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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句的组词与表意，语句的联结与相依，规律的形成与生效，方言的语法差异，都依存于特定的句法机制，都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特定的句法机制。可以说，句法机制管控着整个语法面貌的大局。所谓“句管控”，指的便是句法机制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如果说，“小句中枢”是就小句在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占据中枢地位而言，那么，“句管控”便是指小句如何在中枢地位上对汉语语法规则的方方面面发挥其管束控制的作用。
本文选择五个视角，对汉语语法的“句管控”进行观察。第五部分所用方言语料，主要引自李荣先生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的41种分卷本。“长沙17页”，代表《长沙方言词典·引论》第17页。其他类推。
壹
视角一：词的语法性质
词的语法性质，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落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针对黎锦熙先生“词无定类”的论点，学者们都用“词有定类”去批驳。事实上，如果给出恰如其分的界定，那么，对于汉语来说，“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都没错。所谓“词有定类”，是说词的类别在特定范围内是有定的。它往往不是定于一类，而是定于某几类。所谓“词无定类”，是说词的类别在入句之前往往是无定的，或甲或乙的。它不是在所有类别中无定，而是在某两个或几个类别中无定。比方“要”，有四种可能：①动词（我要衣服）；②助动词（我要买衣服）；③副词（这客厅比我家的要宽阔一些）；④连词（我要真的有钱，就不会买这种衣服了）。一方面，得承认它“有定类”，因为它不可能是有定的四类词以外的别类词；另一方面又得承认它“无定类”，因为当它进入某一小句之前在四类中是游移不定的。总之，说它有定类也好，说它无定类也好，最后都得看“入句”的结果。这正是句法机制在起管控作用。例如：
①别管你爱人调不调来，房子你都要要，……（阿宁《无根令》，《小说月报》1999年第9期18页）
②你要还想要我这个弟弟，就不能杀他！……我的心都要裂了！（二月河《康熙大帝·乱起萧墙》375页）
前一例，“要要”是“（主语+）助动词+动词”。后一例，第一个“要”是连词，等于“要是”；第二个“要”是动词，带上了名词宾语；第三个“要”表示“将要／快要”的意思，尽管用在动词前边，但不能像助动词那样可以说成“要不要”，是副词。句法配置，决定了上面两个例子中几个“要”的词性有所不同。离开句子，“要”到底是个什么词无法确认。
对于汉语的词类来说，句法格局是一种具有规定性的“框架形态”，是词性判别的“检验场”。人们常说“头”是名词的后缀，是名词的词类标志，然而，同是“滑头”，“这个家伙是个滑头”和“这家伙真滑头”里的“滑头”分别是名词和形容词。得出这个结论，根据的是这个词接受了不同的句管控，根本没考虑它带有“头”。以下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词的超常配置。例如：
③副了多年，想当正职。（李佩甫《羊的门》57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
④在特区工作的这几个月里，劳易民通过门诊和手术发现本地人通常都有一双略略有些凹下的美目，眼皮一般都很双，且双得很美，但鼻子就有些不妙了，以塌鼻子居多，……（王海玲《带一笼活鸡来特区》，《小说月报》2000年第2期85页）
前一例，脱离具体句子，人们一般都只会想到“副局长、副处长、副科长”之类跟正职相对的“副”，是个非谓形容词。然而，出现了“X了+时间补语”的格式里，却被配置为动词。后一例，脱离具体句子，人们一般都只会想到“一双、两双”之类或“双层、双份”之类，它们分别是量词和数词。然而，出现在“很X，（而且）X得+度量补语”的格式里，却被配置为形容词。由此可见，划分词类，标明词性，固然可以一个词一个词地标注，但如果同时能给出格式框架，比如动词框架“X+宾语”、“X了+时间补语”和形容词框架“很X，（而且）X得+度量补语”等，不仅可以以简驭繁，而且可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
