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座谈会论文,摘要论文,学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史观”和当代中国史研究
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员）
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研究，不能脱离与这一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世界历史进程，即只有把当代中国历史作为当代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放在广阔的世界历史矛盾运动的背景中，才能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其核心内容是苏美两极格局代替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民主国家，并在世界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战后分裂的欧洲经历了重建和繁荣时期，克服了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危机，逐渐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1989年东欧发生了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崭新一页，由此，她的历史，她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即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这个体系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
将当代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意见，学术界不少同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并已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方面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如在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上缺乏内在的联系，仅仅是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而不是历史地有机联系，多给人生硬的“嫁接”的感觉。所以如此，除去研究条件有待改进、人们的知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外，恐怕还同忽略了历史学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有关。由此我想到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而日益凸显出的“全球史观”问题。当然，这绝不是说简单地照抄照搬产生于西方的“全球史观”就可以解决上述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借鉴其积极有益的内容为我所用。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注：[英]G·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Geoffer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1955)，第27页。）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他特别强调考察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近年，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的第1、2卷已译成法、德、意、西和日文、中文等10余种文字出版。I·沃勒斯坦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计划此专著写作4卷，从15世纪中叶直至当代。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注：[美]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基于上述认识，I·沃勒斯坦从全球出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其萌生之时起，就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作者以新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现已进入“混乱和告终”时期，21世纪中叶，它必然被一个或多个后继的体系所取代。“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注：[美]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德国学者A·G·弗兰克在其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提出，欧洲中心“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而“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他说，这部专著的价值在于它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
I·沃勒斯坦和A·G·弗兰克有关中国问题的上述结论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恰恰是从“全球史观”出发，用“世界性的眼光”将中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西方学术界被认为是“极具挑战性”的，引起广泛的争论，同时也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由此想到，我们在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时，是将其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还是将其视为仅仅是“当代中国史”，是独立于世界史之外的当代中国史进行研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必然会影响到最后的研究结论。脱离世界史的中国史，和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一样，都不是完整的历史，都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的或世界的历史图景，而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认识、并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这是新世纪摆在中国史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之一。
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邹兆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国史研究是整个史学领域中最年青的学科，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身是不会发展了，但国史研究却会随着国家历史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果说中国现代史从1919-1949年的话才30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51年了。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承认。
一、国史研究的对象
国史研究的对象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狭义讲，它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从广义讲，它应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
谈到国史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历史，多年来国史研究的实践也是这样。但我觉得，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历史是国史研究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还不是国史研究的全部对象。国史研究的对象，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历史之外，还应该包括建国以来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构成这个历史活动的主体的不一定是国家，它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系统、一个领域、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社会基层组织、一个团体、一些人群，甚至也可以是某些人、某个人。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各种事物的历史变迁，都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部分内容，虽然不一定都是“国史”，但它是属于当代中国史范围内的历史事物，也应属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是国史所独有的研究对象，是与党史研究的对象有区别的。
