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关键在剥离户口背后的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户籍论文,户口论文,利益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七月，许多省市陆续推行了新一轮户籍改革，其核心是废止现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制”户口管理制度，消除城乡人口之间的身份差别。
重庆市宣布将从9月1日起，在主城区、市评百强镇进行试点，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取而代之为统一的重庆市居民户口，明年在全市范围逐步推开。上海也宣布，到2010年，全部浦东人都将成为市民，浦东新区将消灭城乡“两元结构”。河南今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取消城镇入户限制条件，实行以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
……
迁徙自由是公民依法选择和变更居住地权利，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平等参与、公平竞争、起点公平的要求。自由选择发展的环境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是最佳而灵活地调动人力资源方式。
公安大学户籍专家王太元认为，中国未来50年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是：“人口过剩，人力富余，人才缺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管理导致人才不能流动，而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要像物资、信息一样高速流动、高效配置。用列宁的话说“要用现代化高速运转的社会变动磨掉农民身上的苔藓”。
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有1.1亿流动人口，其中5000多万登记为暂住人口。深圳计划到2020年户籍扩容到350万人，而那时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比例才达到1:1的水平。北京有的市民还戏称：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而是外地人的北京。伴随着人口的频繁迁移流动，中国近50年的，以属地管理为原则的户籍管理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北京有1300万常住人口，300万流动人口，试想300人把北京当一个旅店一样，对社区的事物就不会太关心，拔脚就走，对社会没好处。”长期从事流动人口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副教授，在谈到户籍制度对农村打工者的限制作用时这样说。
一个城市在设定自己的居民准入标准时，如何把握好度很重要。一方面如果门槛设得太高会影响城市的活力，另一方面如果设得太低，又会影响城市人口整体素质，造成治安压力。
记者就最近掀起的一轮户籍改革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户籍问题专家王太元。“这当然也是一种改革措施，但却是在现实情况下避重就轻的改革”，“户籍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剥离附着在户口本背后的那些政治经济文化利益”。
作为“迁徙自由”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最早在媒体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专家，王太元见证着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
《21世纪》：王教授，我知道您曾经在媒体上提出过著名的“我国公民的自由迁徙可以在五年内实现”的观点，您所谓的“自由迁徙”是否就是今天我们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呢？
王太元：首先需要解释一个误会。您刚才说的那个观点，其实是人们、首先是你们媒体人对我一个说法的误解。我所说的是，中国可以在五年内实现“迁徙自由”，即实现“公民依法选择和变更居住地”这种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也就是国家法律和行政不再禁止、限制而让人们自由选择，这是可以在五年内或者多一两年实现的；但有关媒体将“迁徙自由”误植为“自由迁徙”，就变成了一种人们可以随便到某个地方居住的现实性，这就不可能在五年内实现了。因为，自由迁徙不仅需要迁徙调控制度的变革，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还需要迁入地人口接纳能力的大幅度提高，更需要希望迁入者自身素质能适应拟迁入地的需要，绝对不是三五年就可以实现的事情。
其次，现在的改革可以称为“户口迁移调控制度改革”，而并非整个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无论是“户口迁移制度改革”还是“户籍制度改革”都不能完整地概括我国目前的改革状态，我们其实是在进行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社会管理制度向适应市场经济方向的转轨。
媒体普遍在探讨的所谓的户籍制度改革，关注的是人们可以到一个地方住下，同时享受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待遇。如果不包括后者，我们早就实现自由迁移了，尤其6月20日废除暂住人口收容遣送制度，更加明确了人们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享受户籍背后的待遇。
与户籍相关的待遇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工资、劳动、住房、社会保障和教育。离开这些利益，户口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人们想得到的不是同样的户口身份这么简单，而是希望享有迁入任何一个地方的同等的待遇。
《21世纪》：据说人就是在迁徙流动中保存和发展自身的，人们也都知道“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那么，我们又何必建立一种制度来严格限制迁徙流动呢？
王太元：严格限制迁徙流动的户口迁移制度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一方面是历史的延展性。古代中国一直存在利用户籍制度限制人们迁徙流动的现象，但从前主要是一种刑事处罚制度的附属功能，而不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制度。这种功能，目前我追溯到的最早在西周时期，比较严厉是秦始皇时代，到了宋朝，呈现出编、管、移、徙、流等多种方式，将不同罪过的臣民迁徙到不同地方，以方便和强化惩罚。
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必要性。户籍管理作为一种行政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当时四面围困的国际环境要求国家集中精力提高国防实力，从而要发展重工业，优先保障城市发展重工业。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城市，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这也是“盲流”一词的由来。后来先后发了六道类似的通知。
人口不能流动，从而依附于人口的资金物质也就不能流动了。于是政府组织庞大的物流系统，实行“统购统销”，城市和农村形成两个不用交流的经济圈，即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样一直持续到1979年。
