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中的阴影”：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明论文,大连论文,阴影论文,国民党军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1－0085－14
二战结束后的东北形势云谲波诡、端绪至繁。在众多问题中，旅大主权问题仅是冰山一角。其中国民党军队欲在大连登陆而遭苏方拒绝事件，更是乏人问津。从笔者目前所接触的材料看，薛衔天和汪朝光研究员曾对此事给予关注。薛衔天研究员在《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下）① 一书中梳理了此事件发展的大体脉络，但对其评价略显不足。汪朝光研究员在《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② 一书中简单论述了国民政府与苏方交涉的过程，其所用史料值得笔者借鉴，但未将美国因素纳入考察体系。此外，中国学者沈志华教授、杨奎松教授、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挪威学者文安立③ 在相关著作中均曾简单提及此事，但未详述。其实，此事虽然关注度较低，但它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进程，影响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共双方兵戎相见、东北烽火连天。因此，系统梳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详细分析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为研究战后东北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拟运用国、共、美、苏三国四方档案进行互证，力求史实准确与全面。
一、中共军队抢先经大连登陆进入东北的努力
抗日战争甫一结束，国民党与中共的党派之争就凸显出来。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的延安干部会议上精辟地概括了这种态势：“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④ 为了“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部署，目标直指物产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地区。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经过八年抗战，“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⑤，如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等。这些根据地如同一道屏障，牢牢地包围着已被苏联占领的东北解放区。其中一些根据地与广袤的东北大地为邻，无论通过海路还是陆路，中共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为中共抢占东北、填补因日军投降而出现的权力真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反应非常敏捷，行动非常迅速。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8月10日晚至11日，连续发布7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⑥ 对万毅、张学诗、吕正操、李运昌所率部队，进行了快速部署，矛头直指东北地区，直接摆出对此地区志在必得、主动出击、造成既成事实的态势。此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于9月15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为了将主力集中于东北地区，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9月19日，中共中央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将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
当时，苏联红军按照国民党与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受了关东军的投降，正占领东三省。中共中央做出如此大规模的以抢占东北为目标的新一轮战略部署，是基于客观分析时局及苏联对中共的态度。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致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的电报中指出：中苏条约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而红星报论文又复明确宣布：‘中国唯一应走之道路，乃进步与民主的发展。’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⑦ 可见，中共中央认为，由于苏共与中共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苏联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有了大规模向东北派兵的勇气。就时局而言，“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基础争取东三省和热、察。”⑧ 正是中共中央认识到国民党军队远离东北的现实、苏方对中共的放任态度以及较之于国民党自身的地理优势，中共做出了大规模向东北派兵、抢占东北先机的战略部署。
为了抢占先机，刘少奇在1945年8月28日对首批出发去东北的干部的报告中要求“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⑨。在这里，刘少奇提到了向东北进军的两个途径：铁路和陆路。其实，在挺进东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途径：海路。对于作为主力向东北进军的山东军区的官兵而言，海路是非常快捷的途径。因为山东解放区的烟台与大连隔海相望，海上距离仅有159.8公里，在所有解放区中，其与东三省的距离最小。然而，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旅顺是国民党与苏联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大连也处于苏军的军事管制之下。对于中共军队进入苏军的军事管制区，苏方持何种态度，中共中央并非信心十足。它在给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电报中指出：“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⑩ 为了弄清苏联驻军对中共军队在旅大地区登陆的态度，中共胶东区党委先后派出两批人马渡海到辽东半岛侦察。第一批是城工部长陈云涛带领的6人，第二批是吕其恩、柳运光、邹大鹏、于克等人。经过侦察，他们认为，“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并将此结果反馈给中央。9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11) 此后，在山东分局的有力部署和精心组织下，从1945年10月至12月上旬，广大官兵克服了夜行军、缺少船只、穿越国民党海上防线等困难，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最大的渡海行动，使中共的力量先于国民党在东北站稳了脚跟，有利地牵制着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同时，通过此次渡海行动，中共军队与苏联红军协作行动，扼守住了大连、葫芦岛、营口、安东等海口，给国民党妄图通过海道进入东北的计划造成极大的困难。
二、国民党军队从大连登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均始料未及。因此，国民党对于受降问题，尤其是东北行政接收问题并未形成明确清晰的计划。8月12日，蒋介石侍从室所拟之《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中提出：“饬五、六战区与四方面军向武汉推进，三、九战区向上海、南京推进，十战区向徐州、海州推进，十二战区指向东北。”(12) 这份意见书虽然提及对东北的军事部署，但仅将它与上海、南京、徐州、海州等相提并论，并没有作为核心战略区而引起足够的重视。国民党方面认为，依据《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的规定，“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13) 也就是说，苏军每在一地受降结束，国民政府即可在该地接防。条约的保障使国民党放松了警惕，认为东北已是其囊中之物，因此，既不积极向东北派兵，也不与苏方交涉，只是想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自南向北逐步接收。
