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与传统——戊戌时期梁启超个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例论文,时期论文,近代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化，就中国而言，指的是近代中国人通过自觉奋斗而创造出有利于在近代世界潮流中生存下去和发展起来的新型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要素（特质）。
传统，就本文而言，指的是近代以前中国人世代相沿、长期延续（一般在三代人以上[（1）]）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要素（特质）。
近代化，在本质上必然包含着对于传统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扬弃，是批判地继承。每一个社会（尤其象古代中国这样具有高度发达文化的社会）的传统内涵是丰富、复杂的，内中存在着多种相异甚至对立冲突的文化主旨或价值理想，存在着各种布域广阔、能够反映环境的复杂多变和需求的丰富多样的文化要素（特质），这就要求人们区别对待，在批判否定的同时，吸收、利用传统中有利于近代化的成份以为己用。
在“化陋邦为新国”[（2）]的近代化实践过程中，作为变法维新运动杰出宣传家的梁启超，大力发掘、提炼和利用传统文化中有利于近代化的要素或特质，并呼吁为近代化的顺利进行而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把握。尽管出于复杂的动机和感情（从文化认同和维护民族自尊心的心理需要，到宣传上“为中等人说法”[（3）]的权宜和夸张，到真诚的共鸣和拥护，到对改革对象和环境亦即传统特性的认识需要，等等），梁氏利用传统推动近代化、利用传统文化为历史创新服务的实践，值得我们从事现代化实践的后人批判地借鉴。
1
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在西方（包括因学习西方而取得相当成就的日本）军事经济的侵略压迫和文化价值的渗透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欧、北美、日本等一时成为中国志士仁人学习、仿效的榜样。
出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自动沉浸于中国传统教育且成为其中的优秀者，直至1890年，“年十八……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4）]。作为19世纪末“变法维新”运动急先锋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人，按照梁氏坦白的说法，“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5）]。他们“欲求知识于域外”，只能拥有几本江南制造局或基督教会的译书作为“枕中鸿秘”[（6）]。所以，作为戊戌变法的杰出宣传家，梁启超大量求助于传统是必然的。
拯救民族于危机之中，首先需要热爱世界和生命的“仁”的精神，需要舍己为人、舍小我为群体的“爱人”、“为人”的自觉。中国儒家传统中“仁”的学说和“救天下为心”的社会责任感，佛教中普济众生的宏愿，墨子“兼爱”、“非攻”诸论，等等，都成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大力发掘和宣传的传统要素，构成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在1897年10月16日发表于《知新报》的《三先生传》一文中，梁启超以“兴新法”、“救危局”为目的而大力鼓吹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人生观：
陆子曰：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启超始学于南海，即受此义，且诫之曰：“识字良易，做人信难哉！”又曰：“若不行仁，则不得为人，且不得为知爱同类之鸟兽。”小人持此义以学做人七年，而未敢自信也。子绝四，终以无我，佛说无我相。闻之古之定大难，救大苦，建大业，造大福，度大众者，于其一身之生死利害毁誉苦乐，茫然若未始有觉，而惟皇皇日忧人，于人之生死利害毁誉苦乐忧之如常夫自忧其身也，是之谓仁，是之谓人。忧其亲者，谓之孝子；忧其君者，谓之忠臣；忧其国者，谓之义士；忧天下者，谓之天民，墨子谓之任士，佛谓之菩萨行。[（7）]
“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清初大师顾亭林的这句话，为戊戌时期的梁启超再三再四地念叨。爱人、爱集体的道德观念，保国、救天下的“经世致用”传统，在古代中国是相当丰富的，无疑为近代的爱国实践及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梁氏自述，他四五岁时，其祖父“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8）]。梁氏吸收了传统中的这些养分，也自觉地把这些思想要素灌输给同时代人。
拯救深重的民族危机，需要“合多人之力以保之”[（9）]，需要摒弃“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的“独术”，需要采取“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为特征的“群术”[（10）]，需要废除被梁氏认为是中国衰败根原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近代立宪制度。梁启超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11）]，“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12）]。“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体制，无疑直接来自于西方的启示[（13）]。然而，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乏“爱民”、“重民”、“民为贵”、“国以民为天”等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梁启超大力发掘和利用传统中的有关思想要素和历史先例，以为近代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提供传统的辩护和支撑。梁氏在戊戌时期经常加以发掘和利用的传统要素有：第一，所谓“大同太平之治”的“天下为公”理想[（14）]；第二，“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15）]；第三，古代中国（特别是先秦）有关上下沟通、尊重民意、集智广益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16）]；第四，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有关反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17）]，等等。
梁启超认为，要建立近代立宪政体，首先需要对人民大众进行启蒙教育。梁启超说，“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18）]，“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19）]。在这里，梁氏也援引了中国古代重视教育的传统[（20）]。戊戌时期的梁启超除极力鼓吹仁爱、救国、救天下、兴民权等“以群为体”的思想外，还大力宣传“以变为用”的观念。在“变法维新”的鼓吹宣传中，中国传统中因革损益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观念，“日新之谓盛德”、用新去陈、“作新民”的求新精神，“改制”或“变法”的开拓先例，成为梁氏经常援用的根据。因限于篇幅，不一一细述了。