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实施计划经济是必然且有效的，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户籍管理制度也是必须的，不能过分否定原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只是该制度受“文革”的影响沿用时间过长，各种积弊积累太多，给后来的改革添了麻烦。
《21世纪》：1956年前后形成，随后是“三年自然灾害”，然后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办法改革或者废除这一制度。但是，1978年以后为何没有及时修改，而一直拖到上世纪末才开始呢？
王太元：虽然媒体似乎从1998年以后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对于户籍管理的改革早在1979年就已经开始了。
1979年以前我国对于人口实行属地管理。随着1979年以后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出台让银行、铁路、水利、电力等部门实现部内自由调动的政策，就已经打破了地区划分；为鼓励支持中高级人才的流动，1983年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政策也出台；同时1983年试点，1985年出台的博士后流动站政策使得博士人才享有了迁徙自由。
其次，政府出台的亲属移民政策，15年解决了600万对夫妻两地长期分居问题，之后老人、妇女等的迁移开始落实；第三，农民移民方面，1984年农民自理口粮政策，打破了人身身份继承制度，为后来的小城镇改革铺垫了道路；随后1997年国务院推出地方城镇户口试点。
改革一直是多样化的，但公众没有注意，主要因为这些改革没有用经济手段而只是行政手段改革，有一些自身的缺陷：只是内部政策，不为外人所知；总是个别领域的变革，没有总体设想。
《21世纪》：河南、江苏、重庆三省、市近期都先后宣布，废止现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制”户口管理制度，全面推行新的城乡一体“一元制”户口管理。您觉得目前地方实行的户籍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王太元：现在的户籍迁移管理改革主要有五种类型。
一个是小城镇户籍改革。这一改革1997年试点后2001年10月后在全国展开。但现在吸引力不够，原因在于起初小城镇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现在在向资本密集型转轨，小城镇失业率更高。国家不得不提出该思路，以减轻大城市的压力，但其发展速度不会很快。
其次是照顾亲属移民。1998年国务院四项改革措施的社会评价很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公众婚姻家庭生活必需、急需的亲属移民放到了入城队列的首位。几年以来，这方面的改革，在省会城市以下的城市已经不成为问题，但在一些特大城市还有一些问题。
第三是人才移民。高素质的人才应该享有更高的流动性，但事实往往是人才素质越低越易流动的“体脑倒挂”现象严重。因为对于高素质人才来说，他们的经济利益都和所在的公司挂钩，形成了人才的单位所有制，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近些年的改革一直关注吸引人才，放活人才，从人才分配向人才流动方向发展。
对于投资移民的限制则比较少，关键是如何扩大包容度，使小投资者和大投资者都能平等获得准入。
你刚才提到的是最主要的一种，取消城乡户口区别。户籍二元制度是套用经济术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只是表面文章，撤销农业和非农户口而不改变其背后的二元经济体制实质上是没有意义的。物价，就业，教育等配套设施都没有跟上，城乡二元经济体是不会改变的。
改革要想成功，实现配套利益无差别才是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广东当年统一城乡户籍的改革走走停停的原因。
《21世纪》：谢谢你对这些类型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这些改革从整体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王太元：回顾过去几十年的改革经历，我认为户籍改革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改革主线不明。要剥离附着在户口本背后的那些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户口本只是城市的“门卫”，而后面的利益才是掌舵人。人们几十年都把户籍问题的矛头对准公安部，而即使公安部把门完全打开，人们发现门后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背后的问题最突出的集中在教育和就业领域。因为社会上迁移的主力军是15到45岁的人，这部分人群主要会要求教育和就业。未来5年时间，改革快慢与否，民众是否满意就看这两块。还有社会保障也是最艰难最慢的一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其他各部门都分别进行改革，减少集中式跨部门的决策体制，才能实现配套利益的平等。
《21世纪》：中国的户籍改革处于怎样的阶段，今后将如何发展？
王太元：未来的改革要注意几点。第一，需要确定目标，我们必须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国家依法规范、地区市场调节、单位与个人自主抉择的那样一种迁徙自由格局。国家分配迁移、照顾迁移的局面必须尽快改变；第二，需要创新手段。今后的改革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遵循经济规律、采用经济手段解决迁徙流动问题，再也不能迷信、依靠行政手段。广泛地用准入制代替行政审批制，用确认事实的办法替代审查条件的办法，是解决这一领域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第三，需要积极稳妥。迁徙决定人们生老病死各个环节，影响社会生产生活诸多方面，因而，涉及到迁徙方面的改革，必须既积极又慎重；第四，需要因地制宜。把广大国土上众多人口如此复杂的问题交给中央政府统一决策，模式不应继续。第五，需要依法固化。改革开放以内部政策方式出台也是可以的，但要在试验、推广的同时逐步依法固化。
《21世纪》：外国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需要配套的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
王太元：说到借鉴西方，其实中国户籍制度是世界上惟一个延续了千年而没有间断使用户籍制度的国家，其他的文明古国都比不了。只是这个制度还是有几个缺陷：限制迁徙、缺乏权益保护（例如对居民个人、家庭信息权益的保护）、手工操作，不是网络化管理。
目前我国在一个地区的人口信息还相对通畅，但跨地区的查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现在正在研究建立一种高位系统，可以调用公共信息。信息分为三类，一是公共信息，要像社会公布，不得隐瞒的。二是交换信息，相互依据条件进行交换。三是私人信息，属于个人权利范围。诚信社会需要信息的认证，这就更要求公共信息系统的快速建设，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公共信息是可查的。
美国社会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进行户籍管理，而是分散在不同部门通过计算机系统信息化管理，这是因为美国社会个人至上的精神的限制。
将来我国的户籍制度的发展不会如美国一样个人至上，应是一种中西结合，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既保护大多人的权利，又不限制个人自由，实现全国人口信息联网，户籍管理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