国民政府意识到尽速向东北派兵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在8月27日。该日，斯大林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希望中国国民政府近期派遣中国军队到满洲，从俄国人手中接管治安和对日本破坏者的防范。”哈里曼认为，“这证实了斯大林和宋子文的协议，红军应在三个月内撤出满洲”，他将此消息电告美国驻华大使馆，并通过使馆建议中国政府“立即把撤军和部署中国军队的计划联系起来考虑”(14)。哈里曼说得有道理，按照斯大林与宋子文的第五次会谈，苏军自日本投降后“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15)。众所周知，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因此，苏军完成撤退日期，应为12月3日。由此推算，国民党向东北运兵的时间仅有3个月。
在3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将几十万人的部队运往东北地区绝非易事。豫湘桂战役使国民政府偏安西南一隅，它要将军队运到东北去，首先需经过长途跋涉，横跨整个中原和华北地区。如果这些地区都是日本投降后的权力真空地区，一路畅通无阻，国民政府或许可以忍受这种远距离的运兵。但中共早就在中原、华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军队要穿过被中共控制的根据地。这对早就做好准备阻止国民党运兵东北的共产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全力控制海口，控制重要的交通要道及沿线城市(16)，千方百计扼住国军的“喉咙”，这给国民党通过铁路向东北运兵造成很大的困难，使蒋介石如涸辙之鲋，心急如焚。
一筹莫展的蒋介石开始将希望寄托在通过海道运兵这条捷径上。然而，通过海道运输，首要问题是选择合适的登陆地点。蒋介石认为，大连港是最合适的登陆地点。首先，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港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军队当然可以在此地登陆；其次，大连是辽东半岛最大的口岸，是进出东北的门户，其优点是：“1、港口宽阔，利于大轮同时出入。2、港水深泓，可容大轮。3、冬不冻港。”(17) 这些优势，都是后来中苏交涉过程中所提到的港口如葫芦岛、营口、安东所不具备的。于是，蒋介石决心将登陆地点放在大连。通过海道运输，还要准备足够数量、足够运力的船只。对于此问题的解决，蒋介石将目光投向美国。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的后勤保障对国民党军队的新一轮军事部署尤为重要，因此，蒋介石又走上了争取美援的道路(18) 。首先，他通过魏德迈与作战部交涉，“急切地希望提供船只把中国的几个师从广州运到大连”(19)，但魏德迈屡与美国军部交涉，直到9月13日仍无着落。蒋介石又派出极具外交才能的宋子文去美国游说。9月10日，宋子文拜访了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并带去了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请求美国政府能在9月份提供将中国军队运到大连去的船只，“以便中国军队能在俄国人撤退前进驻满洲”，因为“俄国人将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撤退”，宋子文在与艾奇逊会谈时说：“12月份以前不能把中国军队运送到满洲，显然是太晚了”。“如果在俄国人撤退时满洲没有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很可能进入那个地区。”(20)
就在蒋介石焦急地等待着美国方面的消息时，一条更令其光火的消息传来。9月10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电告国民政府：“中共军队已进入东北。”(21) 这说明，虽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前提是苏联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共产党，但事实说明，苏方并不排斥中共力量在满洲的存在和发展。此时，蒋介石真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其侍从室判断，中共将“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并提醒他要“向美国大量接洽飞机船舶，于九、十两月之内，将预定国军全部输送于京、沪、平、津、东北各要地”(22)。在此危急时刻，国民政府加快了与美方交涉的进程。
9月11日，也就是宋子文与艾奇逊会谈的第二天，蒋介石发电报督促宋子文与美国政府协商，提早供给船舶运输国军至东北接防。电报中，其急切得到美国船只援助的态度表露无遗：
“国军急待运往东北各省接防，如照月前运输计划，须待十二月初方能开始运输，如此则俄必借口我军届期未到，彼因急欲撤兵，对东北防务不能负责，因此可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希速即向美政府切实商洽，务于本月内先拨给若干船舶，以供东北军队运输之用为要。”(23)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宋子文紧急复电，指出美国务院与陆军部在原则上同意供给船只，但有关东北接防的事，应由中国与苏联交涉，美方只提供后勤援助(24)。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美方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国民党与苏联的交涉中，尽量维护着雅尔塔体系，从而阻止苏联在华获得更多的权益。得知这种情况后，9月13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明确指出：“关于借用美国运输舰之要求，与接防东北之交涉，不相关联，对俄接防之交涉，自当由我政府依据条约与俄自行交涉也”，国民党向美国请求的只是提前借用运舰之优先权。并指出，“美军此次对中国之运舰列于优先第四位”。蒋介石再次强调了前两次提到的“提前借用运舰之原因”：如果美国不提前提供舰只，“俄军或因此借口自由撤兵，而让其防地归于中共，于彼则可不负其责也”，如此“则今后接收东北必多纠葛，或因此无法接收”，所以“要求美国政府与军部特别设法提前拨给我运舰之优先权，最迟能于本月底由上海开始运输至大连港也”(25)。此后，宋子文与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海军上将李海举行了多次会谈(26)。目前，笔者尚未看到会谈的详细内容，但据推测，无外乎宋子文向美方一再声明提前向国民党提供舰只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在国民政府反反复复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美国军政部门也展开了关于此问题的协商。一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美军避免卷入国共“自相残杀的战争”，有限度地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国民政府在与中共、与苏方的交手中处于劣势。如果坐视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多年来苦心孤诣经营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严重损害。9月12日，艾奇逊将蒋介石给杜鲁门的信以及他与宋子文谈话内容的备忘录交给了杜鲁门。在这条题为“运送中国军队到满洲”的备忘录中，他向总统强调，“从陆路把中国的几个师运进满洲”是不可行的，因为“铁路条件不行”。他还尤其提及蒋介石和宋子文均强调的借用船只的紧迫性问题(27)。此事一出，立即引起了美国军政界的讨论。有人主张坚决限制美军为了蒋介石而进行军事干涉，有人主张竭力扩大美国的干涉，以维护美国在华权益。9月15日，李海催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准许魏德迈在把蒋军运往满洲方面给予更多的灵活余地，因为那里需要这些部队去接替俄国占领军。李海特别担心，如果苏军撤退时国民党部队还没有进入阵地，满洲将很快落入中共之手。”(28) 早已意识到帮助国民政府运兵的必要性的杜鲁门总统也不断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交涉。9月18日，杜鲁门在得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后，答复了9月12日艾奇逊的备忘录：