第二、争议的排解。
争议一：“很绅士”之类说法是不是名词受副词修饰的新发展？从“句管控”的观点看，名词入句之后可以被配置在形容词格局之中，处理成为形容词，也可以被配置在动词格局之中，处理成为动词。比方，可以说“很绅士”，也可以说“绅士了一回”。这不能用来证明名词可以受副词修饰，可以带补语。名词通常不能受副词修饰，任何时候都是一般规律。看这个例子：⑤老乔笑道：“……你们这领导都太政治，乱想。”李厂长笑：“我要不政治了，还不得让你们把我政治了？……（谈哥《猴事》，《小说家》1998年第4期87页）
上例“太X”的格局，规定了“政治”被处理为形容词，“要不X了”和“把O+X了”的格局，规定了“政治”被处理为动词。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作为名词，它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含义固定。然而，一旦说成“很西藏”，便受到严格的规约，不仅被限定在定语、谓语、补语或状语的位置上活动，其具体含义还会随着语域的不同而变异。比较：
⑥我又见到了昨夜招待我的那位西藏小伙。……他长就一张很西藏的忠厚的脸。（余纯顺《走出阿里》，《小说月报》1996年第12期19页）
⑦她一开始就不同我说藏语。十分惊诧，女人的直觉为什么总是如此敏锐，尽管此时我已经很“西藏”。（同上35页）
同是“很西藏”，前一例里指的是西藏的人自然流露的西藏特色，后一例里指的是外地人模仿西藏人的样子。其区别，受到具体句域的管控。
争议二：“必然”是否可以判定为形容词？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这个词是形容词的可能性，而以下例子所提供的句法格局却支持了可以是形容词的说法：
⑧对于死亡，我一向能持相当平静的心境予以接受。这好歹是无论什么人在尘世上的既公平又必然的归宿。（徐纯顺《走出阿里》，《小说月报》1996年第12期23页）
⑨他们的结合既偶然又必然。（王石《雁过无痕》，《小说月报》1997年第6期5页）
⑩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而且无情的。（池莉《致无尽岁月》，《池莉精品文集》368页）
从上例可知：第一，“必然”跟形容词“公平、偶然、无情”等形成並列结构或递进结构，它应该也是形容词。第二，作为非谓形容词，“必然”很容易向一般形容词转化，而且很自然，看不出有词性转化、词性活用之类问题。“高级、低级、直接、间接”等也是这样。把非谓形容词定为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並立的一类，拉大它跟一般形容词的距离，不如把它看作形容词的一个较为特别的小类，以便更加合理地揭示语言事实之间的关系。
贰
视角二：词语的表意传情
词语的表意传情，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显现。
比方“被”字的使用。“被”字入句，有时后边出现名词语，接着再出现动词语；有时直接用在动词语前边，但可以添加名词语；有时直接用在动词语前边，而且不能添加名词语。所有这些，全都有其句法机制上的归约性。
从情绪传递的角度看，丁声树等(1961)指出：“就传统的用法说，‘被’字句主要是说明主语有所遭受，遭受自然不是自愿的，因此只能表示有损害或不愉快、不愿意一类的行为。……最近几十年来，多少是因为受了外国语的影响，传统的用法渐渐打破了。”（99页）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是，目前却引发成了一个绝对化的结论：“被”字句已经跟愉快、不愉快没有关系，对拂意与称心来说已经一视同仁。这样的结论，掩盖了更深层的事实，不利于人们深入认识“被”字句。
事实是，拂意、称心和中性三种情况都存在，但表示拂意的居多数。随意抽看方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发现“被”字句共31例，其中表示拂意的21例，表示称心的3例，情绪中性的7例。各举3例（称心的全举）：
（一）拂意：
(11)那人也被另外的人挤得如卡着一般。
(12)咄咄逼人、锐气十足的沈可为被公司除了名。
