国,诸如荷属印度、英属殖民地、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地,这一类人则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地”。

在这种生理和心理遭受双重折磨的条件下,自然就会产生反抗。越来越多的工人罢工来抗议这种剥削与压榨,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为中共一大的到来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文化机构与名人都聚集于法租界

中共上海发起组办的《共产党》、《劳动界》,还是久享盛誉的《新青年》;无论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是上海机器工会,其所在地都是法租界,无一例外。”除了这些报刊,团体设在法租界,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思想流派的仁人志士也大都居于法租界并且相距不远。

1.3.2.5 心理护理 ①及时解除患者对疾病的焦虑、恐惧等不良心理活动;②加强沟通,使患者建立积极、乐观的健康心理。

①熊月之,高俊.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M].北京:工人出版社,2013:63.

在实际的变电运维过程中,其复杂性特点决定了设备发生故障和事故的频繁性,从而导致了需要经常对设备进行检修,也即其频繁性。

企业内控体系主要是对企业在经营中可能会发生的风险进行控制,这是其价值的重要体现。财务数据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它贯穿于企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财务管理可以对各项财务指标与财务信息进行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的财务风险,这正是企业内部控制所需要的。以往财务管理只对会计事项事中和事后进行管理,一些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财务风险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和规避,在企业内控体系中的财务管理强调在会计事项事前就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防范,在风险初期就能及时遏制,大力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保障企业资产的安全。

十月革命过后,大批白俄贵族逃往上海,由于当时国际关系的影响,法国政府亲近俄国,法租界每年动用大量资金救济来沪俄侨,俄侨遂大量居于法租界内。这些在法租界居住的俄侨是法国侨民的2-4倍,这里被俄侨民称为“东方圣彼得堡”,这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918年至1920年阿加廖夫共来上海四次,1920年在上海活动的还有波塔波夫和罗萨诺夫等。在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维经斯基也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上海与陈独秀共商建党事宜。他在上海法租界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支部,成立华俄通讯社,创办《上海俄文生活报》作为掩护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接触,从事建党活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后列宁指派马林前往上海协助中共建党,不久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上海。马林还被指派为远东书记处成员留在上海指导中共一大的召开。由此可见,上海法租界正适合中共一大的召开。

其次是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李汉俊、李书城兄弟就居住于此。106号楼上是李汉俊的卧室,楼下为客厅,中共一大就是在这个客厅里举办。再次是老渔阳里2号,即陈独秀寓所。《新青年》编辑部就在寓所楼下客厅内,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的人,常在此办公或居住,这里也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活动场所。最后为新渔阳里6号。李汉俊、戴季陶在此居住过后,1920年杨明斋在此地开设中俄通讯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上海机器工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都在此进行过活动。

四、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多在上海法租界进行活动

在那个年代,同时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中有所建树的精英比比皆是,例如孙中山、戴季陶等。他们的居住地也往往相距不远。

注释:

这些人的住处主要集中于四个地方:首先是白尔路三益里17号,这里是《星期评论》社,是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编辑,每周日出版,随《民国日报》派送并对外出售。据杨之华回忆:“我去上海《星期评论》社。这个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宝林(女)。施存统也在一起几个月,他后来去日本了。李汉俊是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那时,他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李汉俊和陈望道整天在社里的编辑工作,那个编辑部很像个样子。”显然这些著名人物都聚集于此。

②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运史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85.

总之,军校学员应通过阅读学习并了解世界军事名著,特别是其原著,努力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在当今英语为世界通用语的背景下,要尽己所学,多阅读原著。如果原著是以英语呈现,那么多阅读英语原著有助于提高学员的英语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如果原著不是以英语呈现,那么可以选择其通行英译本对照中译本阅读,在对照阅读的过程中,能动地参与到原作者的创作过程,深化理解,灵活运用。

③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18~19.

④熊月之,高俊.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M].北京:工人出版社,2013:92.

⑤《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M][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5.

参考文献:

[1]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运史料[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85.

[2]《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5.

[3]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8~19.

[4]熊月之,高俊.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3,92.

[5]本书课题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287.

作者简介: 吕皓(1993-),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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