“关于您1945年9月12日题为‘运送中国军队到满洲’的备忘录，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我以下情况：在西太平洋的各陆海军部队司令已经接到指示，按蒋介石委员长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规定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29)
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将这条信息通知了魏德迈(30)。由此可见，蒋介石向美国寻求后勤援助的外交努力初见成效，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与援助不断升级。蒋介石从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喜不自禁，积极配合美国军队调兵遣将，为10月份在大连登陆做准备，“认为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31)
三、国民党对苏交涉与苏方的“绝缘政策”
然而，现实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完美。既然苏方已允许中共军队进入满洲，就预示着事情的发展并非蒋介石所料想的那样顺利。大连，毕竟为苏联军队所占领，并且被其划为军事管制区，足见苏军对这块传统势力范围的重视。因此，即使国民党势力在大连发展都遭到苏军的打击(32)，更遑论国民政府军队的进入。但蒋介石毕竟非容易气馁退缩之辈，他一方面指挥人马制定东北接收计划，配备接收人员，为东北接收提供制度保障和人员保障(33)，一方面积极与苏方沟通，寻求军队登陆大连的机会。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照会国民政府：
“一、苏联统帅部业已开始将苏联军队自东三省部分撤退。
二、苏联主力将于本年是月下半月自东三省开始撤退，以便于本年十一月底撤退完毕。
三、苏联政府已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为全权代表，进行关于苏军自东三省撤退问题之谈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预备于本年十月十日至十五日与中国统帅部关于该项问题所适当派定之全权代表等在长春晤会。”(34)
此时，国民政府终于寻找到了表达其军队欲在大连登陆的想法的机会。因此，它顺水推舟，于同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
“查中国方面之第十三军部队，现已定于本月十日前后，自九龙乘美国船只，由海道前往大连登陆。为此照会贵大使，请烦查照，转电苏联政府，令饬该区苏联部队司令官知照为荷。”(35)
然而，国民政府外交部发出的照会如同石沉大海般，迟迟得不到苏联方面的答复。虽然甘乃光在10月3日曾会晤彼得罗夫，告诉他“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于本月十日左右到长春，并请苏联军队俟我方军队到达东九省接防时，逐步撤退”，但是，双方似乎都在逃避这个敏感问题——国民党军队是否能在大连登陆，自始至终只字未提(36)。只有国民政府外交部驻苏使馆一等秘书钱代秋在与苏联外交委员会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就成立长春铁路委员会等事宜会谈时，向苏方通报了中国政府计划“在10月10日左右派自己的第十三师(37)，乘美国的军舰从九龙前往大连”，请通金将其通报苏军司令部(38)。但是，通金对此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接到照会之后，斯大林、苏方外交部门、军方反应如何，如何研究和决策，笔者尚没有掌握这部分材料。但根据现有材料推测，该照会使苏方措手不及，一时间难以反应过来。在此之前，关于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相关事项的研究与策划，都是在中美两国间秘密进行(39)，苏联方面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国民政府突如其来的军事部署使苏方难以在短时间内给出合适的答复。况且满洲是苏联梦寐以求、处心积虑地想获取的势力范围，而旅大地区是苏方在东北的核心利益之所在，苏方势必要从多方面权衡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军舰的护送下在大连登陆的利弊。因此，苏联选择短暂的沉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0月5日，苏方对此事终于有了反应，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邀请傅秉常大使前去谈话。他对“中国方面没有同苏联方面商量这个问题”十分怨恨，并认为“从中国外交次长甘乃光的通报中也无法弄清楚”，因此，他质问傅大使：“这些军队前往何处，为什么和有什么目的？”(40) 如果说，苏联由于对国民党运兵不知情而迟迟不给国民政府答复的话，那么，这种沉默背后更多的是抱怨，是气愤，抱怨和气愤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没有提前与苏联方面商量这个问题，而仅仅将最后的决定告知苏方，而且其中还牵扯到了美国。苏方十分明白，既然美国已经答应帮助国民党运兵，那么，它对此事一定了如指掌。因此，这次谈话，苏方态度强硬，言辞犀利，对10月1日照会的内容仍然没有进行正面答复。
10月6日，苏方终于明确答复了国民党军队登陆大连的请求。也就是从此时起，中苏双方开始进行“打拳击式”的交涉。彼得罗夫在拜访甘乃光时声明：
“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大连港是商务港口，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地方。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大连有任何部队，因为这违背中苏条约的规定。”(41)
出席此次会议的外交部次长刘锴以牙还牙，告诫彼得罗夫大连也有苏联的军队，但中方并不认为这是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中方认为，“中国军队为了接收满洲地区而在大连登陆，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中国方面甚至蛮有把握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出现任何分歧。”彼得罗夫反驳说：“苏联军队进入大连，是为了驱逐那里的日本军队，否则，日本人直到今天仍然会呆在那里。”刘锴继续争辩说，“中国政府希望，随着中国军队进入满洲地区占据留下的地方，苏联军队将撤离满洲地区。拖延中国军队向满洲地区的调动，将会耽搁苏联军队从满洲地区的撤离。”(42)
在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会晤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甘乃光的同时，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苏联国内会见了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他同彼得罗夫一样，将国民党军队不得在大连登陆的消息通告了傅大使，且两人所提供的理由几乎一字不差。
双方会谈结束后，傅秉常大使将谈话内容通报国内，电报于10月7日到达(43)。事实上，10月6日，彼得罗夫与甘乃光谈话结束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各部门就知道了苏方的答复。蒋介石火冒三丈，严肃指责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履行条约规定之义务，拿“大连是自由商港”说事。随后，他指示外交部继续与其进行交涉。
