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代诗”的本体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该文认为，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是真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写作，其根本在于它给诗歌乃至文学提供了一种关于“本体”的观念，从而开辟了一个本体论的时代。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诗就是诗”不是同语反复的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它本质上揭示了一种新的诗学态度：诗就是诗自身，而不是工具或它之外的别的什么，它是以语言形式对生命或事物本真存在的最初的命名，具有存在与语言同构一体的本体特性。就存在本体论而言，它表现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事物感，力图避免和消解文化、逻辑与主体理念的遮蔽而回到生命和事物本身。因而，它尤其注重生命和事物的“此在”状态以及体验、呈现或行为过程，表现了我们时代一种新的感性倾向和过程意识。就语言本体论而言，它强调与生命或事物相关联的语感，拒绝象征、隐喻和变形，坚持语词的指物性或及物性，力求在“语言言说”中进入本真的生命和事物。
“第三代诗”作为一种开放的并渐次生长着的诗体形态，虽然至今仍不能说它已经趋于完结，但它毕竟正在成为传统而汇入诗的历史之中。因而，当我们今天再次面对和返观“第三代诗”的历史情景时，至少可消解先前那份置身其中的最初的惊奇、无奈以及或褒扬或贬抑的情绪因素，而得以客观地理智地去审视它、阐释它或给予某些价值的认定。当然，给“第三代诗”一个适切的历史定位，或许还需要时间和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返转身去，仅仅等待那双无形的历史之手的裁定。历史不过是一个绵延着的时间过程而已，事实上，我们时代的认定也是历史认定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环节，因而，我们有责任站在历史的某个视角，作出我们时代所能有亦是所应有的种种陈述。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文试图从文学发展史的向度，切入“第三代诗”的文本形态和诗学结构之中，从而揭示出它给诗坛乃至整个文学带来的某种新的艺术质素。
在我看来，一部文学史应该是不断陌生化的历史，而“文学史意义上的写作”，应该是于传统之外，提供一种新的文学思想、艺术形态或者因素。“第三代诗歌”可说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史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其根本在于它给诗歌及文学提供了一种关于“文学本体”的观念。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人们开始意识到：“诗就是诗”才不至于是一种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和游戏，它本质上揭示了一种新的诗学态度：诗即是诗本身，而不是它之外的别的什么。一种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思想正是由此而源始和确立的。先前的中国文学，即便包括现代主义的实验性写作，也大多是以认识论作为主旨的，其目的和功能在于如何去认识和评价生活，如何在接受域内产生一种教化和训导效应，并以此作为作品结构、叙述或意象、语式生成和组构的核心及焦点。一部作品的价值首先不在或者根本不在本文自身，而是在它之外表现了一种怎样的思想意识形态，揭示了多少认识生活的所谓真理和途径，而读者又能从中获得多少教益和现实指导意义？作品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具，是可以于获得它的实质之后随意弃置不顾的。比如在“第三代诗”的近景朦胧诗那里，作为一种现代审美思潮，其根本所指仍是在本文之外的主体理性和社会批判层面，因而，对生存的揭示也仅仅在其认识论的意义和价值深度，依然缺失一种诗的本体意识。新一代诗人已开始意识到，这种被称作诗的东西，似乎始终是在诗之外的，诗人亦在诗外驻足、游荡，一经觉醒，自然便有着一种返回诗性本原的冲动和吁求，于是，一种诗的本体意向便渐次滋长起来。面对诗歌，诗人们开始发出诘问：诗究竟是什么？它难道仅仅是提供一种认识生活、评价生活的载体和工具吗？在他们看来，这显然不是诗的本性。诗不是诗之外“所指”的那个价值深度，不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与伦理的宣谕形式，因为诗就是诗本身，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具有本原存在形式的“诗自体”。一方面，它与生命或事物的本原存在有关，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语言形式，它是以本体为主旨的以语言形式显现的存在本身，因而具有一种存在与语言同构一体的本体性特征。
