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12)04-004-(9)
一、梁启超教育哲学的基础：学术自由思想
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是他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集中反映在他的自由观上。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由呢？梁启超首先从普遍意义上强调了自由的本质特征，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注重的是政治自由，所以他指出：“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他认为，综观欧美自由发展史，所谓“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也”①。
梁启超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奴性，这已经成为中国富强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在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很深刻的见解。他从不同的角度痛切地指出，由于中国旧伦理强调人身依赖，不培养独立人格，使很多人形成了很深的奴隶之根性，贻害无穷。他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②这就是自由的宝贵价值。
梁启超在深入剖析各种不同性质的自由的过程中，对思想自由极为重视。他说：“若夫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则政府不禁之，而社会自禁之。以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以其仅有形质界之生命，而无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③在他看来，争取思想自由，是争取其他各种自由的前提或基础。因为，人们从奴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首先是变革作为思想之奴隶的状态，具有思想自由之权利，这是最重要的。
梁启超认为，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一个恶果，就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而搞的思想学术“定于一尊”，真可谓贻害无穷！他写道：“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当战国之末，虽有标新领异如锦如荼之学派，不数十年，摧灭以尽，巍然独存者，惟一儒术，而学术思想进步之迹，亦自兹凝滞矣。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④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他明确指出，学术研究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摆脱古来圣贤经典的束缚，摆脱现今政术风俗的牵掣，而实现思想自由，即他说的“意识之自由”或“学术思想自由”、“破学界之奴性”等等。关于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学者之大患，莫甚于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⑤
在研究了西方近代学风的革命性变化之后，梁启超也总结了我国几千年思想学术史中的教训，再次使人认识到思想自由之崇高价值。他说：“我中国数千年来，学术莫盛于战国，无他，学界之奴性未成也。及至汉武罢黜百家，思想自由之大义，渐以窒蔽，宋元以来，正学异端之辨益严，而学风之衰益甚。若本朝考据家之疲舌战于字句之异同，钩心角于年月之比较，更卑卑不足道矣。尔来士大夫亦知此学之无用，而思所以易之，不知中国学风之坏，不徒在其形式，而在其精神……所谓精种者何也？即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而已。今士大夫莫不震慑于西人政治学术进步之速，而不知其所以进步者，有一大原在。”这个“大原”是什么呢？按照梁启超的意思，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那么，我国学术界如何才能摆脱这样的奴隶状态呢？他说：“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车驱之，车驱之，何渠不若汉！”⑥
在阐述思想自由的崇高价值的时候，梁启超对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教”、“尊孔”之说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他明确指出，所谓“保教”，即是定孔子之教于一尊，严重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之路。对此，梁启超以中外历史经验为鉴，进行了深刻的论证：“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欧洲之所以有今日，当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笼，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能御，此稍治史学者所能知矣。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者二千余年于兹矣……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盆日缩日小……皆营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梁启超说，其实这是违背孔子思想实质的，孔子在学术上之所以取得了那么多成就，主要因为他坚持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⑦
当然，梁启超也指出，当时的保教论者，与以前是有区别的，他们用新理论以附会孔子的思想，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但是，其实质并无区别，都是在堵塞人们的思想自由之路。这是文明发展的一股逆流。所以，在学术昌明、思潮横溢的时代，那种所谓“保教”之类的论调，特别有害。这是因为，此等“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而中国思想之痼疾，在“牵合附会”，“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为了维护思想自由，甚至不惜挺身起来批判自己老师的“保教”观点及其保守的学术思想，这说明他把学术思想自由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
二、“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梁启超在教育方面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其早期的形成来看，可以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启蒙思潮的特点；而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直接来源之一，则是康有为早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于这一点，在梁启超对他早年师从康有为、万木草堂学习生涯的深情回忆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很多。
