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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1902-1994)是丹麦裔美籍精神分析学家。他直接师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在20世纪中期成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中兴人物。他先在德国受教育，后移居美国。埃里克森一生中，既是一个开业的儿童分析师、人文发展学教授，也是一个文化哲学家。他工作的范围非常宽泛，从严格的精神分析学的分析扩展到社会、哲学和宗教问题。主要作品有：《青年路德》(1958)、《甘地的真理》(1969)、《童年与社会》(1950)、《身份认同与生命周期》(1959)、《身份认同：青年与危机》(1968)。《领悟与责任》(1964)、《青年的挑战》(1965)、《一种新身份认同的维度》(1974)、《生命历史与历史时刻》(1975)，近20部著作。
一、埃里克森的心理学
埃里克森之所以享誉世界，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在于他对身份认同(identity)的独特研究，并提出一种人格发展的模式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埃里克森是以心理学家身份研究宗教的，他的心理学观点是他研究的出发点。要理解他的宗教观点，就必须先理解他的心理学。这里对其主要思想——身份认同概念和生命周期理论作一简要介绍。
（一）身份认同概念
Identity在心理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人格发展在少年后期所经历的一种过程。这一过程称为个人身份的意识(a sense of personal identity)，指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及一生趋向的一种相对一致和比较完满的意识。早期台湾心理学者将其译为“同一性”，此后我国心理学界普遍使用“同一性”这一译法。最近陈会昌先生认为传统译法不易为一般读者理解，改译为“自我认同感”（注：参见：墨菲著，林方、王景和译《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21页；陈会昌等译《人格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80页。）。我以为，“身份”过于强调其社会学的客观的甚至外在化的特征，而“同一性”则哲学的抽象意味太浓。在此心理学语境下，将Identity试译为“身份认同”，它强调的是一种对身份的心理意识过程。
在埃里克森的心理学思想体系中，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一个中心概念。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有关身份认同的见解，5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身份认同的文章。在《童年与社会》中，已提出了有关身份认同的一些重要概念，如自我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危机、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等。《身份认同：青年与危机》（注：孙名之先生译为《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是埃里克森有关身份认同的一本专著。《青年路德》是将该书的内容应用到一个人的生命史，探讨路德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可视为姊妹篇。在1973年写的《新的身份认同维度》一书中，埃里克森更是把自我身份认同与人种学、历史、政治学和神学进一步联系起来。
埃里克森指出，威廉·詹姆士和弗洛伊德都曾提出过身份认同的概念。詹姆士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用“性格”一词表明了他内心的身份认同感受。弗洛伊德则是在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感情。埃里克森虽从未对身份认同下过定义，但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他认为身份认同是位于个人的核心、同时也是位于他的集体和文化核心中的一个过程，事实上正是这一过程建立起个人身份认同与集体身份认同两者的一致性。他强调人们不能把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变化分割开来，不能把个人生命中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历史发展中的现代危机分裂开来，因为这两者是彼此制约、互相联系着的。
埃里克森认为传统的精神分析往往忽视了自我的内部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说：只有精神分析和社会科学站在一起，才能最终地描绘出个人生活在变化多端的社会中的进程。他认为，人的自尊逐渐生长成为一种信念——认为自我能将有效的进程整合而为一个有形的集体性未来，它正发展成在社会现实范围内一个组织得很好的自我——这就是所谓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的主要特点在于对自我进行综合的方法亦即对一个人的个性风格这一事实的觉知。埃里克森认为，自我身份认同可区分为四个方面：“有时，它似乎是指对个人身份的一种意识感；另外的时候是指没有意识到的为获得个性的连续性的一种努力；第三，作为自我综合形成的稳定结果的参照标准；最后，作为与团体理想和身份保持内在一致的支撑。”（注：参见Erikson,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80，第102页。）
