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瑛[1]2002年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系统——模型建构及修正》文中提出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项目财务评估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然而在不同环节中会出现相互背离的状况。针对这一点 ,本文试图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具有相对可操作性的海外投资项目分析系统FASFDI。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事业方兴未艾 ,希望本文能为实际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王瑛[2]2001年在《海外直接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系统研究——模型建构及修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全球一体化。这既表现为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资本流动不断扩张的“浅度”一体化发展，更表现为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实现的延伸到生产领域的“深度”一体化趋向。而担负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是为数众多的跨国公司，长期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海外直接投资已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及深度一体化的决定力量，对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评估也由此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然而由于海外投资项目的特殊性，对其评估在分析角度、考察视野、涉及因素等方面都更为复杂。在这种评估中，财务分析无疑占据了核心地位：一方面，这决定于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的终极动机——追求利润即财务效益；另一方面，这体现了现代企业管理中财务控制的重要功能。 根据调研，许多公司在海外投资项目财务评估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其中某些环节也是建立在一定的财务理论基础上的。然而就整体而言，其操作流程尚有不严密之处，在不同环节上的决策目标会出现相互背离的状况。针对这一点，本文试图在一定的决策原则(最大化企业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思想较为统一、逻辑较为连贯，同时具有相当可操作性的海外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系统FASFDI。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指日可待，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事业方兴未艾，希望本文亦能为其实际工作提供参考作用。 本文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引言。主要阐述建立海外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系统的目的以及该框架的建立过程中始终所遵循的原则即使企业经济价值增加。 2．模型框架基础。这里包含叁个部分(1)净现值模型。重点论述其科学性及其作为本财务分析系统基础的合理性。(2)项目的资本结构决策。主要是在一定的资本结构理论基础上讨论海外项目资本结构确定的特殊性及具体决策方法。(3)项目的风险评价。主要介绍对项目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评价方法。 3．基本参数折现率的确定。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对基本NPV模型的参数进行第一次的调整——折现率的调整。主要阐述如何依据海外投资项目对跨国公司总体风险的影响，对不同风险类别的项目采用不同的折现率确定方法。 4．现金流调整：APV模型。由于海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对基本NPV模型参数的第二次调整——现金流量的调整，并由此引入了FASFDI的修正模板——调整净现值(APV)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APV=项目本身的净现值+评估角度变化所带来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 5．最后，导入经营期权理论对APV模型的补充。主要论述经营期权的理论及定价方法，从而完成整个FASFDI框架的构建与修正：项目财务价值=APV+经营期权价值
杨大楷, 刘庆生, 王天有[3]2002年在《海外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系统研究——模型建构及修正》文中研究指明根据我们的调研,许多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项目财务评估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其中某些环节也是建立在一定的财务理论基础上的。然而就整体而言,其操作流程尚有不严密之处,在不同环节中会出现相互背离的状况。针对这一点,本文试图在一定的决策原则(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思想较为统一、逻辑较为连贯,同时具有相当可操作性的海外投资项目分析系统FASFDI。
杨兴锐[4]2014年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跨国并购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经济学家钱纳里曾指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非常突出,因而资源在再配置方面的潜力较之发达国家更为重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企业跻身全球舞台的重要标志。据普华永道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为652亿美元,增幅达54%,创历史新高。2012年12月,中海油以151亿美元并购加拿大油砂运营商尼克森公司(Nexen Inc.),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外并购事件。然而,作为新兴市场的后发企业,这种快速展开的海外并购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一直存在争议。一些着名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为这种担忧提供了佐证。例如,2004年,TCL出资5.6亿美元重组法国汤姆逊公司(Thomson SA)彩电和DVD业务,导致了企业连续几年的巨额亏损；2004年,上汽集团出资5亿美元控股韩国双龙汽车公司(Ssang Yong Motor Company),结果以双龙的破产而告终。跨国并购是以企业为载体,调整资源存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融合,使我国经济进入长期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重要方式。作为后发企业,我国企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其跨国并购多为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因此,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效应并不十分显着。但是,也有一些企业虽然是产业投资式并购却显着的创造了价值。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其影响机制如何?