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思想领袖，康有为心存救时报国之志，满怀改革激情，而这一切则充分反映在他早期的教育实践中。很显然，这种反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精神，对梁启超等热血青年，是极为有感召力的。据梁启超在《三十自述》里称，在学海堂读书时期，与后来的同学陈通甫相交，“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轧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⑨从此，梁启超退出学海堂，进入万木草堂，在康有为的教诲下，舍弃旧学，热情吸取新学西学。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中，废除了旧式的教学模式，完全采取了新式的、自由灵活的教学方法，特别强调自学和独立思考。学校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主要看笔记和学习心得，每半月呈交一次，康有为认真审阅，详加指点。康有为讲课前，先开列书目，让学生预习，写出心得，再组织讨论，相互辩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康有为开讲，既讲自己的观点，又评论各学生的见解，针对性强，启发也大。康有为还让梁启超等人参加自己的研究项目，或收集资料，或写某些章节，或编索引和提要，在实际研究中增长才干。梁启超时值风华正茂，思维敏捷，富于朝气和想象力，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康有为又善于启发和引导，常发表一些“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激起梁启超等人的深思和相互辩驳。这样，本来就才智聪颖的梁启超思想更加活跃，学问和新见识与日俱增。四年的光阴，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精神奠定了基础。⑩
应该说，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主要还是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而西方的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对他的思想影响，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他由欧洲回国后的思想反映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当然，作为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运用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时候，又是以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中那些有价值的思想因素为基础的。所以，他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仍然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
梁启超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的根本内容在于，他认为现代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教育。梁启超在他对当时的日本教育、德国教育和中国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深刻地阐述了这个基本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一般人看来，日本人的教育和德国人的教育似乎是相当先进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存在着许多弊端。而他们的根本问题是，在教育领域中，专制主义的余毒远远没有清除。梁启超在与一位日本朋友的交往中，联系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痛切地谈到了这一点。
一位叫陆羯南的日本朋友对梁启超说，你们热心于教育事业，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可千万不要只是为了追求表面的文明，那样很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他们的日本大学，在摹仿文明方面，可谓成效卓著，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其实质，这种教育的深处腐败几乎是不可言状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陆羯南说：“当局者一依德国主义，其所以为教者，则以服从政府为之精神也。遂使全国少年，缺独立自重之气，成卑污劣下之俗。夫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书坑儒之术者，其祸更惨于秦政十倍乎！”梁启超听了这番话，深有感触，他说，以前总是拿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相比，以为日本的教育是很进步的，但是，日本的爱国之士却发出了如此的议论，这是应该引起我们中国人深思的。
梁启超由此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我国的教育领域中，应该尤其重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引进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他指出，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揭露过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揭露过东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的本质特点：“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者所以使人柔顺屈从也，乐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也。”梁启超说，这两位大思想家的话，无论我们怎样评价，但是，其中涉及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在总结中国封建教育的沉痛教训时，梁启超无限感慨地说：“呜呼！亡天下者，岂必八股？岂必楷法？岂必考据？岂必词章？苟无精神，虽日手西书，口西法，其腐败天下，自速灭亡，或更有甚焉耳！”他指出，中国近些年来，开始大量建立学校，各省所在多有。这诚然是好事，但是，究竟是要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办学呢？如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样的问题则应该首先考虑好，否则，很可能重蹈覆辙。就此，梁启超指出：“凡一统专制之国，值承平无事之时，但求辑和其民，使无反侧，而政府之能事毕矣。若是者以服从为教可也。若夫处于万马奔逸，万流激湍，斗智斗力之世界，立于千钧一发，孤注一掷，累卵岌岌之地位，非浚一国之智，鼓一国之力，则奄奄残喘，岂复有救！夫所以浚之鼓之之具何也？自由是也。自由者精神发生之原力也。呜呼！日本之国家教育，尚未克语于此，吾于中国更何责焉！”他的结论是“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11)