埃里克森比较了哈特曼的自我意象(self representation)和弗洛伊德的自我理想(ego ideal)之后，认为他自己提出的自我身份认同更接近于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因为它可以按照青少年的意识形态趋势来试验、挑选和整合那些来自童年的心理社会危机的自我意象。自我身份认同的特征可说成是“在社会现实范围内确实达到了的，但又永远有待修正的一种现实感。”埃里克森认为身份认同可用之于自我(ego)，也可用之于自身(self)。 当一个人根据自我中心的心理社会功能讨论自我综合能力时，就是在谈自我身份认同；而如果是在讨论个体的自身和角色的意象整合时，谈的就是自身身份认同了。
（二）生命周期理论
凡研究埃里克森心理学的人都不能不从他的生命周期理论开始，这是他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最早出现在其1950年出版的《童年与社会》中，此后一直是他的著作中的主要理论工具。它是一种个人发展模式，与其他研究知觉、记忆、智力等心理功能的结构性模式不同，是一种动态的人格(personality)发展模式，其中发展中的个人面对一定的挑战和任务。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在出生后最初几年形成的。当我们追溯自己的生活历程时，很多人都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都确实根植于早年生活中。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发展。他提出八个阶段，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人格发展都至关重要。按埃里克森的观点，所有这八个阶段在人一出生时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了。但在生命历程的某一特定时期，其中某一阶段占主导地位。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发展任务。由于发展任务完成得成功或不成功，就有两个极端，靠近成功的一端，就形成积极的品质。靠近不成功的一端，就形成消极的品质。每个人的人格品质都处在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展积极品质，避免消极品质。如果不能形成积极的品质，就会出现发展的“危机”。解决危机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人格发展的方向，并影响到我们如何解决今后危机的方式。每一危机的克服方式都带有两大特点：或者顺利适应，或者适应困难。
这八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为婴儿期（相当于弗洛伊德说的口唇期），从出生到1岁半，发展任务是获得信任感和克服不信任感，体验希望(hope)的实现。第二阶段为儿童早期，从1岁半到3岁（相当于弗洛伊德说的肛门期），发展任务是获得自主感和克服羞怯和疑虑感，体验着意志(will)的实现。第三阶段为学前期，从3岁到6岁左右，发展任务是获得主动感和克服罪疚感，体验着目的(Purpose)的实现。第四阶段为学龄期，从6岁到12岁（相当于弗洛伊德说的潜伏期），发展任务是获得勤奋感和克服自卑感，体验着能力(competence)的实现。第五阶段为青年期，从12岁到18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身份认同和防止身份认同混乱，体验着忠诚(fidelity)的实现。第六阶段为成年早期，从18岁到25岁，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以避免孤独感，体验着爱情(love)的实现。第七阶段为成年中期，从25岁到50岁左右，主要是获得繁殖感而避免停滞感，体验着关怀(care)的实现。第八阶段为成年后期或称老年期，从50岁直至死亡，主要为获得完善感和避免失望和厌恶感，体验着智慧(wisdom)的实现。
二、埃里克森的宗教心理学
埃里克森并没有提出系统的宗教心理学思想，但其思想突出体现在其关于宗教伟人路德和甘地的两部传记作品中。在埃里克森的著作中，《青年路德》（注：原书全名为Young Man Luther:A Phychoanalytic and Historic Stud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58)，试译为《青年路德——一种精神分析和历史学的研究》。）是最惹人注意并引起最广泛讨论的一本书。它使埃里克森的名声超出他原来的领域——教育学和发展心理学之外，而在历史学家、神学家和宗教学家中广有名声。埃里克森还以此书赢得普利策奖。佐克(Zock)认为，这本书至少有两大贡献：一是它提出了一种心理历史方法，二是与他在《童年与社会》中已意识到的相比，从心理学方面对宗教有了更多的理解。（注：参见A Psychology of Ultimate Concern---Erik H.Eriks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Amsterdam-Atlanta,GA 1990.第227-230页。）借助心理历史方法，埃里克森对路德成为改革者的成因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向人们表明，路德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当时中世纪晚期的神学与社会的认同危机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神学，既解决他自己的危机又解决了这一公共危机的：他的因信称义的神学包括了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新的释义。埃里克森提出了生存发展(existential development)的概念，向人们说明，路德的人格发展只有在他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同时表明，生存问题是如何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心理社会问题产生影响的。路德的生存发展对其获得新的“健康”——包括心理社会和生存的(psychosocial and existential)健康——起了关键作用。
