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语言与经验:博德莱尔及其在本雅明眼中的诗学_本雅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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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雅明之前,传统批评将波德莱尔与浪漫主义和瑞典神学家斯维登堡的“通感”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他是一个遁入白日梦、崇高与理想之中的诗人。本雅明在一系列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中重铸了波德莱尔的形象和诗学。他首次把波德莱尔看作是典型的现代人:远离人群,流离失所,阴郁乖戾;与此同时,他强调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所具有的双重性和否定性,认为波德莱尔的诗歌以复杂的方式反映了明显存在于工业和商业产品中的历史断裂。

本雅明对传统波德莱尔形象的矫正,目的在于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拜物教和非人化的兴起。在以往的批评中,巴黎这座大都市往往作为文学的传统主题而出现;在本雅明的笔下,波德莱尔以企图界定现代大都市生活经验的大都市诗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一恰当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波德莱尔,这个游手好闲者,漫步徜徉在商业拱廊街上,如同一个拾垃圾者,收集着被都市丛林的居民所丢弃的意象。在本雅明的眼中,游手好闲者、拾垃圾者这样的人物与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游手好闲者的步态是对都市生活加速度的抗议,而拾垃圾者对互不关联的碎片的采集则反映了劳动分工这一人类经验破碎与物化的主要原因。1935年,本雅明在阐述《拱廊计划》(Das Passagen Werk)时曾指出:资本主义的表象所起的作用就是隐藏甚或是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历史经验的实质,即它的非人化和剥削的实质。他把波德莱尔的诗歌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形式,一种揭示现代经验的断裂和虚假的形式。波德莱尔是古典英雄的后继者,因为他赋予他那个时代以形式。(注: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v.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 user.Frankfurt a.M.: Suhrkamp Verlag, 1972—1989, Band V: 405.) 波德莱尔紧紧抓住了源自无名又无望的都市人群的转瞬即逝的意象,他的诗歌把这种经验当作一系列的震惊记录下来并以艺术的形式传达给读者。

本雅明在其思想生涯的晚期,想用一种更加内在的方式来解决现代社会生活的困境。在1939年的论文《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üb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中,本雅明旨在探求审美经验是如何昭示现代经验连续性之断裂的。他看到,波德莱尔正好位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叉路口,由于他站在两个历史时期的顶端,能够目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拔除传统生活的遗迹并记录这一重大的转折过程,因此有资格成为第一个现代主义者和首位真正的都市生活诗人。从理论上讲,经验应该是为人所熟悉的、可预测的,其原则是连续性和重复性。然而,作为现代都市生活主要特征和传统经验衰落标志的震惊却瓦解了人们熟知的经验类型。城市街道上行人川流不息、你拥我挤,密集喧嚣的人群引起了生存斗争也阻碍了个人的思想,这足以使都市生活几乎不可能以人性的方式去对待每一个体。如果说19世纪早期的资产阶级还蛰居于家庭领域的话,那么19世纪晚期的诗人直接面对的就是人群,这时期抒情诗的基础就是个人与大都市人群的对抗,而震惊经验则是衡量以上经验的标准,人们在当时状况下的心理机制的特殊功能就是不断增长的接受震惊的能力。

本雅明认为,随着震惊经验在日常生活中的出现,整个人类经验结构发生了改变。本雅明为此援引了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一文中提出的论点:在同一系统中具有意识能力和留下记忆痕迹互不相容, 而当把记忆痕迹置于脑后的事件从未进入意识的时候,记忆痕迹时常极其强大和持久。本雅明注意到弗洛伊德的意识与记忆相对抗的观点,把它与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提出的著名的无意识记忆说相提并论。本雅明断定,弗洛伊德从意识能力中排除了意识的功能,又把意识的功能置入他所谓的“前意识”。在弗洛伊德的记忆痕迹说中,记忆是外界对无意识域或前意识域发生影响的结果,意识能力被贬为针对外来刺激的第一道防线,而创伤则源于意识防护盾的破裂。弗洛伊德认识到,意识抵御刺激的作用比它接受刺激的作用重要得多。先前,记忆痕迹以直接和自然的方式接纳经验,如今却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因此人们在传统意义上拥有经验的能力无可挽回地降低了。在现代生活中,意识必须全力以赴地抵制令人厌恶的刺激或震惊的激增。

