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无线电事业的发展及其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无线电论文,时期论文,贡献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2-0088-08 中央苏区创建以后，一直处于紧张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之中，对通讯联络的要求较高。在没有电台之前，无论是中央苏区内部的通讯联络还是中央苏区与外界的通讯联络，都必须依靠人力传递通讯。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速度很慢，而且极不保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苏区急切需要一种有效且相对安全的通讯方式。无线电在那个年代是一种新兴通讯技术，能够跨越空间进行沟通，因此受到中央苏区的高度重视。中央苏区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不但有效促进了与党中央及各地苏区的通讯联络与沟通，还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对敌技术侦察作用，更为后来的红色广播新闻事业和无线电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中央苏区无线电通讯队伍的建立 在1930年8月攻打长沙的战斗中，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曾缴获过敌人的无线电台，却皆因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而被破坏和遗弃。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对此十分重视，屡次强调无线电台的重要性。到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歼灭敌张辉瓒部的龙冈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虽然参战部队此前已接到“无线电亦不准破坏”[1]P194的命令，但缴获电台的战士由于对无线电设备的不熟悉加上对敌人的愤恨，还是将电台的发报机砸掉，送到宁都小布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只有一部收报机。毛泽东和朱德为此立即通报各部队，“在以后的战斗中，凡是缴到不认识的战利品，要一律上缴妥为上交，不得破坏”[2]P57。 1931年1月，在进攻敌谭道源部的战斗中，毛泽东和朱德已下令各级部队“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3]P197。在追击谭道源部的过程中，毛泽东与朱德又在追击命令的注意事项中提出“要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台，不得破坏”[2]P57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两道命令，在稍后的东韶战斗中缴获的无线电台被完整无损地送到红一方面军总部。除缴获无线电器材外，红一方面军还动员了十数名在龙冈战斗和东韶战斗中被俘虏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参加红军。 是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总部以这批无线电器材和技术人员组建了中央苏区的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伍——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无线电队“编有无线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4]P55，由国民党部队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王铮担任队长。1931年3月，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青塘。不久以后，中共中央从上海派来的伍云甫、涂作潮和曾三等无线电技术人员到达中央苏区，大大增强了无线电队的技术力量。[5]P25 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一方面军缴获了敌公秉藩部一部完整的电台，器材稍显充裕，于是无线电队分成两部分别随前方总部和后方军委活动。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又陆续缴获了多部电台。1931年5月底，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建宁。“为了要使人员器具的便于调剂，训练方面能够一致，应有他的独立系统”，前委会议“决定成立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6]P111。无线电队“下分四个分队，人员电报机等一律照分”，“但第一重要的是总部电台，其次三军团的，再次后方，再次分一个给河西七军”[6]P111。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的组建，“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和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证”[7]P77。 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对缴获无线电给予了充分重视，要求各级政府在战后协助红军清扫战场的工作中“特别对于无线电机及不知名的东西要加以保护”[8]P143。在中央苏区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下，红一方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先后缴获了“无线电机六架”[9]P78和若干技术人员，大大充实了无线电队的力量。宁都暴动后，起义部队带来了“8部机器和40多名电台技术人员”[10]P159。起义部队被编为红五军团，军团和下属三个军均配属有电台。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后，中央苏区红军又缴获多部电台，分别派往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逐步形成了中央苏区和各地苏区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网络。