在《甘地的真理》（注：全书名为Gandhi's Truth: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69.)，试译为《甘地的真理：论战斗的非暴力方式的起源》。）中。埃里克森采用了在《青年路德》中提出的有关宗教及宗教虔诚的基本观点，并对心理社会的发展和生存的发展之间的基本区别作了进一步阐释。特别对宗教信仰的基本的伦理层面进行了揭示。他认为，不断增长的威胁现代社会甚至有可能带来人类毁灭的暴力问题的办法。甘地在其非暴力抵抗（注：satyagraha，这是甘地哲学的名称，是他独特的思想。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工具”和“政治武器”。埃里克森认为，人们惯常译为“消极抵抗”并未揭示这个概念的本质内涵。他觉得应直译为“真理力量”或“行动中的真理”或“真理性的行动”。这里的“真理”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应该尽可能努力地参与到共同的互动中去。这一真理，当它呈现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Satyagraha背后的核心概念是ahimsa，字面意思是“非暴力”。Ahimsa不仅意味着避免遭受身体伤害，而且有一种更广的决定性的意义，即“不违反他人的本性”。——转引自A Psychology of Ultimate Concern，第103页注59。）哲学中提出的对待敌人的非暴力方式，对他来说似是一种解决这些威胁的方式。
如佐克分析的那样，埃里克森心理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传统精神分析到实存主义心理学。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生存的方面越来越受重视。一方面，埃里克森写了有关宗教及宗教人物的大量作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学理论导致宗教的主题。宗教与人的发展的生存的方面相连，在人格的每一发展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其后期作品中，宗教的主题占的分量也越来越大。这种变化以及对宗教的解释最初发生在《儿童与社会》这部书中。埃里克森强调把生存的和心理社会的发展区分开来时，宗教才被理解为一种自在的现象，即它代表它自己的主体发展，有它自己的信仰内容。《青年路德》是埃里克森思想转变的代表作，《甘地的真理》是研究生存方面的发展的一个典范。
（一）宗教的功能
从埃里克森作品中对宗教的理解和运用来看，埃里克森的宗教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功能性研究。他的关注焦点一直是宗教对个体的和社会的人起什么作用。在其后期作品中，功能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功能的”内涵限定已不是被心理学范式来规定，而是由宗教范式来决定，心理社会的健康已由宗教的原则来判定。
1.宗教是对基本信任感的确认(religion as reaffirmation of the sense of basic trust)
在弗洛伊德看来，宗教必须在超我形成的背景下来理解，其中父亲起着核心作用。埃里克森则认为，宗教基本上是与人格发展的第一阶段相联系的，在这一阶段中，获得基本信任感这一品质是最重要的，其中母亲的角色最重要。在《童年与社会》中，埃里克森认为，在人类历史中，人从宗教制度中找到一种基本信任感的肯定和保障，这种肯定和保障是人类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宗教不仅促进个人幸福，而且支持公共的福利。在人类的延续中，宗教有着重要作用，它提供给成人“信仰”，他们需要以此激发和肯定他们孩子们的基本信任感。他认为，信仰(Faith)有时用作“信任(trust)”的同义语，但不同于信任，它是一种以后阶段的自我品质加以丰富的高水平的信任。
埃里克森不仅直接借用宗教语言如“信仰”来描述心理发展的最初阶段，而且把婴儿与母亲开始的那种信任和值得信任的关系比作“天堂”。认为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适当供应”直接关联于神学有关“天佑(Providence)”的观点。基本信任感对人的一生发展都很重要，如在第五阶段身份认同形成时，意识形态将取代母亲的角色提供信任感；最后第八阶段，能否对生活产生信任感，达到满意，影响到终极关切问题。埃里克森认为，组织化的宗教对个人的和集体的心理社会的健康发展不仅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甚至是必需的，它总是为基本信任感提供支撑，对其加以最大限度的肯认。
2.宗教是对自律生存的指导(religion as guidance of autonomous existence)
在《青年路德》一书中，埃里克森通过对路德心理危机和神学危机及其解决的分析和解释，扩展了他对宗教的理解。他表明，宗教不仅能够对基本信任感加以肯定，而且能够作为意识形态，指导人的自主的生存。
埃里克森对路德的研究是从路德在青少年时期身份认同的形成发生危机入手的。他认为，路德的这一危机与当时的公众的神学危机碰巧汇合在一起，最后通过形成一种新的神学同时解决了这两种危机。按埃里克森的理论，第五阶段即青少年时期，对人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是最关键的。这时的年青人开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他们要找到一种意识形态或观念来建构自我。所以这时人除了一种基本信任感外，还需要某种价值观念来指导，而且以获得某种基本信任感为前提。在这一时期，父亲代替母亲起着决定作用，他引导孩子获得自律性和主动性，为他们提供生活的指导和规则。人必须克服羞怯和罪疚感，作为取得一种和谐的身份认同的代价。路德正是在这里发生了问题。他最后通过找到基督，找到新的神学，既解决了他的基本信任感问题，也找到了一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律，并取得他的身份认同——心理社会的身份认同以及生存的身份认同，后者亦即宗教的身份认同。
