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1]2004年在《基于跨国公司FDI的地方企业集群及其演进研究》文中提出经济的全球化及区域化这一对对立统一的发展趋势愈发凸显了跨国公司与地方企业集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地方企业集群中跨国公司的进入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地方企业集群在跨国公司FDI的区位选择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更重视根植于集群,藉此更好地获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地方企业集群视跨国公司为外部优势知识的来源,同时也重视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将其作为对外关联的纽带,因而将跨国公司视为集群演进的推动力。当然,跨国公司对集群的作用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的进入可能推动集群的发展,也可能削弱集群的竞争力。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析方法,从集群的产业及技术特征分析集群吸引跨国公司FDI的能力差异,指出集群区域的创新能力是吸引跨国公司FDI的关键。接着,本文从系统论的观点指出跨国公司FDI的进入将对集群系统的个体、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环境互动能力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推动集群系统的演进。集群内的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发生关联效应所带来的集群内企业的价值链升级是集群演进的主要表现。本文选取了两个案例,一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吸引跨国公司FDI能力分析,二是中关村高新技术集群在跨国公司作用下的演进。在文章的最后将指出本文的研究缺陷,并提出政策建议。
赵建吉[2]2011年在《全球技术网络及其对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地方企业网络已经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载体,因而受到一大批包括经济地理学家在内的多专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支撑地方企业网络形成和发展的传统要素的作用逐渐弱化,技术要素取而代之,成为影响企业网络发展和演化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以全球技术网络为切入点,研究全球技术网络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地方企业网络演化以及升级的影响,为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指导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服务。论文以导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权力与企业空间行为、企业创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文化环境差异对上海地区中德企业网络构建的影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十二五”产业规划重大课题“大浦东地区产业发展思路及布局研究”、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上海张江高新区产业布局规划研究”等课题为支撑,对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集成电路企业,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浦东新区发展改革委、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研究室等政府部门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集成电路行业协会进行了20多次的访谈和调研。特别是和国外学者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与德国Justus Liebig University Giessen的经济地理学教授Prof.Dr.Ingo Liefner,国际知名经济地理学家、加拿大Toranto University经济地理学教授Prof. Dr. Harald Bathelt等国外同行多次交流学术研究心得,获取了较多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为本文的顺利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发现,在企业网络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普遍关注到技术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网络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在地方企业网络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企业网络的全球、地方竞争能力。但是,研究成果偏重于企业网络对于技术创新绩效、技术扩散的作用与影响,而从技术的视角探讨企业网络发展与演化的成果不多。近年来,有学者从网络权力、技术权力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演化。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将愈来愈多的技术活动纳入到企业间国际技术网络之中。因而有必要从全球技术网络的视角探讨企业网络的演化,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却被忽视了。此外,企业网络并不是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着初创到成熟的过程。现有企业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的静态性质方面,对网络的动态变化方面研究较少。技术是影响企业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技术的空间移动对于企业网络的发展及演化有着重要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论文在对现有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界定了全球技术网络的概念、内涵,并对全球技术网络形成的背景与基础、形成机制、影响因子、作用方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讨论。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全球技术网络作用下的上海张江集成电路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历程、演化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全球技术网络是知识经济时代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重要力量。全球技术网络是指企业间及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供应商、用户、同行竞争者、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乃至外部企业和相关机构在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彼此信任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动态关系的集合。网络内主体活动为企业间或企业与相关主体间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相互学习、技术或经验的交流活动。网络资源为企业发展相关的所有隐性和显性技术知识。从空间尺度上讲,全球技术网络由全球技术中心及其对应的高技术势能企业、区域技术中心及其对应的中技术势能企业、地方技术低地及其对应的低技术势能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构成。贸易自由化是全球技术网络形成的强大驱动力；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全球技术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跨国公司是全球技术网络形成的核心载体。