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的政治协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协调是一个解决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纠葛，使各相关单位通过相互顺应，遵守相同规范而达到一个均衡的整合过程。协调是理智社会集团不可缺少的一种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周恩来的协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情感诸多方面。本文仅就周恩来政治协调作初步研究。
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的影响，建国后直至70年代末，在我们的政治思维中几乎摒弃了政治协调的概念，大批所谓“折中主义”，以能斗善斗为荣，只是“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回顾过去的是是非非，似有恍然大悟之感。到了80年代中期，周恩来的政治协调思想被学术界重视，那种“斗争万能”的思维定势终于被突破了阵脚，这种学术上的进步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映像。
这里，仅就周恩来政治协调的主要方式、协调与斗争的关系、思想渊源这几方面提出个人看法。
周恩来政治协调的主要方式
周恩来政治协调的方式是博大丰富的，它具有求同、协商、让步、缓和、等待、迂回、共处、疏导、调解、超越等内容。这些方式又互相包含、互相渗透、各具特色。
1.求同
求同，即求同存异，它是周恩来政治协调的主要内容，具有核心地位。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团体之间找到相同的利益、政治倾向，为了未来，达到某种共识，创造某种合谐局面，保留不同利益和观点。1971年4月，周恩来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谈话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1〕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他求同存异思想的精华诠释。
作为政治家，周恩来既注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注意他们之间的共同要求，当别人多多注意异点之时，他却能注意到共同点，当处理问题时摆出分歧点不见效时，他能利用大系统的共同点，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并在新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进步。
求同有两种可能，一是求大同存小异，一是求大同存大异。前者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便于提倡。后者则不会引起人们的普遍理解。而周恩来则把两种可能都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去，而更吸引人之处在于求大同存大异。他积极参与了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又是最早倡导和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人之一，这充分证明了他对求大同存大异有着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理解。在国际上，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能在当时高喊“打倒苏修”的高潮中，仍然积极主张和苏联和平、通商；在“打倒美帝”的口号声中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些，正是周恩来求大同存大异的魅力之所在。
2.协商
协商是双方或多方政治集团采取非强制手段，运用对话的方式，在某些问题上达到共识，从而使矛盾得到缓解或解决。协商有谈判、商议等具体形式。谈判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争论取得共同认定结果。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机智、耐力虽然为对手交口称赞，然而，更令对手衷心赞扬的是平等的态度和讲道理形象。迪克·威尔逊对周恩来充分运用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征服人心，给以极高赞誉，他引用别人一段话说，“共产党人赢得大陆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周作为另一方代表的谈判桌。”〔2〕这虽是极而言之，但却有一定的道理。
3.让步
让步从它的含义上分析，还应有忍让，策略妥协、个别原则妥协以及“退避三舍”这些内容。忍让是在明知道自己正确的前提下，无力说服对方，也无法通过民主方式通过自己的意见，为了全局的团结、统一、和谐而放弃自己的意见。策略妥协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的。这些在周恩来一生，有过无数的事例和令人信服的论述，也起到了好的效果。
周恩来在处理紧张国际关系时，必要时实行退避三舍的让步方式。1963年4月，他同外宾谈话中说：“‘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3〕周恩来以美国侵略朝鲜，印度对我进行挑衅为例，说明我们退避三舍的必要性。
4.缓和
缓和是把尖锐的矛盾淡化下来，把激烈的场面变成平和的场面。这也是周恩来协调的方式之一。
一是我方掌握主动权时，通过斗争能达到一定目标，周恩来主张“适可而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4〕反对一直乱斗下去。皖南事变后，全党群情激奋，周恩来自己也大动感情，但他却明确主张政治进攻，力避军事冲突。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 态度和缓，并答应了中共的部分要求。这样，政治进攻也就缓下来了。迪克·威尔逊说：“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谈判时都比较好斗，而周恩来总是适可而止，合情合理。”〔5〕