被意识彻底贬低和过滤了的经验只剩下赤裸裸的为生存所需的要素,结果人类的知觉器官本身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记忆作为传统经验概念的基石也遭到摧毁。早先存放在记忆中的经验能够代代相传,生活的智慧也因此得以保存。而在现代生活中,记忆已被回忆所取代;人们不再原原本本地保存记忆痕迹,而是让意识将其瓦解吸收从而得以储存。只有借助于这样的肢解过程,经验才能在意识中显示并在严格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人们所经历过的。经验内涵完整性的丧失不仅成为波德莱尔抒情诗的主题,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普鲁斯特认为,与纯粹而不间断的无意识记忆的经验之流相比,现代生活中的有意识经验在性质上较为低下。在他看来,有意识记忆的主要功能在于消除可能令人不安的、受智力支配的记忆,这种记忆始终是有缺陷的;只有无意识地在无意识记忆中出现的经验才真正能够重新拥有被有意识记忆所阻塞的那些记忆痕迹,而这才是一笔真正的财富。

本雅明认为,震惊经验不仅是波德莱尔作品内容的中心,而且还贯穿着该创造过程的形式层面。波德莱尔自觉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表现出社会转化的历史进程,这使他的创作迥异于同时代诸多诗人的作品。可以说,波德莱尔把震惊经验置于其艺术作品的中心以此来规避震惊,他把都市里形形色色腐朽堕落的意象置入抒情的语境,使之凸显出来更加令人震惊。波德莱尔的创作是从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积极乐观的价值内部进行摧毁的最初尝试,也是为把日常生活中的偶然事件纳入当时仍然神圣的自主艺术的禁地而自觉做出的最初努力,其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此后已然成为整个现代主义的范式。

本雅明指出,波德莱尔在诗歌实践中对全面物化的强调使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那就是要在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取得和谐,该意图与他对寓言的使用相一致,因为商品把物和人转化成了无生命的抽象物、转化成了交换价值,寓言则因其多变性而贬低了物的内在涵义。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内在的法则来看,可见它是借助于物化原则来运作的,也就是说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商品与商品之间的无生命的关系。可以说,旨在物化的寓言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诗歌中的表现提供了绝佳的技巧。本雅明认为:“寓言表现的是商品把本世纪人们的经验造就成了什么。直觉的寓言形式总是建立在贬值的现象界之上。出现在商品中的物界所特有的贬值正是波德莱尔寓言意图的基础。”(注:Ebd., Band I: 1151.) 因此,本雅明坚信波德莱尔的寓言诗学构成了一个可以审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人性自我疏离困境的有利视点。与此同时,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感应理论中发现了诗人对和谐生活和救赎问题的关注。感应理论是波德莱尔运用寓言的关键所在。在现代生活的废墟中,他借助于感应乞灵于正在眼前快速消失的集体经验的意象,奇迹般地召唤出从记忆中消失很久的集体的过去,而这些意象所充当的是现代性危机重重状态的解毒剂或反意象。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则》一文中指出,具有刺激防卫功能的意识会取代记忆痕迹。在本雅明看来,大众似乎对主体完整性构成了威胁。他把震惊防御的反应方式分为两种:要么通过刺激防卫反射性地避开外部的刺激人群,要么刺激防卫被冲破从而导致某种创伤。根据弗洛伊德的刺激防卫理论,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运用震惊防御来描绘无意识的创造性意象生产。他把《恶之花》里的《太阳》(Le Soleil)一诗中的战斗局势阐释为这样一场防御,以之显示诗人与大都市大众之间的对抗:

Le long du vieux faubourg, où pendent aux masures

Les persiennes, abri des secrètes luxures,

Quand le soleil cruel frappe à traits redoublés

Sur la ville et les champs, sur les toits et les blés,

Je vais m'exercer seul à ma fantasque escrime,

Flairant dans tous les coins les hasards de la rime,

Trébuchant sur les mots comme sur les pavés,

Heurtant parfois des vers depuis longtemps rêvés.