埃里克森第一次指出，意义和价值问题是超越于心理社会问题的，他称为“生存的(existential)”领域，也就是宗教的范围。“生存的”在他看来是指，与人的生存问题或人生难题(problems of human existence)和与人的生存的有限性有关。意识到非生存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埃里克森所称的“生存的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111页）。埃里克森认为，生存的身份认同(existential identity)是身份认同的部分，与心理社会的身份认同不同，它关注生存的问题：在那里“每个灵魂与其纯粹的生存的关系受到拷问”。（177页）埃里克森称心理社会的身份认同为“横向的(horizontal)身份认同”，代表时空中的方面；而称生存的身份认同为“纵向的(vertical)身份认同”，指“认识到超越的身份认同”（179页）——心理社会的身份认同依附于它。
埃里克森认为，路德是一个所谓“宗教的人”，这种人直接面对生存的问题，对他们而言，第五阶段和第八阶段同时发生，生存的关切成为中心问题。路德不仅自己找到一种生存的身份认同，而且还帮助别人获得一种生存的身份认同——这对心理社会的发展是必需的。而对人格的健康发展来说，心理社会的和生存的身份认同都是必需的。
3.宗教是对希望和信仰的肯定(religion as reaffirmation of hope and faith)
在《领悟与责任》（注：Erik Erikson,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NY,Norton,1964.）一书中，埃里克森主要探讨每一代对所有后代的责任，也探讨了宗教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宗教可被认为是对“希望”这一人格第一发展阶段的品质的肯定。希望与信任(trust)有某种类似。它们都是个人和集体心理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和信任一样，希望也是个体发展的基础，当它发展成熟时就称为信仰(Faith)。希望在生命发展的最后阶段起核心作用。
但在埃里克森看来，希望与信任是不一样的：从根本上说，它不是指向心理社会的发展，而是指向生存的发展。他认为，只有当个人有希望感，生活对他才会是有意义的。每一种意义系统都能够对希望起肯定作用，即提供给人们一种希望感，宗教起主导作用。那种组织化的宗教最适合于提供一种对希望和信仰的制度上的肯定。这是通过埃里克森所谓“仪式化(ritualization)”的过程完成的。
4.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religion as a special kind of ideology)
在《甘地的真理》中，埃里克森发展了他在《青年路德》中把宗教看做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他的研究主旨跟后者一样，是要探究一个“宗教的人”(homo religiousus)是如何通过宗教的意识形态而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革新者的。只不过在这里，路德变成了甘地，因信称义神学变成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哲学(satyagraha)。埃里克森借助他的“我”(I)理论，通过对甘地的分析，区分了宗教的和非宗教的意识形态，生存的／宗教的和心理社会的不同范围。并用两个新的概念来指称宗教，即“宗教的真实(religious actuality)”、“永久身份认同(immortal identity)”。
埃里克森认为，所谓“宗教的真实”是指从根本上使“真实(actuality)”成为可能的真实的因素，即宗教的因素；它是唯一“实在的(real)”真实。甘地之所以对“真实”产生影响，不仅因为他个人，还因为当时印度人的状况——他只不过在正确的地点和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甘地建立起的真实是一种宗教的真实，因为他是被宗教占满并受其激发的一个“宗教的人”。他寻求的“真理(truth)”根本上说是“精神的真理(spiritual truth)”。埃里克森指出，一个“宗教的人”就是一个“面对我们的虚无这一基本真相”的人，他相信“生命被非生命所包围”（注：参见Young Man Luther，第387页。）。
在《甘地的真理》中，埃里克森用“永久身份认同”代替“生存的身份认同”，两者有细微差别：一是前者与心理生活中的内在的“我”对应，是其奋斗的结果，后者则只能被看做是总的身份认同发展的一部分；二是对永久身份认同的寻求带有更重的伦理特征。认为人必须面对的不仅是虚无本身，而且还有伦理上的虚无。埃里克森认为当人意识到这种伦理的虚无感时，只有永久身份认同能处理它，因为这是一种对人类的幸福、对世界、对世代延续的责任。
埃里克森通过把甘地领悟到非暴力抵抗的“真理”与永久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强调这一真理的宗教性和伦理性价值。他一方面把甘地的宗教洞见当做人的心理社会的健康的规范，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甘地提供的宗教的世界观。这与埃里克森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二）埃里克森的宗教概念
埃里克森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宗教研究，有一种内在的过程。他一方面直接借用宗教学的术语来描述人的人格发展，同时把发展拓展到其生存的方面，从而直接探讨宗教的主题。