由此看来，“第三代诗学”的本体论，既是以生命或事物的存在为本体的，又是以语言形式为本体的。就存在本体论而言，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自觉的生命意识的勃兴。这种非理性的感性存在形式是对理性自我的反拨与悖逆，它标志着新时期以来人的又一次凯旋与拓进。如果说“自我”作为朦胧诗所表现的最初的人本或主体性形态，曾经第一次真正地揭示了人走出群体之后所享有的那份高度自由和权力，即人所持有着的自主认识、把握甚至主宰世界、事物及周围一切的特权，那么，生命则是在人的主体性神话或者说自我的神话破灭之后，人的又一次真正的回归与还原，即回归到本来的自己，还原到生命。人类似乎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人终究不是万能的，他并不能主宰一切，甚至也不能主宰自我，他首先是置身在世界中的感性存在着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意识自然是在生命与文化、感性与理性相对立的情境中被确立的。第三代诗人似乎普遍存有一种对抗文化传统的叛逆情绪，他们不情愿纳入文化预设的制序和模式之中，也不愿过多地接受传统的预制和洗礼，他们相信一个不受既有的文化、理论和体系浸染的人，一定是一个焕发着自由创造活力、充满着无限可能性的生命体。因而，回到生命便是拒绝文化而返回创造的本原或本原的存在之根。这种以生命为本的存在本体论诗学，自然十分关注“此在”的生存状态、原生相的生命情态与充满生命意味的感觉和行为，并由此确立了我们时代一种新的情感和时间观念，即所谓“新感性”和“过程意识”。人说到底是一种感性的存在物，因为他首先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并感受着、欲望着、行动着，当然他也有思想、有理性，但这些并非存在的本原，因为理性只是在感性之后并由它投入或遗留在历史中的积淀物，它能使人敞亮，但更能使人遮蔽，除此并不能说明更多的什么。理性时代过于看重理性就如宗教时代过于看重上帝和彼岸世界一样，事实上只能以牺牲现世的生存为代价。比如宗教总把尘世中的人仅仅看作短暂瞬间里的匆匆过客，他最终要抵达上帝身边，做个永恒乐土的臣民，这才是人的终极价值与归宿。理性主义者把诸如感性与理性、此岸与彼岸、现在与未来、现象与本质、过程与目的等二元对立的天平总倾向于后者，似乎人在现世的感性生存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结果或达到一个目的似的。事实上生命不过是不断绵延着的感觉过程，它不会以某一个终点作为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此时此地”绵延着的感觉过程是生命的本相和存在状态，也是诗人生命本体论的根本之所在，这在韩东、于坚那里都曾有过精到的表述。正是由此，第三代诗人才真正回到了感性，回到了此岸，回到了现在，回到了现象和过程之中，让生命自身呈现与言说，在体验与描述中，真正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本质。
持有存在本体论的诗人，既有如上偏于生命体验的，又有偏于事物描述的，如杨黎等一些诗人。他们既受到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与现象学的影响，又吸纳了法国新小说的艺术观念，通过悬搁或中止传统的价值理论以及既定的逻辑思维范式对事物的“遮蔽”而回到事物本身，使事物呈现出本原的“此在”状态。如“前文化还原”理论，即是将人类世界还原到宇宙中的事物。在诗人们看来，世界已是一个被文化语义化、数理逻辑运算化了的异化的世界，只有回到事物本身，才能“直指生生不息的前文化领域”，抵达本真的存在及创造之源始。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拒绝“作为‘载体’，载荷着‘别的什么’”的语言而回到“仅仅表现着它自己”的事物，“就象用海水表现海水，用沙漠表现沙漠一样”。[①]然而，诗的言说终究是不能避免语言的，回到事物只能是回到语言的及物性。因而，他们尽可能追寻一种“特别的说”去接近本真存在的物，比如废除语言中形容之类的价值词语，就如我们不说“这是一枝美丽的玫瑰”而只说“这是一枝玫瑰”一样，只有“存在”才是它的本质，它存在于那里，是无所谓美丽还是不美丽的。这与罗伯·格里耶的“事物”观是相类同的，正如巴尔特在《物的文学》中论说格里耶的小说时所说的那样：他取消了物的隐喻的任何可能性，拒绝和消解了那些格式塔式的形容词的诱惑，他的描写只停留在物的现场和表面，没有厚度，没有深度，因为它并不意指除了其自身之外的任何其它东西，也不将读者带入某种功能的或实体之外的领域。海德格尔说：人类的状况就是此在。罗伯·格里耶在读到《等待戈多》时曾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罗伯·格里耶的物也是这种此在的事实。作者的全部艺术就是赋予物某种“此在”，并剥夺它“某种东西”的属性。第三代诗人消解事物之外或“某种东西”的深度属性，同样是为了回到或还原到事物此在或原在的本真形态。一如杨黎笔下的《冷风景》，它既不表现“某种东西”的深度，也没有任何情态倾向性，只是描述触目所见的风物，我们所置身其中，也仅仅是置身在物之中而已。这种物的此在的本体论与生命此在的本体论看似不同，然事实上生命和事物也是同构一体的，因为我们是以生命的形式与事物相连接的。一方面生命以感觉的形态呈现事物，另一方面事物又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对象和形式，二者只是从不同视点切入宇宙中本原的“此在”自身。因而并没有质的区别。
“诗即是诗”，其另一潜在的内涵是说，它的呈现形式是语言，就如前述已不可避免地言及语言一样，回到生命或事物，即是回到语言。语言与存在的同构性，使“第三代诗”的语言意识与传统语言观有了本质不同。现代语言哲学不再把语言仅仅视为一种指向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工具，所谓“得意忘言”。现代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是生命和事物存在的一种形式，世界不是语言表述的对象或语符之外的那个“所指”，它就存在于语言之中，世界和语言是同构一体的，犹如大师们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②]，“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③]。