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到1933年已先后缴获无线电台19部。[11]P159随着无线电台的不断增加，无线电通讯队伍也扩充为无线电总队。为加强对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3年5月成立通信联络局(四局，长征后改三局)掌管通讯工作。[12]P263无线电总队直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划归通信联络局管理，各个部队的无线电台在技术上皆统归无线电总队领导。无线电总队下设各分队，“只有三军团的电台分队合起来组成一个电台大队”[10]P55，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队伍至此已经初具规模。 二、中央苏区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展 中央苏区无线电队伍组建的初衷是为了加强与中共中央和各地苏区的联系，并没有想到无线电技术能够在对敌技术侦察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初建时拥有的一部半电台，虽然暂时不能与中共中央和各地苏区建立联系，却可以监听敌军的无线电台，为中央苏区红军进行技术侦察。事实上，“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13]P41。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部队并不重视无线电的保密工作，“他们部队每到一驻地，都用明语报告位置”，“国民党的报务员又爱在机器上胡扯乱谈，什么部队的任务、第二天的行军路线，以及战斗进展情况等等，无所不谈”[14]P63-64。每次出发之前，相关电台都要将目的地和预计到达告知其它电台以方便联络；每次联络之前，相关电台又必须询问其它电台的位置，以便确定主要联络方向和联络的先后顺序。在对敌技术侦察工作开展过程中，原来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熟知敌方电台的呼号和不同技术人员的操作手法，“通过收听敌台的通报对话”，进而精确推断敌人部队的出发时间、到达地点、部队番号、方位分布和行动意图等等，“准确地向领导和作战部门提供情报，起到了技术侦察兵的作用”[15]P85，在反“围剿”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部队开始注意在无线电通报中使用密码，但并未起到应有效果。中央苏区无线电侦察人员从电文的公文格式和明码底本入手，一字一句地破译了敌人的电报。加之红军又曾在战斗中缴获到敌人的部分密码本，更使中央苏区对敌无线电破译工作如虎添翼。由于对红军无线电技术的极其轻视，国民党部队并没有改变密码体系。中央苏区不但可以顺利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还能够顺藤摸瓜不断破译敌人的新密码。因此不管敌人如何变换新密码，中央苏区仍然可以继续破译其往来电报。“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6]。 鉴于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重要性，组建单独的工作单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31年12月，无线电侦察工作从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科，下属有专门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台开展工作。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科改组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1933年5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局(二局)成立，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分别负责后方与前方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同年10月，因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并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二局与后方二局也合并组建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局。[17] 敌方电台的泄密，从反面催生了中央苏区无线电保密工作的完善。为加强无线电保密工作，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曾在1932年7月1日共同签署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规定“密码电本必须交最忠实可靠的译电员(共产党员或团员)随身保存，并要注意保护”，“译电员对密码本要特别注意保存，要看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战时译电员要随高级指挥机关走，要有人随他，以便万一他受伤时及时取出密码电本”，“凡报文先头有某某亲译字样的，译电员必须交该高级指挥员亲译”[18]P279。1933年9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无线电保密问题的密令》，“为严防泄露军事机密起见，特重新制订一种新电码书办法”[19]P95，并重申了对机要保密工作的要求。中央苏区从敌方无线电通讯中获取了众多有价值的情报，敌方却不能从中央苏区电台的通报中得到任何情报，就是因为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信高度重视保密问题，“从开始起就注意采用自呼、被呼、隐蔽指挥、符号通信、识别暗号等无线电保密措施”[10]P56。 三、中央苏区无线电新闻事业的开端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建立之初只有一部半电台，功率也不大，无法建立正常的通讯网络，“主要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新闻，翻译出来供领导参阅”[15]P84。由于中央苏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大部分地区属于偏僻的农村，加之国民党的严密包围与封锁，消息相当封闭，因此无线电队抄收的这些新闻电讯受到了红一方面军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对于无线电队抄收的新闻电讯，毛泽东曾称赞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呀”[14]P63，朱德更是每天晚饭后都到无线电队看看有没有新闻电讯。 