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比较的理论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4)04-0113-04
一
个体的人，总是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人类长流之中，置身于“历史”之中。人是历史的存在物，人的历史化（体现为人的具体时空化）与人的文明化是统一的。人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同样，人的认识也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获得。伏尔泰说：“人这种类型融化在历史过程中。人是什么，不是靠对本身的思考来发现，而只能通过历史来发现。”[11](p255)
不过，当我们试图深入一步理解“历史”时，却发现这一语词包蕴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含义。历史的存现形态有两种：一种是指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有人称之为“历史的本体”或“历史存在”、“现实的历史”，也就是“史实”；另一种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写下来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过去生活一种认识上的努力，人们称之为“历史的认识”或“历史意识”、“符号（文字）的历史”，也就是“史学”。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第二性的“历史”（史学）则是由主观确立的。历史概念的这种二重性，是物质与意识、现象与映象、客观与主观等二元世界在人类认识过去事物时的反映，显示出具体与抽象之辨。为了避免误解，人们试图以术语的区别来指称不同的对象，黑格尔就曾用拉丁语Res gestae和historia rerum gestarum分别称呼“发生的事情本身”和“发生事情的历史”。但史实和史识（史学）是互动而难以严格分割的，史识正是人类为了认识史实而产生的。叶秀山说：“狭义的‘文字’的发明，使人类进入了‘文明史’，即人类的‘思想’、‘意义’不再寄生或埋藏于实际的物质世界中，而依靠‘记号’系统，自身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和保存方式，而这种特殊的保存方式，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人们对那个物质的世界的看法。……于是，在人们的现实的、实际的交往中似乎分化出了一种纯粹思想性的交往关系，‘历史’不仅仅被理解为实际的历史，而且也被理解为思想的历史，理论的历史。”[2](p175-176)由于“历史”都是对过去事物的记录和认识，而过去仅仅以某种实物、资料或记忆等非现时且不完整的形式存在，因此，历史（史学）本身的真实性就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柯林武德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3](p244)贝克尔认为：“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4](p18)卡西尔则指出，对于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并非要将其“再现”或“再造”出来，而是企图借助于这些史料来“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从而认识事件，最终认识“人”自己过去的活动。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阐释学家才较为偏激地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存在，一切历史（史学）其实都是当代史。这种历史怀疑论观点显现出过于绝对的相对论立场，历史价值被彻底地悬置了起来。
对史学真实性和真理性的这种怀疑，只是人们对历史认识所持的不同态度之一种。历史学作为自身“历史”就十分悠久的学科，它自产生以来，便一直伴有对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被称为“历史哲学”。类似于科学哲学作为科学诸学科的反思主体而存在，历史哲学是一门关于历史学的科学，它不再像一般史学家那样着眼于历史过程中具体的个别细节，而是超越这种具体性和个别性，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采取一种批判的思维，探寻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及其制约这种一致性的规律。然而，这样一种从宏观上反思历史学、并试图以寻找规律而达到超越的历史哲学，又受到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种新的历史哲学，对旧的历史哲学家所致力寻找的“意义”表示怀疑，对他们寻找意义的能力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真实地复原已逝的过去本身以及揭示这个尚未完结的过去的意义在逻辑上是否可能并非已经解决，而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相反，更重要的是认清对象的性质，重新确立研究的起点。于是，不仅“历史”具有了史实和史学两重概念，连反思历史学的历史哲学也具有了两个层次：一种是试图对历史总体做出总结以探明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另一种则是对历史学本身进行反省和思考的历史哲学。前者被命名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则属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5](p3-4)。历史学界对研究的这种多重反思，整体上顺应和契合了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整个科学界、学术界的批判性潮流。对认识对象与认识本体进行双重观照与反思，以期确立学科建设的新起点、新方向，现代人文学科基本上都经过了这一痛苦的历程。
二
这里对历史概念的辨别，不是要作历史哲学式的深层探讨，而主要是为考察历史（史学）与文学的渊源与联系，确立一个可比较的理论基点。传统的历史学一直受到“靠近科学还是接近文学”这一争论的困扰。一方面，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以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和历史推理的严密性，将历史看成一门科学，认为：人类历史的运行规律在历史证据齐备的情况下是能够而且必定被揭示出来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将史学看成文学的姐妹学科，甚至视为文学的一个门类，从而使史学远离于科学。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占据了争论的主流。说历史不是科学，主要是因为历史所处理的材料是人类过去的行为，但“人不可能双脚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间的流逝性决定了历史事件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这种稍纵即逝的事物自然难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科学寻找的是规律，而规律必须能够被反复证明。历史不表现一般，转瞬即逝，不可重复；历史事件的个别性、独特性也因此成为缺乏“哲学意味”的理由，正是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强调“诗比历史更永久”。但亚里士多德的诗史之辨，本意上并非割断诗与历史的联系，而是基于“依哲论诗”的出发点，欲为诗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事实上，古希腊人强调诗与历史的本质联系，显然要比强调二者的差别更多。希腊神话的九位女神中，司历史的女神克莱奥居于首位。在古希腊人眼中，历史隶属于修辞学，合格的历史学家应该富有激情且充满想像力，以优美的言辞和逼真的叙述，使人们像阅读文学一样获得教益。因此，古希腊的早期神话作品，不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是诗与史的合成。《荷马史诗》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比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还要早大概300多年。值得一说的是，这种诗史结合的“史诗”，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被当作文学表现的最高形式而尊崇的。希罗多德以降，西方思想界一直在寻求和论证诗与历史的本质类同，希望唤起历史学家恢复历史学与文学的天然联系。克罗齐在早期曾认为，历史和艺术在形式上是共同的，都致力于表现特殊事物，都是一种“叙事”；只不过历史表现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艺术所描写的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真实的事物是可能的事物的一部分，所以历史是艺术的一部分。关于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异同的探讨，基本上是以上述认识为前提的。这一探讨在新历史主义学者那里显得尤为热烈。