二是双方都有一定主动权时，周恩来主张双方相互靠拢。他在日内瓦谈判期间说：“各方都需要向对方靠近……这并不是说每方都要走同样多的步子。”〔6〕周恩来之所以能使剑拔弩张的国际之间的局势变得缓和，在于他充分掌握了缓和的各种方式。
5.等待
等待是坚持自己的立场，通过时间的推移，让对方觉悟的一种方式。这就要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去影响别人。他曾说，允许中间人士持保留态度，靠自己觉悟。〔7〕周恩来好多正确观点不被大多数人，包括党 内同志马上接受，但他能冷静处置、等待历史转机的出现。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认为周恩来的政治发展有四个基本方式，其中之一就是“他能够耐心等待”。〔8〕这一评价无疑是很客观的。
6.迂回
在前进中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了达到目的地，必须绕道前进，这就是迂回的协调方式。周恩来善于把军事上的迂回战术用于政治领域之中，这既能达到目的，又能少付出代价。1957年以后，特别是在批评反“冒进”之后，周恩来对“左”的指导思想的纠正，也基本上采取了绕道前进的策略。全面纠正、抵制不可能，就只能在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上分别纠正。虽然慢些，但比正面强攻全军覆灭要好得多。
7.共处
在各方面都有发展前途的条件下，谁也不吃掉谁，特别是国际之间的关系要和平共处。周恩来在50年代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思路。
8.疏导
疏导是在掌握了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在各种政治势力具有不同趋向而采取相应办法，使局面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这也可称因势利导。周恩来在中美会谈时曾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会被浪潮淹没。 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9〕在“文革”初期，他认为对于这场运动不能硬顶，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10〕“文革”中的动乱令世人罕见，好多人都懵头了，周恩来却能在里面游泳，力求把翻江倒海的肆虐大潮导入正流之中。
9.调解
自己处于两方中间，对双方的矛盾和争端做斡旋。谓之调解。当双方僵持不下，各执一端，周恩来能促使双方趋于一致，往一起靠拢，甚至能化解双方矛盾。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以卓越的调解能力说服了越盟和法国，使调停成功。50年代初，毛泽东和梁漱溟关系紧张，影响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周恩来曾找马一浮，利用马、梁过去友谊来调解毛、梁之间介蒂。正如张大卫所说，“周恩来是一个调停家，一个仲裁人。”〔11〕这可谓是精练的结论。
10.超越
超出集团的利益，观察、掌握人类的未来，就是政治协调的超越。它不纠缠眼前的、局部的得与失，着眼于共同的、未来的前景。建国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苏关系时，总是在对抗中思索未来双方合作的前景。如果没有超越的思路，那么，在中日两国未建交前就不会提“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也不会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和美国尽量保持接触，并精心保持华沙这一大使级接触渠道。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曾说周恩来能就长远的未来，谦虚慎重地考虑国家将来和自己的立场。〔12〕清水正夫说的正是周恩来超越的思维方式。
周恩来政治协调的方式是丰富多采的。以上十个方面是择其要者，简而述之。周恩来在处理问题时，绝不是一事一招，而是把上述诸多协调本领综合运用，使各相关方式，走向相互顺应的大轨道，进而去实现新过程的整合。“文革”开始后他曾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还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他之所以敢入虎穴、地狱和苦海，就因为他有举世无双的政治智慧、斗争手段和协调本领。当时，中国就象一艘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大船，作为副手的周恩来，却能使这巨舰绕过暗礁、险滩，躲过飓风，使危机的中国总存有生机，这本身就是历史之谜。这一谜底的解开，不深入透视周恩来的政治协调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对政治领域协调与斗争关系的处理
在国际共运史上，有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政治策略上，领导方法上，思维方式上，有一个很大片面性，即强调斗争性，轻视同一性，不理解协调的价值。这当然和科学共产主义诞生和发展正是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势有关。只要回顾一下列宁当年为批准布列斯特和约所付出的唇舌，就可以想象强调斗争性在俄共中的市场有多大。列宁善于斗争，有时亦善于协调，他特别欣赏斯维尔德洛夫的协调本领，说斯维尔德洛夫有“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大组织家”，“头号组织家”。还说：“象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13〕还说，因为有了斯维尔德洛夫，使我们在战争情况下顺利工作，“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都没有发生。”〔14〕可见，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的领导方式的充分肯定。到了斯大林那里，几乎一切让位于斗争，协调与民主几乎丧失殆尽。斯大林酷爱斗争、粗暴多疑的品格，变成了全党的品格，并对国际共运影响既深且巨。中共内王明、张国焘、康生、林彪、“四人帮”这些人以斗争为生，以斗争为荣，是党的团结和进步的克星。就是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晚年也陷进了斗争决定一切的思路之中。