如果把国史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国家本身的历史，那就有一些问题。第一，国史研究容易和党史研究撞车。两门学科都挤在一个领域内，研究课题相对狭窄，造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第二，容易受到资料的限制。国史研究如果只限于研究国家的历史，就需要国家公布有关的档案资料、统计数字，而这是不能完全做到的，就会使研究者感到难为无米之炊。第三，会把大量的可以研究、而且需要研究的问题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不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宽。
由国史研究的对象影响到国史学科的性质。从前一个层次来理解，它研究国家政权建立发展中的重大事件，类似于专门史；而从后一个层次来理解，它研究整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又类似于断代史，是通史的一个阶段。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史学科带有特殊的双重性质。
二、国史研究期待领域的拓宽
目前的国史研究，是以政治史为主线的。是以研究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历次重大运动、重大事件为基本线索。除了政治史以外，国家的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方面也都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都是应该肯定的。
从现在历史学科整个的发展趋势来看，为了深化国史研究，有必要拓宽研究领域，同时要有多层次的研究对象，适应这种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这样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才能繁荣起来。拓宽研究领域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些新的研究内容，它需要研究者转换研究视角，如果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建国以来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上，拓宽研究领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国史研究期待开拓的新领域比较多，比如当代中国社会史就是其中一个方面。社会史研究无疑是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正在有力地推动史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已经做出很大成绩，当代中国史研究毫无疑问也应该注意这个方面，因为这50年社会生活的变迁非常大，值得研究的问题非常多。
再比如现代化研究也是当前我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门课题。显然，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是由于我国人民所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所激起的。现代化问题是21世纪中国的一个最重大的课题。尽管它还在发展，但史学家完全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从地区发展的比较，从中外比较的角度等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现在，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以及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了，它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比如社会心态史。心态史是法国年鉴学派70年代以来的一个学术潮流，主要研究历史上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中人们的心态。这50年中，中国历史经历了那么多惊涛骇浪，社会生活产生如此地覆天翻的大变化，历史研究不仅要让史料说话，让数字说话，也要倾听人们自己的声音。不但要探寻历史是怎么样的，而且要探寻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才能让后人理解他们前辈的历史。
此外，还可以提出许多适应时代需要的新课题、新领域，这里就不再列举。
三、国史研究期待研究方法的创新
为了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国史研究的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
我认为，国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里的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党在建国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历史学以及其他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这里也包括引进的有助于深化国史研究的外国理论。所谓实践包括：建国以来整个中国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实际的历史发展情况；反映这些情况的各种类型的史料，包括民间的各种资料。国史研究者既要眼睛向上，密切注意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各种决策的过程；同时又要眼睛向下，密切关注这些精神在下面贯彻的实际情况。缺乏任何一个方面，都不会有真正好的国史研究。
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新课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方法的突破、方法的更新是不可能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是史学领域里最适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现在，与历史学相邻的各个学科都在向历史、特别是当代史方面渗透。比如现在社会学学者十分活跃，他们研究现实中国社会，也涉及当代中国的历史，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史学工作者应该和他们结合，共同来研究，或者史学工作者掌握其他学科的方法，做到不同学科的结合。最近看到三联书店出版的周晓虹写的书《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作者是医学学士、社会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所以在他的书中，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以江浙两个镇为突破点，从近AI写作到改革开放，其中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最精彩的。这样的著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值得重视。历史学者也应该像社会学者、文化人类学者那样，注重进行田野调查，注意搜集民间资料，注意剖析社会各种类型的典型，注意搜集口述史料，注意进行比较研究，注意进行社会心理分析。只有在方法问题上真正有所突破，国史研究才能逐步深化，使之成为史学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很关注的一门学科。
关于国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关海庭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教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我想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
1.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方法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关于人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的理论。它包括辩证决定论方法、历史本体论方法、群众路线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等。这些方法的综合应用能够把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梳理得十分清楚，使人们对历史现象有一个准确地、宏观地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至今没有任何一种宏观的研究方法能与之相比。当然，任何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第二，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色来立论，中国的现代化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回应西方现代化模式挑战的过程，也就是挑战——应战的过程。这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建构的宏观研究框架比较完整，同时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同目前中国的经济建设联系更为紧密，能够有效地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即难以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模式，把现代化的过程当做向西方模式演变的过程。