以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地方企业网络技术扩散、技术学习的来源,不应局限于所在区域,而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技术溢出与扩散。通过开展技术学习活动,提升技术能力。另外,关系临近也是隐性技术知识进行传播与扩散的一种手段媒介,特别是基于关系临近的实践社区/技术社区,能够实现隐性技术知识的远距离、跨区域/国界的传播,从而促使全球技术网络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技术扩散与技术溢出是全球技术网络中技术流动的主要方式；技术学习与创新是全球技术网络中技术区位演变的重要途径；跨国技术社区是全球技术网络的重要技术通道。第二,全球技术网络影响企业空间行为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地方企业网络的演化。在地方企业网络组建期,全球技术网络的空间影响起主导作用。领先公司的技术扩散/溢出能够增加企业的知识积累和新知识创造。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企业策略性选址或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导致了大量中小企业在某地的空间集聚。在网络成长期,全球技术网络的技术扩散/溢出依然吸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别是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以及大学、科研院所的入驻。在创新方面,全球技术网络中的技术领先企业为了加速实现网络的本地化根植,将会提供多种形式的技术输出,目的在于使更多的企业有能力成为技术领先企业的配套商,实现网络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在网络发展期,全球技术网络的创新影响起主导作用,全球技术网络中先进技术首先转移到地方企业网络中的技术守门员,其进行消化吸收后,转化为地方企业网络内共同的隐性技术知识,实现了网络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从技术进步及流动的视角看,地方企业网络经历了“全球技术网络技术推入—技术守门员消化吸收—技术溢出扩散一地方企业网络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吸收能力增强—技术守门员引进更先进技术”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的循环。第叁,全球技术网络在张江IC企业网络演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张江IC地方企业网络的技术发展历程为：技术引进—技术合作—技术创新。在网络组建期,全球技术网络的技术扩散/溢出促进了地方企业网络的形成。“中芯国际”通过外资的技术溢出和扩散,获得了先进技术,逐渐发展壮大,进而带动了张江高科技园区上下游企业的空间集聚。在网络的成长期,全球技术领先企业(研发机构)通过与地方企业网络内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在技术研发、技术转移和扩散、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网络的发展。IMEC与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联合进行技术研发,并将研发成果成功转移到上海华虹NEC生产线。在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期,跨国技术社区加速了地方企业网络内的创新。“展讯通信”的成功表明,“硅谷群”核心研发团队、“硅谷—大陆”双向互动的运作模式、强化与硅谷的技术联系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同时,全球技术网络中,技术领先国家(地区)的技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张江IC地方企业网络的功能升级。
李恒[3]2006年在《基于FDI的产业集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区域竞争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对跨国公司与产业集群结合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吸引了学者足够的关注,本文即是对此项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本文首先分析了地方产业集群成长的全球化背景,据此提出跨国公司参与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与价值。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评述则为本文的研究进行理论和方法论准备,特别是我国学者在调查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指出基于FDI的产业集群的形成是顺应跨国公司区位优势变化和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要求的,其形成机理在于叁个方面:市场创造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FDI后期进入、资本迁移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FDI“群居链”复制、发展中国家强化开放的FDI空间扎堆。但开放集群的形成并不拘于某一固定的模式,也可以认为是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基于FDI的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其结构、创新、制度和动态演进确定方向。其次,本文研究了FDI与地方产业集群的创新问题,这包括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两个方面。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基于跨国公司在产业集群内的技术外溢影响因素确定、外溢路径选择及外溢的机制与效应评价来进行,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内内外资企业之间的质量提高模型对以上各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基本结论是:产业集群内外资企业创新行为与本地企业模仿行为的相互推进是促进集群内技术提升的内在机制,在长期内企业的技术提升、研发(或模仿)投入和收益具有稳定性。对组织创新的研究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展开,研究了作为中间组织网络的产业集群的组织特性及其竞争力,并在加入跨国公司的前提下,扩展了波特的钻石模型,构建基于FDI的产业集群的非对称钻石模型,将集群的优势获取从地方扩展到全球网络。实证则以硅谷集群为例研究了跨国公司总部集群与产业集群的组织创新,以及以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研究了跨国公司分厂经济与产业集群的组织创新,证实了理论研究的结果。在上述基础上,本文深入研究了FDI与地方产业集群的动态演进及制度演化问题。从叁个方面分析了FDI与产业集群的动态演进,一是集群的内部演进,由于跨国公司的加入,影响集群动态演进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导致其演进阶段和路径也相应发生变化,通过运用系统动力学和进化博弈理论对这一路径进行了分析;二是研究了FDI与产业集群的近邻扩展和跨区拓展;叁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升级,并以IT产业集群为例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而对于基于FDI的产业集群的制度结构的研究则在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下展开,通过探讨基于FDI的产业集群中全球生产系统与地方生产系统制度关联的类型,指出集群内内外资企业的互动所创造的社会资本是制度关联的纽带。同时研究了集群内外资效应与人力资本的提升,分析了集群内制度变迁与人力资本演进的共时结构。最后,本文研究了基于FDI的产业集群中的政策体系。评述了集群政策的研究和应用,以OECD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研究了集群政策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以我国为例实证研究了引资政策与集群政策的相互作用,并提出我国发展基于FDI的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
