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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理论创新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而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 新。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起着指导作用所决定的。无庸讳言，近20年 来，与其它学科领域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步履比较趑趄蹒跚。这是值得认真分 析和高度重视的。
长期以来，社会上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权利，只能属于无产 阶级革命领袖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无缘。在这样的思 维定势下，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自觉地放弃了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念头； 即使有个别人实际上已取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也得不到这样的 社会评价。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状况：等待领袖人物来创 新马克思主义，然后把注解其创新之处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我们党的领袖一再把 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作为全党的责任。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要求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 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邓小平鼓励全党要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没有说过的 “新话”；江泽民一再指出，“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领导集 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但是，在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年代，“创造性” 成为特定的颂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词汇。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经学传 统。 经学认为一般人只能对圣人指明的真理进行注释而不能创新，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 我们只有破除这样的思维定势，把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利交还给广大理论研究者，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才能不断地涌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总是以实践为源泉的。只有敢于正视而不是回避社会现实提出的 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创新。问题是社会客观矛盾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而人们的主客 观条件则是千差万别的；于是，人们往往对于同一客观矛盾而提出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所 发表的意见是形形色色的。就此而言，问题总是与分歧的意见相伴随的。因此，马克思主义 要通过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而理论创新，就必须对于随同问题而来的分歧意见展开讨 论和争鸣。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越来越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问 题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世界相联系；反之，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亦与中国密切相关 。所以，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鸣，总是和世界各种思想理论 的争论相互影响、相互呼应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中创 新。如果排斥了这样的争鸣，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成为统一的公式，而公式则无法解决活生 生的现实问题。这样的理论不仅不可能有所创新，而且只能萎缩和退化。因此，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回答现实问题中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百家争鸣中创新，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如果用前一方面排斥后一方面，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现实问题的回答就会趋于独断，独 断的理论不可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如果以后一方面排斥了前一方面，那么所谓的争鸣就会变 成游离于现实的玄思，这样的理论创新只能是思辨的游戏。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就是说，创新是为了坚持 ，否则就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坚持则必须创新，否则坚持就成了僵化。对此 人们已说过很多了。然而，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实质性问题：什么叫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成不变的。 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涵义：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不同时代就应当有所损益。从马 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大致可分为两大时代：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 题的时代。在这两大时代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尽相同的。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认识和诠释，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是有所变化的。人的认识总是受制于社会实践的 ，因而在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下，对同一原理的认识是会有差别的。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并非只是出自于“老祖宗”，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概括出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 原理。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难有重 大创新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创新。一种理论的基本原理没有创新，这种理论的重大创新又从何谈起呢？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需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开始的时候常 常被视作离经叛道。这不仅是因为它要突破的原有理论往往来自于权威经典，还因为原有理 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已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而主宰了大多数人的头脑。所以，不具备勇于 探索的精神，就会被离经叛道的帽子所吓倒，就会屈从经典权威和大多数人奉行的传统观念 ，使理论创新遭到窒息。正是有鉴于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号召我们：“坚持科 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
为理论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八七”秦皇岛座谈 会上则进一步提出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口号，并强调：“要营造符合人才成 长特点的环境。应针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成长和工作特点，努力营造一种尊重特点、鼓励创新 、信任理解的良好环境。”
把这两个讲话中关于理论创新的观点综合起来，至少可以引申出下面这个重要的结论，即 没有良好的环境，任何真正的理论创新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才能营造出理论创新的良 好环境呢？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尊重理论研究者的个性和研究兴趣 正如在大自然里生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花卉一样 ，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也存在着各种不同个性的人。扩而言之，在理论研究的领域里，也 存在着具有不同个性的研究者。如果这些有差异的、迥然不同的个性得不到尊重，理论创新 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丰富的色彩。我们这里说的“个性”主要是指每个理论研究者的独特的 研究风格。比如，有的人崇尚严密的逻辑思维，也有的人推重艺术性的、跳跃式的想象力； 有的人喜欢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有的人热衷于考证思想史上的某个理论命题的真伪；有 的人的写作风格是严肃的，也有人的写作风格是调侃型的等等。有没有必要取消或“统一” 这些不同的个性呢？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每一特定的生活方 式就是本性的一定范围的生活方式。要狮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规律，这难道不是反常的要求 吗？”事实上，只有充分重视每个理论研究者的个性，容忍各种不同的研究风格的自由发展 ，理论创新的激情才能真正地喷涌出来。