Ce père nourricier, ennemi des chloroses,

Eveille dans les champs les vers comme les roses;

Il fait s'évaporer les soucis vers le ciel,

Et remplit les cerveaux et les ruches de miel.

C'est lui qui rajeunit les porteurs de béquilles

Et les rends gais et doux comme des jeunes filles,

Et commande aux moissons de cro?tre et de m? rir

Dans le coeur immortel qui toujours veut fleurir!

Quand, ainsi qu' un poète, il descend dans les villes,

Il ennoblit le sort des choses les plus viles,

Et s'introduit en roi, sans bruit et sans valets,

Dans tous les h? pitaux et dans tous les palais.(注:Charles Baudelaire, Les Fleurs du Mal, Paris,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42, p.92.)

沿着古旧的城郊,一排排破房/拉下遮蔽秘密淫荡的百叶窗,/当酷烈的太阳反复不断地/轰击着屋顶、麦田、原野和城市,/我将独自把奇异的剑术锻练,/在各个角落里寻觅韵的偶然,/绊在字眼上,就像绊着了石头,/有时会碰上诗句,梦想了许久。//这是养育之父,萎黄病的仇敌,/在田野上把虫儿和玫瑰唤起;/它让忧愁升上天空四散飞扬,/让大脑和蜂房里都灌满蜜糖。/是它使扶拐者重新变得年轻,/像少女们一样快乐而又温情,/它还能命令谷物生长和成熟,/在永远想开花的不朽的心里!//它像诗人一样地降临到城内,/让微贱之物的命运变得高贵,/像个国王,没有声响,没有随从,/走进所有的医院,所有的王宫。(郭宏安译)

通过句法和语义上的双关歧义、同音异义和颠倒词,我们看到诗中的太阳具有双重性。如果说“反复不断地”(à traits redoublés)仅仅是一种暗示,那么作为“养育之父”(ce père nourricier)的太阳便是父亲与母亲形象相叠化后产生的共生偶像。诗人以父亲之名行走在“城郊”(faubourg),而波德莱尔则通过笔尖的书写行走在“铺路石”(pavés)上,这种双重性可看作是诗人的诡计(ma ruse是masures的颠倒词)。诗人在放逐期间逃避着“太阳反复不断地轰击”,却“绊倒”(trébuchant)在太阳下的“石头”(pavés)或“字眼”(mots)上,结果字眼“蒸发了”(pavés是s'évaporer的回文)。诗人原本是要遵从象征的原则创作一首诗,同时要让想象在诗中留存。如今,作为符号学症候的表达欲冲破了象征的保护层。自由之力在创伤中一旦突破了刺激防卫,防御就同语言联系了起来。在梦境中,创伤被翻新,因为诗人找到了“梦想了许久”的“诗句”。

击剑是社会对身体进行操控的训练项目之一。“奇异的剑术”并非记忆,而是无意识记忆,是激发回忆的记忆,是升华的过程。因为击剑时的瞄准点(point de mire)就是“韵的偶然”(hasards de la rime, rime是mire的颠倒词),可以说身体在击剑过程中模仿着语言。欲望的韵律使身体震惊,奔涌而至的符号使我不再是自我之屋的主人,因此必须构筑新的语言身体。在语言结构中,创伤一旦与语言结合就开始自我复制,并且在贯穿着语言的身体中变成语言,而该语言又会在身体中成为创伤。在波德莱尔看来,新的语言身体或身体语言要按照解剖图来构筑。《骷髅农夫》(Le squelette laboureur)一诗以解剖图的方式详细描述了语言身体,不仅展示了本雅明所谓的孤独的大众,而且点明了身体的器具地位。(注:Ibid., p.105.) 依照词语肢解语言的冲动结构,对波德莱尔的解读也可看作是对语言的解剖。在《太阳》中,主体被简化为语言结构成分,即言语器官。地点在文本中被限定,主体在此被生产和自我生产。在该语言中,诗人是那喀索斯,他看到自己在语言中的形象是想象中被肢解的身体。