王雷[4]2005年在《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文中认为在阐明有关产业集群的科学内涵、形成机理、空间演化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区域工业化演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区域竞争力提升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运用集群理论的分析工具,积极寻找有效的解决对策,探索以产业集群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第一、论文重新界定了产业集群的科学内涵,归纳了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分析了产业集群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产业领域内,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上,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现代经济技术联系为纽带,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企业及其相关机构的经济聚集体,其特征表现在地域空间、产业关联、文化背景、要素资源、竞合关系、企业网络六个方面。论文认为产业集群与产业集中、产业集聚、企业集群、企业集团等概念具有明显区别,并就此进行了深入辨析。 第二、论文就产业集群的产生条件、动力机制及空间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必须满足地域空间、产业特征、技术创新、制度环境四个方面的条件。产业集群形成后,在社会资本推动、产业组织变革、地方政府干预及其自强化机制作用下会迅速进入良性循环轨道。随着集群的成长,在集群成员追求内部扩张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有可能在局部甚至整体出现跨区域的转移。 第叁、论文指出了我国典型区域工业化模式的推广条件及其局限性,提出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论文的实证分析证明,由于我国各地要素禀赋、工业基础、技术水平、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使我国区域工业
艾少伟[5]2009年在《中国开发区技术学习通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各类开发区,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是全球化力量、地方化力量和政府力量等多种力量交互作用最为密集的空间地域。地方网络通道和全球网络通道以及通道之间的“全球-地方”联结,其作为区域学习创新或区域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日益变得更加重要。学习场理论作为高层次综合的前沿理论,是全文进行开发区技术学习通道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论文在学习场框架下界定了“技术学习通道”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调研访谈、归纳演绎、对比分析、数理统计分析以及ArcGIS等多种研究方法,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主要案例,对开发区多样化的学习场类型、跨国公司的地方化结网及本地嵌入过程与机制、开发区对全球生产网络等外部联结通道的嵌入、开发区转型的通道及未来发展模式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技术学习通道”概念,不仅与“关系/网络”和“嵌入”等概念工具具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而且技术学习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塑造了学习场的类型和演化。通过深入调研访谈所识别的开发区内多样化共存的学习场类型,验证和深化了学习场理论。对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和创新载体具有显着趋向性和空间邻近性且高度集聚的跨国公司,其地方化结网和本地嵌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开发区在不同层面上与外部联结通道存在着互动与演化的过程。就技术学习通道本身而言,跨国公司、本地企业和政府是开发区通道创造的主要力量。由于开发区主要行为主体的技术学习创新活动依赖于“内部通道”和“外部通道”以及内外部“通道”的联结,其动态竞争优势的维持与提升取决于不断向全球和地方两端拓展的创新网络,即取决于对原有路径的突破和不断创造新的发展路径/通道。因此,开发区转型的未来演化模式取决于多样化联结通道的创造与杂合。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1)技术学习通道研究深化和丰富了对学习场的认识;(2)开发区中存在多样化共存的学习场;(3)跨国公司的地方化结网和本地嵌入过程具有复杂性,其发生过程机制则存在由“地理接近”到“关系/网络接近”再到“制度接近”基本认识过程的逆向性特征;(4)技术学习通道本身具有多样性,且与开发区存在互动演化和升级的过程;(5)跨国公司、本地企业和政府是开发区通道创造的主要驱动力量;(6)开发区未来演化模式取决于多样化联结通道的创造与杂合。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技术学习通道”概念的界定和典型案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了学习场理论;(2)形成了对地方化结网、本地嵌入过程与机制的重新认识;(3)深化了对开发区转型的认识。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主要是对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同时提出了在全球化快速发展以及开发区普遍面临转型的背景下,“通道”作为开发区关系网络建构和学习创新的媒介,对开发区学习创新和转型越来越重要。并以此为切入点,把开发区学习创新和转型问题凝炼为若干理论问题。第二章对开发区及其理论视角、技术学习创新研究和技术学习模式研究以及技术学习通道研究等相关研究领域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文献分析表明,“通道”在研究中虽然经常被使用,但实际上又经常被忽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第叁章阐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其中,“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本文研究开发区技术学习通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而“学习场理论”则为本文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基础。以这两个前沿理论为重要基础,本文提出了基于技术学习通道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四章着重分析和界定了“技术学习通道”的概念、特征和类型,并着重分析了技术学习通道与学习场结构及类型的之间的关系。第五章辨析了“关系/网络”、“嵌入”与“技术学习通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描述了苏州工业园区内多样化共存的“学习场”类型。整体而言,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嵌型”特征十分突出,但其作为“生产基地”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从技术学习通道视角以及演进的角度看,“政府/政策通道”、“关联通道”和“价值链通道”主导了跨国公司在开发区内地方化结网和本地嵌入的主要过程。第六章主要关注开发区的外部联结通道。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是开发区进行技术学习创新活动所必须依赖的外部联结通道。跨国公司本身作为开发区重要的外部联结纽带和技术升级的重要通道,其在开发区内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开发区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存在基于“外生性”嵌入的“OEM型”和基于“内生性”嵌入的“内源型”两种学习场类型。而我国各类开发区在不同程度上所嵌入的全球生产网络,则是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并实现其战略意图的重要“通道”。第七章主要探讨了开发区由“制造基地”转向“创新基地”的通道和模式。技术学习通道的创造是开发区由“制造基地”转向“创新基地”的关键。