三、“尽性主义”
梁启超在阐述他的所谓“自由教育”，或者说他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过程中，极力提倡一种“尽性主义”的主张，这个思想主张的实质，就是要求受教育者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什么是梁启超所说的“尽性主义”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应该把发展个性，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才能，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对待。梁启超认为，这个所谓的“尽性主义”，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应有之义。他说，教育方面的道德要求，首先就是“发展个性”，因为“凡是一个人不能发展他的个性，便是自暴自弃。孔子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这尽人之性，便是一个人处着特殊的地位，将固有的特色，尽量发挥，这才不辜负我们的一生”。(12)其实，《中庸》里也有同样的话“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这都是指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精神，核心的内容就是必须“发展个性”。
梁启超就此发挥说：“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做‘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疣，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在阐述了“尽性主义”的含义和发展个性的意义之后，梁启超接着又以世界各国的教训来继续说明这个道理。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发达得过于偏畸，人民个性，差不多被国家吞灭了，所以碰着英、法、美等个性最发展的国民，到底抵敌不过。因为‘人自为战’的功用丧失了，所以能胜而不能败。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拿国家自身目的做个标准，把全国人放在个一定的模子里鼓铸出来，要供国家之用，结果犹且不胜其敝”。他还指出，至于中国的情况，这样的弊病尤其严重，即“我国则并无所谓国家目的，徒以社会上畸形的组织，学说上堕性的权威，把各人的本能，从小就桎梏斫丧起来。如今人开口便说是中国民智不开，或说是人才消乏，诚然不错。但又须知，在这种旧社会束缚驰骤之下，才智是断不能发生。因为旧社会也有一个模子，将中国人一式铸造，脱了模就要在社会上站不住。无论何人，总要带几分矫揉的态度来迁就他，天赋良能，绝不能自由扩充到极际。近来中国人，才智不逮欧西，都是为此”。所以，在人才培养上，现在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将自己的天才(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13)。
诚然，梁启超在这里说的不完全是教育方法，但是，对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实际上，英、法、美等国国民的个性之所以最发展，的确与他们的教育模式有直接的关系，而德国、日本的教育模式也的确是有如梁启超所说的弊病；而旧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制度，与德国、日本的教育模式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样，就必然造成人才匮乏的结局。道理很简单，犹如梁启超说的，在竞争很激烈的现代社会中，没有个性的国民是不能说是人才的。
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尽性主义”，与他一贯反对所谓“奴隶之根性”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他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是深深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他说，欧美的自由主义——“独立自由之主义”，对于我等亚洲各国人来说，正是一种“医国之圣药，防腐之神剂”。诚然如梁启超所说的，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但是，非下此烈药，是不能“起死回生”的！试看“今日人士，其能自拔于腐败旧习之外者，固莫不竞倡独立自由矣”。所以，我们应该积极“输入欧美立国之精神，以剪拔我国人奴隶之根性”，务使“人人有独立不羁之精神，人人有唯我独尊之气概”。(14)
四、“自由意志论”
“自由意志论”是梁启超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主张。这个思想主张的实质，是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必须培养和保护自己的自由意志。
梁启超在对青年学生的讲话中，曾经一再告诫青年学生，进学校求学问，最根本是学习做人，做人就要做个有用的人，而有用的人，一个重要品质是必须有刚强的意志，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从梁启超的讲话和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刚强的意志”，就是一种“自由意志”。
梁启超在一次对青年学生的讲话中说，一个人即便有很丰富的智识，但是，如果他的意志力薄弱，到了关键时刻也会用不上；即使有很好的品德，到了关键时刻也会坚持不住。可见，一个人如果意志薄弱，这个人可就完了。因为他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能做什么事呢？他一旦受别人压制，就会做别人的奴隶；或者，常常是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这样，就可能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那么，怎么样才能使自己具有坚强的意志呢？那就是要做到心地光明，不为劣等欲望所钳制，恢复自己的自由，就会使自己的意志坚强起来。这也就是获得了“自由意志”。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自己肯奋斗，最终是能够恢复自由的。所以，他一再告诫青年学生，“要保护你的自由意志”，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15)
