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港衔接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权将移交中国，结束香港150多年的殖民地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香港作为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将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下，提出和搞好与香港的衔接，对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对于进一步把深港经济合作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对于把深圳建设成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都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衔接作为一种战略选择，已经不能一般地理解为经济联系，而是一种比联系、合作包含更广阔更深刻含义的新概念。笔者认为，与香港衔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内容。
一是基本设施“同格”。即是深港两地的基本设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放在一定的格局下，合理布局、协调发展。应当肯定，深港在港口、机场、能源、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合作是有成效的，但在建设规划的沟通、配合和协调上则存在不少问题。深港两地有必要从区域经济的高度，去研究和制定超越行政区域的规划，发展两地间在交通、防涝防污染、大型基础设施及发展区域整体的合作，以形成区域的综合比较优势，并逐步做到两地大型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二是城市功能“同位”。即利用深港同处一个区位的优势，做到取长补短，同位辐射。香港是国际性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旅游中心，在国际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深圳毗邻香港，在未来发展战略目标上是要把深圳建设成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和国际旅游胜地。深港两地这种同位功能的有机衔接和互利互补，从而产生1+1＞2的效应。
三是经济运行机制“同轨”。即是在深圳实行类似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在经济管理体制、运行方式上按国际惯例办事。经济管理体制、运行方式能否与国际惯例接轨。这是衔接的关键，不同轨道上的“车”是无法衔接的。因此，深圳今后要进一步培育市场机制，加快市场管理手段的更新，制定合乎国际惯例的规则，使特区的经济运行机制向国际惯例靠拢。
四是市场“同体”。即是深圳要像香港一样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国际市场，与香港衔接就是与国际市场衔接。目前深圳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较低，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也不高，深圳只有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尽快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加大市场国际化程度，把特区变成为一个国际市场，才能实现与香港市场的衔接。
五是双币“同用”。即是努力创造条例，让港币在深圳合法流通。“双币流通”（即人民币、港币）是深圳未来战略构想之一，是特区建成国际性城市的要求。从去年开始，我国允许出入海关人员携带人民币6000元，此举可以说是试将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第一步。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将向单一汇率、浮动管理方向发展。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基本稳定在一美元兑8.3元左右，未来人民币有可能与港币等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深港经济联系日趋频密，两地资本、商品、劳务和旅游等流动或交换日益增长，港币与人民币的双向流通使用已渗透到两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可以率先作试验。允许港币在深圳合法流通，这是与香港衔接不可缺少的重要举措。
六是市场经济法规“同律”。即是吸收、借鉴或移植香港的经济法规为我所用，实现两地法规上的衔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作为规范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香港市场虽高度自由化，却受着严密的法律制约。深圳应认真研究、借鉴香港的经济法规，加快法制建设进程，使深圳经济纳入全面依法管理的轨道。
综上所述，衔接是合作的持续和深化，是深港两地经济合作向高级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香港平衡过渡，深圳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分析任何事物时，都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在“九七”香港主权回归和深港两地经济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形势下，作为合作的高级形式——衔接，毫无疑问地要置于这样的现实和背景来思考问题，把握机会，研究发展。
“九七”香港主权回归，使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关系在制度方面将具有三个新特点，一是它是一个国家内部实行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二是它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和中央以及省市自治区的关系；三是香港特殊的国际经济地位。在这一新的关系格局下，深圳实现与香港的衔接更具有现实可能性和拥有搞好衔接的基本条件。这是因为：
（一）新的形势将使两地的经济关系不再涉及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问题，原来制约两地经济合作关系和高层次发展的政治外交因素，将趋于消失或完全消失，这就为地方政府加强与香港经济合作发展提供更加方便、更有权利的条件。处在“一国两制”前沿的深圳特区更占有先机之利，促进深圳创造条件，推进与香港的衔接。
