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A#183;蒙特菲亚尔先生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发展趋势论文,蒙特论文,访谈录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兰·蒙特菲亚尔(Alan C.Montefiore)先生是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Balliol Collage)的研究员和导师(Fellow and Tutor)，继罗素、摩尔、丁·赫胥黎、莱尔和艾耶尔之后，他和斯特劳森一起共同担任英国哲学基金会(philosophy Fellowship Fund)的现任董事。他的研究领域广泛，对当代欧洲哲学特别是英法哲学、道德哲学、康德哲学、比较文化都有较深的造诣。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哲学活动家，当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如利科尔、德里达等人都是他的好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界人物与他交往甚密。他对中国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1989年初曾来中国讲学和访问三个月。在蒙特菲亚尔先生即将退休之际，我们在牛津大学对他进行了采访，让他就英国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问：我们知道这里的哲学工作者每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兴趣，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从总体上来看，今日英国哲学界是否有某些共同的倾向，哲学家们是否关注着某些共同的问题？这种宏观上的把握也许更能满足中国读者的兴趣。
答：我猜想，如果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你要问大多数英国哲学家们在做什么，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合理的、满意的回答。然而，现在你确实会看到广泛的多样性。我想，我不能根据以往英国哲学中运用的那些标志来说英国仍然是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占统治地位，这不再是真的了。大概对心灵哲学的兴趣正不断上升，我想心灵哲学日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毫无疑问，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因为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一方面在逻辑哲学和语言理论中，另一方面在心灵哲学中所作的工作。戴维森正是在这种相互联系的领域中工作。另一个区别就是，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政治哲学的理论为数不多，或说非常少。然而今天政治哲学中的争论十分活跃和兴盛，我能够很容易地提到一大打活跃在今日英美哲学界的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此外，现在道德哲学的范围和论题比40年代末50年代初已广泛得多。并且道德哲学与心灵哲学及政治哲学之间的界线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今日的英国哲学与四、五十年前的英国哲学相比，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
问：当我们谈到当代法国哲学时，我们不能不提到利科尔、福科、德里达等重要代表人物。那么，当我们谈论今日英国哲学时，我们不得不提到哪些哲学家的名字呢？
答：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法国哲学家，我想你谈论的并不是当代，而是刚刚过去或正在过去的一代，例如福科已经死了，利科尔已经过了80岁，当然他还很活跃。与他们同属一代人的英国哲学家莱尔和哈特已经去世了；麦科·达米特也70岁了，退休了，但他也仍然很活跃；彼特·斯特劳森也退休了。贝尔纳·威廉虽然现在还没有退休，但已经64岁了。另外还有一些有名的哲学家并不是英国人，他们是美国人，如唐纳德·戴维森，克里普克，更早一点有蒯因。政治哲学《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也70多岁，退休了。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还有一些有名的人物如麦金泰尔(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麦金泰尔是英国人，但在美国教书，查尔斯·泰勒是加拿大人。如果你要问更年轻一代的哲学家，我能说他们有影响，但不能肯定他们会维持多久，如目前伊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政治哲学领域很有影响。我想说这一点很重要，大概今天的英国哲学和美国哲学是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在你谈到当代英国哲学时试图将它们彼此分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将英国哲学和美国哲学分开不可能，甚至将它和加拿大哲学、澳大利亚哲学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英语世界的哲学构成了一个共同体。从历史上，它们有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标记，今天它们是同一个思想共同体，只是各自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些理论在英国比在美国更受重视，如刚才我们共进午餐时谈到的功利主义就是如此。反之，有些理论在美国比在英国受到更大的重视。但总的来说，它们是一个思想共同体。
问：我们发现在牛津大学的讲堂上，你们引证得最多的哲学家是戴维森和塞尔，还有塞拉斯，它们都是美国人。
答：塞尔是美国哲学家，但他是我们牛津大学的学生。可见英美不仅在思想上彼此联系很紧密，现实中也是如此。你说得很对，他们在课堂上被广泛地引用。我想，我们所有学哲学的学生肯定都知道约翰·塞尔，当然，更知道戴维森。但塞拉斯的影响并不广泛，只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领域内引起人们的兴趣。
问：你刚才提到了心灵哲学日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心灵哲学到底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能否将心灵哲学看作是分析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即从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走向心灵分析？