总的来说，埃里克森对宗教持一种宽泛的、结构性的理解。他的宗教不是以宗教的语言、象征符号或仪式为特征的，而是指一定的结构：与终极相异者相遇及其影响的一种结构。当他描写宗教时，主要描述的是一种人与终极相异者的关系对人的心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他着重关注、研究的是人的宗教性(religiosity)。他认为，宗教性与人生存的最终的层面相关联，其核心是人与非生存的相遇，并提供某种解决方案。这是由于他将人格的心理社会的层面和生存的层面和将自我和我加以区分而形成的，并且有一种神秘色彩和伦理含义。人只有体验到非生存的威胁并顺服于与终极相异者的融合，才能导致一种更广的身份认同：感到与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团结一致，并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内在的关切。
佐克分析说，埃里克森所持的宗教定义也有某种描述性／实质性的特征。（注：参见A Psychology of Ultimate Concern---Erik H.Eriks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Amsterdam-Atlanta,GA 1990.，第227-230页。）他把宗教看做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强调其规定人的内心秩序和规范外在的社会秩序的作用。他同时把宗教理解为一种“真实”，它是所有真实世界的基础。我认为，这一观点与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的观点很类似。贝格尔认为，“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宗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达到人的自我外在化，最大限度地达到人向实在输入他自己的意义之目的。宗教意味着把人类秩序投射进了存在之整体。换言之，宗教是把整个宇宙设想为对人来说具有意义的大胆尝试。”（注：参见［美］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33、36页。）
把埃里克森的宗教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特征：1.宗教是属于生存范围的东西：宗教的主要关怀是生存的问题，有关生存的有限性的经验问题。所以埃里克森的心理学可称之为“终极关切的心理学”；2.其宗教概念有一种神秘倾向：个体的“我”与上帝的相遇构成宗教感的核心所在，是某种神秘的统一，其中分裂被超越。最终，只有放弃自己，个人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3.其宗教概念有一种很强的伦理倾向：与上帝的神秘汇合不仅对个人有利，而且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在上帝面前放弃自我——认识到在上帝面前自己的渺小——一个人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关爱的态度，包括关爱整个人类。因此，宗教总是意味着密不可分的对人类的责任；4.其宗教观在内容上依赖于基督教传统。
（三）埃里克森对宗教经验的理解
埃里克森把弗洛伊德和詹姆士看做他知识上的父亲——他们最早对身份认同进行研究。可这两个人对宗教，特别是宗教经验持相反的看法。弗洛伊德持否定观点，认为宗教经验是一种虚幻的、病态的体验；而詹姆士持肯定态度，认为宗教经验有其真实性和特殊性，是人对上帝的经验及意识。埃里克森通过对路德和甘地的宗教经验的解释，也表达了他对宗教经验的理解，认为它可以在人的成长经历中和平淡的实在(reality)中得到理解，其中超越的实在以象征的形式显现出来，平淡的实在有一种朝向超越的宗教实在的能动趋向。
埃里克森在《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中，主要研究的是这两个人的生平经历(biographical experience)，如信任感、羞耻、罪疚感等。但他认为，人格发展和宗教发展是不能分开的，宗教经验和生平经历是相通相联的。经验是宗教的，在他看来是指，它以某种方式与终极相异者相遇。对终极相异者的经验总是要通过人的心理社会的生平经历来表达和体现的。人格的发展离不开宗教的发展，反过来，宗教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格的发展。
三、埃里克森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
埃里克森对20世纪的西方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并受到广泛的接受和极大的推崇。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对人格心理学是一大贡献；他对路德和甘地的传记的研究推进了心理历史学的发展；他尤其革新了传统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但在评论埃里克森的大量文献中，宗教在其心理学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人格发展心理学家广泛讨论并运用了他的生命周期理论，但却没有注意到其中内在的宗教的方面。人们对其身份认同理论非常关注，但大部分人并未提及生存的方面和永久身份认同。而且宗教心理学家们也同样无视其著作中宗教所占的分量。在评论宗教心理学的文献中，埃里克森只占有次要的地位。由于当时的宗教心理学主流是一种实验的和实证的研究，而与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的和解释学的方法不相契合。
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埃里克森有关宗教的心理学著作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美国。教牧心理学家认为它可运用于教牧实践，学宗教的学生则对其理论的方面感兴趣。他们都认为埃里克森的心理学相比于传统的精神分析，对宗教的态度更开放、同情和不片面，因为他不以病理学和创伤学的观点来看宗教，而是把宗教发展看做人类的一种倾向，甚至是一种对人的心理社会健康而言正常的、不可缺少的人的机能。西方对埃里克森的宗教心理学的评价可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持否定态度，有人承认埃里克森对宗教的心理学机制的探讨是有价值的，但大部分人完全否定其宗教心理学，认为是一种还原论（简化论），对真正掌握宗教是毫无意义的；另一种是肯定态度，这部分人认为埃里克森的著作是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的贡献。这里试图在宗教心理学学科发展背景下，评述一下埃里克森的贡献。