梁启超之所以如此强调要培养“自由意志”的问题，实质上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一般人对近代自由观的许多误解。也就是说，在如何认识“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关键是怎么看“自由”。他指出：“现今老师宿儒，提起自由二字，好像蛇蝎似的，不原意听，这个固然可笑。但一般青年，拿自由两字做口头禅，至于这两个字，在人性上有甚么根据，在人道上有甚么价值，却未曾理会过，所以不能亲切有味。日日讲自由，却自己日日陷在极不自由的地位”。他认为，要真正对自由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必须从本原上去研究自由意志的问题。(16)
那么，梁启超所说的“自由意志”其本质和意义又是什么呢？他说，有没有自由意志，这是人类和禽兽极要紧的一种分别。他指出：“凡遇一件事到了眼前，我便想一想，或是应该做，或是不应该做，或是这样做法，或是那样做法，先打定一个主意。这个主意，虽然可以和别人参酌商量，但最后的决定，却全在自己。决定之后，自己便命令四肢五官去照着做，谁也不能拦阻我。这便叫做自由意志，这是人类以外的动物所万不能有的。”(17)他在这里对“自由意志”所作的界定，自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是人类思想行为所特有的、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界的一种本质区别，这自然是十分关键的。
当然，他也说明了人的自由意志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人类的思想行为总是要受到各种外力的支配或者制约，有的时候甚至不能由自己做主。但是，他也明确反对宿命论的观点，因为，人毕竟是人，不管受什么样的外界制约，人总是有意志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人了。所以，梁启超说：“但据我看来，若是人类没有了自由意志，则一切道德法律宗教，便根本的不能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在平常的环境中，究竟是行善还是为恶，这是由他自己的意志来选择的，这也是道德家法律家宗教家对人的善恶进行判断的根据。“因为有善恶两途列在前面，任凭各人自由选择。你要为善也在你自己，你要为恶也在你自己。”也就是说，对一个人进行善恶判断，归根到底是以人类有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否则，人类的生存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呢？梁启超接着说：“我所以极力说自由意志的缘故，因为必须承认意志自由，然后我之为我才能实现，然后人格才有价值。”(18)很显然，在梁启超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他的意志的自由程度，对他的人格和价值的自我实现，是有决定意义的。
为了说明人类具有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梁启超驳斥了一些哲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等反对自由意志的言论，用了很大的篇幅，反复论证了要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必须要培养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必须培养自由意志，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呢？梁启超说，要点有二。
第一是要明白个人的价值实现往往是取决于是否发挥了自己的自由意志。他说，反复讲自由意志，就是“要诸君知道人类万能；更老实说一句，便是自己万能。因为天下事都是从人的自由意志出来，人的意志，却是自由发展，本无限制”。所以要重视自由意志的伟大意义，“教人拿自己来做世界进化的中枢。我们若是信得过这个道理，便大踏步向上去，竖起脊梁担当起来，还有什么疑沮，还有什么颓丧呢？”
第二是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为传统和习惯的奴隶。梁启超说，他之所以讲了这样一些关于自由意志的话，目的是“要诸君想一想，这自由意志，既是我本来面目，但是我现在的意志，到底真正得了自由也未曾”。否则，如果自己“没出息甘做那遗传习惯境遇的奴隶，把最可宝贵的天赋自由抛弃了，这是人生最可耻的事。所以我劝诸君只要将你的自由意志恢愎起来扩充起来，这才不枉却为人一世哩”(19)！
五、“趣味主义”
梁启超提出的“趣味主义”，是他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的精华。他的所谓“趣味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趣味教育”，实质是在提倡一种“为学问而学问”或者“为教育而教育”的思想主张。
梁启超说，他的信仰是“趣味主义”，他的人生观根底是趣味。正因为他对自己所干事情都有浓厚的趣味，所以总是津津有味，兴会淋漓，这样，他所从事的各种各样工作都是积极的活动，带来快乐。不言而喻，这样的工作也就是有效率的。所以，他认为，无论是搞学问还是搞教育，都应该提倡一种“趣味主义”。
当然，梁启超是把“趣味主义”中的“趣味”作为一个肯定性的概念来使用的，不是指那些低级的、消极的趣味而言的。所以，他说：“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比如说，他提出一个所谓“学问的趣味”这个概念。在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梁启超说，人们之所以要提倡搞学问，并不是因为搞学问是一种道德高尚的行为，而是因为搞学问是有趣味的，而且这种趣味也是学问的本质。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彀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那么，“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嗑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20)这说明，要真正了解什么是“学问的趣味”，就必须进行学问的实践，也就是说，只有自己亲自的去搞学问，才能体会到搞学问本身那种无穷的趣味。
我们这样说，还不能完全了解梁启超“趣味主义”中所谓“学问的趣味”这个概念的本质内容。关于这一点，他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在梁启超看来，所谓趣味主义实质上就是“无所为而为”，所以他认为“学问的趣味”的实质，就是“为学问而学问”。对此，他具体解释说，如果你真要了解学问的趣味，首先就应该做到“无所为”。为什么呢？因为“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便，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21)