(13)连水香这样的蠢物都看不起我，我还被谁看得起呢？
（二）称心：
(14)家里被爱整洁的母亲和爱整洁的他收拾得十分雅致。
(15)……几乎每一个现场助理员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被提拔的道路。
(16)好像我的生命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被包围在无限的温软无限的亲情之中。
（三）情绪中性：
(17)那颜色的印象仿佛被镶嵌在脑际间，永远也难以消散。
(18)他突然地被他的哲学他的见地以及他说话的腔调所打动。
(19)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她被招到县招待所当了服务员，……
通过实际用例的分析，可以看到两个倾向：
第一，表示称心的，一方面其谓语动词多用“提、升、选、拔”之类，另一方面谓语部分所表示的意思跟主语有必然的利弊关系。正是这种“利弊关系”，帮助人们判断称心和拂意。比如“他被降职为科长了”是拂意，“他被提升为处长了”是称心。
第二，如果谓语动词不是“提、升、选、拔”之类，如果谓语部分所表示的意思跟主语没有必然的利弊关系，那么，不用“被”时情况两可，用了“被”便是拂意的。例如：“粮食卖掉了｜家具搬走了｜重要文件全烧毁了｜我们在一起校长知道了”。
上例不用“被”，所说的事可能是拂意的，也可能是称心的。换句话说，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但是，一旦加“被”：“粮食被卖掉了｜家具被搬走了｜重要文件全被烧毁了｜我们在一起被校长知道了”。
可见，一加上“被”，便一定是拂意的。句子的后头全部隐含着：“糟糕！”再看下面的例子：
(20)她的婚姻早在她的心里被画上了句号。（百合《哭泣的色彩》）
(21)不大的小五舱被划动着慢慢离了岸。（冯志《敌后武工队》）
(22)除了贾正以外，魏强、赵庆田他们十一个人都被冲挤在东面的人群里。（冯志《敌后武队》）
上例全都可以不用“被”。不用“被”，不一定拂意；用了“被”，则肯定是拂意的。
归总起来看，要把“被”字句拂意含义的倾向性讲清楚，如果离开具体的句法规约，是根本做不到的。
叁
视角三：语句的联结相依
词语间的关系，只有在接受了篇章的“句管控”之后，才得以确定。
仅以顺序推衍和逆序裁定来说。从前小句到后小句，其含义一般是顺序推衍的。就是说，顺着前小句的词面含义，后小句接下来推衍出相关的意思。或者是因果性推衍，或者是列举性推衍，或者是转折性推衍。例如：
他留下来了，大家都很高兴。 （因果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又照常上班了。 （列举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因为临时有事。 （因果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但小松没有留。 （转折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小松也没走成。 （列举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否则会有麻烦。 （转折性推衍）
上例后小句不管如何变化，前小句的含义都是词面含义。
有的时候，从前小句到后小句，其语义是逆序裁定的。就是说，后小句反转来裁定前小句的含义，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或者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的多可状态。例如：
他留下来了，她哪敢这么闹？ （假设性逆裁）
他没留下来，她哪敢这么闹？ （假设性逆裁）
由于后小句的逆裁，前一例的前小句“他留下来了”不再是词面含义，而是其反面：他实际上没留下来。等于说：正是因为他没留下来，所以她才敢这么闹。（因为，他让她害怕！）后一例的前小句“他没留下来”也不再是词面含义，而是其反面：他实际上留下来了。等于说：正是因为他留下来了，所以她才敢这么闹。（因为，他为她壮了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语句含义的理解需要在脑子里迅速调整，通过逆序裁定来把握。
