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般说来，国家社会处于兴旺、安定时期，本土文化就表现得雍容大度，海纳百川，呈开放型；在国势处于衰势，被动挨打的情况下，民族文化心理就变得复杂。一种新文化的构建都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相关联的，在封建社会里产生了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专制文化，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产生了为之服务的“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文化。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将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呢？因此，现代文化建设的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进步，总伴随着对文化的总结和反省，又总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个新的发展阶段。检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程，找出它们的特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将是有意义的。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始
我们知道，“师夷长技”的观点是由魏源最先提出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使昔日古老中国大一统体系被打破，堂堂王朝上国竟被外来蛮夷打得大败。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爱国开明之士，从恶梦中面对从未有过的不平等条约，面对战争与赔款，面对“万马齐喑”的局面，他们开始思索“夷”与“夏”、先进与落后、生存与死亡这些尖锐对立的现实问题，于是，他们穷研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师夷长技”的思想应时而生。即“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见《魏源集》206 页《道光洋艘征抚记》）因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塞其害，师其长，彼日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将制彼胜败。”“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四议款》19页），由此可见，“师夷长技”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具有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文化视角与价值判断，具有感人的忧患意识与务实倾向，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水准。但由于它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救亡图存的局势里应运而生的，匆忙中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一是囿于本位文化意识，背着沉重的传统文化负荷，不能从近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出发，不具备全面开放意识，学习西方仅限于“习其器”。二是由于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和企业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封建垄断性，它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然而它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为相对封闭的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
二、中体西用：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中体西用”是在魏源的“师夷长技”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主要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进行了诠释和论证，从此，“中体西用”的观点成了洋务派的主要观点。
“中体西用”较“师夷长技”有了一定的进步。他们在提出以中国的固有文化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为本，以西方的坚船利炮为末的思想的同时，也看到仅仅靠制炮练兵不足以自强，为求强先要求富，于是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以外的民用企业，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遗憾的是，他们一方面承认西方文化的优点，另一方面却固守着孔孟的“精义”而不后退半步。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是建立在不突破封建文化的基础上，这从改良派与洋务派的论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也。”由此可见，中体西用的本质还是维护封建传统文化，不敢突破夷夏之防，甚至他们还把“中体西用”当成一道精神堤防，用以抵挡方兴未艾的世界开放与改革潮流，抵挡西方文化的一步步“东渐”。但由于体用之不可分割，它们又不可避免地在求强、求富过程中，使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发生一些变化，为中国文化最终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产生巨大影响。
三、国粹论思潮和全盘西化思想：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潮流
“中体西用”没有使历史的中国走出困境，而另两种对待中西文化的极端思想又冒了出来，即国粹论和全盘西化思想。国粹论即文化本位论，是一种在文化建设上具有双重性格的思潮，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主要代表人物章太炎等人曾从考察中外历史中，看到了历史文化与国家民族盛衰有一定的关系，于是想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机，他们从经籍中采撷关于民族斗争的资料，古为今用，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反对民族压迫，宣扬“严内夏外夷之大防”、“攘夷狄，捍族性”的思想。因此，他们在反对外来侵略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它没有看到世界文化发展一体化的大趋势，企图在保留古代文化部分精华的同时，游离于这一大趋势之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出现了全盘西化思想。在东方文化不断衰落和西方文化不断崛起的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均告失败的困惑中，思谋出路，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总清算，“五四”前后便出现了与国粹论立论全然相反的全盘西化思潮。究其实它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它用西方文化的价值准则，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与陈序经，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一文（见《独立评论》第103号）中认为， 自周秦以来，“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人家都比我们强。”而陈序经在《全盘西化的辩护》（见《独立评论》第160 号）一文中，更直白地说：“所谓趋向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都是西洋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全盘西化”论者，虽然看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但忽视了民族主体精神的高扬，只是把文化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质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全盘西化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清算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也损害了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且不能真正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呼唤真正能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既保持民族主体精神，又能体现强烈的世界文化意识的文化构建原则出台。
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现代文化构建的最高原则
岁月老人悠悠地走到了20世纪末，从1840年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沉重教训，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现代文化建构原则，正是建立在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成败基础上的，是一个半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结，它既克服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囿限，以振兴民族主体精神为根本，又克服了本位主义文化的局限，强化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意识，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曾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同时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融合过少数民族文化，也吸收和融合过一些外来民族文化，因而对世界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它毕竟是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下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日益开放和价值多变的世界，它的一些价值观念也日益走向没落和僵化，为此它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
世界历史发展证明：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中世纪以前，受地域和种种人为壁垒的限制，各民族文化交流很少，人类文明发展较慢。到了近代，由于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文化交流不再受各民族之间政治的、文化心理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因而出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以及各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凡是主动融入这一文化发展趋势的国家就发展，凡是被动或拒绝融入这一趋势的国家就落后。近代中国和日本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处于中西文化格局急剧变化的清朝政府，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迷醉于“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神话中，未能睁眼看世界，在被动挨打、内忧外患不断的情况下，极有限地学一点点西方，结果错过一次次发展机遇，使中国拉开了与世界的距离。而日本则不同，主动地大胆研究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通过“明治维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跃居世界强国之列。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化汇入世界交流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大趋势，是维系现代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因此，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结合现实发展的需要，十五大报告又提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需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要求。它既是我国初级阶段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符合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提法是在文化方面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发挥，反映了时代特征和中国的国情，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1、它是在对中西文化批判与吸收基础上建立的。 中国文化从“师夷长技”到今天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经历了一个激烈的碰撞过程，“一面困裹着传统，一面向往着未来，一面萌动了世界意识，一面依托着民族情感，多样化的文化同时撕扯着我们的心灵。”也正是中西文化一次次剧烈的碰撞、融合，才使中国文化走向科学、民主，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师夷长技以制夷”冲破“天朝上国”、“华夷之防”等等罗网，顺应历史潮流，为缩小中外差距做了最初的探索，第一次向长期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介绍了西方，朦胧地认识到西方的某些优越性，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愿望，既是对封建社会的某种大胆否定，又是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承认。从此，中国主动或被动地批判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例如民主、科学；主动在坚持民族主动意识的情况下，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狂飚突起、振聋发聩的文化启蒙运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民主主义新文化，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一切旧文化的全新文化。后经过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后来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思想的发展，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2、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无产阶级”（列宁《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840年，是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揭开了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序幕，从最初的“师夷长技”到后来的“民主与科学”，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但是，不管多少仁人志士如何努力，“师夷长技”也好，“全盘西化”也好，都以回归传统而告终，始终没有走出一条文化的新路子。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论总是不能实现。”正当“东方文化构建论”者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徘徊时，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曙光。李大钊、陈独秀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他们把唯物史观引入了文化研究，使20年代的文化论争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另一方面，他们把反封建文化启蒙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新文化运动走向了实践的层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最初运用，后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发展。1940年12月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近百年的文化论战作了科学的总结，并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使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了新生。后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丰富了这一理论。1983年10月1日， 邓小平在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它用于文化建设，使文化建设有了伟大而崇高的目标。
3、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理论所决定的。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是革命的先导。落后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总之，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世界，为了在这样的世界自强、自立，各民族都要注重发扬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保持自己民族的主体性，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以我为主，不是盲目自大，一味排它，而是把我国文化的精华展示给世界，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要让世界文明走向中国，就必须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一方面，应以全方位的开放意识面对外来文化，另一方面，要善于批判、吸收外来文化，既大胆学习和借鉴外国一切好东西，又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总之，立足本国，面向世界，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大趋势，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