一方面,政府是“技术学习通道”创造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开发区技术学习模式的转变,需要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生产网络的联结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地方生产网络和政府之间的“战略协同”。另外,对于开发区而言,“路径创新”的核心是开发区当地政府以及本地企业(家)共同努力下对原来路径的“有意偏移”,使新的组织和技术路径在开发区内不断涌现出来,进而使开发区本地企业逐渐摆脱对所“嵌入”的跨国公司主导的战略意图型生产网络的依赖。第八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之处,并指出了论文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和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张敏[6]2011年在《基于产业集群的苏北区域经济发展》文中认为区域经济失衡已严重制约了江苏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江苏“两个率先”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苏北。苏北与苏南经济的差距,归根结底是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有利于增强苏北地区产业的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在分析产业集群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基础上,总结苏北区域发展战略中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内外发达、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成败得失,结合苏北工业化的基础及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论证基于产业集群推动苏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探讨具有苏北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相应对策,以期为苏北以及其他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本文借鉴了马克思的分工与协作理论、区位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新产业区理论、新竞争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比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循序渐进地完成了分析过程。通过分析第叁意大利、拉丁美洲、印度、浙江、广东等国内外发达、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依托传统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培育促进产业集群的区域文化环境；推动行业协会、代理机构的建设。从苏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大开放战略条件下,实施工业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是苏北地区实施赶超战略的关键。苏北地区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面临诸多的障碍。具体表现在：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现象比较严重；科技、教育投入不足；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城市化水平低,对工业化推动作用有限；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本土创业投资不足。多年来,苏北发展战略更迭频繁,战略布局存在诸多局限性,故而对苏北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发展产业集群则与苏北发展战略相辅相成,有利于推动苏北优势产业的形成；有利于促进苏北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增强苏北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苏北区域经济竞争力。江苏的产业集群尽管大多数集中于苏南地区,但近年来苏北也有一些产业集群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较强的竞争力。一批以资源、传统产业、特色产业为基础的产业集群正成为苏北产业发展中的亮点。不过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产业集群的规模过小、数量过少；集群所依托的支柱、主导产业竞争力弱,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较弱；产业规划、布局不合理,各地之间存在重复建设现象；工业园区、开发区建设落后,不少地区仅仅形成了企业的集聚而非产业的集聚；专业市场建设滞后,中介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集群发展所需的外部支持机制难以形成或发挥作用。根据阿尔弗雷德·韦伯等人的观点,地理因素是产业集群萌芽的推动力,特殊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资本优势、劳动成本等区位因素在集群形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苏北产业集群的大发展,已经具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从内因来看,优越的区位、资源条件,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逐渐壮大的主导／支柱产业使产业集群发展具备了必须的基础条件。首先,苏北地区各种资源丰富,地理区位优越,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推动资源密集型产业集群、农副产品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其次,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水平是产业集群生成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要素。苏北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为产业集群获得高校及其研发力量的支持创造了条件。再次,苏北五市已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支柱或主导产业,并且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规模、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为各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和企业核心。从外因来看,政府支持、国内发达地区产业转移、FDI给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帮助,集群的产生就会很艰难,甚至有可能夭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集群的形成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的作用体现在：积极营造区域发展的创新环境；促进集群网络的形成与创新；有效规范地方市场行为；挖掘集群内潜在的创新资源。江苏省委、省政府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苏北产业与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扶持是推动苏北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保证和政治优势。在政府推动和市场引导下,苏北地区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国内发达地区的大量资本。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苏北地区可以移植发达地区产业链,借鉴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大型企业集团的进入,能够吸引配套企业或产业跟进,“复制”外资原栖居地的产业集群模式。同时,FDI能促进产业集群与外部的交流合作,加速产业集群内部的技术转移和外溢,其学习效应可以扩散到本地企业。来自苏南、广东等地区的经验表明,FDI的支持是推动外源型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苏北地区在吸引FDI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针对性地吸引国外大企业、大项目的进入。