接着，梁启超还进一步谈到如何才能培养出一种“学问的趣味”的问题。他说，这需要对学问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一种“研究精神”，形成一种所谓“学问欲”，使搞学问成为你的一种“嗜好”，不断地去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这样，深入的研究，慢慢地就会培养出某种“学问的趣味”。他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中的“嗜好”这两个字十分重要。所以，他甚至劝青年人，每日在本业工作之外，去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学问的趣味”，由此而培养成的搞学问的这种无穷趣味，甚至使你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22)，并且从其中享受到人生的幸福和乐趣！把搞学问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来对待，再进一步说，把已经选择了的工作本身当作人生的一种追求，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热爱，以此来自然而然地激发人的创造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理论。我们从梁启超那并不长的生命旅程中所创造出的惊人成就中，可以看出他提倡的所谓“趣味主义”的确是深刻而有价值的思想见解。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趣味主义”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实质上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充分发挥其肯定性的作用。
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梁启超还在“趣味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趣味教育”的主张。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以“趣味主义”为基础的“趣味教育”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近代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
当然梁启超也明确指出了，“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他的创造，而是在近代欧美的教育界中早已通行了。但他的所谓“趣味教育”与欧美教育界的“趣味教育”是不同的，那么，所不同的是什么呢？他说，欧美的教育界是拿趣味当手段，而他则是拿趣味当目的。梁启超说，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失了，生活便没有意义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趣味的性质不同，不见得都是好的。所以，从教育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对受教育者的趣味发展，有一个如何引导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23)。这就是说，按照梁启超“趣味教育”的要求，培养出一种好的趣味，这就是教育的目的。
梁启超所谓的“趣味教育”，主张把趣味当目的而不是当手段，也就决定了他的“趣味教育”的基本方法。他的教育方法的本质内容，就是引导学生走向“为学问而学问”的道路。他说：“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24)这样的所谓“趣味教育”的方法，对于传统的教育方法来说，是具有挑战意义的。
梁启超所谓的“趣味教育”，对被教育者来说是要求培养出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而对教育者来说，实质上就是要求教育者要形成以“为学问而学问”为基础的“为教育而教育”的趣味。他说：“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25)不过，把教育作为自己职业的教育家，与其他身份不同，教师的职业要求他们不但要教学，而且为了教学自己还必须研究学问。对此，梁启超解释说：“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26)这里所说的“两重趣味”是什么呢？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和“为教育而教育”的趣味之统一。
上面介绍的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以及以其为基础的“趣味教育”，其实质是在提倡受教育者要“为学问而学问”，而教育者要“为教育而教育”。对这样的提法，人们完全可能进行片面的解释，甚至会歪曲地加以利用。因为，在这样的教育哲学中，梁启超对一般教育活动中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做了与传统教育思想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是，必须看到，在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中，包含着一个完全新的实质内容，这就是要求通过教育活动，培养出学生各自不同的趣味，成为研究活动和教学活动中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体。
①③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3页、第158-159页、第309页。
②《致康有为书》(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
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39页。
⑤⑥《梁任公文选》，文化书局，1934年，第128页、第128页。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64-65页。
⑨《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⑩参考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第三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35-36页。
(12)《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2-33页。
(13)《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24-25页。
(14)《服从释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15)《为学与做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110页。
(16)(17)(18)(19)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8页、第759页、第759-760页、第764页。
(20)(21)(22)《学问之趣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6页、第16页、第17页。
(23)(24)(25)(26)《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13-14页、第14-15页、第15-16页、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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