2
1897年8月8日和28日分两部分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21）]（简称《今义》），是戊戌时期梁启超在发掘传统以服务于近代化方面值得重视的一篇论文。
文章一开头，梁氏就说明“富国学”的发达是西方“彼族之富强”的重要原因。接着梁氏马上补充说，该学并非近代西方所独有，“导其先河，乃自希腊，……虽曰新学，抑亦古谊；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列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他紧接着又指出，发掘中国传统中的有关要素，可以为近代中国振兴商务、走向富强服务：“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义，千年湮没，致可悼也，作今义。”
在正文中，梁氏依据司马迁的有关论述，又不时引用西方史实和理论加以佐证，得出了发展近代中国经济所必须遵循的一些一般性原则：“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之所借以自存也”，而中国老子所谓“邻国相望而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及近代“以锁港谢客为务”，正是“中国受病之所在”；“凡圣人之立教，哲王之立政，皆将以乐其民耳”，所以，“西人愈奢而国愈富”，“东方诸国之瘠亡，盖以此〔尚俭之习〕也”，所以，创造条件发展生产贸易，以满足人民需求，而不是杜绝人民的需求或与民争利，才是为政之正途；国家富强，应以发展生产、改善流通为根本出路，应以发展生产“力”为基本源泉，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机器”；要使中国臻于富强，必以中外通商互市为条件，必“乃举全国而口岸之”，“必以人物归之为主义”，必以发展生产技术（“劝女工，极技巧”）为基础；经济发展是道德建设和完善的基础，“人富而仁义附焉”；重视古人的智慧，会通古今中外，认识商业贸易盛衰之原理，掌握市场变化之规律，发挥进取致富之勇谋——“若以治今日之中国，拯目前之涂炭，则白圭、计然，真救时之良哉！”
梁启超于《今义》一文的结尾处指出，到了将来的“太平之世”，第一由于“教学大明，天下一切众生智慧平等”；第二由于到时“自有平货齐物之道”；第三由于国与国界限被破除，天下归于“平”，“时变”不再发生了——“观时变者，非太平之行也”。梁氏认为，由孔子设想的“太平世”将是人类的理想世界，人们应该欢迎它的到来。
《今义》一文，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梁氏认为，学术思想在古今中外可以会通，故在引进西学以为中国近代化服务的同时，发掘传统中的有关要素以服务于近代化也是可取的；第二，梁氏并不认为传统是铁板一块，对传统既不全盘肯定也不一味否定，而是以中国近代化为目标，以西方有关理论和实践为参照，有意发挥和利用了被班固认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22）]、较多地具有人民性和近代性的司马迁思想，同时严厉批判了老子小国寡民、清心寡欲等被认为不适于近代化的思想观点；第三，传统的“太平大同”理想，在使梁氏等人获得对西方文化的一定批判力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追求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成分。
3
戊戌时期的梁启超，一再强调“复古意”[（24）]，“法先王者法其意”[（25）]。“意”者，理想之谓也。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尽管其中可能含有神秘的色彩、乌托邦的成分和时代的局限，尽管其中可能缺乏实现理想的历史条件，缺乏实践操作的技术环节，许多古代中国人有着相当高尚优美的理想和热情执着的追求：“仁者爱万物”的胸怀，“归于富厚”的人生真谛，“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梁启超说：“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26）]，“仁、知、勇”的人格理想，“杀身成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执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等等。无疑，古人（特别是先秦）思想中的许多成分，代表了人类的共同、基本追求，散发着强烈的人文气息，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然而，梁启超不无遗憾且感痛心地指出，“秦汉以后，学术日趋无用”[（27）]，罪魁祸首是不断变本加厉的君主专制主义。
到了近代，在西方“兵战”和“商战”等的侵略压迫下，在西方文化价值理想（为戊戌时期的康梁一班人所推崇）的渗透冲击下，“使人不成其为人”[（28）]的君主专制主义日趋瓦解，新型生活方式正处在初步探索过程中，中国传统中适合近代化需要的某些文化主旨或要素——诸如经世致用和穷变通久观念，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富强理想，“民为贵”或反君主专制主义思想，被大量发掘和利用，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地位，真可谓“以复古为解放”[（29）]，“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30）]；而另一些文化主旨或要素——诸如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理想，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主义，文化上一家独尊和保成守旧观念等则被忽视，被废弃。在中国传统中，前君主专制主义的先秦诸子和反思明朝亡于满清历史教训的明清之际诸思想家最受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近代先进思想家和改革家重视，正象有的哲学史专家所指出的，“在中国近代，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一些革命者和先进人物，不断地回顾先秦诸子和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31）]。
在梁启超看来，西方社会并非理想社会，但在所有现实的人类社会中最接近理想[（32）]。所以，西方的人生实践及其理论，对中国的近代化起着巨大的启发作用。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33）]，“政无所谓中西也”[（34）]。所以，“会通”中西的理想和实践，“复古意，采西制”[（35）]，“远法三代，近采泰西”[（36）]，“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37）]，成为梁氏等人拯救民族危机的基本途径。借西制以通古意，古意必须通过西制才能实现，这就是梁氏为中国近代化提供的基本蓝图，尽管“古意”本身已被染上鲜明的近代色彩。