一方面依托龙头企业发展外源型产业集群,另一方面结合FDI的引入,积极推动本地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协作,使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增强。本文认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从整体上优化苏北产业结构,推动资源驱动型产业集群、大企业种子型产业集群、产业转移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波特认为,政府是创造生产要素的发动机制。短期内来看,政府引导还是苏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外部驱动因素之一,但从长期来看,苏北地方政府必须致力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培育。政府的传统重要角色是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所以,应根据产业发展的基础及未来产业布局的要求,科学规划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各地区主导产业的竞争力,依托主导产业推进产业集群发展。此外,要加强教育、培训、研发,构建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平台,营造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氛围,积极推动本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各地方政府部门也应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要准确定位,避免“缺位”和“越位”。
张娟[7]2007年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其理论体系还不完善。本文尝试以价值链的视角建立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机、区位、产业、主体等问题。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不同，相应地，定位于各环节的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它们在全球的选址也受到这一定位的影响。资源禀赋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均、专业化分工和业务外包使得价值链环节出现空间分化，呈现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的特征，从而大多以地方产业集群的形式存在。因此，价值链研究吸收了产业集群这个空间地理概念。空间集聚、集群是企业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分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价值链理论的研究领域，并因此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产业集群之间的等级体系由全球价值链各价值环节的等级体系决定。企业嵌入产业集群可以加速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外国直接投资的集聚特征使得企业通过嵌入集群，借助集群的升级实现在价值链上的攀升成为可能。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跨国经营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企业尚未识别自己的竞争优势，并在价值链上准确定位，导致对外投资的战略不明确；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地区分布过于集中、不利于在全球配置资源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对外投资以低附加值的行业为主，不能有效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拉动出口贸易；投资主体大多不注重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不能有效利用集聚效应提高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定位。结合理论基础、实证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成果，本文指出中国企业根据其竞争优势确定的价值链战略模式决定了中国多层次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基本上来说，对外直接投资都具有开拓市场的效果，从而有利于企业拓展营销渠道和提高品牌知名度，因此这类投资应面向出口国或市场容量大的国家。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投资窗口获取高新技术，打破技术上的垄断和封锁，发展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决定了这类投资应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寻求低成本的价值链低端模式决定了要素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是这类投资的首选区位，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这样。企业在全球按照资源丰富程度布局的同时，应该考虑集聚效应带来的比较优势。以大型企业集团的形式进行海外投资的方式在国有企业之外的适用性有限。鉴于我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一些中小企业更适于采用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集群式对外投资包括两种方式：复制母国的集群，母国集群内企业在先导企业对外投资的示范效应下采取跟随战略；集群内的个别企业对外投资，嵌入国外类似集群。因此，本文提出中国企业通过在价值链上准确定位，嵌入集群以培育和提高竞争优势的构想，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一种思路。
刘婷[8]2007年在《基于跨国公司的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集群最初发生在依赖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农业、采矿业,发展到后来的重视区位优势的加工业,如今,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均出现了产业大量集群现象。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影响产业集群与发展动力的决定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有跨国公司参与的集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区域产业集群在跨国公司FDI的区位选择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更重视根植于集群,藉此更好地获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产业集群视跨国公司为外部优势知识的来源,同时也重视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将其作为对外关联的纽带,因而将跨国公司视为集群演进的推动力。20世纪后期以来,我国产业集群密集的地区已经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载体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本文改变以往投资区位论的研究角度,基于对中国国内产业集群特征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新趋势的现状分析,重点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定性地分析了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之间形成的良性“因果循环”累积机制,并结合北京中关村高新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其他地区开放度和要素禀赋都有优势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通过对集群吸引FDI能力分析,以及基于跨国公司FDI促进集群演进的论述,本文提出,作为地方产业集群中的政府部门通过营造集群创新氛围,吸引具有优势资源的跨国公司进入集群,并根植于集群;采用政策引导、经济激励等手段鼓励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关联,更好的获得溢出效应;同时,集群内企业通过自身技术创新配合区内管理者构建创新网络,使集群竞争力达到最大限度的提升,最终使地方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本文主要研究产业集群和FDI的互动关系。