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写历史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中国古代史家对于探讨这一生动而又复杂的特有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理论研究上不断取得进展。这不但推进了中国史学的进程，同时也给予社会以有益的指导，显示出史学的特有价值。班固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用历史变化的基本认识指导自己的历史撰述，取得了杰出的史学成就。
一、“究其终始强弱之变”的撰述要求
班固对历史的变化有明确认识。在《汉书》中，对于远古传说时代，他引用儒家习见说法叙述：“（太昊帝）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注：《汉书·律历志下》。）这样的认识可能不尽合于历史实际，但它确乎指出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以至它们的发展情况。作为对人类早期社会的描述，这个交待在书中是值得注意的。从周、秦到汉代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书中的论述更是不胜枚举。基于对历史变化的根本认识，在《汉书》这部断代史中，班固提出了“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注：《汉书·诸侯王表序》。）、“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注：《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撰述要求，力图把历史作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来论述研究。在他看来，只有通达古今，探究终始强弱的变化全过程，才能总结出相关的道理来。
历史变化思想在《汉书》中的基本体现是“列其行事，以传世变”（注：《汉书·货殖传》。）。班固要通过史实的撰述，反映出历史的客观变化来。它的意义是使人们看清历史发展的走向，更好地认识历史、把握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书中的史事编排明显地划分成高惠高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王莽几个单元。高祖、惠帝和吕后时期，大汉皇朝初建，统治者改秦之败，着意安抚民心，休养民力，虽朝章国制还不健全，且疏旷的政局中，已显示出新生大一统政权的勃勃生机。文帝、景帝时期，统治者继续执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注：《汉书·文帝纪赞》。），“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注：《汉书·景帝纪赞》。）。武帝在多年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奋发有为，以儒家思想统一意识形态，使新生大一统政权得到空前巩固。同时他内兴功业，外事四夷，造成国力虚耗的严重后果。昭宣时期，前有霍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注：《汉书·昭帝纪赞》。），后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得到“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注：《汉书·宣帝纪赞》。）的历史评价。“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注：《汉书·佞幸传赞》。）。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注：《汉书·元帝纪赞》。），成帝“湛于酒色”（注：《汉书·成帝纪赞》。），西汉由盛转衰。此时外戚宦官势力乘时而起，虽有刘向等汉家柱石之臣欲挽狂澜于既倒，但已无奈于大江东流，一去不返。哀平王莽之世，先是上演了一出外戚王氏与丁氏、傅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然后是王莽经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实现篡汉梦想，而复古改制的频繁更张以社会全面崩溃了局，又使王莽千百年来受尽世人嗤笑唾骂。通过对动态历史阶段性特点的把握与记述，《汉书》真切地反映了西汉由盛而衰的历史变化大势，并交待出盛衰转换的枢机。许多读者有这样的体会：读过《汉书》，不但可以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对西汉历史全程了然于心，而且会从一代盛衰变化中受到深深的历史教育。
班固对于古与今的关系有较为明晰的理解。为了从历史的进程中更准确地认识西汉历史，总结经验，达到“扬榷古今，监世盈虚”、“告往知来”、“瞻前顾后，正其终始”（注：《汉书·叙传下》。）的目的，班固在《汉书》的十志等篇章中，突破汉的断限，不但写出西汉一代的历史变化，而且追根溯源，着眼于对古今异同的考察，进行贯通古今的历史记述。《食货志》是《汉书》中讨论国计民生问题的重要篇章。篇中全面评述历代经济制度与经济举措的得失利弊，作为总结当代经济行为的参照，使他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班固写《地理志》详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行政区划、各地物产、土俗民风，目的之一是为国家因地制宜实施统治提供依据。为此，他在记述各地风俗之时，留意探本寻源，揭示风俗形成的历史原因。如讲鲁地：“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稍微，孔氏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显然，这样的记述会起到让有心的地方长官因势利导，实行教化，推广良善风气，改变落后习俗的作用。《汉书》十志综合运用上述方式，集中阐释古今历史变化，这是它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后史书志在立意上就没有班固的通识，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差距。
二、“备其变理”的理论探索
