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选择
张雨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225127)
摘 要 ：八七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选择做出了历史贡献.八七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方式的转变,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通过对这两次会议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深刻总结党的危机处理的基本经验,全面认识我党勇于纠错的品格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领导自信”,充分体现党史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八七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选择
八七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革命战争年代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和平建设年代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这两次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会议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学习、认识和宣传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深刻总结党在关键时刻危机处理的基本经验,全面认识我党勇于纠错的品格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充分体现党的历史的时代价值.
1 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道路选择的环境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革命年代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扭转了党内的混乱状况,整顿了党和革命队伍,对领导人民坚持斗争起了重要作用.”[1]
分别取9个发育时期的‘索邦’花被片在液氮条件下充分研磨，然后用EASY Spin Plus植物RNA快速提取试剂盒(艾德莱，北京)提取花被片及各器官组织总RNA，并反转录成cDNA，置于 -20℃ 冰箱保存、备用。
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支持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国内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投降主义路线统治的中央,采取了一切依靠国民党力量的错误路线.既未能及时把握革命的有利时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未能洞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动向,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导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全党束手无策,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遭到屠杀.汪精卫在武汉也召开反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实行所谓的“宁汉合作”,对工农革命运动血腥镇压.蒋汪对革命的背叛和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党遭受了重大损失,短短三年内,约有50万共产党人士和进步人士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大革命的失败使广大党员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产生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党内也形成了纠正错误路线,改变斗争方式的意见.深感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这个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红外焦平面阵列由红外探测器和读出电路两部分组成[3],红外探测器将红外辐射转换成电信号,读出电路对探测器输出的电信号积分采样,采样结果通过缓冲器串行读出,属于典型的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本文设计了一种128×128像素的大面阵红外焦平面阵列智能化读出电路,通过性能指标测试和实验表明,所设计的电路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了预期目标。
应该说，中国神话的大趋势是走向历史化，原始的生态神向子生态神进化。在讨论中国古代神话演变的基本趋势时，李炳海先生总结了三个方面：世俗化的趋势、夫妻的倾向和衰老的趋势。总结的十分精辟。然而，与同期的北方神话和后来的神话相比，楚神话的非历史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历史和神话中通过对羿的不同形象来说明这个问题。羿是中国神话中最有争议的形象，往往置于善恶的两端。
从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来看,两次会议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紧要关头召开的,承载着历史使命,关乎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意义.它们的召开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顺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大势,符合党心和民心,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拖入了十年动乱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热衷于政治斗争和文攻武卫,致使经济建设停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通过不同途径发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强烈要求,使党和国家从十年内乱的危难中重新奋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成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热切关心的问题.“国内外大势呼唤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2]
2 两次会议召开的思想基础：道路选择的酝酿
首先对样品的所有原始数据进行100%检查，并导入GeoIPAS化探数据处理软件平台中，建立GeoIPAS软件格式的数据库[12]。利用GeoIPAS软件进行同点位数据网格化，网格化后的数据点与原采样点位保持了一致。
虽然在关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关键时期,全党都对召开中央会议提出了迫切愿望,但要达到会议的既定目标,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八七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都具有较为成熟的思想基础.
第三,两次会议都纠正了党内过去一段时期的错误路线和方针,从思想上开展了批评和斗争.八七会议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发和批评了大革命时期党内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倾势力采取的一系列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一味妥协退让,不斗争、不对抗甚至不揭露的错误主张.对没有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一切依附国民党,不利用有利的条件发展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做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5].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粉碎“四人帮”后的部分中央领导人的工作错误.
其次,两次会议都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虽然至八七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但会议的前期准备包括改组中央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最大程度地发扬党内民主.会议本身也是在接受了党内许多同志的建议下召开的,甚至为了听取党内同志的意见而增加会议主题和改变原定会议议程,充分听取参会者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作了长篇发言.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按原定议程召开,但作为它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更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与会者不囿于会议的议程和原定主题,畅所欲言,形成了既斗争又团结,既严肃又活泼的生动局面.
再次,通过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都出现了党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核心人物.八七会议上,虽然毛泽东未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只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他在会上的发言引导了会议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得到了参会人员的普遍赞同,会议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武装的决定.毛泽东虽然在组织上还未能成为党的核心人物,但他提出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已事实上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成为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党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已实际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主张,顺应了时势,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诉求,为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3 两次会议召开的方式与内容：道路选择的过程
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以及面对的问题迥异,因而两次会议召开的方式和内容也存在诸多不同：八七会议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召开的;八七会议的会期较短,从8月7号到8月9号只开了3天,十一届三中全会连同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共开了41天,会期较长;八七会议虽然陈独秀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对会议提出的批评不能彻底接受,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问题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6].
其次,两次会议议程的确定和调整以及主题的增加,都是顺应党心、民心,回应时代之问,解决当时最紧急、最迫切的重大问题.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总结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以及组织问题摆在了突出的位置,着重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把经济建设列为主题,并适时增加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的议题,着重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为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最终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转变.