第三，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方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性质为基础来建构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关注的是相对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里，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完善的法律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复兴的直接导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化运动。这种理论受到中国国史研究学者的关注，则是1992年以后的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民主化必将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目前村民自治实践的发展，就显示出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借鉴意义。第四，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家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解释经济增长，从而形成新制度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家把这种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目前这种方法已在中国政治学和史学研究中广泛应用，它有两个中心概念：“产权”与“交易费用”，主张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从制度变迁中寻找原因，并且特别强调制度因素中“无形规则”对“有形规则”的制约。
2.由此可见，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到底采用何种方法，要取决于特定的国情背景、时代特征和学科特点。具体来讲，中国的基本国情可以概括为：国家特别大，历史特别长，人口特别多，发展特别不平衡；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理解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时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文化无疑对我们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就学科特点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定位，本身性质是属于专门史，但研究内容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所以又是综合性的。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是一个严重受传统制约的国家，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法治文化。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日期的日益临近，迫切要求我们建立和健全全民族的法治意识。因而，国史研究更应该关注现实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主义的某些观点、主张，
对我们今天的借鉴意义更为明显，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3.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国史研究来说，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但应避免在方法论上误入歧途。方法论就其实质来说，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我们所借助的方法论要有助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如果打着方法论的幌子，搬弄名词，不仅会把本来很简单的事物搞得复杂化，谁都看不懂，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健康思维，不利于民族的振兴。使用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能用什么方式把问题和规律搞清楚，就用什么方式。科斯的“产权理论”、诺斯的“国家理论”、奥尔森的“集团理论”，都是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范例，只用一个概念，就开创了一个领域。比如，运用奥尔森的“集团理论”解释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前苏联企业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经过长时间的博弈，形成了庞大的“分利集团”，从而导致了制度的僵化症，拒绝改革，最终使体制积重难返。这种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值得我们借鉴。
4.在吸收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也要对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认真反思。中国有着好的方法论传统，比如提倡治学严谨、规范，这有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使理论成果最大程度地反映客观世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研究方法也存在弊端，如厚古薄今，这导致对理论成果评价标准的不科学；研究的领域越古越老，就越有价值，学问也就越大越深。其实不然，评价学术成果价值大小的标准只应有一个：即是否对现实有借鉴意义。国史是研究现实问题的，更应注意总结现实变化的客观规律，借此推动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其实，今天的许多问题是由学术研究滞后造成的，如法律监督、两极分化等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加强研究的力度，为实践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指导。
5.对于国史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我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国史。从研究内容来讲，国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有很多问题运用某一个学科的知识是无法深入的，所以要鼓励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我们从1992年以来，运用政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国史，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们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可以更加灵活地挑选感兴趣和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政治发展、政治动员、社会中介组织、农村发展政策都纳入了我们的研究视线当中。这不仅有助于学科的不断创新发展，而且有利于学生们创新精神、研究方法的培养。目前，我们正在尝试着把经济学的某些方法运用到国史研究中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探索，希望借此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第二，注重定量和实证分析。研究历史要掌握翔实的材料，缺乏相关的材料，就无法提出有说服力度的理论，这种理论也必然是空泛的。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研究过程中掌握切实可信的数据和史料，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以此来得出符合逻辑的理论；另一方面，当代史的研究还有一个抢救资料的问题，要鼓励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同时要注重口述史，以此收集整理相关的史实资料。除此以外，我们还要重视充分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料，比如：“大跃进”中的人口变化问题，各个地方史的资料，都应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第三，要重视国史学科的规范建设。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规范的表述语言。国史学科也应重视规范的学科建设，对于各时期的划分、研究的主题、研究的基本方法，都应不断地进行梳理。在这些方面，可以组织一些专家，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国史是政治史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上并没有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概念相近的是王朝。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就是由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而民族国家的概念，则是由孙中山先生第一次系统引进的。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实行人治还是法治。由此，国史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化问题。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言，有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我们国史研究不但要发扬原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的长处，而且还要时时注意吸收借鉴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力求根据特定的国情背景、时代特征和学科特点来选择恰当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力图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门科学。关键是注重所从事的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价值，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断想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 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中一项最年青的、具有断代史（即当代史，不过在我国历史学学科的断代划分中尚未明确规定有当代史，而在与历史学相近的文学当中却有当代文学）特点的专门史研究。经过学术工作者多年的努力，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着眼，我认为，在新的世纪，还应着重思考和解决一系列问题。