（二）深圳与香港的天然联系和自身固有的优势，为“衔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上，深港两地就有天然的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办特区以来，深港两地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自改革开放十几年以来，在深圳的8284家外资企业和实际引进的近60亿美元外资中，有70%以上来自香港；在出口产品总值中有80%是输往香港或经香港转口海外，“香港因素”已成为深圳特区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从深圳的角度考察，深圳也已具备了与香港衔接的基本条件。
1、从地理环境上看，深圳接壤香港，面向南海，背向内地广阔腹地，是连接香港与内地唯一的枢纽、通道。深圳拥有12个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占全国总数的7.8%，占广东省的30%；年出入境旅客占全国50%以上，出入境车辆占全国的80%以上，出入境船舶占全国的10.5%。纵观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衔接”（比如建立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等）都无不处在一个地理单元、一个自然经济区域。深圳的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是“衔接”的前提，为什么提深圳与香港衔接而不提别的地方，道理也许在这里。
2、从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上看，深圳的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1980年至1995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0%。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实现利税、人均创汇及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居全国前茅。前不久，中国城市评价中心公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暨投资硬环境40强”中，深圳均榜上有名，城市综合实力居第7位。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深圳已初步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优良的港口和较为先进的交通运输邮电网络和设施，都为与香港衔接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3、从体制、机制上看，十几年来深圳开展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全国引入市场机制，建立起各类市场，深圳已初具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灵活的企业经营机制，这些都为在体制、机制上衔接做了准备，同时也避免了在“衔接”中产生排斥甚至对抗的现象，实现顺利的衔接。
4、从经济国际化程序上看，深圳的市场体系、生产经营、服务功能正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换，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前几年，深圳的出口贸易总额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2位，93年则跃居第一位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外汇基地。从1986年开始，特区致力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国际市场——深圳——内地”“三点一线”的经济格局，使深圳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在服务功能上，深圳充分发挥了“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作用，增强了对国内外的辐射力。纵观香港成为国际性城市的轨迹，经济国际化是国际性城市的必然选择，深圳经济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这是深圳唱好“双城记”促进衔接的重要基础。
5、从人才素质上看，深圳有自己的优势。能否顺利与香港衔接，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因素，取决于人才力量，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潮，使深圳的干部群众有较强的改革开放意识和敢闯的精神，积累了与国际资本打交道的经验，一支新型的经济管理人才和企业家队伍正在形成壮大。这是策划、参与和推进衔接这个伟大实践的中坚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使我们看到，当今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特区具有的条件，十分有利于深圳与香港的衔接。但是，笔者认为，也要正视衔接中的困难和问题。比如由于受非经济因素的困扰以及港英政府对香港的发展缺乏一个长远的打算，在“衔接”问题上，面临着两地政府如何取得共识的问题。从深圳角度来说，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竞争能力还不强，市场法规的建设距离与香港衔接的需要还显得很不够。此外深圳的经济实力与香港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这些问题的存在，对“衔接”的进程和效果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我们既要有坚定信心，又要脚踏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地办，扎扎实实地搞好衔接。
二
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搞好与香港的衔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富有开创性意义的试验。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有赖于多种因素的融合和整体发挥。但从深圳方面来说，要借鉴香港经济发展经验和现实格局以及“九七”以后深港经济关系的趋势来考虑，主要有：
（一）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缩小经济落差。与香港衔接基于两个基本目的：一是为香港平稳过渡；二是增强特区经济实力。这是一个即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意义的举措。目前深圳与香港相比差距还不小，十分不利于“衔接”。因此，搞好衔接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加速发展深圳的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实力上去了，经济落差缩小了，衔接的资格也就有了。为了加快发展，特区要对产业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扩大第三产业规模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体。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和证券市场的建设。努力使深圳成为国际性、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和技术开发中心。要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按国际惯例运作机制，为特区经济高速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软环境。