学术界关于跨国并购能否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学者认为,跨国并购提供了国际化、协同和风险分散等方面的整合利益,因而可以为并购方和目标企业的股东创造价值(Kang,1993; Gubbi et al.,2010)。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跨国并购过程中的一些潜在挑战会阻碍并购目标的实现,对并购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的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已有的跨国并购样本不多,有关的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也较少,而现有的不多的有关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在结论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从现有的研究基础看,多数文献集中于单个问题的探讨,如绩效或绩效影响因素,相对缺乏深入的整合研究,跨国并购作为一项复杂的投资活动,必然有其自身的演化过程与运行机制,单独研究个别问题固然重要,却容易忽略对其内在的、深层的动因、路径及机制的考察；同时现有的研究多关注企业自身或外部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较少深入挖掘企业内部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因而无法揭示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过程和深层机制。本文的选题密切关注理论和实践的前沿,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问题。首先,本文从资产寻求视角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并给出了逻辑一致的解释。我们以2002-201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180个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其财富效应。结果发现,在[-10,10]事件窗口中,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获得了显着的正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地,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别从并购企业特征、目标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和并购方式四个方面探索影响财富效应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并购企业的研发强度和跨国并购经验对财富效应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并购企业的成长速度、资产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则对财富效应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的创新与成熟度对财富效应具有积极作用,纵向并购由于其更易于获得研发、渠道或矿产资源而受到市场的肯定。然后,本文聚焦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长期价值创造问题,引入动态能力视角对影响并购价值创造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通过建构一个感知、获取、转换能力为自变量,研发强度为调节变量,资产规模、行业集中度、并购资产类型和并购经验为控制变量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机制的分析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感知、获取、转换能力叁个变量对跨国并购价值创造具有积极显着的影响；研发强度对于转换能力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说明研发强度高的企业其转换能力较强；行业集中度、资产类型、并购经验也对价值创造有显着影响。最后,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大量的搜集、分析8家样本企业跨国并购的多种数据,构建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发现动态能力在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方面有重要作用,并购过程中动态能力作用的类型主要有叁种：感知、获取和转换,它们各在不同阶段发挥主要作用。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获取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方面的异同,发现两种类型并购在感知机制方面并无差别,但企业表现出的感知能力并不相同,在获取方面,中介投行及合作伙伴的引入易促成自然资源获取型并购获取的成功和降低战略资产获取型并购资产获取与整合重构的风险,而多样化的支付和融资方式可以减少战略资产获取型并购资金压力从而有助于价值创造；转换能力方面两种类型跨国并购方面差异显着,在组织结构、文化、人力资源和供应链方面进行中等或较高程度整合的资源型企业容易形成新的资源能力基础并实现价值创造,而在供应链、研发、品牌、渠道等方面进行较高程度整合的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容易实现协同创新和资源能力基础的更新并实现价值创造。本文的研究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投资者对我国企业资产寻求型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证明了“走出去”战略的正确性。我国企业应该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把握时机,适时收购目标企业有价值的知识资产和重要自然资源,以克服后来者劣势,提升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其次,我国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坚持以国际化的视野推进战略转型,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积极利用海外资源,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关键资产,以加快技术追赶；最后,我国企业应不断在并购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自身的动态能力,以敏锐的战略国际化眼光捕捉跨国并购目标和时机,审慎的进行并购评估和谈判,才能在跨国并购的实践中创造价值。