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学科研究对象。根据科学的学术规范的要求，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学科确立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我们就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对象。
在我看来，对研究对象的界定，要把握基本的认知标准。对于研究对象的学科性质，以及学科所要解决的特殊矛盾都应有深入的了解。对待当代史范畴的历史学科，我们还应特别强调对历史的过程性和主体性的认识，特别重视对历史过程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考察，特别注意世界历史进程和现代化的影响。根据这样的认知标准，我曾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做过界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特殊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嬗变为重要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由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有关的史学理论没有深入的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共产党史的区别也有待于做出令人信服的比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对象的界定，还须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其次，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来看，需要扩展研究取向，重视跨学科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史学界对传统史学研究的反思不断深化，已经越发重视史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即使是在学术发展相对滞后一些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研究者也意识到对某些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着手做了积极的尝试。我以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中共党史博士学位点的博士论文就是这种尝试的一个缩影。从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来看，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而从学术范围来看，有些论题则已经跨越了国界，延展到国际学术领域。下面，我试举两例做一说明。
李立志的论文《1949-1956年中国社会演变》，为丰富我们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作者所述，“学界对1949年至1956年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形态变革这一层面上，然而，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化，惟有在研究由社会形态变革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可取得。因此，本文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为切入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1949至1956年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演变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文章涉及到社会结构方面的人口、家庭、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演变，社会生活方面的婚姻、衣食住行、语言、文化娱乐和社会问题的演变，以及农民、工商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变迁等广泛问题。”
侯且岸的论文《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则试图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深入探究美国学者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而且，这一探究完全超出自身的文化背景，从理路上是根据美国学者自身的逻辑和规范。这也无形中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如作者所言，“其难度在于：这是一项以近现代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到社会、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集学术史、学术批判和理论研究为一体。”作者将美国现代中国学视为中美思想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文中阐明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内涵；在揭示西方汉学发展的不同路径和西方汉学的历史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美国的汉学研究及其向地区研究的转变；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政治背景，对美国现代中国学进行了学术史的考察；围绕着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的学术批判思潮，研究了理论模式的嬗变和方法论的更新；讨论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问题，着重分析美国学者提出问题的背景和依据的方法论等等。
我们可以看出，跨学科研究确实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我们带来了更为多彩的画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出现，实际上是向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再次，从学术研究的背景来看，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注入文化研究的成分。其实，在严格的学理意义上，文化同历史是完全相通的，历史学的特殊性主要是通过文化反映出来的（这是德国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是有启示作用的）。
我认为，在这方面，《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存在着不少错误，一些美国学者也对该书的学术价值提出质疑。但我认为，该书毕竟是以“文明史”研究为主线，而不是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线的。因此，它所包容的文化内容（主要包括知识分子研究和教育研究）、思想内容在全书中占有相当可观的比重。显然，在著者看来，知识人是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应当认真地探讨知识分子与制度的关系。
从文化入手，我还联想到道德与法律、道德观念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层的文化思考。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寻找思想根源。因为如何认识“法”与“德”的关系是一个千古命题，不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所能正确解决的。我想到的是两位学贯中西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和李大钊。这两位文化大师不仅对“法”，而且对“德”都有深邃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又都是建筑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