你开始时是问当代英国哲学，后来又说分析哲学。我认为，你应该注意不要将这两个有非常密切联系的词互换使用。你说的这一点是对的，从近代西方哲学一开始，知识论和心灵哲学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本没有把它们作为两个领域，譬如在笛卡尔那里就是如此，只是那时没有叫心灵哲学这个名字，到后来才形成这个特殊的术语。在17-18世纪，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是：心灵如何作用？知识有哪些类型？思想由什么构成？思维有哪些因素？心灵有哪些组成部分？等等。关于知识的所有论证对于古典经验论和理性论即笛卡尔家族的两大分支都是极其重要的。心灵(mind)，也是笛卡尔哲学的一个重要术语，实际上它不能很贴切地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如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等，没有什么精确的对等词。我们再来看一看17-18世纪的语言理论，如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的语言理论，主要是说明，语言作为一种必要的媒介怎样将每一个个体的心灵交织在一起。因为思想就在于认识他自己的观念，人们需要语言作为心灵之间的交际媒介。因此，语言理论变化了，心灵理论也会随之变化；反之亦然。从一开始这两个理论就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从笛卡尔开始，经洛克到现在的戴维森，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是密切相关的。我还认为，心灵哲学在某些问题上与行为理论的联系越来越紧。这也是一个传统的课题，即目标说明和因果说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问题又被戴维森重新捡起来了。他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行为、理性和原因”，我们发现这也是心灵哲学中一个重要论题。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域，如自我同一性、人格同一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老问题，现代又被重新捡起来作为心灵哲学的一个领域。所有这些问题很明显都同属于一个总体，是同一个主题中可以区别开来的一些分支。因果性、合理性问题，自我同一性或主体同一性对于哲学中任何一个分支理论来说都很重要。逻辑哲学、心灵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知识论或任何其他哲学理论，这些分支之间的划分和区别都是近似的、相对的，不能绝对化。如果以为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完全区别的理智研究领域，那就很危险了。
问：你能对心灵哲学的前景作出某种预言吗？
答：如果说我能够作出某种预言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能以人们已经作出的工作为基础。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的一点就是，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发展和联系与日俱增。高级计算机工作的基本原理是否能用来解释大脑的活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脑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心灵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影响，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另外一个发展得很快的研究领域是脑生理学，很明显它和人工智能也密切相关，但不是一回事。我将预言在未来的50年内，生理科学主要是指向关于大脑如何工作的知识，这将对心灵哲学产生重要影响。这是我作的两个预见。另外还要作一个负面的预见，那就是，目前在当代心灵哲学中争论得十分热烈，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理论，如功能主义、思维语言理论、内在论和外在论，思维的意义、内容，这些争论大概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问：你长期从事道德哲学的教学，能否对英国道德哲学的状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答：实际上我是从1951年开始讲授道德哲学课程的。在那时我觉得制定教学大纲、决定讲什么题目、什么内容是一件很头痛的事。现在情形不同了，似乎选择的余地大了，有许多题目可以讲。简单地说，20世纪英国的道德哲学的历史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休谟（某种意义上也包括贝克莱）到康德的道德哲学，他们认为道德哲学和知识论从本质讲是相互独立的；另一方面是功利主义传统，特别是19世纪密尔的道德哲学。从本世纪初开始，G·摩尔反对功利主义，反对对价值概念作自然主义的解释。其后在道德哲学领域就道德价值、道德概念的本性问题展开了所谓客观主义的论战，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素和普里查德；黑格尔主义和反黑格尔主义的论战，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布拉德雷、包桑葵和T·H·格林。到30年代末出现了逻辑实证主义、艾耶尔等人的道德哲学，从谈论根本价值的本性走向对伦理陈述作语言分析。接着出现了斯蒂文森的情感主义，50-60年代赫尔(R.M.Hare)的学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道德哲学从60年代后就开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可能是以前哲学的某种变形。当时道德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道德判断的地位或状况问题，它们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自然语言的角色功能问题。70年代以来，道德哲学的主要代表和著作有约翰·麦吉的《伦理学》，主要讨论人类怎样理解和创造价值以及语言在伦理学中的作用问题；贝尔纳·威廉的《伦理学和哲学的范围》，主要讨论道德哲学的本性、人们到底怎样去看待道德和道德哲学的问题。