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学院，山东省 济南市）
随着时代、文化审美等的发展，类型学摄影不再仅仅是用于纪录的手段，类型学渐渐成为摄影创作时的重要手法。类型学摄影因其所特有的归纳群体、展现时代缩影的以及统一画面内容提高视觉冲击力等作用，在摄影创作时被广泛运用。本文将就类型学在摄影中归纳群体以及增强视觉冲击力等作用进行讨论
一、类型学的归纳群体作用
类型学在人像摄影中起到了归纳群体与时代环境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类型学在盛业创作时可以帮助创作者对作品、拍摄主体根据人物身份、时代背景来分门别类的拍摄、整理和总结。这不仅有利于作品的梳理归档，也在创作时极大的帮助作者来开拓思路寻找灵感，帮助作者丰富内容、丰满作品。通过类型化的拍摄、整理，后人在观看作品时也可以通过分类对比的方式发现不同群体、不同社会阶层间和时代背景下的差异与关联，极大的提高欣赏作品时的趣味性，也更利于主题的表现与表达。
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的人像摄影作品就极具类型化的特点，他因为所拍摄的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时代面孔被誉为“德国人性的见证者”。他将自己的拍摄计划称为“二十世纪的人”，计划拍摄德国的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肖像。首先他将德国民众大致分为七类：手工艺人、女人、农民、、各类职业身份者、城市人和城市边缘人。他追求“精确摄影”，一种焦点清晰、风格坦率直白又带有倔强的人像摄影，他的摄影不仅仅是拍摄了德国人的表面形象，不仅仅是一张“证件照”，他的作品更是记录了那个时代下的各行各业德国人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以诚实的方式道出真实”。桑德的作品透露出了德国“日耳曼民族”的精神上的原型，他作品是在摄影家所熟悉的特定的地域环境系统的记录特定时代下当地的人，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作品都透露出他定的时代里人物所共有的特质。作品里的这些人同住在一块大陆上，说着相同的方言，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桑德的镜头穿过了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捕捉到了同一血缘下所蕴藏着的精神内涵。他通过大量拍摄人物的肖像，即使是一张张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经过整理归纳，观者也可以发现其中相同的德国人的“日耳曼民族精神”，这大概就是类型化摄影的魅力。
在我国也有像桑德一样优秀的摄影师。宋朝原本就是一个矿工，已经做了六年的井下矿工。在他拍摄的这些“煤黑子”弟兄就是他的工友，六年来他们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吃肉，一块儿谈安全，一块儿吹牛。近六年的井下工作，他跟矿工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得多。除了他手中比他们多了一个照相机之外，除了他心中还有点“创作”的心态以外，在其它方面，他与别的矿工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由于对矿工群里的充分了解，他有着强烈的想要展现出这个群体的愿望。每天下了工出了矿井，宋朝就在矿井口搭起临时的帐篷，每个人上了矿以后就拍那么一张。拍摄时宋朝并没有考虑太多，每一个矿工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在同一个背景环境下有着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外形。但当宋朝的作品做成展览时，观者就读出了矿工们性格的突出点，矿工共有的桀骜、坚韧，以及他们的个人性格特色，哪个人或许是含蓄沉稳，哪个人时任劳任怨，哪个人或许时工作懒惰的，在对比之下一目了然。宋朝通过肖像的形式捕捉了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展现了矿工们各异的性格。统一的白色抽象化背景的处理，压迫性的构图，强化人物的眼睛直逼人物的面孔，将每个人物直观的展现给观众，他所拍摄的矿工也并不仅仅是矿工本身，代表着这个时代下这个群体的缩影。
1980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201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在这30年间，我国的家庭一直是“一家三口”。王劲松在1994年至1995年间拍摄了200个中国当代的“标准家庭”—三口之家，作品暗示了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标准化的样板家庭模式，实质是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的结果。甚至我们可以在这些照片中读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审美趣味、遗传等信息。他的作品不是简简单单的“全家福”，而是时代的缩影。现在独生子女时代已经结束了，当观众读到《标准家庭》这组照片时，一下子就可以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政策，这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三口之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他在拍摄时这些家庭最习惯的合影方式是3口人坐在一起，父母在两边，孩子在中间，可以感觉到这种家庭背景下的独生子女“小皇帝”以及联想到晚婚晚育背后的故事。这种标准家庭组合和标准的合影方式模糊了人物的面孔，他们是谁不重要，留下的是一样的组合、统一的形式。在这组照片中类型化摄影的归纳群体展现时代背景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是类型化摄影和时代标志的典型作品。
二、类型学摄影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类型化在摄影创作时不仅仅起到记录归纳的作用，通过对同类被摄体、相似主体以及相同主题通过时间的累积的大量类型化拍摄也会使作品的视觉效果和传播效果大大提升。
一张全家福或许不能称之为一幅“摄影作品”，但如果一个家庭在同一环境下连续十年甚至二十年拍摄全家福，这将是一组十分震撼的画面。在这样一组照片中我们将直观感受到在人以及环境中时光流过的痕迹，每个人的面貌的变化，整个家庭中人员的变化，随着时代发展审美发展房屋内环境的变化等等…当把这些照片放在一起，不需要华丽的修饰，不需要其他的语言，影像自身的魅力就会感染观众。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王劲松在1999年拍摄的作品，他以北京乃至全国的城市建设中随处可见的圈写在要拆除的旧建筑上的“拆”字为对象，拍摄了百幅“拆”字，命名为《百拆图》，并把这百幅作品顺序编号为1900至1999，意味深长。拆，其实不是近20年的事，无论就建筑这种物质的角度，还是就思想领域而言，它都是中国百年以来的主旋律。拆迁无处不在，每天当我们走在街上就会遇到拆迁。当把这些拆迁最明显的符号“拆”字累计起来，堆积在一起，上百张在不同地点不同的墙上的“拆”放在一起，即使每个“拆”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仍组成一个庞大的影像符号，代表着时代，代表着每天发生在每个人身旁的拆迁、更迭。
使用类型化摄影的手段进行创作也会帮助拓展思路、丰满组照。《招待所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观念摄影作品。作品中每一张作品都是相似的场景和构图，不同的是人物的身份、形象和故事情节。该作品采用了类型化的创作方式，观者在欣赏作品时可以忽略重复的场景，专注于有差异性的主体。作者在创作时也可以专注思考主体上的创新。这样拍摄出来的画面统一整洁、有系列感，而且后期再创作时也更加容易拓展。同时，虽然这组照片每一张也是优秀的单张照片，但有了量的累积使照片的视觉冲击力以及感染力大幅提高。
类型学摄影是客观而富有形式感的创作手法，它不仅仅是对景物的机械记录，而是总结归纳了被摄体的特点后进行的对被摄体特点的特写表现。这种摄影手法使观者在观看时可以一目了然的发现多幅照片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这在文献记录、归纳群体、展现时代风貌时代精神以及统一画面元素丰富系列作品内容等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摄影创作时非常常用以及实用的拍摄方式。
作者简介：朱怡梅（1995年1月—），女，汉族，山东兖州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学院，17级在读研究生，学位为硕士，专业为美术，研究方向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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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朱怡梅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4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