总结辛亥革命建国失败的教训，李大钊就认为，“不能纯恃法律万能之力，以求致治之功”。而要以“民彝”（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就我的理解，这里主要是指“民性”、“自由”而言）辅之，助其“理之力”。建设“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联络愈易疏通之政治”（参见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梁启超则提出，深思中国“数千年之道德”，“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然而“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他尖锐地指出，“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由于“不知公德”，也就导致“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国家“安得不日蹙也”（参见李大钊：《新民说》）。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两位文化大师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认识取向。
国史研究应发挥探索和开拓的精神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教授）
国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客观地记载建国以来的历史进程，深刻地反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现代化的规律，总结经验与教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领域宽广、内涵丰富，并且随着建设现代化事业的进展，其研究的下限不断向前延伸。在历史学中，它可以说是学术价值越来越增强，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永远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分支学科。我国史学一向有重视记载当代史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不仅写“所传闻世”，而且写“所闻世”和“所见世”。司马迁著《史记》，一直写到他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一直写到五代，也是当时的“现代史”。我国近代史开端时期，民族危机严重，外侮日亟，刺激着感觉敏锐的史学家冲破乾嘉以来“考史”的藩篱，撰写当前活的历史，魏源即发愤著成《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并且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1956年即指出：“现代近代的事，最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明显地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参见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这些论述，对于进一步认识国史研究的史学价值是很有启发的。
研究当代史，当然与当前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应当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重视学习党的文件，掌握其精神实质并加以运用，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国史研究既然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就应当强调其学术性。即是说，在国史研究领域同样要充分地尊重学术工作的规律，鼓励学者发扬实事求是、求真求实、秉笔直书的精神，做到勇于探索。理由是：其一，因为所研究的是当代史，距离事件发生不久，对其认识，还需要以历史运动的发展进一步验证；其二，国史研究在资料上受到限制，档案材料只能逐步公布、公开，散落在民间的材料需逐步收集，口述史料有待调查、访问、整理；三是，史学工作者的认识，是逐步深化、逐步接近和达到客观真理的过程，应允许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经由初步考察，最终达到全面、准确的认识。即是说，即使研究者一时未能达到完全正确的认识，但只要推进了以往的认识，确有史实根据，就应承认它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应予欢迎、支持、鼓励。学术研究需要有探索的精神，宽松的环境，提倡不同意见的讨论争鸣。对于国史研究，我想尤为重要。当然，这些都必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才能发展和繁荣国史研究，并不断推进到新的水平。
国史研究天地十分广阔，应当不断提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领域。既要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研究，又要加强民族、学术文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至社会习俗和民众心理的研究，还有各个专门领域和地区史的研究。在选题的规模上，除了像研究建国以来不同阶段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现代化建设的方针策略、党的建设的规律等这类宏观题目，以及研究某一时间、某一人物这类属于微观性的题目之外，我想还应强调“中观研究”。以下就我所想到的举出几项属于“中观研究”的课题，我想是有意义的：（一）对于建国后实现国家工业化所取得的成效的估价，显然存在着不同看法。一般似乎认为，建国初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恢复国民经济，此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显著成效，但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又造成很大的挫折，1962-1964年调整取得成绩，不久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因此从建国至20世纪60年代，实行工业化确有成就而不能估计过高。而据一位外国学者研究，却得出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不仅成就巨大，而且与世界同一时期的工业化发展趋势差距不大的结论。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对此作专门探讨，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二）建国后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水平和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及原先水平基本相同的地区在发展中拉开的明显距离（如山东与河南），农民生活状况及对策等。（三）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从广东到辽宁）的发展，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功经验。以前讲过“温州模式”，现在像苏南地区，不仅生产、生活都有以往无法想象的提高，而且人们的观念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如华西村，现在提出要在宁夏寻求发展，决心在西部地区再创奇迹，都值得及时研究和总结。（四）建国以后，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大力实行加强民族团结合作，扶植、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方面不但需要深入探讨，并且可与前苏联因民族关系处置不当而成为导致解体原因之一这种情形，作比较的研究。（五）生态环境的变迁，水利建设，及防灾、抗灾、减灾、救灾等项的经验和教训等。（六）学术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应作为一个重点。譬如，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看法，似乎建国后17年史学领域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没有多少成绩可言。实际上，我们若作深入一步研究，则证明这种看法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五六十年代的确存在教条化的严重问题，但它既不是贯串建国后17年的始终，更不能包括史学界之全体。造成教条化、公式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史学工作者因掌握唯物史观水平不高、经验不足所致，这是经过进一步学习、实践，经过批评和讨论能逐步克服的；二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其后“大跃进”时期，政治上“左”的路线的影响和误导。这一项，当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随着“左”的路线被彻底纠正，此一问题已不复存在。至于“四人帮”及其爪牙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十年内乱中在史学领域中蓄意颠倒是非、疯狂破坏，那是为了实现其政治阴谋，更不属正常学术研究的范围。而纵观整个建国后17年，初期，很有正常学术讨论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气氛，并且广大史学工作者、历史教师学习唯物史观是自觉自愿的。范文澜、翦伯赞等在解放初期，都撰文对本人在解放前的著作中存在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1951年的《学习》杂志上，先后登了黎澍的两篇文章，对两位著名学者侯外庐和吴泽论著中存在的缺点提出尖锐而诚恳的批评，而两位学者也都撰文表示接受和感谢。以上可见建国初认真探讨、民主讨论的学术空气之一斑。