那么，周恩来究竟怎样处理政治领域斗争与协调的关系？
我们必须承认，周恩来绝对不是不知斗争重要性的人，他不是悲天悯人的社会慈善家，他是一位充满睿智的伟大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说，斗争是协调的成功条件之一。周恩来运用斗争手段时，象快刀斩乱麻一样利落。“文革”中处理王、关、戚事件，处理九·一三事件，都是毫不含糊的。在有人要抢金库时，他明确强硬地说，“夺金库就开枪”。在人民内部他批评错误现象也是严厉的。有些部长在向他汇报工作时唯恐出现失误而紧张。没有斗争就没有协调的可能。周恩来的高明之处在于两者从不偏废，而是因时因势，或协调或斗争，斗争寓于协调之中，协调寓于斗争之中，两种方式巧妙配合、天衣无缝。总结他一生的实践和理论，在协调与斗争的关系上，大致有如下几种原则。
1.协调为主、斗争为辅的原则。
这是周恩来在争取内部团结问题上一贯奉行的原则。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也是本着这一原则的。对于党史上历次“左”的错误的领导同志，周恩来也是本着这一原则的。
2.斗争为主、协调为辅的原则。
在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对国民党就采取这种原则。全局上不斗争会瓦解自己，局部协调会壮大自己。解放战争中，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军事上，但不放松局部和谈。他善于利用局部协调配合全局斗争。
3.斗争和协调平衡运用，随机而定。
在处理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党内的某些问题时，周恩来都是采取平衡运用的原则。
以上三个大原则，周恩来总是根据政治大局而定，从不小处着眼，因而使政治协调发挥最佳作用。
周恩来政治协调思想的文化渊源
周恩来在1963年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16〕这是周恩来在上边讲了“要等待”，“决不开第一枪”这些协调原则之后讲了这番话的。周恩来从少年时就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也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与吸取。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和墨家的“尚同”思想有渊源关系。在《墨子·尚同》篇里说，“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们各以自己的是非为标准，因而“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造成社会混乱，故墨子主张“一同天下之义”。周恩来抛弃了墨家“尚同”的消极一面，而又用“存异”相辅于求同，批判继承了墨家的“尚同”，把它革新为一种现代意识。
周恩来政治协调里的求同、让步、谅解、共处与儒家的“和为贵”有内在的联系。“和为贵”的消极一面是轻视竞争意识，积极一面是推动人际和谐。周恩来正是从积极一面吸取了其合理因素。
儒家主张“中庸”、“中行”，这对于周恩来整个政治协调的思路都有影响。“中庸”“中行”告诉人们凡事不走极端，不“左”不右，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一。“中庸”和折衷主义不可同日而语。折衷主义是在真理和谬误中间划等号。周恩来在“文革”中大批折衷主义的当时，1971年和日本横路孝弘说过：“中年嘛——尽管其中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17〕这里周恩来偏偏给中庸以严肃的地位，表示了自己不同于俗流的领导、思维特色。
周恩来政治协调的思维方式和道家思想也有关系。1939年，周恩来于绍兴同曹天风论过道家。他说，道家最精彩的话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称赞道家无为而有为的辩证思想。〔18〕道家主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19〕这种弱强、柔刚之间转化的辩证思想深为周恩来所掌握，他那谅解、忍让、局部妥协都与道家以柔克刚的思辨有关。
周恩来对兵家思想也有研究和吸取。如“退避三舍”、“迂回”前进、“穷寇勿追”，都成为周恩来政治协调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周恩来政治协调思想和方法诚如他自己所说，是吸收了我们民族传统的一些精华。
注释：
〔1〕〔3〕〔16〕《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73、328、328页。
〔2〕〔5〕〔6〕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164、153、153页。
〔4〕《周恩来的外交艺术》第253页。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20页。
〔8〕〔11〕〔美〕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第14、7页。
〔9〕〔10〕〔15〕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第159—160、21、11页。
〔12〕〔17〕《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第179、89页。
〔13〕〔14〕《列宁全集》第36卷第70—73、128页。
〔18〕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4·11·188页。
〔19〕《老子》七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