因而，生命和事物的存在也只能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诗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这种表述揭示了“第三代诗歌”最本质的语言观念，并由此确立了以语言为核心的本体论诗学，从而提出了独标高致的诗学概念，即语感。语感是存在与语言浑然整一的交互状态，它既是一种存在本体，又是一种语言本体，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代诗学也是一种语感本体论诗学。一方面，它是语言中的生命感、事物感，是生命或事物得以呈现的存在形式，就如诗人们所说：“在诗歌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④]。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形态或称元语言，它是在消解了意象的观念或理论之后而还原和最终抵达的一种本真语境，是在本原的生命或事物中源始的一种言说形式。因而，在语言形式这一层面上，语感是与意象相对立的诗学范畴。传统的意象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形态，它的核心是指向语符之后的那个深度意义和观念的，因而，它尤其看重象征、隐喻、变形等艺术手法。比如“玫瑰”，作为意象，重要的不是“玫瑰”这个语词，也不是一枝“黄色的”或“红色的玫瑰”本身，而是“玫瑰”所指称和象征的意义：爱情。再如隐喻的隐含内容、变形的主体性张力，均是如此。可见意象所终极指涉的是一种二度所指的观念形态，而语感则是一种语言形态，或语言所呈现的生命形态和事物形态，它的本质是回到自身。因而它反对象征，拒绝隐喻和变形，就如“玫瑰”仅仅表示一枝黄色或红色的玫瑰自身一样，它拒绝二度所指，并将一度所指仅仅还原为能指。或者说它已经消解了语言的符号深度，坚持语词的及物性或指物性，拒绝一切观念和文化语义的介入，在返回语言本体的同时，抵达生命和事物。这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似乎是相悖反的。索绪尔曾一再强调，语符是与实在无涉的两面的心理实体，“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其中“概念”的抽象性形态自不待言，即使“音响形象”，在他看来也“不是物质的声音，不是一种物理的事物”[⑤]。为此，索绪尔及法国一些符号学家一再告诉人们：“要认识到语词和事物、符号和指示物之间有一个无法跨越的裂缝”，“符号并不指向事物，它们表示概念，而概念是思想的方面而非现实的方面”[⑥]。因而，他们把语词和事物的同一性观念，“当作过份唯物主义的和头脑简单的东西而加以拒绝”（同上）。第三代诗人似乎是一群十足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乐意并执着地认同语言的及物性或指物性，坚持在语词中去感受生命的意味和事物的特性，而将概念和思想拒之于大门之外。第三代诗人这种独特的语感诗学，或许更多地得益于另一位语言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他坚持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观念，认为正是语言构成了人的此在的基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⑦]，人、事物和世界均存在于语言和词语中。他反对预定的僵死的观念对语言的支配，而追寻一种澄明的本真语言和原始意义，即“语言言说”，而不是富有主体性的人在言说。只有“语言言说”，才会向人和诸事物发出召唤，使之进入并被“纯粹地说出”，成为澄明无遮蔽的存在之显现[⑧]。“第三代诗”的语感就是这种澄明无遮蔽的本真语言和存在之显现，诗人们或者将生命投入纯粹感觉性的语言言说之中，使之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体验着并被呈现着；或者去除一切价值定格和形容反映，以一种无遮蔽的原始本真语言，对事物给予第一次命名；或者将世界和事物还原为一种超语义存在的在先的声音，让人倾听到一个本原宇宙的天籁……这一切，都在给呈现出一种纯粹的语感状态，让人在本原的语言言说中，进入生命和事物。
语言、生命和事物，这些“第三代诗学”不可逾越的本体性语辞、虽曾在诸多场合或语境中被反复言说过，但对它在新时期文学本体论变革中所承负的角色及其意义，却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注释：
①蓝马《前文化导言》，见《非非》1986年第1期第60页。
②海德格尔《通向语言之路》，引自今道友信等《存在主义美学》第9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维特根斯坦《名理论》第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于坚语。引自《现代诗歌二人谈》，见《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第9期。
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⑥罗伯特·司格勒斯《符号学与文学》第34—35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⑦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解释》，引自涂纪亮主编《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第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⑧参阅海德格尔《诗·语言·思》第189页《语言》，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