10月9日，外交部长王世杰亲自邀请彼得罗夫进行会谈，进一步讨论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彼得罗夫坚持认为大连港是商务港，如果将其运用于运兵，就是破坏条约的行为。王世杰则否认这种说法，他说：“大连港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因此，经大连调动中国部队并不破坏中苏条约。而且，中国军队向满洲调动，是为了维持秩序和镇压那里的残余分子。”他采用将心比心的攻心战术，试图能得到苏联的同情和谅解。他表示：中国同意：经大连港运输的苏联货物免除关税，指派苏联公民担任大连港的负责人，以及将港口的部分设施租赁给苏联使用，因此，希望苏方允许中国军队尽快进入满洲地区，以确保按时从苏联军队手中接收这些领土。但是，王部长的战术并未奏效，彼得罗夫仍然严词拒绝了其请求，再次表明他和苏联政府都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立场(44)。
在中苏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蒋介石、宋子文与外交部相关人员均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在他们看来，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现在却困难重重。苏方以“大连港为货物港口不得用于运兵”为理由，听起来让人气愤似乎又无懈可击，使中方无可奈何，双方外交部门的交涉告一段落。
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地方层面的交涉上。10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的与苏方进行接收交涉的各路人马抵达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撤军谈判。队伍甫一抵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部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就约见了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我方将由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拟在大连、营口、安东、葫芦岛登陆，请其协助”。早就得到苏联高层指示的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大连登陆问题应由两国政府间解决”，言外之意，其无权进行答复。他建议，国民党军队“应循由铁道运入东北”(45)。会谈结束后，张嘉璈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此次会谈的感受：“对于我方输送军队，无积极援助之意。且明知关内外铁路交通为共军在山海关方面阻断，而欲我方由铁路运输，含有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进入东北之意。”他在向蒋介石汇报谈判过程时，谈到他对当前东北局势的看法。他说：“苏方已在准备将内蒙热察制成一特殊政权，将东北九省团团围困。即海岸线亦有被封锁之虞。如此情势，东北全境悉被包围。内则合办之中长铁路犹如利刃一柄刺入胸膛，将周身血液抽空，使整个东北形成苏联囊中之物。”(46) 可以说，张嘉璈对苏方的态度看得非常透彻，对东北局势分析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此次会谈，已经预示着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无法实现，“大连为货物港口不得运兵”的理由仅仅是一个借口，苏方的真实意图是竭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
外交部交涉无果，且在10月15日还收到了彼得罗夫致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书面照会(47)；而地方层面的交涉又出师不利，首次沟通便败下阵来，蒋介石的情绪低落到极点。此时，他唯有听从苏联的建议，而不能逆势而上。否则，军队不光无法通过海道进入东北，就连铁道也无法使用了，他只有将东北拱手让给老对手中国共产党，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为了能够如期进入东北，10月16日，蒋介石手示熊式辉、张嘉璈，“运兵计划应准备海运与陆运并进。海运决不能以苏方阻止大连登陆而停止。”“吾方认定海运部队必须在大连一港入口，此应坚持到底。”同时，“应积极恢复沈阳至北平铁路运输”，因此，希望熊、张二人“一面仍交涉由大连登陆，一面准备陆运，积极恢复北宁路为首要工作”(48)。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三人又回到了与苏交涉的轨道上，于10月17日再次提出国民党军队两个军来东北，约11月初在大连登陆。希望苏方在部队登陆后协助推进，并早日修复山海关至沈阳的铁路。他们同时提出“另两个军经山海关陆运开入东北。”(49) 对大连登陆问题，马林诺夫斯基不置可否，仍然认为这属于两国政府间解决的问题，他无权决定(50)。于是，双方对此问题的谈判又回到了原点。
在外交部门交涉、地方层面的交涉均陷入绝境的时候，蒋介石只有亲自出马寻求解决问题的机会，这也是其最后一颗可走的棋子，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丢失大连登陆这条捷径。10月18日，蒋介石与彼得罗夫举行会谈。他告诉彼得罗夫，“熊式辉已经请求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积极解决关于中国军队在大连港登陆的问题，因为这个港口设备先进，将使运送军队的事情变得容易些”。他请求大使尽可能快地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本人转达他关于积极解决大连港问题的请求。彼得罗夫态度仍然坚决，仅答应将蒋介石的请求转告苏联政府和斯大林(51)。蒋介石的出面并没有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事情毫无转机，苏方的态度每次都坚决得可怕。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在大连登陆的希望，10月20日电示何应钦，军队“仍准备在大连登陆”。但态度与语气比先前和缓了很多，言语中流露出失望之情。
在蒋介石与苏交涉碰壁的同时，东北行营与苏军司令部的交涉也毫无进展。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与苏军副参谋长巴佛罗夫斯基会谈时提出大连登陆问题，巴佛罗夫斯基仍然以“大连为商务港口”为理由严辞拒绝。虽然蒋经国仍然建议其父“应坚持原意，向其交涉”，但苏方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之态度极其鲜明，极其坚决，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但是，国民政府仍然未放弃最后的努力。10月21日，熊式辉返渝，与蒋介石协商如何解决大连登陆问题。熊式辉首先向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汇报了东北的形势及与苏军交涉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蒋经国将董彦平与巴佛罗夫斯基交涉的结果发往重庆，告知蒋介石“苏方坚拒我军在大连登陆”(52)。在听取熊式辉的汇报、阅读蒋经国的电报后，蒋介石于10月23日召见苏联彼得罗夫大使，再次商谈军队登陆大连问题。彼得罗夫明告：“斯大林以大连为一商埠，如贵军在大连登陆，无异破坏同盟条约。”蒋介石说：“大连乃我国领土，如我军不能在大连登陆，乃真破坏条约也。但余今日不愿以条约与法律对尔争执，我今特将条约与法律问题避开不谈，而仅与斯大林以个人关系，及同盟互助精神，要求斯仍予我军在大连登陆也。”(53) 熊式辉再次强调说：“我们军队的调动只能通过大连港，因为营口和葫芦岛以及其他港口，或者是没有能力，或者是对于在短时间内调运这么大数量的军队显得太小。”(54) 但是，彼得罗夫丝毫不为所动，仍然以“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可以通报”予以答复(55)。其言外之意，苏联仍然坚持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而且，在中苏交涉的这20多天中，苏方态度一次比一次糟糕，除了不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外，还于10月24日搜查了设在长春的吉林省党部和中央党部特派员办公室，带走了党部办事人员和所有党部卷宗。同时，苏军通知东北行营拟派往各地的调查人员均不能去。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也随之降至冰点。面对这种局势，国民政府相关人员自知回天无力，于10月25日做了最后的努力，派王世杰向彼得罗夫大使声明：“由于直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国政府派往东北三省的军队准备在大连港登陆的问题，在中苏之间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自然，就此问题的谈判需要继续进行。外交部已经与各军事机关约定：在中苏之间就此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我们的军队暂时不在大连港登陆。”(56) 王世杰所说的“就此问题的谈判需要继续进行”，也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和外交手段而已。事实上，中方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只有接受既成事实。