逆序裁定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后小句的干预，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一般是无标志假设句。即前小句表示一种假设，但不出现假设标志。光看前小句，以为就是其词面含义；等看到后小句，才纠正原来的理解。看实际用例：
(23)合资的事情要谈崩了，你我罪孽深重啊！（黄晓廷《陷落》，《中篇小说选刊》1999年第1期25页）
(24)这些人不是出于真心，断不肯轻易做这类文章。只是怎么没见顾炎武的呢？（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448页）
(25)这仗打不赢，我和老马说了，二十五支鸟铳全向我俩开火，把我们打成马蜂窝抬尸见您。（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178页）
这三例都可以加上“如果”。前一例，等于说“合资的事情不能谈崩，不然……”；中间一例，等于说“这些人是出于真心，不然……”；后一例，等于说“这仗一定要打赢，不然……”。
第二，通过后小句的干预，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的多可状态。一般是前小句（或词语）含义多可，或此或彼，等看到后小句（或词语），才获得明确的理解。情况多样，略举几例：
(26)等人的，给小旅馆拉客的，倒卖高价卧铺票的，开出租车的还有蹬三轮的，一张嘴，又一张嘴在动。（李大位《吉他行》，《十月》1999年第5期47页）
上例词语性质多可。“一张嘴”有两解：一为“副词+动词+名词”，一为“数量词+名词”。等看到后边的“又一张嘴在动”，才根据“在动”反转去认定是数量名。
(27)完了没有？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455页）
上例词语功用多可。“完了没有”有两用：一为一般的问话，相当于某些方言里的“完了冒”，“没有”有所弱化，整个问话较接近“完了吗”；一为强调选择关系的问话，等于“完了还是没有完”。等看到后边的“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才根据“都”字反转去认定是选择关系。
(28)你初入宫，我曾劝主子放你出去，如今你既然有了……这话只当罢论。（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455页）
上例是事件时间多可。“你初入宫”有两指：一为“你刚刚入宫不久”，所指时间是说话前不久；一为“你在刚刚入宫的时候”，所指时间是跟现在相对的过去。等看到后边的“如今你既然有了……这话只当罢论”，才根据“如今”反转去认定是指过去的那个时候。
(29)今老道对老六的前程既不肯点明，父亲也不便多问，愈发觉得六儿子的神秘不可测。（叶广苓《梦也何曾到谢桥》，《十月》1999年第5期7页）
上例是关系词作用多可。“既”可以组构並列复句，说成“既……又／也……”，又可以作为“既然”的单音形式，组构推断复句，说成“既（然）……那么……”。等看到后边的“父亲也不便多问”，才根据句意反转去认定是推断关系。
十分明显，顺序推衍与逆序裁定，特别是逆序裁定，涉及语言片段与语言片段的句间联结与相依，已经是语篇问题，它们理所当然地受到明确的“句管控”，更不待言。
肆
视角四：规律的一般与特殊
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並存，各自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句管控”中才得以区别。
从这一角度看，“句管控”包容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全部规律。越是特殊的现象及其规律，管控越严，要求越具体。比如“肩膀宽”，这是“名词+形容词”的结构，代为"NA"。一般情况下，是主语+谓语”；有的时候，也可以是“状语+中心语”，即N是A的状语。比较：
主谓式状心式
大伯（不）傻
─────
大伯肩膀宽洞口肩膀宽
观察可知：NA主谓式和NA状心式有不同的句管控。
管控NA主谓式的句法语义格局，主要有两个：①“N（不）A”。NA中的A可以否定。②“X的N真A”之类。N为X所领属，A是N本身的状态，A的前头可以出现“真、好”之类副词状语。如：大伯肩膀宽。→大伯的肩膀真宽。
管控NA状心式的句法语义格局，主要可以概括为：“有N这么A”。表示用N估摸A的状态，“有”可以换成“像”，“这么”可以换成“那么”。如：洞口肩膀宽→洞口有肩膀这么宽｜洞口像肩膀那么宽。