此外，麦金泰尔的《德性之后》和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有广泛的影响，《正义论》既是一本道德哲学的著作，也是一本政治哲学的著作，正如前面讲到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界限越来越不容易划分。目前“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正在兴起，功利主义又得到了复兴，并以其现代的形式出现，这可能和各种现实的社会需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政府决策的需要紧密相关。此外，与功利主义相联系但在外延上更为广泛的“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也是当前道德哲学的重要课题，可以说功利主义后果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个分支。至于应用伦理学、商业伦理学都是因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问：我们习惯上讲英美哲学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两大哲学主流，这种区分虽然不太准确，但至少说明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特点。你认为它们有哪些共同之处和差异之点？这对于我们了解今日英国哲学的特点也许有帮助。
答：我认为，这两大分支在历史上是同一个传统。那就是说，到18世纪末或在某种程度上说到19世纪为止即康德时代为止，还没有两个传统，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欧洲思想传统。人们相互对话、相互理解，如霍布斯和笛卡尔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以后就开始分化出两个分支了，这主要起源于对康德哲学的不同反应。为什么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的反应如此不同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很明显，康德将哲学推进到超越于笛卡尔主义的经验和理性论的新阶段，但在康德哲学中也存在着矛盾，先验唯心主义和道德哲学之间、现象界和本体界之间的矛盾。我们从他那里会得到理解人类主体的两种不同的立足点或两个不同的方面。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康德后继者们对康德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在德国，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将康德哲学推进为德国唯心主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你还会看到，对于德国唯心主义也有不同的反应，如基尔凯廓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反应和马克思是大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在英国，哲学家们认为康德走错了方向，应退到休谟。你们会看到边沁、密尔等人以及后来哲学家们的论证。
至于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区别很难讲，也许首先是大学中组织形式的区别，在法国，哲学是属于文学院，而在英国，哲学和数学、科学、经济学平起平坐。另外，在英国，哲学活动的进行大多是通过面对面的讨论，有许多小的哲学团体学会，你可以和一些兴趣相投的人就哲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细节展开讨论、争论，往往在你的书出版之前有一系列的文章发表。这是一种理智的合作，不求观点的一致，只求言之成理，论证充分，相互尊重。也许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英国，哲学要求推理有一逻辑顺序、逻辑结构，它是我们论证必须依赖的基础，并不因我们的论证而不同，因而这种顺序不是一种暂时的顺序。相反，暂时的顺序是一种因果顺序，它是因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分析哲学只关心我们论证的逻辑结构，尽管你说的话有政治涵义，但是政治原因并不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的论证不因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转移。相反，大陆哲学和政治文化背景的联系非常紧密，你在进行哲学论证时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哲学的言语有着某种政治价值。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想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将哲学的东西和政治的东西分开是很困难的。
问：你一直在牛津大学主持着比较文化的讨论班，你能谈谈进行文化比较的目的以及应该遵循的方法吗？
答：我想哲学应该促进各国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这就决定着人们理解和交流的方式也不相同。要达到相互的理解和交流这非常重要。在大多数情形下，人类经常产生误解。今日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部分原因也是相互的误解。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消除哪怕是很简单的误解，人类就有可能更和平地生活。虽然我并不持人类总是能够相互理解的乐观主义态度，但是理解毫无疑问要比误解好得多。人们相互理解、消除误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进行文化比较的兴趣之一。
文化比较应遵循什么方法，这个问题提得好！但很难说用什么方法最好，我只能说需要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很重要的东西。例如，如果你懂得更多的语言而不是一种语言，那会有更大的优越性。这并不是因为懂得更多的语言可以使我们更容易得到各种信息，这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不能懂更多的语言，就很难贴切地翻译大多数现代语言。我想用一句维特根施坦的话说，语言是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就说明为什么有些名词，如英语的某些名词很难译成法语和汉语，反之，情形也是一样。这是因为法国人、中国人和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这一点是真的，你可以在不同语言的不同运用方式中发现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