经过外交部门交涉、东北地方层面的交涉并结合蒋介石与彼得罗夫大使的交涉，事情毫无起色。苏方坚决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实行“绝缘政策”，国民党开始“思变”：为尽可能快地进入东北，暂时放弃军队在大连登陆而选择铁道运输，同时在营口、葫芦岛两地登陆。10月26日，熊式辉由重庆飞返长春带给蒋经国、张嘉璈、董彦平的蒋介石的手书，就简要地表明了这样的策略。同日，董彦平把蒋介石手书的内容通报给了苏军副参谋长巴佛罗夫斯基。至此，国民党全方位、多层面地对苏交涉军队在大连登陆事宜告一段落，事情的结果大大超出了国民政府的预料。如同10月1日国民政府的照会给了苏方一个措手不及一样，苏方严拒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也给了国民政府一个措手不及。国民政府受制于苏方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只有按照苏联的建议，退而求其次，令军队由葫芦岛、营口登陆，并从北宁路进入东北。然而，在苏方向国民党提出建议的同时，又安排中共军队加强在营口、葫芦岛及北宁路沿线的军事部署。这样，国民党在运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共产党产生军事冲突，最后竟至内战全面爆发。董彦平后来曾经说：“苏俄自1945年10月拒绝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即开始违背条约规定，不履行条约义务，其后种种演变，终致东北不救，大陆变色。”(57)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苏大连交涉失败是国共内战的起点，亦是国民党失去大陆、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的起点。
四、苏联严拒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原因
在拥有主权的本国领土上，本国军队由此登陆，对国民党而言缘何成了一种痛楚？为何苏联态度坚决、言辞犀利地拒绝了国民政府的请求？如前所述，“大连是一自由商港，军队不得在此登陆”仅仅是苏方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众多的漏洞中找到的一条可资利用的理由，实质上，就是苏方的借口。其真正原因，董彦平归纳了两条：“一、‘南满’和大连本身的工业设备，正通由大连港运往海参崴，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二、山东沿海的匪共部队，正源源不断在大连登陆。”(58) 可以说，董彦平的归纳是正确的。大连港在二战后为苏方和中共军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就前者而言，苏军利用便利的地理条件，将所谓的“战利品”运回国内，这种自利的做法自然无法成为冠免堂皇的托辞；就后者而言，如前所述，从9月份开始，中共军队就开始在大连登陆，大连成为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重要门户。当国民政府提出其军队在大连登陆时，中共到东北的兵力尚不够强大。因为中共军队渡海时，使用的船只非常简陋，要么是只能容几十人的汽船，要么是只能容十几人的小舢板，运输能力十分有限。而国民党军队借用美国的船只运输，双方运力形成鲜明对比。从当时苏军的态度看，由于担心美国控制东北，它已经打定主意使中共军队制衡国民党军队。因此，苏方将大连的行政权留给了中共，并给中共使用大连港运兵提供便利。
然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仍然不是问题的本质，不是苏联严拒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根本原因。探讨其根本原因，有一个重要史实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国民党军队从大连登陆借用的是美国的船只。事实上，美方的参与成为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巨大障碍。这一点，多次参加交涉的王世杰、张嘉璈和蒋经国等人都看得非常清楚。王世杰在10月9日时就意识到：“因苏美既渐不睦，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苏联态度即发生变化(59)。10月19日，他再次强调了苏联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原因是由于使用美舰运输。他说：“我军开往东北事，苏联‘坚决反对’我方自大连登陆，并谓大连为自由港也，实则此种解释纯属强词，予已于九日面向苏大使反驳，但苏方仍坚持，盖我所用之运输船为美舰，显于苏方之妒，而国共谈判近日复无进展，自亦为苏方所不满也。”(60) 张嘉墩在日记中写道：“苏方不愿吾方依赖美国运输军队。换言之，即不愿美国插足东北。……战后美苏之敌对，及吾方之不能不依赖美国，或成为阻碍我军进入东北之一重要因素。”苏联的目的是“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61)。从中可以看出，苏联极力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态度之鲜明、之坚决，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方面的介入，刺痛了苏方最敏感的神经。
实际上，苏方拒绝国民党军队在美舰的运送下登陆大连是战后美苏关系的缩影，它反映出战后双方颇存芥蒂，表面上寻求合作，促成国共谈判，实则龃龉不断，矛盾日渐增多。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担心的是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综观当时的美苏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苏联的这种忧虑也越来越强烈，对蒋介石和中共的态度亦越来越明朗，严拒蒋军登陆，仅是斯大林下定决心遏制国民党势力控制东北的开端而已。
从当时的美苏关系来看，虽然双方都在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雅尔塔体系，但是，在双方都非常关注的对日管制问题上，出现了很深的矛盾。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要扶植一个从属于美国、受控于美国的日本，以为其称霸世界服务，因此，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并控制了对日管制机构。这种做法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对。苏联提出“最高统帅可以包括两个人，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62)。但美国断然拒绝了苏方的要求。在9月11日召开的伦敦5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建议由苏、美、英、中4国代表组成拥有实权的对日管制委员会，但仍然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对日管制问题交涉失败，对苏联影响很大。苏联人觉得，这种情况对苏联很不利，他们根深蒂固的安全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构建安全缓冲带的设想受到阻碍，于是决定在满洲打造巩固的苏联阵地。正如深谙斯大林处世之道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既然莫洛托夫在伦敦会议上没能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因而苏联政府……已在最大限度地推行一项单方面行动的政策，以求尽量实现他们关于安全的概念。”(63) 哈里曼所说的“单方面行动”，就是千方百计延宕撤军，并扶植中共力量在满洲的存在和发展，以阻止国民党和美国力量的进入。苏联的行为也是哈里曼已经预料到的，他在9月27日给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备忘录中写道：“毋庸置疑，苏联政府将继续压我们迅速同意它参加对日管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快地决定我们打算允许他们参加到什么程度，并且迅速地通知他们。我怕我们正在不必要地引起他们猜疑，而这种猜疑将在其他远东问题上，特别是在苏军撤出满洲以顾全中国的问题上……做出反应。”(64) 10月1日，国民政府提出其军队由美国军舰运至大连登陆，正当苏联在伦敦外长会议上就对日管制问题与美国交涉失败之际，因此，国民政府的请求如同撞在枪口上，首当其冲遭到了严拒。