新历史主义学者接受了卡西尔的“符号论”观念，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都要借助于语言再现过去（个别文学作品也写将来），都要借助于想像形成虚构成份，以弥补事实的不足。就像海登·怀特在《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中指出的，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历史主要是由一些本文和一种阅读、诠释这些本文的策略组成[6](p56-57)。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一文中，他更直言不讳地说，“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它们与科学领域的叙述不同”；“历史叙事不仅是关于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这种说明昔日事件和过程的陈述同我们解释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所使用的故事类型是相似的”。他借用形式主义观点指出，一个历史叙事不仅是它所报导的事件的再生产，也是象征符号的错综，这种象征符号的错综指引我们找到我们文学传统中关于事件结构的图标；“历史文件不比文学批评者所研究的本文更加透明。历史文件所揭示的世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历史文件和文学文本均不是已知的”[6](p161,167-169)。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直接反对以往那种“历史主义”的学术研究。根据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观念，过去的文学评论家在谈论某一文学作品的“语境”时，总是假定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法达到的真实性和具体性，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试图再现作者的原意、他的世界观、当时的文化背景，因此这些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版本、校注和探讨社会政治实况上。这种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思路遭到新历史主义学者的鄙弃；与之相对，新历史主义学者注重对写作、接受和批评等语境的分析，“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与社会相互推动的过程”[7](p211)。新历史主义的这套方法，不仅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大大启发了文学研究的思路，颇受中国学者的重视。他们将历史还原方法用于文学研究中，文学成了他们回顾历史的一个可靠的途径。比如，王德威在对现代小说的分析中通过“文学意象”建立和扩大了人们对历史的想像，张贤亮通过“中国小说”让人们看到小说中的中国，许子东则努力在对“文革小说”的阐释中重建了人们的“文革想像”，虽然他一再申明研究的初衷“并非通过当代小说研究文革，而是研究文革如何被当代小说所叙述”[8]。
三
历史与文学在叙事趣味和虚构方式上的这种类同，共同源于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问题。汤因比说：“科学家总是透过现象去钻研现实，而且用规则或规律这些术语去表达现实。研究人类事务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总是企图渗入人类现象的背后，去研究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9](p141)历史学探索现象“背后”的实质，文学同样不忽视这种“背后”，捷克著名诗人扬·斯卡采尔以诗的语言写道，“诗人不创造诗／诗在某地背后／它千秋万岁等在那里／诗人不过发现了它而已”[10](p117)。如果说历史学家所发现的“背后”指向“规律”，那么在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看来，文学所发现的背后指向“存在”。诗人，这个“存在者”，正要承担发现“存在”并说出它的使命。
这样看来，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确存在着多层面的联系。因此，一方面，文学是现实历史的产物，创作与评论都不可能摆脱现实与历史在生活素材、时代潮流、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与历史又互相弥补，文学中的历史文学或历史材料就常常成为历史学家治史的旁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走的“笺诗证史”路数，着意盖在于此；而历史写作中所体现出的想像力和叙述笔法，则成为衡度史家诗才的一个因素，如钱钟书所论：“流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11](p363)；“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心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12](p166)。文学与历史的这种亲密关联，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与评价。从创作而言，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一部缺乏历史眼光的文学作品，在题旨深度上往往难有开掘。就评论来讲，往往也要把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史中进行比较，历史主义也不仅由此成为曾经风行一时的批评流派，同时被公认为深度批评的一个必备观念。中外文学史上对于“史诗”的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于文史关联重要性的确认。
历史徘徊于科学与文学之间，似乎总处于尴尬的境地；其实历史学科的这种处境，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显示为它的优势。像周宪所指出的，科学与艺术是对立的两极，历史则恰好处于两者之间[13](p162-163)。历史与文学的诸多相似与关联，使作家和史家、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常常难以分辨清楚（注：韦勒克，沃伦曾经指出爱默生等哲学家对历史和小说在“真实性”上的共同欠缺：“他们不能把历史视为真实，认为历史只不过是更多相同的事件在时间中的展示，而小说则是虚构的历史。”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1页。）；但这种相似性，并未使这两个学科合而为一，原因即在于“‘历史’对具体事物而不是对‘可能性’感兴趣，而‘可能性’则是‘文学’著作所表述的对象。因此，我们的批评传统一直在寻找小说中‘真实’和‘想象’的成分，在这样的批评传统中，历史一直是表述的‘真实’角色的原型”[6](p168)。文学与历史，就这样既冲突又融合地长期共存着；这使叙事与述史成为多元重合的精神空间，以不同形式各自保留在文学与史学之中。
收稿日期 2004-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