随着无线电队伍的不断扩大，中央苏区的无线电器材数量逐渐增多、设备质量不断提高、技术人员日益成熟，创建以收发无线电新闻为主要职能的通讯社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举行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在会议召开之前，无线电台“为大会抄收国内外新闻，向大会代表提供‘参考消息’(当时国民党也在南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在紧张地筹备苏区新闻的首次广播，作为向大会的献礼”[20]P13。“为了尽一切力量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把大会的消息报道出去”[21]P12，红色中华通讯社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宣布成立。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后播发的首批新闻电讯，就是这次会议的相关信息。 红色中华通讯社隔日发稿一次，后改为每日发稿一次，播发时间也由一小时增加到三小时，其新闻广播代号为CSR，意即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建社之初，红色中华通讯社并没有自己的专属播报电台，新闻电讯最初由临时中央政府的电台播发，后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台兼为负责。红色中华通讯社播发的电讯新闻，“主要是报道红军的战绩与苏区的建设，有时也报道一些白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至于党中央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件，都作为重要内容全文播发”[22]P19。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成立，意味着“广播苏区新闻”、“让红军的胜利消息传遍全中国、全世界”[20]P10成为了可能。红色中华通讯社播发的新闻电讯不但在国内有电台抄收，“那时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也对红色中华社的新闻非常注意，收到了就发新闻”[23]P378。 除播发新闻外，红色中华通讯社还延续了以前抄收国内外新闻的做法。由于开始时没有收听新闻的专用电台，红色中华通讯社抄收新闻电讯只能利用机要电台的工作时间空隙进行，直到1933年3月后才建立起专用的新闻收报电台。新闻收报电台的“行政领导归中央军委，业务领导归红色中华社”[24]P23。所抄收的国内外新闻，编有《无线电材料》(后改为《无线电日讯》)，专门“油印，每天一到二张蜡纸，一张蜡纸刻成两面，每期四、六、八面不等，印四、五十份，送中央负责同志参阅”[25]P14。《红色中华》等苏区报刊所刊登的消息，许多就是来源于红色中华通讯社抄收的电讯新闻。 用无线电抄收新闻电讯为中央苏区提供了大量的外界信息，用无线电向外界播报相关新闻则大大增强了中央苏区的影响力。这种使用无线电抄收国内外新闻并向国内外通报革命根据地信息的做法，作为制度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四、中央苏区无线电人才的培养 中央苏区的无线电人才的来源，起初以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为主。这些技术人员不但数量较少，而且思想不够稳定。1928年开始，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先后委托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和列宁格勒军事通信学校在苏联培训过一批无线电技术人才，又曾秘密派遣人员进入国民党所办的各种无线电训练机构进行学习，更于1930年底在上海以“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名义秘密开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但由于时间紧张和人员短缺的关系，这些无线电技术人才直到1931年3月才有部分到达中央苏区。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央苏区对无线电人才的需求越大。为了解决无线电人才短缺的问题，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依托无线电队举办无线电训练班，以培养所需的无线电人才。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和毛泽东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要求各部队“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13]P41。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负责人和教师由无线电队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充任，学生则从各部队有一定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觉悟较高的战士中征调。 1931年2月，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宁都小布开学，“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无线电报务，还有几个学机务的，有时还用收报机进行实际练习”[26]P58，同年5月毕业后迅速投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1931年6月底，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又在江西于都举办了第二期，并于同年10月5日毕业。1931年夏，分配在红三军团工作的无线电九分队也开始举办报务训练班，先后举办了三期。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又在长汀举办了第三期。从第三期开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学校，与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分开建制，红三军团报务训练班的第三期也并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学校。