在中国国内，美苏关系虽未至剑拔弩张之地步，但是随着美国帮助国民党运兵并将其海军陆战队开入青岛、天津等地、一再要求苏联遵守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美国军舰在大连登陆，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步步加深，对其防范也渐渐升级。这一系列事件均发生在国民党请求军队在大连登陆前后，直接致使苏联拒绝国民政府的请求。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军就做好了为国民党运送军队的准备，他们打算将这些军队运到可能与中共发生冲突的地方。在国民党军队向华北的推进遇到困难时，美军更是肆无忌惮，将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开到青岛、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帮助国民党占领地盘，收复战略地区。这样既可以阻止中共军队夺取或破坏对国民党北上有用的交通线，又可以将控制权从日本人手中转移到国民党手中，防止旁落中共。于是，9月11日，美军在青岛登陆，9月30日，在天津登陆，次日，又在秦皇岛登陆。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军在这几个港口登陆，形成了对辽东半岛的半包围态势，使苏军觉得似有几个敌人对自己的阵地虎视眈眈。由此，苏军对美国便多了几分防范。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在与王若飞谈到美军是否进入满洲时说：“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美国人在北平—天津—秦皇岛集结了大批军队，大概是准备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地区；一旦美国军队进入满洲地区，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苏联大概会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因为满洲地区是中国的领土。”(65) 从米克拉舍夫斯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发觉，美国在青岛、北平、天津驻军，已使苏方感觉自己的势力范围受到了威胁，更何谈国民党运用美国舰只运兵？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66)。
在华北沿海地区驻兵的同时，美国还从经济方面坚持向苏联要求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从1945年5月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至中苏就大连登陆问题进行交涉，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尤其是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地区后。8月5日，哈里曼要求斯大林“书面保证支持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8月8日，斯大林答应，他将尊重门户开放政策，并会发表一个书面声明，“不过他当然不能替中国人负责”，这就为以后拒绝门户开放留下了余地。8月14日，哈里曼会见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转告他，“斯大林现在感到没有必要发表一个书面宣言。他的口头保证该是足够了；此外，在雅尔塔时并没有预先说好要发表这样的宣言。”8月27日，哈里曼告诉斯大林，“尽管总统对他关于尊重对华门户开放的私下保证感到满意，但是让美国人民也知道苏联的态度是重要的。”但斯大林以“英国人可能不喜欢这种政策”而加以拒绝(67)。从斯大林与哈里曼的谈话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中丢掉满洲之后，一直耿耿于怀，反反复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政策，怕失去其在满洲的权益。斯大林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美国对于满洲的野心。更让斯大林感到担心的是，在苏联并未允许美国势力进入的情况下，张嘉墩告诉彼得罗夫，美国将派自己的经济顾问洛克前往中国，“检查军工生产部门对于按租借法案供给的材料的使用情况”，并“研究中国包括满洲地区在内的经济状况”。同时，“中国政府计划吸引外国资金，继续发展满洲”(68)。张嘉墩与彼得罗夫的此次会谈是在10月2日进行的，也就是10月1日照会提交的第二天。国民党选择在这个时间与苏方谈这种事情，的确是十分不明智的。苏方认为，在没有同意美国势力进入满洲的情况下，美国竟然派出经济顾问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经济调查，如果苏方同意国民党使用美国船只从大连登陆，美国肯定会派人进入满洲，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这是苏联千方百计要避免的。从这一点看，苏联也不会同意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
派经济顾问进入满洲仅仅是美国一次小小的试探性行为，其最大胆、最直接的试探性行为是其军舰直接在大连港登陆，舰长西脱尔上岸与苏方交涉(69)。苏联在与国民政府交涉时，对此大做文章，认为美方行为“有碍中苏邦交，因无论港内或航线上均不应有任何国之军舰”(70)。笔者原本以为这是苏方为拒绝国民党的请求而寻找的借口，美军不会冒直接与苏军发生冲突的危险在大连登陆，但是，迈克尔·沙勒的著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所提供的资料，证实了美军的确做出了在大连登陆的大胆举动。书中写道：
“一支美军运输舰队于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抵达满洲的大连。由于该市仍在俄军手中，把国民党部队运送登陆以前必须获得俄国人的允准。苏联当局对美国的建议从技术上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他们以种种理由声称，中苏条约所规定的大连地位不能容许中国军队进入该市，而同国民党当局达成的其他协议也规定要延至11月中旬才能登陆。”(71)
美军在大连登陆对于大连运兵问题的解决无异于雪上加霜，使苏方更加下定决心，严拒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并派出中共军队，以武力阻止其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张嘉璈在分析此事时说：“马林诺夫斯基一再提及美军舰驶入大连港，及舰长登陆之事，可见其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进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72)
综上所述，苏美在对日管制问题上的分歧、美军在华北各港口登陆、美国反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门户开放之原则以及美军舰公然在大连登陆，使苏方对美警惕性一天高过一天。因此，当国民政府提出由美舰运送军队在大连登陆时，苏方断然拒绝了其请求，不容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苏联严拒国民党军队由美舰运送在大连登陆，无疑为美苏关系、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并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对抗和冲突，使“重庆谈判”归于失败，“联合政府”政策归于破产。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苏、美双方的预料。