1956年，范文澜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即对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的错误倾向大力针砭，提出：“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的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他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1959年以后，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都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以论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观的术语，不要史实，抛弃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变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的批评。在范老等人身上，才真正体现出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17年中，产生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国史纲要》、《中国思想通史》等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还有一批原来熟悉考证方法的学者，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之后，学术工作达到了新境界；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在整理出版大型史料丛刊，和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等项也取得很大成绩。总之，建国后17年中，史学领域虽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但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通过研究，正确评价17年的史学研究工作，对于我们今天在大力学习外国有用东西的同时，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并发展唯物史观，坚持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大有益处的。
关于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副教授）
第一，关于国史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是衡量一个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史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学术规范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存在的问题亦很明显，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由意识形态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进一步转换问题。由于国史同现实、同意识形态的联系比较密切，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国史要为而且必须为弘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弘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故其负有不可推卸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但另一方面，国史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又需要客观、严谨的态度、方法和话语，需要将研究对象充分客体化，保持研究所必需的距离，而不能先存有某种价值判断或倾向，然后据此去论证，这样做既不利于学术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换个角度讲，因为国史既是历史，同时又负有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因此国史宜有两套话语，一是用于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是用于研究的学术规范话语。在学术研究中，国史学者应该尽可能地运用学术规范话语。无庸讳言，意识形态与客观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二者之间的也有互补关系，具体地说，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学术研究的准确和深入，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或借鉴。所以，促进国史研究中的话语转换，不但不意味着削弱国史所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反而会使这种功能更为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将极大地促进国史研究，进一步提高其学术水平。
第二，关于国史的写法和体系问题。国史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在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国防、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有机的综合，而不是板块式的相加，要凸现历史发展的主要轨迹或主干，予人以启发性的认识。目前的许多国史专著，总给人一种感觉：即各方面内容的简单相加，甚至是在原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基础上又加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活动，加上外交、国防、文教、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缺乏有机的综合和分析，缺乏整体的交融和不可分感，缺乏宏观的把握和考量，这是国史学者需要注意并应解决的问题。
第三，国史可以说是断代性质的全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换句话说，国史既要写国家层面上的决策过程，又要写社会层面的反映和动态。目前国史研究中，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动态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历史是复杂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要再现复杂而生动的历史，描述组成社会的普通人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是会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的再现。社会的反映，群体的影响，普通个人的动态，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历史的全貌。新中国的历史并不长，许多重大历史活动的普通当事人仍然健在，通过某种方式搜集他们当时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资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目前学术界提倡的口述史料、社会调查方法等等，都是国史学界应该重视并应积极借鉴的。
第四，关于国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问题。国史是综合史，是当代史，其研究的问题广泛，而且与现实存在较密切的联系，其中某些问题，例如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国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必须开阔和多样，必须注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别是要注意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府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即使是历史学领域内，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亦是层出不穷，亦需给予关注和吸收。只有如此，才能使国史研究更客观、深入，使立论更坚实、科学。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广泛交流，因为交流需要共同的话语，需要建立对话的基础，而方法论、分析架构、学术话语则是构成对话的重要基础。客观地说，国史学界虽然也有学者意识到并开始在该方面努力，但就总体来讲，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开展多学科交流，还做得远远不够。
当然，国史作为一门学科仍很年青，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有些问题也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笔者在此提出的意见，仅供国史学界参考、批评。
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
李向前
（中央党史研究室 研究员）