（二）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努力把特区建成大保税区。我们知道，自由港是香港经济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九七”后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仍将保持自由港的地位。深圳要在经济运行机制、贸易政策及方式等方面与香港衔接，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把深圳变成大保税区，以求与香港相匹配。这就要求我们要实现对外开放的新突破。不可否认，特区在探索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比全国先走一步，但毕竟离与香港衔接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现行的“条条”管理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打破。在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调节机制和传导机制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行政干预的痕迹还较严重，市场机制在原来计划经济的一些领地，如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还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抓住机遇，加快改革，把办大保税区的事情办好，营造一个类似香港高度开放，资金、货物、人员较自由进出，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环境。
（三）加紧按照国际性城市要求，搞好规划、建设和管理。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深圳已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但随着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急速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上离国际性城市的要求存在不少距离。交通堵塞、土地资源管理较乱、水灾火灾问题严重，环境污染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与香港的衔接，为此，我们要切实按照国际性城市的要求，加强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四）加强对衔接策略的研究，加快衔接进程。由于“九七”前受一些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等的影响或制约，深港两地的经济合作将是处于低级向高级层次转化的过渡阶段。“九七”后，由香港同胞组成的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极可能制定香港的长远发展战略，制定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方针、政策和计划。而不会只作短期打算。届时，深港关系将随之进入全面合作发展阶段。目前“九七”日益迫近，处在毗领香港的深圳，不能不对与香港的衔接予以高度的重视。基于上述情况，深港的衔接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会一蹴而成。因此，从深圳角度看，要根据两地合作的进程，考虑衔接的整体规划，作出通盘的打算。在具体策略上，笔者认为，应采取“长期安排，分步推进，逐项衔接”的策略。具体的措施办法是：
一是先近后远。近期条件允许又能解决的先搞先办。比如携手治理深圳河，改善过境交通效率等。对一些虽属重要，但要假以时日及各种条件配合的，如怎样“建立一个商业上通行无阻的边界”，深港两地共同开发边境，发展边境地区等则需要花时间，组织力量作深入研究。
二是先易后难。如对两地运输网络的情况沟通和信息交流，工商业及民间团体的接触和投资活动等一些经磋商就能解决的问题，应积极进行，抓出成效，总结经验。对于那些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的合作与衔接，如在深圳搞“一区两币”（即人民币和港币通用），在两地口岸互设海关等试验，则要周详考虑，精心调研，积极试验，最低限度减少失误。
三是先急后缓。搞好衔接是个系统工程，有些又受于时间人力的限制，对当前极需解决的要予优先考虑，集中力量办好。近年内地与香港经济活动频繁，交通流量越来越大，边检海关工作量越来越重，时有发生的交通阻滞已给两地经济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要抓紧解决，如改革“专牌专线”这种缺乏灵活性的制度安排；采用联检的做法，双方海关协议车辆由其中一方查验完毕，便无须接受另一方检查的方便过境的改革，都有助于改善交通，同时又有利于两地口岸机制的衔接。
四是先同后异。香港是单独关税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关税和贸易制度。我们在进行与香港衔接时要注意考虑到香港这个特殊性。对于象市场运行机制、现代企业制度等共同性转强的要通过借鉴、吸收，达到衔接。对一些由于旧体制的影响而不同“轨”的，则要通过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实现接轨。
（五）加深两地政府的沟通合作，在衔接中当好“主角”，深港经济合作实践启示我们：在发展与建立深港经济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工商界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政府的角色作用不能忽视，事实证明，离开政府的支持、引导，经济合作将无法达到高级化层次。无庸置疑，十几年来深港的经济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从层次而言，还处于较低的层次，生产要素的流动还处于简单的组合和相互补充的状况。一些支援性的环境基建、人力资源、劳工的流动和道路、铁路、航空网络以及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发展尚未很好配合。这些与政府未能起主导作用有关。“九七”香港回归后，由于两地关系显现新的格局，两地经济关系将由原来分散、自发的合作变为由两地政府合作为主导的，与民间合作紧密结合的，全方位的合作。为完“衔接”这个具有历史性的任务，建议深圳应成立一个经济智囊团，探讨宏观经济的配合以及与香港衔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