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下，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路径有对翻译实践策略的研究、有对翻译理论的反思，也有对翻译译本的批评。本文运用刘重德的翻译三原则，针对张培基先生和杨宪益先生对《背影》译本进行分析。作者结合“信达切”的理论，从译本批评的维度来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自信；信达切；翻译批评；《背影》
林语堂曾经说：“简练是中文的最大特色。也就是中国文人的最大束缚。”[1]这句话十分准确的说出了中国散文的特点，朱自清的《背影》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者用了极其朴素的语言，着重描绘了父亲为儿子买橘子而攀越月台的情景。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过多的铺垫，只是简单平叙，情景再现，于细节处彰显真情，于平淡中见神奇。[2]也正是这种自然流露的纯真感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也让众多的译者对其一再翻译。
中国现当代翻译家刘重德提出了“信达切”翻译三原则，适用于文学翻译和散文翻译。“信、达、切”三字翻译标准：信——保全原文意义；达——译文通顺易懂；切——切合原文风格。[3]从《背影》原文的文体为散文体上来看，散文的创作和翻译要求“形散神不散”，这就需要在散文翻译中重视结构的转化。而重视结构转化的前提是重视句子的转化。因此本文将以句子为单位，结合“信达切”的理论，对张杨二人的译文进行翻译批评，包括了翻译批评和翻译鉴赏两方面的评析。
一、译文的准确性——信
无论是西方泰特勒提出的“信达雅”还是严复的“信雅达”，“信”作为最主要的翻译要素被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刘重德指出“‘Faithfulness’is the prerequisite of ‘expressiveness’and ‘closeness’.”“信”就是要翻译出原文的意思，做到传播文本信息的最重要的步骤。如果连“信”都达不到的翻译，便是不合格的翻译。
那么如何做到“信”的正确呢？奈达（Nida）提出的翻译四步骤将翻译分为：分析（analysis）、转化（transfer）、调整（restructuring）、重查（testing）。“翻译就是理解和使人理解。”[4]分析作为第一步骤，也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步骤。以下就对《背影》原文的分析理解，对比张杨两人翻译的不同。
标题通常是文章的亮点，所谓画龙点睛之笔，针对《背影》一题的翻译，张杨二人分别译为“The Sight of Father’s Back”和“My Father’s Back”。两位都准确的翻译了“背影”两字，却存在细微差别。他们都在英译标题指出了“背”是“father”的，对于父亲的理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父亲都有着扛大梁的家庭地位。中国读者对父亲“背”的理解是也可以引申为父亲辛劳持家，担起责任感，令人有安全感等含义，对此文化中西相通，西方读者也可以感受得到。张在“背”的基础上加了“sight”来译“影”的意思，看似忠实于原文，其实有些画蛇添足。因为“sight”一词多指瞬间发生的动作，不是持续性动作。而原文中作者先后四次描写“背影”，这与原文便产生了分歧；再者，标题的着重点本在于“Father’s Back”，多加“sight”一词反而分散了题目的重心。对此杨宪益虽然没有翻出“影”，却也能传达同样的含义。
再来看文章第一句话：“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此句为文章的开篇首句，原文虽然是平铺直述的陈述句，可是仔细分析后发现其背后也大有文章：前半句的“已”和“了”，强调了“我”和父亲分开的时间之长，包含着儿子对父亲无比的想念，和无法相见的遗憾。后半句的“最”突显出了“我”对父亲背影的记忆犹新，起到了点题和开启下文的承接作用。相比于张的直译，杨宪益在开头出增译了“Though”，特意运用了“虽然……但是”的转折结构来强调“我”对父亲背影的记忆深刻，更能突显出儿子对父亲的想念与爱。
为了做到“信”，译者不仅仅需要传达文章表层意思，还需要深度解读和挖掘文章内涵，中国作家写作含蓄，汉语遣词造句变化多端，往往文章简单却也伴有深意。
例如，原文中父亲决定亲自送儿子去火车站时说：“他们去不好。”此句是父亲再三纠结后下定决心送儿子去火车站时说的话。“他们”指的是茶房的伙计们。写出了父亲的谨慎细心，他信不过茶房伙计，又操心“我”的行程，所以决定亲自送“我”。张培基的译文用了解释性的手法，增译了“trust”和“guys like those hotel boys”，表达出父亲的担忧。相比之下，杨宪益直译的“I don’t want them go”中“want”一词就有些苍白无力了。
当理解不当，对文章产生偏差时，便谈不上做到“信”，也就是错误的翻译。作者在笑话了父亲的迂腐后写的自己当时“聪明得过分”。通读全文我们可以得知，文章是作者事隔多年后完成的，此句是作者日后回忆时对自己的评语，用了反话正说的手法，其实是一句反语来批评自己的不懂事，对自己没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而感到愧疚。张培基选用了“smart-aleck”和“smarty”来描写“我”的自作聪明是非常恰到好处的翻译，而杨宪益在此处缺乏对原文的理解，直译成“bright”,没有传达作者反讽自嘲的意思。
对原文内容的精准掌握是翻译的基础，在理解了原文意思后还能适当解读原文的部分潜台词，帮助译入语读者理解，即译作高水平地达到翻译原则要求的“信”。
二、译文通顺易懂——达
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能够读懂，《背影》的翻译对象就是英语国家的人，所以翻译时要注意英语语法，英文的行文习惯等，才能真正做到译文的通顺易懂。英语和汉语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在散文文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汉语喜欢流水式的铺排，少用连接词，重意合；英语多用连接词清晰地构架内容，重形合。译者应把握这一差异，不可逐字逐句翻译，应该深入理解汉语原文逻辑联系，并套用清晰的英语句法结构，译出“形异神似”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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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此处：“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此句在文章第一自然段，作为段落的中心句，也是整篇文章的背景总结句。汉语行文习惯的是先罗列后总结，英文则是先下总结，再分开讲解。“祸不单行的日子”作为此句总结性成分，张培基将“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提前译，更加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且增译了“two years”来表明故事时间，使得译文更加通顺，帮助读者理解。而杨宪益则按照汉语原文进行直译，并且将“那年冬天”直接翻译为“That winter”，指代不明。
同样的行文用语习惯还体现在此处：“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张培基译：“I, however, did not go back to my seat until his figure was lost among crowds of people hurrying to and fro and no longer visible. My eyes were again wet with tears.”