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我想，它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专门的国史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建立而推动的。由此，国史的学科定义、涵盖范围、研究对象以及它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等，越来越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过去，国史无疑是覆盖在1949年以后的党史中的。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似乎也就是共和国史。党的领导是决定一切的，因而不需要再去划出一个国史来。但在事实上，这种看法显然同现实生活存在误差。共和国史不等于中共党史，这是肯定的，可是人们发现，这种不等同却又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原因既在于我们的传统认识，又因缘于我们党和国家特殊的运行机制。因此，在两者的明确学科分类上，我们还面对着难题。
对此，我提不出高明的意见。但理性告诉我，把党史与国史的概念作出准确划分，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我的这种想法是受到来自国外一份资料的刺激。这份资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证，在理性上加深我们对党史与国史区分的意识。
1993年3月，美国科罗拉多学院曾经举行过一次国际性的讨论会，会议的题目叫“中国党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研讨会”(Confer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and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会议的论文，后来出过一个集子，主要讨论中国1949年之后各个时期的历史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会议题目中“党国”(PARTY-STATE)这个字眼，无论从字面还是内涵上理解，都有些不那么“顺耳”。
什么叫“党国”？美国学者曾经在他们的著作里给出过定义。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的《中国研究专刊》第37种《建设民族国家——四十年后的中国》一书，辑录了一篇名为《中国：党国对社会》(Party-St-ate versus Society in China)的文章。文中对“党国”的解释是这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被看做是党对国家在限制和自由两极中施控的变动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党就是渴求一种极权性的控制。也就是说，它的目标就是主宰经济、政治和上层建筑生活包括教育、文化、传媒、社会规范、价值观以及宗教等一切方面。它的活动凌驾于社会和法之外。它宣称，这样做不是由于自己权力的原因，而是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前进的必要措施。”用通俗的和我们听得懂的话说，所谓“党国”，其实就是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极权”（有时被翻译成“全能主义”）和“专制”。它凌驾在法之上，对国家和社会实行独断的控制。除了党的指挥和安排之外，国家和社会生活等于零。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与所谓民主背道而驰的。
尽管我们并非不熟悉这些“弦外之音”，但它们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量。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和国家与社会，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党对国家的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党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等，都需要我们作出研究和解答。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党史和国史，作为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活动的记录，党史应该把着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党史的研究对象，要不要有自己特定的范围？怎么界定这个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党的生活当然不能代替国家和社会的生活，党的活动也绝不是所谓“全能”的。那么，怎样科学而有说服力地阐述党的活动与国家及社会生活的界限？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活动记录的国史，当然是要记述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重大国务、政务，那么在这其中，怎样把党领导和参与这些重大国务和政务的活动，同国史所记述的内容加以划分？而后，又怎样将国家和社会的具有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活动的规律，加以系统完整的描述和记录？这的确还是要下一番功夫去琢磨的。
遗憾的是，自美国科罗拉多会议之后，我还没有在中国的任何书籍和刊物上，发现对“党国”说法（尽管这在西方可能并不是新的说法）的澄清或回应。这件事情在脑际盘桓了多时，现在终于有了某种觉悟：如果我们的党史和国史真的难分你我，写成大致一个样子，那么，它正好成了“党国”的一个证明。
其实，随着改革开放的发生，我们身处的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其中影响最大最深刻者之一，就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以及根据这种变化的认识，研究党史与国史的不同概念，是我们历史学者的任务。
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个认识问题就已经提到了人们面前。胡乔木大约是在理论上最早阐述这个问题的人，1980年9月21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他说：“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党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他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注：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这里谈到的党的领导范围、领导方式、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党的活动与宪法、法律的关系等等，在概念上过去是没有精确解释的。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对它们加以“具体”的解释。因为无论现实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有了这个必要。
所谓精确“具体”的解释，是指两个问题：一、做概念的划分，即党和国家的生活到底应包括什么不同的东西？一般说来，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这就是胡乔木所说的，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和它“究竟怎么领导？”而国史则主要是研究国家的活动与状况（主要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这些“大”的方面），这其中应该包括国家的权力构成，法的制定，政策、方针的制定实施过程，以及国家行政管辖的基本面貌等。至于社会层面的东西，在改革开放前，社会活动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生活趋于多元化，其情景也变得复杂起来，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显然不可能把对象包罗得太广。
其二，是限度问题。无论党史国史，都有一个对象限度的把握。就党史而言，正如胡乔木所说，究竟党领导到多大的范围？这是需要研究的。事实上，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同理，国史研究也不应该是无限度的，它的限度应在中央国家政权的活动范围。超过了，也会导致失范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即是叙史的区别。党史与国史，都是历史，都离不开对已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描述。但党史的叙史，应把社会的历史（这里取广义）动向，有意识地作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的背景来写。也就是说，党史的叙史，不是要表现社会历史的全貌，党史的任务，是把党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所作出的反应，真实地、逻辑地表现出来。它对社会历史的关照，只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前者的限制或推动，而不是相反。此外，由于党的行动，给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这亦应包含在党史的叙述范围之内，但不是主体。党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目的和有选择地进行叙史。
而国史的表现恰是相反的。社会历史（这里也用它的广义）应是国史的主体。它的叙史，主要是准确而逻辑地勾画出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家和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内部的联系。由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和指导的。因此，国史的叙史，实际是展示、记述这些政策对于社会历史所产生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党史和国史的叙史，在“方位”上面应有明显区别。