崔蒙骁[5]201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绩效研究》文中指出在“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双重压力下,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获取配置和利用资源,从而进行国际投资。评价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在中国上市公司OFDI的绩效与国家竞争力提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使用文献分析法,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从“行为”与“结果”两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实证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微观绩效评价指标进行构建并对其评价；最后,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市场绩效进行研究与因子分析法对财务分析法进行研究,在财务指标方面：评价体系包括5个指标：盈利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现金流量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发展能力指标全面分析。实证结果：中国上市公司OFDI短期则为负效应显着,长期则为正效应。数据受时间、大盘变动的影响,财务数据为投资前一年和投资后叁年的数据,剔除大盘因素对检验的影响。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微观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中,侧重灵活性与动态变化性并将市场绩效与财务绩效相结合的上市公司微观绩效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的微观绩效评价体系的局限性,对上市公司的微观绩效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有着重要意义,具有研究价值。在微观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下及国内外经验启示下,提出了基于政府角度与企业自身角度提出改善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绩效对策。
林自强[6]2010年在《华人企业非洲直接投资绩效影响因素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洲自然资源(油气矿)与经济作物充裕丰沛、近十亿人口的广大市场、飞跃的经济表现、适合产业优化的发展环境,加上欧美国家的各项贸易优惠,已经成为华人企业必须深入研究及前进发展的重要战略制高点。对华人企业而言,无论在企业国际化能力、核心能力,或是内隐知识的提升上,非洲都是首选。赢得了非洲市场,华人企业将能更有效地优化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还可移动边际产业到有需要和有容纳能力的非洲国家,并规避发达国家频频发起的贸易制裁,华人企业必须前进非洲。本研究探讨两个主题。第一、企业所有权优势(包括：企业国际化能力、核心能力、内隐知识)、区位优势(包括：市场潜力、政治法律稳定性、经济环境特殊性、生产环境因素)、企业国际化动机(包括：追求市场与利润的因素、经营策略的考虑)对投资绩效的影响；第二、不同的投资进入模式对企业所有权优势与投资绩效、区位优势与投资绩效、企业国际化动机与投资绩效的干扰效果。研究结果显示：一、企业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企业国际化动机,对华人企业非洲直接投资绩效呈显着影响；二、不同的投资模式,分别对企业所有权优势与投资绩效、区位优势与投资绩效、企业国际化动机与投资绩效,皆具有干扰效果。另外,本研究同时也探讨了有关华人企业非洲直接投资现状、原因、相关问题,并与问卷调查共同参考,相信更能提升本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客观性。最后,本研究针对华人企业非洲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作了宏观和微观的策略建议。宏观方面：华人企业期望政府制定相关的总体战略规划、成立非洲投资推广部门、建立健全的跨国经营法规、支持华人企业朝向国际化经营方向发展、寻求能提升华人企业竞争力,转移边际产业的机制等；微观方面：华人企业应该制定战略规划、审慎地评估非洲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客观地选择非洲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国际化跨国管理人才的培训等,冀望对华人企业非洲直接投资能有所帮助。
潘同人[7]2014年在《嵌入关系：中国招商引资中的政府与市场》文中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形成的路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用政策建构出来的。因此,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能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也不能完全用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来解释。理解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基于中国实践来进行理论建构。招商引资是政府与市场的重要结合点。在实践中,招商引资既是市场行为,又是政府行为。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政府职能定位的思考,不可避免要触及对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的评价。如果说招商引资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干预,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界对于中国政府招商引资的思考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主要关注招商引资的效率问题,用量化方法实现了对投资环境的测量和评价,为政府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提出政策建议；另一种是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主要侧重于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责体系和角色定位,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讨论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权责边界,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关注以下方面：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存在形态,即政府是如何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的,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职责体系；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理论思考,即招商引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总体特征,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动力机制,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基本功能,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负面效应；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转型与发展,即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下,政府如何调整招商引资的工作思路,如何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和质量。针对这些问题,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着重探讨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策略,兼顾招商引资的效率维度,争取获得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对策分析成果。本文的基本假设是,招商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但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而嵌入其中。