进一步观察，又可以知道：
第一，小句中NA状心式主要充当定语。略举几例：
(30)他再次回到屋子，这才发现，桌上一张巴掌大的纸放得平平整整，是给他瞧哩。（星竹《中西部》，《小说月报·中长篇小说精萃》2000年版78页）
(31)他在那里认真地挑选了半斤……筷子长的鲫鱼。（池莉《惊世之作》，同上9页）
(32)……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儿做的漂在水上是时沉时浮。（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东逝》3页）
上例的“巴掌大”、“筷子长”、“碗口粗”，等于说有巴掌这么大，有筷子那么长，有碗口那么粗。
如果NA说成“N来A”，即N带上有估摸意义的助词“来”，便更加凸现N的状语地位。例如：
(33)……水桶来粗长的东西，还在蠕蠕而动。（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东逝》616页）
“水桶来粗长的东西”，也就是“有水桶那么粗长的东西”。语言运用中，也常见“有N这么A”的说法：
(34)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小菜场用的那种打菜筐吗？铁丝编的，有圆桌那么大。（陈丹燕《亡者遗事》，《收获》2000年第4期117页）
上例出现“有圆桌那么大”，也可以简为“圆桌大”。
第二，NA状心式中，N和A都有比较明确的选择范围。N是有相对确定体积或度量的事物。A表示可以衡量的状态，只选用强态形容词，而不选用反义的弱态形容词。比如：“大→小，宽→窄，长→短，高→矮，粗→细”，同N组合时只选用“大、宽、长、高、粗”，而不选用“小、窄、短、矮、细”。即使是针对明显的弱态事物，也要选用强态形容词。比如，形容“微末小吏”，也要说“芥菜籽儿大”，而不说“芥菜籽儿小”。
(35)雍正的耳目也真厉害，……就是有些芥菜籽儿大的微末小吏的政务，也都了如指掌。（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东逝》309页）
第三，NA状心式中，N和A的组合是自由的。同一个A，其状语可以是不同的N；反之，同一个N，其中心语可以是不同的A。例如：
A：厚
手掌厚
瓦片厚
帆布厚
N：电线杆
电线杆长
电线杆高
电线杆粗
N与A的选择都取决于造句中二者相互间的需要。一方面，由于不同的N各自表示相对确定的体积或度量，造句时就可以有所选择，以适应A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由于A的状态可以衡量，造句时就可以根据状态的不同度量而选用相应的名词来描摹。看作家二月河笔下的几个例子：
(36)黄豆大的雨点打得院中青砖噼剥作响。（《雍正皇帝·九王夺嫡》59页）
(37)芥菜籽大的官，萤火虫儿的前程。（同上407页）
(38)说着将一张尺幅大的宣纸递过来。（同上502页）
(39)东考区监场书吏拿着豆腐干大一个小本子进来，……（《雕弓天狼·139页》）
(40)忽见前面棋盘街驿馆前一溜六盏栲栳大的西瓜灯吊在檐前，……（同上140页）
(41)要单买这巴掌大的纸，一个雍正哥儿也不值……（同上154页）
同是“大”，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名词“黄豆”“芥菜籽”“尺幅”“豆腐干”“栲栳（即笆斗）”“巴掌”来充当了状语。
第四，NA状心式中，"NA"是从状态及其度量的角度评价事物。如何评价，带不带情绪，更需要在具体的句法组合中才能准确把握。
从事实与评价的联系来说，有时如实评估，有时偏于夸强，有时偏于说弱。比如：“大腿粗的柱子”，由于受到“柱子”的规约，可知是如实评估；“大腿粗的胳膊”，由于受到“胳膊”的规约，可知是偏于夸强；“胳膊粗的大腿”，由于受到“大腿”的规约，可知是偏于说弱。
从客观事物与评说者主观心态的联系来说，有时不加褒贬，有时偏于褒扬，有时偏于贬抑。比如：“拳头大的苹果，三元钱一斤。”这是如实说明情况，在感情色彩上是中性的。如果这么说：“小伙子个个牯牛壮。”这样，不仅夸强，而且显露了褒扬的情绪。如果这么说：“当了个芝麻大的干部。”这样，不仅说弱，而且显露了贬抑的情绪。粗俗谩骂类名词，用作A的状语，都是说弱和贬抑。如：屁大的事，毬大的官，鸡巴大的小孩。
第五，这类"NA"有两个相关形式。相互间的差别和联系，也反映在具体的句法语义格局当中。