我不能肯定，上述这番议论有否价值或是妄议？不过在最后，我仍愿意重复开篇的话题：党史与国史的区别，在现时代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它既反映着我们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现代性认识，也是对某些“专制论”、“全能政治论”的必要回应。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在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意义上讨论两者的区别。同时，在这种讨论中，不断成熟我们的学术见识。
网络数字时代的历史研究
陈东林
（当代中国研究所 研究员）
世界进入高科技信息时代，计算机特别是网络的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都引起了革命。自然科学自不待言，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如“网络文学”的概念，已经得到认同，但在以资料信息为基本研究原料的历史学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笔者虽然对网络数字知识所知甚少，可以说是初入道者，但对已经接触到的一些功用也感受颇深。这里不揣冒昧，做些探讨，期望能引起历史学家与计算机技术人员的更多开发。
这里只以国史为例，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问题，其基本研究资料如领袖人物文集、著作及历年《人民日报》、政府公报、统计资料等基本上都已网络数字化。相对来说，中国古代、近现代史因为有大量的旧资料尚待录入，再加上繁体字的识别、转换存在问题，除“二十四史”出有光盘外基本上还没有数字化。据个人的接触，网络数字化在国史研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效用值得注意：
一、扩大了查找资料的空间。过去研究国史最困难的是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中国之大，出版物之多，使各地学者难以广泛占有图书或经常性地异地查阅考察，不得不根据相关书籍内容转引，或通讯联系复制。北京、上海等拥有大图书馆和资料中心的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学者之间实际存在着不平等研究条件的差异，不能知识共享。
现在，各大图书馆都基本实现联网，还出现了专业网络虚拟图书馆（如“超星远程图书馆”），即使在偏僻乡村，只要能通电话，就能上网进入，许多重要图书都可以通过网络电子版阅读。政府上网工程实施以后，部委网站中也收录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许多没有正式出版的。比如研究共和国经济史，可以直接到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统计信息中心，查到各年的基本分类统计数据。需要再专业一些的，还可以通过专题网站查找。比如要了解1959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水文气象和洪涝面积，可以到水利部办的中国水利网查找。同时，全国大多数地市的政府机构都开设了自己的网站，介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及自然状况、民俗人情等，配有丰富的照片图表。过去需奔波数日、跋涉千里才了解的基本情况，现在只需在网上将地名输入“搜索引擎”轻轻点击，一分钟即可得到包含相关内容的数个网址进行检索。如以贵州六盘水为对象研究西部开发历史，不仅可以从六盘水市网站中得到50年代以来的建设项目、人口变化、生产发展等历史数据，而且可以了解到当前西部开发最新的资料和动向。尤其重要的是，随着研究的广泛开展，国内外许多文化发达地区都建立了地方史研究专题网站，如北美和欧洲一些民间研究机构建立了华侨移民网站，提供研究成果，这些都是从图书中难以很快满足的，实际上是地方志的一场革命。
二、缩短了广泛检索的时间。这是利用数字化的最大突破。过去研究历史的基本功是做卡片，再分类编排。人们评价一位老学者的功力，往往叹服他多年积累的卡片数量。但是如今历史研究者面对的另一个困境是：已经出版的书太多，难以收集和阅读。如已出版150卷的《当代中国》丛书，是研究共和国史的必备书，但多达220厚册，高昂的价格和两个书架的占地使个人很少拥有，一亿多字的内容更使人难以通读。即使耗费精力予以通读摘录，且不说容易发生疏漏和抄写失误，卡片做到成千上万张，纵然有分类，本身的再次检索查找也颇费时日。况且，这些卡片往往只能以最初搜集时所需的主题进行分类，如果分类不科学或是换一个研究方向，不花大量时间精力重新排列卡片是难以再次利用的。
数字化的检索功能为我们增加了无数的眼和笔。以《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为例，30片小小光盘拥有任何字词句的检索及书签、批注、笔记、剪辑、拷贝、粘贴、追踪等功能。如要了解各部门、省市、行业与“一五”计划的关系，只需选择该关键词，即可调出所有相关内容，选择后拷贝或打印，不必担心疏漏或抄写失误。从目录学的角度可以说，你拟定多少主题词，就有多少种分类目录，这不仅是对旧式目录学的一场革命，扩大些说，也可以说冲击了考据学。比如，“大跃进”口号最早公开提出是在什么时候？过去有人为此专门撰写考证文章，下功夫把两年的《人民日报》所有文章全通读一遍。现在只要在《人民日报》光盘上敲入“跃进”、“大跃进”主题词，就可以把全部词汇的出现时间、文章内容依次调出来，再判别哪篇带有发动运动的性质，就很简单了。
三、广泛使用计量史学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史，要积累广泛数据，做成表格或示意图，过去往往依靠日积月累，自己动手或依靠专业人员制图，常因数据疏漏或比例不对而导致不精确甚至错误判断。现在依靠数字化只要掌握初级知识和几个软件，几个小时就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而且经过数字化检索，使计量史学不仅在经济史领域，而且在研究人物思想、活动等方面都具有了重要意义。比如研究陈云经济管理中的平衡思想，可以用《陈云文选》、《陈云年谱》的电子版，敲入“平衡”两字，查到他一生中讲过有关“平衡”的问题100多次，剔除随便讲到的，作为问题集中讲有60多次，密度最大的是在1962年经济调整时期和1979年制止“洋冒进”时期，由此可见陈云在经济过热时的真知灼见。再进一步用“综合平衡”等关键词检索分类，可以将陈云的平衡思想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1.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平衡，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早在1957年，他就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以后又多次阐述这一思想，成为他平衡思想的主线。2.部门、行业之间的平衡，包括计划与市场之间，农、轻、重之间，财政支出和收入之间，进口与出口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货币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等。3.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平衡。这是建国前30年党和国家制定建设方针的基本考虑。4.长线与短线的平衡。长线就是指五年计划、长远规划，短线指年度计划。通过这一系列的排列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陈云注重国民经济平衡的历史思考轨迹。
四、信息交流和传播。这是网络数字的一般功能。确定研究课题最忌“撞车”，现在可以用各种主题词检索国内外大图书馆的社科论文目录，如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剪报中心目录等，掌握研究状况，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避免重复。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的普及，使历史学在群众中的传播交流大大扩展。过去限于条件，能够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一般都是专业研究工作者，现在许多重要网络都设有历史专题论坛，普通上网者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享有了更多话语权。如人民日报网“强国论坛”开设有新中国历史专题，“舰船知识”开设有“军事史”论坛，“新观察”开设有“大饥荒”问题论坛，经常围绕毛泽东等人物、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等的评价展开群众性讨论，有时还邀请相关专家予以主持和解答问题。相信随着网络的更大普及，这种方式将成为一个新生长点，赋予历史学更大的社会教育责任感。此外，这种论坛也使学术界可以随时随地在网上举行不限人数参加的热点问题或新成果的讨论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参加发言，普通群众浏览（可通过注册限制发言范围），扩大史学的宣传功用和公开化，而不必为筹集实地会议经费而困窘。遗憾的是，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博览》最近设立了“中共党史网”(www.zgdsw.com)外，目前国史、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几乎都还没有设立网站、注册域名。
有利必有弊，网络的运用当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如现在史学界抄袭和重复出版现象比较严重。原因之一就是下载他人成果十分方便，再如被上网的大量论著的著作权问题，也将引起纷争。
总的来讲，网络数字化使我们研究视野大大扩展，检索时间大大减少，收集资料大大丰富，但这些毕竟只是手段的革命，历史学作为一门规律性的理论研究，最终还要靠人脑的分析和升华。况且，目前已经网络数字化的图书毕竟是少数（相信扫描仪的普及将解决这一问题），国史研究还有许多档案资料不可能上网。因此“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研究精神仍然是必须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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