同样地，我们也应该尊重理论研究者的不同的兴趣。几乎可以说，每个研究者由于天赋的 不同和接受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差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不同的理论兴趣。实际上， 理论研究的范围也是无限宽广的，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理论兴趣的存在和展开。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由于我们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中所蕴含的“计划思想”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 在理论研究中总是片面地倚重“课题指南”，即由少数人通过“拍脑袋”的方式来确定一些 研究课题，然后由大家来申请。这样做，完全忽略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理论兴趣。从表面 上看，轰轰烈烈，大家都一起在做一些重大的课题，实际上，由于这些研究课题引不起广大 研究者的真正的理论兴趣，所以收效甚微。有人也许会辩解说：这些课题不是有许多人在申 请吗？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情况，但关键取决于“第一申请兴趣”究竟是为了获得课题经费， 还是出于真正的理论兴趣。从一些粗制烂造的研究成果的出笼可以看出，前面的兴趣似乎占 了上风。由此可见，在理论研究中着重个人的兴趣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犹如马克思所 说：“如果我向一个裁缝定做的是巴黎燕尾服，而他却给我送来一件罗马式的长袍，因为他 认为这种长袍更符合美的永恒规律，那该怎么办呵！”无庸讳言，应该把尊重研究者的个性 和兴趣理解为良好的研究环境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二、理解理论研究的特点和规律 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存在着一种偏见，即自然科学的理 论可以做多次的实验和尝试，而人们却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说出来或一写出来就 必须是绝对正确的。这种见解可以说完全不懂得理论研究的特点。其实，理论研究只要具有 创新的特点，也就永远是探索性的、尝试性的。在这样的探索和尝试中，既有可能提出正确 的观点，也有可能提出错误的观点。如果预先规定一定要探索的结果是正确的，才允许人们 去探索，那不是很滑稽吗？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就是这样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如 果不抛弃这种不近人情的要求，又有多少人敢进行理论创新呢？
长期以来，理论界存在的另一种偏见是：理论讨论，老是争来争去，耗费时日，究竟有什 么意义呢？其实，这种偏见也是完全不懂理论发展的规律所致。马克思早就说过，真理是由 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在矛盾的清理中被陈述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讨 论本来就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学术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思想之间的磨 擦，何来理论创新？如果既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又不许不同的观点之间展开深入的理论讨 论，那就像要求人们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马克思早就已 经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 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 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无数事实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创新是在不同的 观点的争论中实现的。反对话语霸权，主张平等的对话和讨论，也是良好的研究环境的重要 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只有积极地为理论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理论研究才会繁荣起来，理论创新才 会成为现实。
实践是创新的不竭源泉
我国的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出现了若干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的提 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证。这些理论创新已经并将继续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巨大的作用。如果说1978年以来，理论创新主要源于对实践的总 结，那么，未来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理论创新的 指导。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江泽民同志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国情，立足当代，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 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深厚源泉和强大动力，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认识当代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任何理论创新，都是在某种实践背景的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0多年的运行， 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实践基础；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凯恩斯 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实践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新制度经 济学、福利经济学日益活跃，成果迭出的实践基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 活动，将产生一系列理论创新，形成以中国体制和文化为背景的经济学。可以预见，这一经 济学与今天我们读的以欧美国家体制和文化为背景的经济学，肯定有着差异。
理论创新的实质，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或趋势及其实现形式。 首先，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有其基本规律，如反映市场机制运作要求的价值规律、供求规 律；又如反映经济增长波动与周期的规律；经济增长与自然、社会相协调的规律；再如，生 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规律等。对于这些规律我 们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实践中如何使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加符合这些规律发展的客观要求， 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其次，社会科学所面对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往往内容复杂， 且不具有可重复性，因此，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就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 一般仅是反映一种“趋势”而已。对于这些“趋势”的认识和把握，同样需要给予高度的关 注。第三，事物发展规律或趋势总是要以某种形式得以实现。对于这些实现形式的研究，同 样是理论创新的要求。例如，生产力诸要素采取资本形态后，生产力发展规律就在一定程度 上以资本运动规律为实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增值的自发要求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客 观要求。因此，研究资本运动的规律，成为体现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江泽民同志的北戴河讲话，在阐述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4个同样重要的同时，要求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促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蓬勃进行。时代一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造了绝佳的从事创新 的理论思维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践舞台和研究 课题。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怨天尤人，而是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力 求做出一些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积极贡献。