（一）"LA"状心式。L代表表物量的数量结构。比较：裤带长(NA)→两尺长(LA)。L前后可以加“近”或“多”（近两尺长，两尺多长），N的前后不能。但是，N也好，L也好，都表示A的度量，二者对A的选用范围也基本相同。入句以后，二者有互相转化的可能性。例如：
(42)这是一间厩房，有两个马槽宽，……（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东逝》457页）
(43)他把一柄近两指宽的水果刀磨尖磨快，……（王安忆《富萍》，《收获》2000年第4期10页）
前一例是NA，若说成“两槽宽”，便是LA；后一例是LA，若说成“两个手指宽”，便是NA。
（二）合成词"NA"。如：笔直，雪白，火红，冰凉。这类"NA"也是状心式，但是，一方面，它们用于比喻，而不重在估摸度量；另一方面，它们的NA组合固定，两个音节，可以重叠成“笔直笔直、雪白雪白、火红火红、冰凉冰凉”，有的方言里还可以叠成“笔笔直、雪雪白、冰冰凉”。从总体上看，这类NA不是句法结构上的状心式。
这类纯比喻NA，偶尔也有多音节的，只是很罕见：
(44)林海雪原，白茫茫，一望无际。气温总够零下三十来度，哪儿都冰坨子凉。（星竹《中西部》，《小说月报·中长篇小说精萃》2000年版75页）
上例里，“冰坨子凉”尽管跟“冰凉”意思相同，但它已经成了短语，“冰坨子”和“凉”的状心关系是句法组合。这里的“冰坨子凉”对具体句子有明显的依赖性，如果单独说出来，有可能被理解为主谓关系。
伍
视角五：方言与普通话
方言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它们的语法差异唯通过“句管控”的分析，才能弄清楚。
把有关现象归纳成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特别能说明问题。现象的列举中，“京”代表北京话或通常所说的普通话。
（一）相同的词面，不同的配置，于是产生语法差异。举例：
（二）相同的一个形式，占据不同的位置，于是产生语法差异。举例：
①“连”字：[方]连不做一点事。（长沙17页）。即：连一点事也不做。“连+动词语”的句法格局，使得“连”更像是表示强调的语气副词，而不像是介词。
②“有”字：[方]《青春之歌》我有读过。（福州28页）｜佢有来电话。（梅县21页）｜伊有来。（厦门20页）｜伊有在做作业。（厦门20页）。即：我曾经读过《青春之歌》｜他曾经来过电话｜他已经来了｜他确实已经在做作业。“有+动词语”，特别是“有+在+动词语”的句法语义格局，决定了这里的“有”更像是表示时间状态的实现义副词或类副词，而不像动词。
③“把”字：[方]我弗听话，他就把我打则要死。｜他弗听话，就把我打则要死。（丹阳22页）
前一例是主动句，意思是“我不听话，他就要把我打死”；后一例是被动句，意思是“他不听话，就要被我打死”。“把”兼有普通话“把”“被”两个介词的功能，这取决于二者占据了跟不同句法语义格局相联系的位置。
[方]把小路去｜把北京为止（柳州15页）
前一例是说“从小路去”，后一例是说“到北京为止”。其基本句法格局，决定了“把”是介词；其上下文具体的语义格局，又决定了“把”相当于普通话的“从”和“到”。
[方]酒把吃完了｜马路把重新修过了｜她把爱看书了｜他家哥把去美国了（贵阳16页）
即：酒已经吃完了｜马路已经重新修过了｜她已经爱看书了｜他家哥已经去美国了。“把+动词语”的句法语义格局，决定了“把”更像是副词。其中，“酒把吃完了”“马路把重新修过了”是受事主语句，谓语对主语有处置性；“她把爱看书了”“他家哥把去美国了”是施事主语句，谓语对主语没有处置性。
（三）使用特殊的手段，形成特殊的格局，于是产生语法差异。举例：
①VV下：[方言]觑觑下｜行行下｜修理理下｜招呼呼下（建瓯16页）
“觑觑下”即“看一看”，“行行下”即“走一走”，“修理理下”即“修理修理”，“招呼呼下”即“招呼招呼。”都在动词重叠式VV后边加上“下”。双音动词重叠加“下”时，只重叠第二个音节。
②V到到（／到在）X：[方言]等到到天光｜歇到在店里（萍乡13页）
“到”用在动词后边，它的后头还可以出现介词“到”或“在”。紧接动词的“到”，是弱化动词。也可以只用一个“到”：等到天光｜歇到店里（萍乡13页）
就萍乡方言而言，这个“到”也许是弱化动词和介词的融合。
③X流了的：[方言]他快活流了的｜屋里吼流了的｜他脸上汗流了的（武汉14页）
通常是谓词后边加“流
了的”，形成“A流了的／V流了的”，强调程度极高，情况极盛。有时也说“N流了的”，但整个儿充当谓语，整个儿谓词化。