大都市意象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雅明为此援引了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在大都市人群这个主题上,本雅明看到爱伦·坡有意识歪曲的想象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小说中,叙述者是一位正在康复的病人,正是他的双眼歪曲了人群的意象。开篇不久,文中写道:“大脑中幻影的薄雾(film)消失了……如同高尔吉亚疯狂而轻浮(flimsy)的修辞一样。”(注:Edgar Allan Poe, Complete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ollectors Library, 1966, p.215.) 没有了“薄雾”,爱伦·坡的叙述者方看到非永生的人。在“轻浮的修辞”(flimsy rhetoric)中,“薄雾”(film)的刺激防卫通过颠倒词的手段被解除了。正如在震惊防御中刺激防卫被突破一样,语言在此变成了创伤。爱伦·坡的叙述者毫无防备地跟踪着人群中的人,幸亏他“穿了双橡胶套鞋(overshoes),可以不弄出一点声响,他从未看到我在盯着他。”(注:Ibid., p.220.) 而“雨伞的世界”(world of umbrellas)则在文本中构筑了阴间(umbra),即死者的阴曹地府和地狱般的世界。叙述者在倾盆大雨中越来越激动,他把“手帕(handkerchief)捂在嘴上”。(注:Ibid., p.219.) “套鞋”、“雨伞”和“手帕”都是刺激防卫的衍生物,其中“雨伞”还是雌雄同体的偶像。当叙述者终于看到人群中的人时,却如同那本神秘的德文书中所说:“Er l? βt sich nicht lesen.(他不许别人解读自己)”(注:Ibid., p.215.) 正如小说开端所写的垂死者的临终挣扎一样,人群中的人把他的秘密带进了作为坟墓秘密的人群的坟墓,“因此,所有罪恶的本质都未能公诸于世。”(注:Ibid.)

在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致一位过路女子》(Aune passante)(注:Charles Baudelaire, Les Fleurs du Mal, Paris,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42, p.104.) 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人群中的人。本雅明认为,该诗中的大众根本没有姓名,“然而却在整体上决定了这首诗,就像一只行驶的小船其航向由风而定。”(注: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v.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user.Frankfurt a.M.: Suhrkamp Verlag, 1972—1989, Band I: 622.)

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走过一位身穿重孝、显出严峻的哀愁/瘦长苗条的女人,用一只美丽的手/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裳;//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从她那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钱春绮译)

在观看者看见过路女子的眼睛之前,出现在他眼前的是蒙着面纱的女人形象。他的目光首先被女人的手所控制:她“用一只美丽的手”,“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裳”。值得注意的是,手是符号中的符号,是神意的标志。在大街上被喧嚷包围的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对过路女子的眼睛留恋不已。她那“瘦长苗条”的外形恰似她与观看者之间的道路,暗示着这个女人是街头女子,大街则因她而承载着悲伤。如果把该诗置于1848年革命的背景之下,全诗可看作是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的余象,不能上升为革命主体的无定形的大众被掩盖在过路女子的形象中。从文本上来看,该诗似乎是语言的寓言:过路女子如同语言中的隐喻在行走,而我周围的喧嚷解除了无定形的大众带来的危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过路女子恰似一个防御意象,但却是个短暂的意象。

全诗的高潮是过路女子的“一瞥”。这是一个矛盾的符号,是魅力与死亡的游戏,是“电光”与“黑夜”的游戏,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终归都是“消逝的丽人”的游戏。她的一瞥就是言语,他在她的眼中像从一口水杯中一样地“畅饮”。眼睛如同语言的水库与发动机;语言如同飓风一样有一只“眼睛”,有一个空洞,那就是语言的中心。本雅明注意到诗中的人群传达给诗人的是“震惊的形象”、“灾难的形象”,(注:Ebd., Band I: 623.) 却忽视了“消逝的丽人”的一瞥“使我如获重生”。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中把这种重生进一步看作是佯攻战斗的结果:“各种事物重新诞生在纸上,自然又超越了自然,美又不止于美,奇特又具有一种像作者的灵魂一样热情洋溢的生命。”(注: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3页。) 透过过路女子飘动的面纱,波德莱尔注视着巴黎,谜一般的芸芸众生在他眼前如同矩阵。在与现代经验的战斗中,波德莱尔的文本在不断地更新诗歌语言。穿越历史的时空,在一个德国思想家的眼中,波德莱尔笔下的语言与经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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