从第六期开始，红军无线电学校除无线班外还招收了有线班、司号班和鸽子训练班，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学员们学习无线电的时间，一般只有六个月时间。在这短短的六个月里面，不但要掌握无线电机务和报务技术，还要学习好必需的英文和数学。中央苏区的无线电学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即使是红军通信学校里面的无线电学员，也“只是初小毕业和高小肄业，或者在红军中学过两三年文化”[27]P70。对于这些文化基础较差的无线电学员来说，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保证学习的时间，学员们“每天坚持八小时正课，早晨一小时早操，晚上两小时复习，都是集体活动”，“仅在晚饭后有一点自由活动时间”[28]P149-150。大家都十分刻苦，起早贪黑的争取时间，努力学习无线电技术。 当时举办无线电教育的物质条件也非常艰苦。为了缓解物质条件匮乏的局面，各级无线电学员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和厉行节约。1933年8月，通信学校开展了苏维埃菜园运动，“并采用革命竞赛的办法，队与队、排与排，甚至班与班都订立了竞赛条约”[29]。后来通信学校全体工作人员及学生，又响应《红色中华》节省号召决定：“(一)节省灯油的实际办法——早晨提早起床，把温习的时间提到早上，把讨论和会议放到晚上，并利用月光开会，实行会合办公”，“(二)节省纸张，尽量利用一切废纸写字”，“(三)保护公物”，“(四)保护灯罩”，“(五)在伙食方面，除节省食米外并(甲)加强对互助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使成为改良伙食、杜绝贪污的主要设计机关。(乙)消灭贪污浪费和偷窃等现象。(丙)糠菜养猪，并用大力来开煤矿”[30]。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之下，通信学校节省了大量经费，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 从1931年2月宁都小布开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到1932年初在瑞金洋溪发展为红军第一所通信学校，中央苏区无线电教育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更新，正规化程度不断提升，为中央苏区无线电事业培养了大量技术人员。冯文彬、王诤、刘寅、伍云甫、涂作潮、曾三、曹丹辉、胡立教、杜平等，都是中央苏区无线电事业的开创者和骨干人员。 五、中央苏区无线电事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对于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中央苏区领导集体相当重视，认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通讯工具，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目前，必须使电队之组织与工作更加健全起来”[31]P606。即使在部队轻装行动的时候，也对无线电部门有特殊照顾，“得由军长、军政委按照需要，批准使用马匹数目”[32]P248。在这种备受重视的环境中，中央苏区相关部门和人员共同努力，开创了革命根据地无线电事业的新局面。 首先，红军无线电队伍的不断壮大，便利了各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有效地连通了中央苏区与外界的联系。中央苏区初创时期，部队之间的联络主要靠人力送信和少量有线电话来完成，距离稍远就不能畅通。随着战争环境日益扩大，中央苏区被敌人重重包围，与党中央和各地苏区的联系基本断绝。中央苏区难以及时得知中共中央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革命活动的开展情况，外界也难以了解中央苏区的革命进展状况。中央苏区无线电队伍建立后，大大缓解了各部队之间的通讯困难，建立了与中共中央和全国各地苏区的通讯网络。中央苏区不仅可以对各个部队指挥自如，也可以与中共中央和各地苏区进行实时沟通和情报共享。广播电台的建立更是打破了敌人的新闻封锁，把苏维埃的斗争“传播给全世界无产阶级”[33]，极大地提高了中央苏区的政治影响力。 其次，无线电技术的使用，打破了中央苏区的消息闭塞局面，在反“围剿”战斗中起到了对敌技术侦察的作用。由于敌人实施全面封锁，中央苏区对外界情形特别是敌方动态往往茫然不知。要了解外界情况，则不得不派人到白区收集国民党的报纸，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消息也容易过时。有了电台以后，“一下子把闭塞的局面打开了”[15]P84。无线电技术的使用后，中央苏区的电台能够抄收全国各地的新闻，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敌人往往忽视红色电台的存在，在军事战斗中频频使用已经被红军缴获的密码进行联络，甚至直接使用明码联络，使红军能够对敌军驻地和行动方向了如指掌。各种重要情报源源不断的获取，使一直为耳目闭塞而困扰的中央苏区从此不再为消息闭塞而困扰。 最后，无线电教育的兴办，培养了大批红色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为日后红色无线电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央苏区各期无线电训练班和通信学校培养的学生，主要输送到中央苏区、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这些学生是各地苏区建立无线电台的宝贵人力资源，基本成了所在单位无线电队伍的骨干力量，有效地缓解了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燃眉之急。如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通信人才也大大增加了，无线电的增加超过了四次战役时一倍半以上，然而无线电生并未碰到困难”[34]P302。而在办学过程中，各期无线电训练班和通信学校在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办学形式和办学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为日后革命根据地乃至新中国各类通讯教育机构的继续开办和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4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停止了新闻电讯的发布，无线电通讯、侦察部门和通信学校也跟随所在部队开始了万里长征。虽然中央苏区的无线电事业暂告一段落，但所取得的成就却仍然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