在把握运动变化的历史，为人们提供全息历史图像，并总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班固还为自己提出了“备其变理，为世典式”（注：《汉书·叙传下》。）的理论任务。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个别事件的变化中总结出相关的道理，供人们学习借鉴；二是用变化发展的眼光，从对历史的考察中，探索出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理论，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根本性的指导。班固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与“备其变理，为世典式”的著述宗旨相结合，促成了《汉书》历史撰述的成功。书中对宗室、外戚势力消长的记述很好地体现出这种结合趋势：宗室势力的消长与分封制度的演变有着直接关系；外戚是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一个势力集团，遇到适当时机，必然会发展膨胀，进而威胁皇权。这就是班固从原始察终中总结出来的“变理”。《汉书·匈奴传》既写出了匈奴内部经济、政治、军事演化情况，又写出了秦汉以来对匈奴政策的变化及得失，并引用扬雄的《论纳匈奴》、严尤的《匈奴三策》等文章进行总结。从而为人们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可供取法的成功经验，也是“备其变理，为世典式”的典型例子。
既然历史是有变化的，那么人们的行为自然要随之改变、调整，不能死抱住以往不放，用僵死的东西来拖住新的、活生生的东西。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史观中的进步因素，提出了顺时应变的可贵思想。他的顺时应变思想有两个基本内涵。
其一，是要根据历史本身的变化来调整政策措施和人们的行为，以适应历史的新形势。在系统考察周、秦历史发展过程，并对他们各自的施政特点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他引用严安的话对他们的败亡原因作出带根本性的回答：“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注：《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痛切指明不能顺时更化的严重后果。汉成帝曾有意大举修订刑法，但因“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己。是以大议不立”。班固对此深感遗憾，特别批驳了阻隔这一大事的“法难数变”的迂腐之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庸人不达，疑塞治道”（注：《汉书·刑法志》。）。对于桑弘羊其人，班固是很反感的，对他提出的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从根本思想上说，班固也并不十分赞成，但书中却认为这针对武昭时期的社会现状是行之有效的，于是以“据当世，合时变”（注：《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而予以积极的肯定。这些都体现了班固顺时推移的卓越历史见解。
其二，历史的运行既有变化性，又有连续性，因而人们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于前代遗产的取舍。对前代施行有效、至今仍有价值的东西要努力继承，对于前代应用失败或已过时的东西则应大胆更化。这种有因有革的观点体现了班固历史变化思想的丰富性。“汉承秦制”在历史上具有一定必然性。《汉书》看到了秦代在职官等政治制度上变革的正确性，因而充分肯定汉对此“因循而不革”是“明简易，随时宜也”（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对于秦代刑法的严酷及“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注：《汉书·食货志上》。）的掠民政策，他却认为必须彻底更改，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班固继承了司马迁“承敝易变”的思想，这是马、班同趣的一个例证。
《汉书》中顺时应变的观点给古代历史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后来的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汉书》中还涉及到了历史变化规律问题。这种涉及也许并非有意为之，但却是很有价值的。
他赞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注：《汉书·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上》。）的理论命题。在历史考察中，他看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发展到顶点之后，就开始走向衰落，汉代文景到武帝时期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恰到好处地成了这一论证的注脚。而书中阐发的五行学者在对自然界运行进行探索时所作的“物盛必衰，自然之理”（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论断，与此正有互相参证之助。
在《天文志》中，他重申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虽然这对自然界运行的推论过于武断，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事实根据进行论证，但却是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概括总结，是对自然界运行规律的一种积极而大胆的探索。它具有指出自然界处于不断运行状态和自然变化具有周期性特点两个真理性因素。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宇宙观探索中的积极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在这段话后面还有“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注：《汉书·天官书》。）的话，表现出了神秘主义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味道。班固则把这段话删掉，使这一理论结论的真理性更为突出，这是班固在史观上对于司马迁的修正。
这一理论成果还具有实践意义。人们在对历史变化大趋势作总结或展望时，往往借助这一理论。后来龚自珍、康有为等人为进行社会变革而构建思想体系时，也都吸收了这一成果而加以发展，形成他们新的公羊三世说，成为有力的社会变革理论武器。
三、重今略古的思想倾向
班固对古今之变的考察与研究，有稳定的思想基础，显示出一定的理论价值。史学职业提出的观察历史运动的特殊要求，必然会成为史家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动因，一个高水平的史学家总会或多或少从历史运作中体味出其中的真正韵味，从而对历史运动做出某些接近真实合乎规律的阐释。班固作为一个正宗思想较浓、又有很强现实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在思想上确实受到董仲舒天人合一神学思想体系的很深影响，并在《汉书》中有所体现。但也许由于上述原因，在对历史动作趋向的解释上，他却对董仲舒“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注：《汉书·董仲舒传》。）的不变论作了理论修正。基于重今略古的思想，他肯定了历史的发展进步，并对复古倒退思想做了较有力的批判。