政府在多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次,以不同的方式嵌入招商引资活动,发挥了政治支持、组织协调、统筹规划、载体建构功能,为市场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招商引资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形成的“嵌入关系”也具有局限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下,应该转变政府的招商引资职能,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的转型与发展。本文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出发,提出中国政府与市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形成“嵌入关系”的理论假设,并对“嵌入关系”这一概念进行可操作化研究。先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梳理了招商引资活动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了世界和中国招商引资活动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对招商引资活动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后,本文利用行为分析的方法,研究“嵌入关系的”存在形态。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分析政府嵌入招商引资活动的行为特征,在宏观层面从发展战略、制度框架、资本引导的角度分析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在中观层面从项目规划、优惠政策、政务环境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的自主探索,在微观层面从信息平台、招商运作、投资服务的角度分析招商部门的具体实施。而后对“嵌入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从概念阐释、时空背景、结构分析、运行逻辑的角度总结了“嵌入关系”的基本特征,从国际驱动力、财税驱动力、政绩驱动力、技术驱动力的角度分析了“嵌入关系”的动力机制,进而提出“嵌入关系”具有政治支持、组织协调、统筹规划、载体建构四种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又概括了“嵌入关系”的五种负面效应,即数量崇拜、效益缺失、土地浪费、政策依赖、管理乏力。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进行了经验分析和比较分析,以便总结招商引资的地方经验和国际经验。经验分析主要分为叁个层次,一是地方招商引资的组织体系,二是招商引资的地区实践,叁是招商引资的园区经验。在地区层面,本文选取了长叁角地区、珠叁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山东半岛地区。在园区层面,本文选取了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园区的具体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职能和行为策略上的差异,从而深刻的认识“嵌入关系”的复杂性。“嵌入关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在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但它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总体来看,在市场发育程度的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嵌入”招商引资的范围相对狭窄,“嵌入”的方式也较为间接,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主要依靠各种专业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完成微观层面的市场行为。而在市场发育程度的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嵌入”招商引资的范围相对广泛,“嵌入”的方式也较为直接,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对各种专业机构和中介机构利用较少,政府将行政资源直接投入到微观经济领域。在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招商引资工作转型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认为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的转型和发展,调整招商引资工作的总体思路,从“整体嵌入”向“局部嵌入”转变,从“直接嵌入”向“间接嵌入”转变。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要转变招商理念、加强投资监管、优化投资环境、强化项目引导、发展中介机构、改革考核机制、推动政策合作。
郭清宝[8]2008年在《外资进入中国进行并购引起的风险及法律问题》文中认为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第143个会员,自此之后,开始与世界的贸易全面接轨,更是标志着中国经济与全球化经济整合在一起,接受全球化经济的挑战。过去20世纪半个世纪以来自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简称GATT),历经乌拉圭回合谈判(Uruguay Round negotiations, 1986-94),终于1995年1月1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经济开放与全球化。影响所及,全球化的潮流将20世纪所发展的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s,又名为“兼并”)浪潮推向高峰,特别是2000年1月美国线上(American Online, AOL)与时代华纳(Time Warner)宣布合并,以3,500亿美元市值,石破天惊,在国际社会形成强烈震荡,并被寓为“世纪并购”;2001年惠普计算机(HP)更将康柏(Compaq)合并。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企业并购进行直接投资己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一个新热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跨国并购异常活跃。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加速,并购特别是外资并购将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企改革的整体推进也给外资并购的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外商投资的多样化和投资环境的渐趋完善,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的,外资纷纷看好中国的大市场。无庸置疑,中国的并购已使中国成为亚洲主要并购市场。并购促进了中国产业布局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同时促进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和市场的机会。当然,由于政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跨国并购在中国也存在许多问题和风险,尤其是外资并购的法律保障已成为中国经济是否能健康、稳定而快速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开始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国外的国际并购历史发展表明,国际并购的成功是基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及法律监管体制。