我认为，他对宗教心理学至少作出如下贡献。
（一）埃里克森革新和发展了传统精神分析学派的宗教观。精神分析学派对20世纪的西方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的代表人物尤以对宗教的研究著名。弗洛伊德强调人格发展中的性本能作用，并把宗教解释为人的“心理幼稚病”的体验，上帝只不过是能给我们提供保护和安全感的父亲式人物在我们心里的投射。荣格用社会无意识及原型来解释宗教现象和上帝形象，认为宗教对人和社会是有益的，为人提供安全感，有利于人的健康，心理疾病是失去宗教感的结果。埃里克森继承精神分析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对人持更多乐观和肯定的看法，把宗教看成是人格健康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认为所有人都有生存的即宗教的一面。宗教感甚至可以看成是人之成长的心理社会发展背后的支撑力量。
（二）埃里克森的“宗教传记”和心理—历史的方法为宗教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方法示范。埃里克森研究涉及到宗教心理学和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注：心理历史学“是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它有双重的含义：①方法论含义，即心理历史学是运用精神分析手段考察上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②理论思维含义，即心理历史学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引自彭卫著，《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页。彭卫先生称“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为“心态史学”。），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运用了一种心理历史方法(psychohistorical method)。正如阿尔宾(Mel Albin)所说，“《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为心理历史学成为一门正规的社会科学学科作出了贡献。”（注：参见New Directions in Psychohistory:The Adelphi Papers in Honor of Erik H.Erikson,editcd by Mel Albin.Toronto,D.C.Heath and Company.“前言”，第Ⅻ页。）宗教心理学以其交叉学科特点，可方便借用相关学科的方法，现在普遍用到的方法有访谈法、态度量表调查法等社会学方法，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用人格心理发展模型分析传记资料，以及强调心理真实的实在性的心理历史方法，对宗教心理研究无疑有其独特价值。
（三）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概念和生命周期理论为理解宗教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型。埃里克森心理学背后有种规范观，有种伦理的建构，甚至有类似于宗教传统如基督教的结构（卡普斯），这种建构为个体宗教性或宗教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图式，但并不意味着简化对复杂的人的理解。
（四）埃里克森心理学中相对宽泛的文化观点、宗教观点、伦理观点有利于心理学与神学、宗教学甚至教牧人员对话。他把有关宗教的功能性的理解与实质性的理解结合起来，把普通的生平经验和神秘的宗教经验看成一体，把人的生理成熟、心理社会发展和文化环境看做一体而互动的过程，把人的心理社会的发展和生存的／宗教的发展看成人格发展不可分开的方面，特别是他作为心理学家没有对神学的偏见，这使他的理论广为接受和借鉴；即使是引起批评和争论，也拓宽了宗教心理学的视野。
（五）埃里克森心理学的一个巨大而具体的贡献，就是对西方教牧心理学的影响。他的人格发展阶段说被教牧学界和教会界接受、借鉴，他们直接利用或以此为模本提出宗教信仰发展阶段说，并运用到儿童的宗教教育上或教牧咨询领域。最有名的是美国教牧神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W.Fowler)。他在美国大学里多年从事信仰发展(Faith Development)研究，并以其理论创见在教牧神学界广有影响。他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和埃里克森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他的信仰发展阶段理论，并与罗伯特·凯根(Robert kegan)的发展的“自我”的不同阶段加以对照。他把信仰发展分成七个阶段，直接源于埃里克森生命周期八阶段的理论，结构上有种同质对称性。（注：参见James W.Fowle,Faith Development and Pastoral Care,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87.第5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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