杨宪益：“When his back disappeared among the bustling crowd I went in and sat down, and my eyes were wet again.”
原文本是很简单的陈述句。张培基解读出了原文的逻辑关系，运用倒装结构，把“我便进来坐下”这个结果提前。符合英语句子先呈现结果后解释原因的表达习惯。同时也强调出“我”一直目送父亲的这份难舍难分的心态。杨宪益则遵循原文的结构，用“when”引导的状语从句陈铺直译，就稍显逊色了。这两处张培基都比杨宪益更注重了英语中先总后分的特点，提升了文章的通顺度和可读性。 翻译时译者要时刻记住译入语言的用于习惯，做到译文的通顺流畅，即做到了翻译的“达”。
三、切合原文风格——切
“切”为“切合”之意，要求作品秉承文章原有的风格，不得脱离原文进行颠覆性的再创作。这就需要选择恰当的词语完成翻译。“切”是翻译家刘重德提出的创新性翻译原则。相对于“信达雅”或是“忠实，通顺，美”而言，“切”以原文为出发点，根据原文风格的不同而变化，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味去追求“雅”和“美”。
《背影》的写作风格近乎白描，文字朴实。可是朴实的用词用句却能“四两拨千斤”，因此在翻译时不能一味贴近原文运用平凡的常用词，在功能对等的基础上要咬文嚼字，细细斟酌，才能传达原文的风格和思想。
如文章开头写作者跟着父亲回家奔丧，原文虽然只用了“奔丧回家”四个字，不过可以表达出“我”对祖母去世的伤心。此处张用的是“hastening home”，“hasten”一词写出了“我”着急回家奔丧的焦灼心情，更让读者觉得“祸不单行”；而杨译的是“go back home”，则显得情感贫乏了。
原文中祖母去世，家道中落，让“我”不禁流下眼泪，此时父亲安慰“我”不要哭。对于“哭”，张用了常用的“crying”，而杨用的是专指人去世的伤感的“grieving”，则更加正式，也更符合语境。故此处杨宪益翻译的比张培基好。
虽然原文的词语选择简朴常见，可是整篇文章处处透着家道中落的无奈感，和父爱浓浓的深情，为精准的传达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形的感觉，只能从选词入手，进而让译文也能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力求阅读时也能传达到相同的情感，让读者感同身受到作者想表达的情绪。故在词语的选择上也能改变整个句子的含义。
除了词语的选择，行文的格式和语句的处理也会影响翻译的结果。
例如原文中父亲摆脱茶房伙计照顾儿子，儿子却自作聪明的觉得父亲白费力气。为什么呢？因为儿子认为伙计只认得钱，不给好处不会做事，心中便嘲笑父亲居然连这种潜规则都不懂。张培基此处用“for”来表述“我”暗笑父亲的原因，杨宪益则直接用的破折号解释。由于“托他们只是白托！”本为感叹句，并且有着讽刺现实和“我”自我聪明的意味，用长句解释反而显得累赘。相反破折号在此及解释了原因，既表明“伙计只认得钱”是众所皆知的潜规则，又保留了感叹句的形式。
刘重德着重解释“切”字，表示译者在达到“忠实与通顺”的要求后，必须进一步追求“切”的风格。严复的“雅”之所以变为“切”，是因为“雅”是所谓的“语言优美文雅”，可又不仅仅限于这一含义，更深层面而言，“雅”实际上是指文章的风格手法。因此，翻译时应该具体文章具体分析。“切”作为中性词，感情色情不强烈，则可适用于不同文章的风格。
经过从“信”“达”“切”三个方面对比分析张培基，杨宪益二人《背影》的译文可看出，在对文本理解，作者情感把握，语法，用词和英文用语习惯上，两位翻译大师都是各有所长，各有千秋，总体感觉张培基先生略胜一筹，在传达文章意思的基础上也做到了“切合”文章风格，传达文章隐藏信息和隐晦的情感。两位译者在做到翻译准确的同时，又体现了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风格。不过一个译者不可能保证将原文一处不改地翻译出来，但是尽可能靠近原文，减少翻译损失还是可以做到的。
参考文献：
[1]方遵.《散文学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21.
[2]刘钦荣.岳本聪.张翠萍．《大学语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87-188.
[3]百度百科词条：刘重德.
[4]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2.
[5]刘重德《三谈“信达切”原则——兼与彭君商讨学风问题》.《福建外语》（季刊）2000.第四期（共66期）.
论文作者:祁梓璇,张万防
论文发表刊物:《成功》2019年第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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