中国在旧有的相关法律基础下,如1999年8月国家经贸委颁布的《外商收购国有企业暂行规定》,自2001年起更是颁布施行中多项相关法律如《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2002年起的并购相关法规有:《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2.4)《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3年3月7日对外贸易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暂行规定》,随后在2004年的商务部颁布第8号令《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和第22令《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对外商投资的细则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到2006年《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暂行规定》已由中国商务部第7次部务会议修订通过,并由商务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并自2006年9月8号开始施行。从上述可知,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中国激起并购重组的热潮,而2004年12月,联想以12.5亿美元购得IBM的PC部门。但这起双方都极为满意的并购,而这样的企业组织变革的案例,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法律管制(Regulation)也是如此的严峻。这是2004年中国企业并购国际企业上全球布局的盛事,包括并购方母国的中国,以及被收购方母国美国政府的瞩目之外,全球相关产业更是关注此一并购案的发展,掀起全球第一或是质量第一的激烈竞争。2006年被称为中国的“并购年”,其中,“徐工—凯雷并购案”了引发社会各界对外资并购进行整体审视和制度反思。引起国人对经济安全、外资超国民待遇等的质疑声浪.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基于发展之要求等,中国于2008年8月1日已施行《反垄断法》,对于外资并购所生之制约以及将来是否影响外资意愿都是关心之处。面对全球化以及投资中国的热潮不断,外资进入中国将来势必有增无减,如何于全球投资规范以及中国特有经济管制下,进行制约市场经济下的日趋盛行企业并购活动。面对外资并购活动对于并购方以及被并购方而言,应当是互利互惠的行为,然而并购成功的机率一般仅有25%-30%(部份统计数字),并购行为是有增无减,事实上不论以宏观或微观角度,包括竞争环境及秩序维持,国家安全性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权益,并购方以及被并购方股东权益,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等等,都是重要课题。目前,中国对外资并购这一新趋势的讨论比较零散缺乏全面的分析,并对外资并购中出现的问题缺乏实证分析。这与不断增长的外资并购,尤其是加入WTO以后的中国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不协调的。如何使外资企业及市场监管者准备就绪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作者在全面分析现今外资并购中存在法律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同时,就外资并购模式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类型、流程、法律制约以及风险类型及评估,希望能供企业参考使外资并购能真正为产业市场服务而不是停留在资本市场。微观地看企业的并购行为可发现,并购过程的风险防范和契约设计是过程中重要阶段,诚如学者纽曼(F. Neumann)曾精辟剖析“契约易沦为逼退自由竞争的工具,连带地限制契约规则与一般法律规则于经济范畴之适用”,因此契约(Contract)必然是主宰着所有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更是企业活动的关键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 KSF)。因此进行了陷阱类型归纳并提出私法五力分析模型(five force analysis model on private law)提供衡量公平以及风险趋避之建议。宏观来看,中国既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必须遵守相关规范,除了有关外资进入中国进行投资如外资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兼并以及合资(Joint Venture)等等外,面对与贸易有关投资措施的协议(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所生的规范亦需予以注意。而外资进入中国进行并购行为已经如火如荼地于中国境内开展,企业在面对并购这一“V(AB)>V(A)+V(B)”的诱惑下,如何通过规划、评估、分析而设计合理的并购风险流程并签定契约书,以达到满意的效果,得到符合预期绩效的策略与方案,是本论文最为关心之处。而并购过程中以合并过程所衍生问题最多,如何于合同契约文件载明清楚并符合双方的期待,正是并购过程中最重要的部份。因此,本论文的主要议题为:说明并购过程中的理论与实务经验,分析并购流程并探讨风险及合同契约陷阱的类型,最后尝试拟定最适合的合同或契约内容。所以本文的研究动机:1、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并购的法制完整化(法制建构的迫切性)。2、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并购所应注意的事项(建立流程分析图)。3、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并购的风险趋避(降低失败的风险及避免并购陷阱)。4、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并购的合同(契约)研究(如何规划适当的并购合同(契约))。5、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并购绩效观察(并购后的管理及监控)。由于并购风潮持续在中国盛行且有增无减,因此,建立安全机制,避免因并购活动失败而带来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将是政府及市场交易活动者应有的认识,如何于市场经济下,以最少的管制,维护交易安全,同时对于市场活动者所带来的规模经济(Economic of Scale)及范畴经济(Economic of Scope)活络市场的行为,给予最少的限制,然而交易活动的企业家以追求股东的最大利益的考虑下,利益往往凌驾于商业伦理及政府管制,运用游说(Lobbying)破坏法制时有所闻。笔者认为,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政府管制太多应该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而政府也担心无限制的商业并购活动,将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失衡(failure),贫富悬殊的社会阶级日趋严重,因此追求最合适的管制法制,内化企业经营者营利政策(business policy)下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是笔者研究的主要目的,而外资进入中国的目的,除了追求经营利益以及全球布局外(globe logistics),起始是不会有其社会责任。因此,然而就研究的阶段性而言,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有1、全球化下世界贸易组织规范对中国并购市场的影响。2、引起政府重视外资并购法制建构的迫切性及必要性。3、现阶段外资并购法制建构的问题发现及建议。4、最适并购契约降低降低失败的风险及避免并购陷阱。5、发展新时代的外资并购模式。本论文最重要之意见,乃在于建构私法五力分析模型(5 force analysis model on private law)并将法律之管制与协调间进行相关分析,以作为并购过程中,微观上合同或契约中,风险及陷阱之调整准则。同时宏观上作为并购过程中,国家政府进行反垄断程序审查中之尊重市场机制以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衡量之准则。本论文研究之建议:建立正确的并购态度、善用专家团队,降低风险及陷阱、善用规范的机制,降低损害。