在具体讨论前，我们先要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这样一个怪现象，自从孔子抬出三代，试图托古改制后，人们养成了向后看的思维习惯。三代似乎成了最理想的时代，人们评判是非也往往以三代为标准。在这种占压倒优势的思想倾向下，就是进步的思想家也往往打出尊崇三代的幌子来宣传自己的进步主张。这为评价古人思想带来了一定困难，我们要想判定其真正价值，必须拨除“尊先王”的翳障，而看其精神实质。在《汉书》评论中，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这一原则。
我们说《汉书》的基本思想倾向是重今略古的，并非无根之谈。对于文景时期的治绩，班固十分欣慕，在书中详细记述了此时经济繁荣、人民康乐和社会蒸蒸向上的兴旺景象。从中我们大可体味出他倾心赞美的热忱。可他犹意有未尽，非要在《景帝纪赞》中公然唱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赞美诗来不可。成康是周代的全盛时期，也是儒家认为理想的社会阶段，连孔子这样抱负远大的政治家也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慨叹，把周初当作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社会。对于正宗思想很浓，又以循规蹈矩著称的班固来说，如果没有对文景时期与成康时期社会状况的比较，没有深切的历史感受与卓绝的历史眼光，他是不会作这样并列评价的。宣帝时期的社会，在武帝穷奢极弊之后，又有了新的转机，重新出现了繁荣景象。此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班固对此也深有了解，可这并未影响他对“宣帝中兴”作出“侔德殷宗、周宣”（注：《汉书·宣帝纪赞》。）的总体评价。可见所谓的殷代武丁和周代宣王中兴，在他心目中并没有多少神秘感，宣帝时的中兴完全可以与之媲美。在尊先王意识占有支配地位的汉代社会，能够抬出后王来与之抗衡，这反映了班固历史见解的通达，说明历史发展的观点在他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至于“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注：《汉书·叙传上》。）的评价，更充分说明了他具有后王优于前王，历史是在发展前进的进步史观。
班固看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所以没有背上先王的沉重负担，对于冲破先王羁绊的改制措施，他一般都积极加以肯定。周景王时因为钱轻，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所以景王打算另铸大钱。单穆公以先王货币制度的一大番道理为由加以反对，并警告说：如不听他的劝告，违背先王之法，则“竭亡日矣”。景王未听他的迂腐说教，“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澹不足”，结果是“百姓蒙利焉”（注：《汉书·食货志下》。）。班固在叙述货币制度之首，使用这个事例，雄辩地说明：先王之道有些已不合于发展了的历史实际，只有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来决定政策，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对于商鞅变法，他明言这不合先王之道，但在多处强调变法对于秦国富强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用有力的事实论证了要顺应历史发展，不应泥古不化。
班固还对复古倒退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书中用对王莽复古改制失败的生动记录，集中论证了复古必败的道理。王莽是个仰慕先王之道的复古迷。他篡位前后，处处模仿经书中记载的上古模式，在地方区划、土地、货币、职官制度等方面，都照搬《周官》等古书记载，上演了一部部复古闹剧。结果是四处碰壁，把原本尚有条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搞得一塌糊涂，使得社会动荡，人怨鼎沸，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书中对币制更改始末的记载，是复古必败的一个典型写照。王莽居摄时，就模仿周代子母相权之法而造大钱。篡位后“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而“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注：《汉书·食货志下》。）。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加速了他的灭亡。
对于他复古改制的失败，《汉书》以复井田为例，引用区博之言作了总结：“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注：《汉书·王莽传中》。）这是对王莽改制必然失败的告诫，也是对复古本身必不可行的切实说明。《汉书》对王莽临近灭亡犹照搬古书，乞求对策的描写，更是对复古作法的辛辣讽刺。当新朝政权内外交困，分崩离析之时，“莽愈忧，不知所出”，听信了崔发“《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周易》称‘先号啕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之言，“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餐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注：《汉书·王莽传下》。）。幻想靠古人的办法产生回天之效，读后令人捧腹。而王莽因泥古不化，终遭灭顶之灾的深刻教训，也就通过这生动、精彩的描写深深印入了读者脑海。
班固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深刻说明了：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调整人们行为与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复古倒退必然遭到失败的道理。
《汉书》在对待历史趋势的看法上，坚持了今胜于昔，历史是在变化中前进的进步观点，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进行历史研究工作，准确地传达出历史的动态与趋向，提出了一些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的见解，丰富了古代的历史思想。对于通古今问题，《汉书》有着自觉明确的认识，而且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在这一点上，班固较之司马迁，似乎并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