戊戌时期，梁启超在高度推崇西方经验（“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38）]，“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39）]）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国的传统，除了传统中拥有可以支持近代化的成分这一原因之外，还因为传统既是近代中国人社会改革活动的对象，同时又是其基础和环境这一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传统对近代化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近代化在适应近代化世界潮流（外部环境）的同时，还必须适合传统（内部环境）的特性。所以，中西之间的“会通”，除了中西理想及其实践的“会通”外，还包括作为学习榜样的西方学术、政法等与作为改革对象和环境的中国道术、“政俗”等之间的“会通”。梁启超说：“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欲为政学者，必于中国前古之积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势，知其所终极，故非深于中学者不能治此业。……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在这方面，他认为日本是一个成功的榜样：“采欧洲之法，而行之于日本之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40）]。所以，梁启超在其1897年发表的《变法通议·论译书》一文中，对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几十年经历进行沉痛反思之后指出：
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枢振领而深知其意；其于西书亦然，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谓真知。[（41）]
然而，19世纪末的中国，近代化与传统之间，除了存在着相延续、相通融的一面，更存在着相对立、相排斥的一面，存在着时代的差异和鸿沟。传统固然可以为近代化提供某些有利因素和必要支持，但近代化更迫切地需要摆脱传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基本框架或结构的束缚，建立起新型的适合于近代世界潮流的生活方式：需要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个体小生产传统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体系，需要建立起一种不同于君主专制传统的以国民参与政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需要建立起一种立足于近代中国生活实践要求的、既能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又能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宇宙观。作为改良主义者，康、梁一班人没有认识到矛盾、对立是近代化与传统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所以其学术思想“支绌灭裂，固宜然矣”[（42）]，其社会实践也必然归于失败。
传统对近代化的作用，往往具有双重性。传统，可以通过提炼（使其近代色彩更鲜明）、重构（组合进新的基本结构）为近代化提供有利因素和必要支持，更可通过惯性和基本框架对近代化构成自觉或不自觉的限制。就戊戌时期的梁启超思想而言，在其“太平大同之教”的乌托邦成分中，在其政治至上的思想倾向中，在其智慧知识、理性品格乃至圣贤决定历史进程的唯智史观中，我们都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传统因子和旧学渊源。
今天，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充满新鲜气息的时代。经过几代中国人摸索和斗争，我们祖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体系和国民参与政治的政治体制，已装备有立足于时代高峰、既能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又能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宇宙观。生活于20世纪末的中国人，已具有更恢宏的气度和更充分的信心来吞吐传统文化，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尊重其中的民族特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宽广扎实的传统根基。但是，我们仍要保持警惕，明白限度。
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在创造历史的实践中更富于智慧。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注释：
（1）〔美〕E·希尔斯著：《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2）（10）（14）（18）（21）（24）（27）（34）（35）（36）（37）（38）（39）（40）（4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
（3）（4）（5）（8）（9）（11）（12）（16）（19）（26）（32）（33）《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
（6）（17）（29）（30）（42）《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15、6、5、79页。
（7）《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15页。笔者不能同意张灏先生在其所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所表达的看法，即在戊戌时期“梁的思想中‘仁’看来已不占重要位置”（第71页）。即使在张灏先生声称“没有提到‘仁’”的《说动》（见《梁启超选集》第67—70页）一文中，梁启超一再提到“仁”，诸如“盖动则通，通则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疏瀹之，以新新不已”，“夫孔氏戒我，而杨氏为我，此仁不仁之判也”——这里的“仁”，虽已被赋予“动”、“通”、“新”等强烈的近代色彩，但无疑在梁氏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
（13）〔美〕张灏：前揭著，第73～74页。
（1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20）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4、18、35、37、48、56、63、105页，文集之三第5、10页，等等。
（22）〔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23）还可参见《梁启超选集》第49～50，《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页，等等。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1页。
（31）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