如前所述，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日本投降后3个月内，苏军从满洲撤退完毕，并将该地区的行政权交给国民党；作为交换，苏方答应在中国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共决定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满洲，造成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势下，由于担心东北政权落到中共手中，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就显得更为迫切。由此，国共双方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美国对华政策非常明朗：帮助国民党，打压共产党，防止中共在东北成为苏联的傀儡。在美国势力不断渗透到中国的过程中，苏联支持中共，竭力阻止国民党势力和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态度也日益明朗和强硬起来。于是，在东北地区，形成了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苏联站在共产党一边、国共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的态势，直至最后兵戎相见、大打出手。而苏联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请求，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很小的一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同在光明的前途中投下了一片阴影，它使国民政府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持有的“东北必将为我占领”的必胜信念落空，也使苏美双方在战时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受到严峻的考验。
注释：
① 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页。
②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90页。
③ 参阅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6页。［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章。［挪］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章。
④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72页。
⑤ 毛泽东：《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89页。
⑥ 《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1945年8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⑦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页。
⑧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页。
⑨ 宋霖、吴殿尧：《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页。
⑩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页。
(11) 《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4页。黄瑶：《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页。
(12) 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13) 《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АВПРФ，ф.Китай，д.82，л.1－4.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3页。
(14) 《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给助理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1945年8月29日，FRUS,1945,Vol.7,p.1026.
(15) 根据1945年7月11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的会谈备忘录，“斯大林大元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星期内，将苏联军队撤退’一节，但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应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宋院长讯及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间，斯大林元帅谓彼意撤军，可于不超过两个月之期间内完成。宋院长继询，是否确在三个月以内撤完，斯大林元帅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斯大林关于苏军撤退问题与宋子文的谈话备忘录》，1945年7月11日，РЦХИДНИ,ф.00,оп.00,д.00,л.1-2.
(16) 早在8月12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必须力争占领“（一）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二）归绥（含）以东之平绥路，（三）北宁路，（四）正太路，（五）道清路，（六）白晋路，（七）德石路，（八）郑州以北之平汉路，（九）郑州以东之陇海路，（十）津浦路，（十一）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中央关于必须力争占领的交通线及沿线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12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32页。
(17)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略东北折冲纪要（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4页。
(18) 事实上，美国在帮助国民党运兵这件事情上给了蒋介石很大的帮助。杜鲁门早就意识到：“蒋介石需要我们帮助他，把他的军队运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区。否则中国共产党人就会缴收日本军队的武器，还会占领日本人所控制的地区。”［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47页。7月31日，蒋介石和宋子文同魏德迈在原则上达成协议：“美国帮助国民政府占领华北的关键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扼守若干战略要点，等到蒋的正规部队能够加以控制为止”。8月1日，魏德迈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把一切可能的后勤支援提供给国民党重新占领地盘的努力”。8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魏德迈：“把蒋的军队向北运送到他们肯定要同共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在铁路运兵受阻的情况下，美军海空军并举，帮助国民党运兵，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国民党军队的运输变得简单和容易起来。［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63－264页。另可参阅［挪］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第105页。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第13页。
(19) 《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备忘录》，1945年9月12日，FRUS,1945,Vol.7,p.1027.