笔者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在此就经济学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谈一点看法 。我们目前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还比较低，无论原理的研究，还是应用的研究都是如此。经济 学原理的研究和其他学科原理的研究一样，需要研究者深厚的功力和深刻的领悟；需要长期 的投入；需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任何急功近利不仅十分有害，而且无济于事。经济学原 理的研究在短期很难看出对现实经济生活，包括对认识经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作用。然而 ，任何原理的发现和完善，都将长远地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经济学的应 用研究不能停留在解释原理、诠释政策的水平，而要介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丰富的个案中去， 为这些个案作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提出咨询性的建议和对策。总之，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发 展有着广泛的功能，通过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咨询活动，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 生难以估量的作用。
列宁是理论创新的楷模
在学习江泽民同志北戴河讲话的过程中，我不由得联想到当年列宁的理论创新。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召开，当时苏俄国内局势十分严峻：连年战祸已使国民经济陷于 崩溃；各省农民因不满严酷的余粮征集制，蜂起暴动；工人、士兵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苏 维埃国家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俄共（布）十大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 ，并以此为界，此前的政策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此后则称为“新经济政策”。政策尽管 作了调整，人们的认识却几乎是一致的，认为这一转变是在特殊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向资本 主义让步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进行的一种暂时的退却。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一开始只是党的经济策略的调整，没有赋予战略的和理论的意义。
实践的发展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新经济政策实行后，由于农民可以将剩余粮食和农产品 自由支配，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起初，党和苏维埃政府打算实行“商品交换”（这种 “商品交换”实际上是不通过货币的产品交换），就是将国家手里持有的工业品与农民手里 的剩余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农民手中一旦有了剩余的粮食和农产品，他们压根儿不想与 国 家进行交换，而是另辟蹊径，自发地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以小商品交流为主的自由市场，一批 靠新经济政策而发财的人（在苏俄时期被称为“耐普曼”）也应运而生。对于这些，有人惊呼 ，“资本主义又回来了”，“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列宁却从现实生活的变化中 ，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敏锐地意识到，不是应当收缩，而是“退得不够” ，还要“再退却”，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私人资本主义，退到私人贸易”。从连续 不断的退却中，列宁对过去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写道：“我 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的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 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 产 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 。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 ，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 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 第570页）类似反思的话，列宁还有好几段。正是这种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促使列宁的思想 认识升华到一个新阶段、新水平，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从作为一种消极的权宜之计，转 变为对落后国家必须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尽管这一探索的时间不长，成 果也是初步的，但是，列宁这种尊重实践、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富有 启迪意义的。
其一，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才 能发挥其指明方向、指导实践的作用。列宁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设苏维埃的新国 家、新社会时，很注意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付诸实 施，可是，当实践超越了书本结论，或者一些理论原则不符合实际、无法解答实践提出的新 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固守本本，而是尊重实践，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改变那些过 时的、错误的个别结论，用新的理论原理去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 个新阶段。
其二，理论创新决不是简单地提出几个新名词、新概念，而是一个实践与认识互动、感性 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群众性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的复杂过程。正如列宁所说，从书本上 讨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只能根据实践来谈论社会主义，因此，“只有千 百万群众的实践，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决定性的指示。”从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离 不开一连串中间环节，其中，理论工作者和领袖人物的思想升华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列 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就不可能有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第三，善于从自身所犯的错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恩格斯说 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 中学习来得快。”可是，除了列宁以外，当时的俄共领导人几乎都没有作这样的反思。列宁 的伟大，不在于他永远不犯错误，而是他善于从错误中学习和总结，使他能够比周围的人更 早地觉醒，摆脱错误的羁绊，思想的升华为理论的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其四，新经济政策的夭折，可以看到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的不同结果。1924年1月，列宁溘 然病逝。俄共党内斗争骤然紧张起来，除了权力之争的因素外，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便是如 何看待新经济政策。除布哈林外，其余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没有领会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仍然 把它视为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政策，思想一直停留在传统的理论框架里。这就可以解释，为 什么斯大林在政治上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左翼反对派后，却能够拾起托、季等人 的理论，去对付布哈林，并匆匆宣布抛弃新经济政策，而后建立起一整套僵化的斯大林模式 。
其五，科学的理论反映事物的本质，所以它能把握规律，预见未来。列宁对新经济政策 的探索，已使他对社会主义在现实中的展开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在临终前口授的《论合作社 》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虽然列宁未能阐 述对社会主义的新看法，但从今天邓小平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中，已经充分展现了出来。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不是对照书本中的描述来实现的，而是通 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来体现的。在这里，观念更新、理论创新，是关键性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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