首先,召开两次会议之前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酝酿.八七会议召开前,针对大革命的失败,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等5 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这时期党内许多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毛泽东在五大上提出的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所拒绝的发动农民武装、立即解决农民问题、开展农村武装革命的正确主张进行了重新审视.许多党员迫切盼望研究中国革命的方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些都为八七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思想界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随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大决策上达成共识.打碎了“四人帮”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道路是目标的实现途径,只有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才能顺利实现既定的目标,革命战争如此,和平建设亦然.党的八七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期,对道路的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伟大意义.比较两次会议,不仅在于多维度了解党史,全方位宣传党史,正确地解读党史,更应该在学习和研究党史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阿袁小说的知识女性也是如此，对女性的性别价值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判断：年轻、漂亮永远是最有力的利器。她认为男人在美色面前，从来都是势利的。所以，在阿袁的笔下，“色”依然是女人最锋利的“鱼肠剑”。剑指处，所向披靡，男人缴械，女人落马。聪明漂亮的女人，挥舞自己的这把利剑攻城掠地，完成自我的实现。
参照组采用常规肝癌治疗，应用常规5F导管实施介入治疗，实施动脉造影了解其肿瘤位置、大小、周围血供情况，制定介入治疗方案，应用5F导管实施插管，药物处方：阿奇霉素50mg、顺铂75mg、5FU900mg[2]。实验组行微导管超选插管介入治疗，在5F导管之中同轴插入3F微导管，将微导管送至肿瘤末梢位置，在造影引导下注入药液，处方：碘油10ml、阿奇霉素15mg乳化物[3]。观察到病灶组织被药液填塞后，持续推注，直至患者肿瘤周围动脉受到点状染色，应用明胶颗粒对其供血动脉予以栓塞，共持续1个月治疗。
在方式和内容上,两次会议有很多相同点.首先,两次会议都根据实际需要对原定的议程作了改变或调整.“八七会议原定的议程是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就这次会议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中共党过去的错误及今后新的路线任务作报告,接着瞿秋白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关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今后的策略方针的报告.”[3]但在实际会议过程中,除原定的议程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4]的革命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整个过程来看虽然比较顺畅和明确,但在会议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也调整了议程.在讨论经济工作这一议题之外,采纳了部分参会同志提出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使会议的议题超出了经济工作的范围.会议由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闭幕讲话,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成为事实上的大会主题报告.
4 两次会议的成果：道路的正确选择
八七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开展了斗争,深刻汲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正确的决策：第一开展独立的工农武装斗争,领导工农暴动,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建立民主政权.第二发动土地革命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第三作出了利用秋收时期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第四选出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决定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确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之途.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向,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结束了十年内乱,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综上所述,八七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战略转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改变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其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永载史册.今天,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这两次会议的精神,从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奋进的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 两次会议的当代启示：领导自信与道路自信
第四,两次会议都进行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八七会议作出了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九名中央正式委员和七名候补中央委员,选出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八月九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选出瞿秋白、李维权、苏兆征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了三位政治局委员和九位中央委员,同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坚持立足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事业取得胜利的首要前提.理论与经验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固然重要,但如果脱离具体实际,理论就变成空洞的说教,经验也就变成固步的藩篱.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没有教条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也没有拘泥于以俄国为典型意义的城市武装起义的欧洲革命传统模式,“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7]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8]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他又进一步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勇往直前,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辉煌成就.在新时代,我们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学习、理解和品味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增强领导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信”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近代史充分表明,无论是封建主义的自我改良,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努力,都不能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积贫积弱的状况.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才能把一穷二白旧中国,建设成—个生机勃勃、奋发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9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懈奋斗、艰辛探索、不断创新和自我完善的历史,在近百年的党的历史中,处处闪耀着我们党勇担使命的革命情怀、敢于牺牲的无谓精神、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自我纠错的担当勇气.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无不昭示着：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10].在历史的必然中,人们更应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信”,将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道,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精神上的“四轮驱动”.
3)坚持走“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关键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关键也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正确的革命道路,还是正确的建设道路,都深深地打上中国烙印,处处体现着中国特色.事实证明,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已经成为历史,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正高歌猛进.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此,只要我们立足中国实际,增强道路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向前,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史是鲜活的教科书,我们在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进”过程中,更应用好党史这部教材,阐述好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性和科学合理性,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对加强党的领导的高度认同.
①学生在上课时“玩手机”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扰乱了课堂，学生将黄金的时间投入到毫无意义的网络游戏中去，丧失了人生的目标与生活的斗志。如何把学生从手机中拉回课堂，是我们教师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6 结语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1]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正确性都被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所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重温那个年代的道路选择,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用好用活党史这部教科书,以道路选择的生动案例,彰显我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精神,以此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把这样的理念贯穿到新时代习近平新思想的“三进”实践中,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领导自信”、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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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hoices of roads which have changed China's destiny
ZHANG Yu
(School of Marxism,Ya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Yangzhou,Jiangsu 225127,China)
Abstract ：Both the August Seventh Meeting 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have landmark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and have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the choice of the road to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August Seventh Meeting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ategy and mode of Chinese revolution,opened up the revolutionary road of armed seizure of political power,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realized the shift of the Party's central work and opened up the road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meetings will help people to deeply summarize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in dealing with crises,fully understand the Party's character of being brave in correcting mistakes and the spirit of being brave in innovation,enhance the"leadership self-confidence"of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fully reflect the value of the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Key words ：August Seventh Meeting;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choice of roads
中图分类号 ：D 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550(2019)02-0087-05
收稿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2018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研究”(2018SJSZ365)
作者简介：
张雨,女,江苏江都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高等职业教育.
E-mail：zhangyu@ypi.edu.cn
(责任编辑：梁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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