(20) 《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备忘录》，1945年9月12日，FRUS,1945,Vol.7,pp.1027-1028.
(21) 田酉如：《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22) 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541页。
(23) 《蒋委员长致宋子文院长嘱商请美政府提早供给船舶运输国军至东北接防电》，1945年9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116页。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831～832页。
(24)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833页。
(25)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833～834页。
(26)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74页。
(27) 《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备忘录》，1945年9月12日，FRUS,1945,Vol.7,pp.1027-1028.
(28) 《李海致参谋长联席会议函》，1945年9月15日，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74页。
(29) 《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备忘录》，1945年9月12日，FRUS,1945,Vol.7,pp.1027-1028.
(30)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魏德迈函》，1945年9月18日，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74页。
(31)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3页。
(32) 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成立仅5天，苏军当局就逮捕了书记汪渔洋。参阅大连市公安局史志研究室：《大连公安史选编》第一辑，1985年，第188页。
(33) 8月31日，国民政府通过并发布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自9月1日开始，相继颁布了对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等人的任命令。按照任命令，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兼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张嘉璈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任命了东北九省主席和沈阳、哈尔滨二市市长。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30～41页。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1～4页。
(34)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为苏军撤退事面陈行政院长宋子文照会》，1945年10月1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116页。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11页。
(35) 《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馆关于中国军队大连登陆的照会》，1945年10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117页。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12页。发出照会的同时，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将这份照会的内容相继通知了军令部长徐永昌、外交部驻苏大使傅秉常。据推测，甘乃光通知此二者，一方面，是为了使军令部尽早知晓运兵计划，以适时地进一步进行具体的运兵部署，协同外交部等机关顺利完成此次运兵任务。另一方面，是想要苏联高层尽快了解此照会的内容并做出决定，及早给国民政府一个答复，外交部也可以及时了解苏联高层对于此事的反应。
(36)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16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19-20.
(37) 应为“第十三军”。10月1日照会中提出美国帮国民党运送的部队是第十三军，而钱代秋在这里说的是第十三师。10月5日，洛佐夫斯基向傅秉常大使询问，这支军队到底是第十三军还是第十三师。10月6日，钱代秋打电话给通金，对此事进行了纠正，明确指出，自九龙运到大连的军队是国民党“第十三军”，而非“第十三师”。《通金与钱代秋通话记录》，1945年10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50-51.
(38) 《通金与钱代秋就成立长春铁路委员会等事宜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3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3,д.244,л.71-73.
(39) 就在照会发出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美军总部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立即通知苏联政府”，说明国民党军队“拟于十月中旬左右登陆大连，并将调动及登陆之确定日期及计划，应尽速送交苏联政府查照。”《商震主任呈蒋委员长告派熊式辉蒋经国赴长春会商接防办法电》，1945年10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117页。
(40) 《洛佐夫斯基关于国民党军乘美舰前往大连与傅秉常的备忘录》，1945年10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50-51.
(41) 《彼得罗夫关于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问题与甘乃光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26-27.
(42) 《彼得罗夫关于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问题与甘乃光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26-27.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17页。
(43) 《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大连登陆电》，1945年10月7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119页。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12页。
(44) 《外交部长王世杰就大连登陆事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话纪要》，1945年10月9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28-30.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120～121页。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12～13页。
(45)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苏方代表的谈话》，1945年10月12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121页。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13页。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19页。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849～850页。
(46)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20页。
(47) 照会的内容是：十月六日晤谈时，阁下曾表示欲对于阁下十月一日关于中国军队运往大连之照会，得一书面答复。兹特将本大使关于该项照会向阁下之口头答复，以书面重申于下：查大连港根据中苏条约，系一商港，为运输货物，而非运输军队之地，无论谁的军队在大连登陆，均系破坏中苏条约，故苏联政府，坚决反对。本大使顺向阁下重申崇高之敬意。《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致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反对登陆大连照会》，1945年10月15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第123页。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14页。
(48)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26页。
(49)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22页。
(50)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852页。
(51)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关于调动军队问题举行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18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Ки032,д.248,л.7.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851页。
(52)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855页。
(53)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856页。《彼得罗夫关于中国军队在大连港登陆与蒋介石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23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Ки-032,д.248,л.66-67.
(54) 《彼得罗夫关于中国向东北调动军队与熊式辉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24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68-70.
(55) 《彼得罗夫关于中国军队在大连港登陆与蒋介石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23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Ки-032,д.248,л.66-67.
(56) 《彼得罗夫关于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调动问题与王世杰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2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71.
(57)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略东北折冲纪要（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综述》，第2页。
(58)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略东北折冲纪要（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第16页。
(59)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90页。
(6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第196～197页。
(61)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41～542页。
(62)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70页。
(63)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哈里曼回忆录》，吴世民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18页。
(64)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哈里曼回忆录》，昊世民等译，第606页。
(65) 《米克拉舍夫斯基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1月2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134-136.
(66) 转引自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第122页。
(6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哈里曼回忆录》，吴世民等译，第560～594页。
(68) 《彼得罗夫就在满洲吸引外资问题与张嘉璈的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17-18.
(69)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7页。
(70)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5页。
(71)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76页。
(72)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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