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包括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本文结构及创新点,最后概述相关文献,主要是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的回顾:第二部分,对我国产业集群及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现状、趋势进行分析;第叁部分引入产业集群及外商直接投资(FDI)互动机制的定性分析,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并进行了系统解释;第四部分对北京中关村高新产业集群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作用的关联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在这一部分中,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业集群关系进行综合概述,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颜炳祥[9]2007年在《中国汽车产业集群理论及实证的研究》文中指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于它能够产生并释放出集群效应,这种集群效应既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源泉所在,也是产业集群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础。产业集群区域内部高度的竞合氛围,使分工更专业、更精细,使成本降得更低、技术创新节奏更快;由于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产业特性、地域特性与网络特性,对于那些产业链比较长或迂回生产方式比较突出的产业,利用集群化发展可以迅速提升该产业的区域、国内或国际的竞争优势。汽车产业的产业关联度非常高,并且产业链很长,因此汽车产业对相关行业的依赖性和带动作用非常强。通过实施产业集群战略,可以有效地促进汽车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在汽车产业集群内,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的成本,形成整个产业链各环节的合力,从而造就了汽车产业强劲的竞争力。随着汽车产业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我国汽车工业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特点。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汽车产业集群,只是一些生产的地域集中。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汽车工业仍然存在技术含量低、规模小、自主研发差、缺少自主品牌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实现从汽车大国到汽车强国的梦想,产业集群势在必行。本文从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外因条件出发,分析了汽车产业集群及其竞争力的形成机理,比较国际及我国部分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特征及原因,最后提出我国汽车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战略选择及政策建议,目的是为了使相关人士对我国汽车业的竞争优势有一个更全面和清晰的把握,从而能够结合我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有目的地促进我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提出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点。对于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总结,并且在分析的基础上延拓、深化了有关理论的应用广度及深度。指出了对于我国汽车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构建了本论文的技术路线并确定了研究重点;第二章:本章首先界定了汽车产品的概念、分类,总结了汽车工业的七大特征,确定本文所研究的汽车产业包括汽车产品制造业、汽车批发零售业和汽车服务业;其次,提出了汽车产业集群的概念和分类,分析了汽车产业集群的特征。最后给出了本文研究的假设前提。第叁章:论文从汽车产业集群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外因方面入手,着重从产业资本环境、产业形成所需要的社会化资本、促进产业集群形成、成长、壮大的区域产业文化等几个因素出发具体分析了汽车产业集群孕育、发展的外因化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汽车产业集群的资本要素禀赋、汽车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平台、汽车产业文化平台的构建;第四章:论文讨论了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汽车产业集群的技术能力与产业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汽车产业集群的物流体系的成熟以及有益于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集群网络系统的构建,从集群发展的内因角度揭示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推动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汽车产业集群技术平台、汽车物流体系运作平台、汽车产业集群网络体系的构建思路;第五章:在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上对于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通过构建汽车产业集群的叁维度分析框架模型,认为汽车产业集群的成长是宏观—产业成长环境、中观—产业发展及微观—集群内企业主体叁个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或者不正常都将影响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文章最后对于汽车产业集群内部各网络结点的功能作了阐述;第六章:本章对于汽车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进行了重点研究。首先分析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来源;然后结合汽车产业的具体特点,构建了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模型,并且运用AHP数学模糊评价的方法,对我国不同区域的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评价与对比;最后结合汽车产业集群各层次指标的综合评价结果,分析了不同区域汽车集群竞争力差异的原因。第七章:本章通过对于我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定量分析,发现汽车产业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产业积聚现象;另外分析结果还表明汽车产业是关联性很强和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将有力的促进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其集聚程度与汽车工业总产值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不同行业集聚程度的变化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力不同,汽车产业积聚程度的提高对我国的工业发展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第八章:文章首先介绍了世界上部分汽车产业集群和我国汽车产业集群总体格局,分析了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的现状及特点。