④多X点：[方言]桂林比柳州多好点｜今天多冷点｜两个娃崽都蛮好，大的多听讲点（柳州16页）
等于说：桂林比柳州更好一点｜今天比昨天更冷一点｜大的比小的更听话一点。X有时是形容词，有时是动词语。作为比较主体的甲事物，必须出现；作为比较客体的乙事物，可以在语表上显现，也可以在小句中隐含。
⑤（不／没）A起：[方言]一天热起一天｜你的孩子还多起我的吗？｜他不高起我｜学手艺没难学起木匠的（牟平20页）
等于说：一天比一天热｜你的孩子还比我的多吗？｜他不比我高｜学手艺没有比木匠再难学的。前两例是肯定式；后两例加上“不／没”构成否定式，使得方言的色彩和情味更浓。
⑥X；X把X：[方言]年打年噢，他还不想还钱｜那个喝噢两打两瓶酒还不得醉｜今年六月要考六打六科。（涂光禄《贵阳方言的重叠式》）
“打”是衬字，嵌在量词重叠形式或数词重叠形式中间，强调量大。
个把个人安排得下｜打字纸张把张值不倒几个钱｜赢盘把盘扳不倒老本。（同上）
“把”也是衬字，嵌在量词重叠形式中间，强调量少。
⑦V[5]V"；A[5]A：[方言]你问佢喜[5]喜欢？｜这件衫缩[5]缩水？｜那只女子生得标[5]标致？（于都17页）
等于说：你问他喜欢不喜欢？｜这件上衣缩水不缩水？｜那个女孩长得漂亮不漂亮？
这种方言说法，采用动词叠用或形容词叠用的方式，加上声调手段，表达正反选择问的内容。前V/A读入声[┐]5短调，后V/A读动词、形容词的单字调。
可见，把视线投向“整体汉语”，在比较中观察方言事实，可以进一步看到，“句管控”决定了北京话和方言、方言和方言的语法差异，因而也决定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整体面貌。
陆
结束语
词语进入小句，小句进入语篇，无不被按特定的规约进行配置，形成特定的格局，显示特定的关系，产生特定的规则。汉语语法规则，无论属于哪一方面、哪个层次，都总要直接或间接地在“句管控”的局势之下来完成。正因如此，词的语法性质，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落实；词语的表意传情，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显现；语句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接受了篇章的“句管控”之后，才得以确定；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各自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句管控”中才得以区别；方言的语法差异，只有通过“句管控”的分析，才能够弄清楚。研究汉语语法，不可忽视汉语语法规则的形成和使用以小句为中轴来进行运转这一事实。
必须着重强调两点：
第一，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一花独放绝对打扮不成一个春天。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汉语语法研究中响起了多种声音，这是一种发展，一种进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学者们尽管各有不同的着眼点，表明了各自不同的学术主张，但都注意到了句法语义问题的重要性。邵敬敏(1998)指出：“对句法语义的多角度研究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笔者赞同这一判断。事物的发展往往呈现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态势，学术研究也不例外。李临定(1992)黄昌宁(1994)都提到“句本位”的合理性，二位先生所说的“句本位”绝对不是当年黎锦熙先生的“句本位”的简单复制。许嘉璐(1999)纵察流变，提到了“句本位”和“小句中枢”说，不管人们在具体判断上是否接受，许先生的基本思路无疑是富于启迪的。
第二，21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不可忽视“整体汉语”中的方言现象。有的问题，在分析北京话或普通话感到困惑的时候，考察一下方言事实，可能豁然开朗；有的问题，在根据北京话或普通话作出结论之后，考察一下方言事实，甚至可能发现反例，从而促使更改思路或修正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