孙文亮[9]2012年在《山东青岛市TN压缩天然气站建设项目财务分析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步增强,天然气凭借其优质、高效、清洁的特点,成为保护环境的最理想燃料,正逐步取代石油、煤炭和柴油等传统燃料。与此同时,天然气汽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加,天然气需求的快速增长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加快了天气站建设的步伐。山东青岛市TN压缩天然气站建设项目的建设实施不仅可以缓解青岛市燃气汽车加气紧张的局面,而且也会改善大气污染状况,兼具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天然气站新建项目不仅符合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产业政策,而且具有显着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同时,项目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天然气站新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是项目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也是项目前期阶段工作的核心和关键。而项目的财务分析是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组成部分,关系到投资新建项目建设的成败,是投融资决策的依据。项目财务分析是指企业依据相关资料,对项目财务的运行结果及其过程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以科学评价项目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分析方法。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在回顾、介绍项目财务分析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山东青岛市TN压缩天然气站项目为案例,阐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投资方案,进而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重点考察了项目的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并进行了不确定性分析。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互相渗透,为TN压缩天然气站建设项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并为以后类似项目的管理提供借鉴,因此,本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尹福生[10]2004年在《风险投资理论与中国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支持创业的创新投资制度—风险投资以其投资行为的独特性及其与高成长性企业的特殊关联性在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实践中得以迅速发展,与这种投资行为相伴而生的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形态即风险资本市场。这种由传统资本市场演进而来的旨在为成长型中小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的市场,有着迥异于传统资本市场的特点。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参考并合理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对此问题的若干研究方法及观点,系统归纳和分析与风险投资相涉的若干关联性问题,对风险资本市场自身特点及运行规律进行探究,借鉴国外风险投资发展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微观领域的先进经验,分析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多维度地寻求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风险资本市场的价值定位、目标选择与发展路径。最后,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新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建议。 除导论(第1章)外,论述分四部分逐次展开的。其基本线索是:风险投资的宏观理论归纳(概念、内涵及运行机制)→风险投资的微观理论分析(信息不对称、双层委托代理、治理结构)→风险投资的国际比较分析→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模式选择和支持环境营造。 第一部分为风险投资的基础理论部分。第2章,风险投资的定义和内在属性。首先通过回顾和梳理中外学者和有关组织对风险投资的定义,从投资体系的角度给出自己的表述,即风险投资是一种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通过对具有高成长性的新兴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并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所投资的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最终通过股权的转让获取高额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然后在分析风险投资与传统的产业投资异同的基础上,阐述了风险投资的内在属性和特征,指出风险投资是一种支持创建企业的创新投资制度,不仅提供企业创立和发展的资金支持,还提供增值服务,实质上它是与创业相联系的资本经营过程,是未来大企业的培育机制。 第3章对风险投资制度生成和演进进行了分析。风险投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这里我把这个过程分成生成和演进两个阶段。其中,风险投资制度的生成着重论述
参考文献：
[1].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系统——模型建构及修正[J]. 王瑛.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2
[2]. 海外直接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系统研究——模型建构及修正[D]. 王瑛. 厦门大学. 2001
[3]. 海外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系统研究——模型建构及修正[J]. 杨大楷, 刘庆生, 王天有.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
[4].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D]. 杨兴锐. 武汉大学. 2014
[5]. 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绩效研究[D]. 崔蒙骁.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6
[6]. 华人企业非洲直接投资绩效影响因素之研究[D]. 林自强. 暨南大学. 2010
[7]. 嵌入关系：中国招商引资中的政府与市场[D]. 潘同人. 南开大学. 2014
[8]. 外资进入中国进行并购引起的风险及法律问题[D]. 郭清宝. 华东政法大学. 2008
[9]. 山东青岛市TN压缩天然气站建设项目财务分析研究[D]. 孙文亮.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10]. 风险投资理论与中国应用研究[D]. 尹福生. 武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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