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原因探索了现有格局的成因;最后结合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现状,从开放的市场、FDI效应及国际化的经营策略等叁方面入手分析经济与市场全球化的趋势对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分析认为通过合理运用产业要素的变动与经济地理的变迁,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加快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汽车产业的集群效应,提高产业效率;第九章:基于SWOT分析框架,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中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根据“优势-机会”、“优势-威胁”与“劣势-机会”、“劣势-威胁”等四种组合提出中国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建议;同时提出了汽车产业集群品牌的定义及其构建方法;最后在对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汽车集群处于发展期的观点,并探讨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第十章:结论与展望。归纳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本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的展望与建议。总的来说,本论文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侧重于应用性研究,对我国汽车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丰富的、全面的、富有创新性的研究。但囿于作者知识结构及研究时间的限制,某些问题尚未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如关于国有汽车集团的产权结构对于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如何?国有汽车企业如何进行委托人—代理人的机制设置?如何防止国有企业内部各级管理者的权力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中国汽车产业集群内部的体制性障碍?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的途径与实际影响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易先桥[10]2006年在《跨国公司与产业集聚》文中研究说明产业集聚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当今,硅谷是世界闻名的美国高科技公司集聚地,还有波士顿的128号公路的迷你电脑业集聚,纽约麦迪森大道的广告业集聚,西密歇根的办公家具集聚,加利福尼亚的娱乐业集聚等。这些产业集聚迸发出的经济活力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产业集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产业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和产业组织将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也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产业集聚的发展及变化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可能趋势。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里,国际直接投资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FDI的增长已成为全球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其庞大国际生产体系已成为资本技术及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最重要的载体。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速展开,跨国公司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国。在中小企业产业集聚区中,也能看到跨国公司的足迹。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建厂。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跨国公司对传统意义上的中小企业集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的甚至影响到区域的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升级。由此看来,不管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实际上来看,跨国公司对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理论研究至关重要。同时,跨国公司与产业集聚的问题研究也影响到我国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但是,目前,对跨国公司与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研究。一个方面,主要集中研究产业集聚的特征、形成机制、创新等方面。而另一个方面,主要是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方面着手。这些理论大多以各个学科领域和研究专业为出发点。但是,这些理论都未将跨国公司与产业集聚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有机的结合起来研究。然而,在经济活动中,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产业集聚原来已经形成的网络关系以及均衡状态被打破。其结果造成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发展路径、创新以及相应的特征均发生变化。因此,跨国公司在开放的产业集聚的研究过程中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重要因素。同时,产业集聚影响着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本文基于此,把跨国公司这一因素纳入到产业集聚的形成、发展以及演化过程中,分析在跨国公司参与下的产业集聚演化发展规律。试图在我国招商引资的方面,以及区域产业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参考文献：
[1]. 基于跨国公司FDI的地方企业集群及其演进研究[D]. 王莹. 浙江大学. 2004
[2]. 全球技术网络及其对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D]. 赵建吉.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3]. 基于FDI的产业集群研究[D]. 李恒.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4].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D]. 王雷. 四川大学. 2005
[5]. 中国开发区技术学习通道研究[D]. 艾少伟. 河南大学. 2009
[6]. 基于产业集群的苏北区域经济发展[D]. 张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7].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D]. 张娟. 复旦大学. 2007
[8]. 基于跨国公司的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研究[D]. 刘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7
[9]. 中国汽车产业集群理论及实证的研究[D]. 颜炳祥.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10]. 跨国公司与产业集聚[D]. 易先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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