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一[1]1999年在《周代姓氏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姓氏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标志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一种符号,而且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族形态、社会风俗、民族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地关系,因此姓氏制度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主要从先秦文献出发,借助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材料,对我国姓氏制度的初始阶段——周代姓氏制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细致地探讨,旨在展现当时姓氏制度的静态特征和动态发展规律,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对于姓氏制度的影响,使读者通过对本文的阅读加深对于周代社会若干历史特点的认识,掌握我国姓氏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也为当今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寻根”热潮正本清源。全文共分如下几个部分:一、前言。主要对从古至今姓氏制度的研究过程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各个阶段中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特点以及研究中尚且存在的不足,提出开展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以及本文的写作动机、写作目的和研究方法。二、姓、氏的起源。本章分别探讨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姓、氏的起源问题,涉及姓的方面有:姓的起源时间、姓与氏族名称的关系、姓的诸种来源方式、古姓与“图腾”和“感生”的关系以及众说纷纭的“赐姓”的问题。涉及氏的内容有:氏的起源时间、氏在先秦文献中的指称范围和氏与姓的主要区别。三、周代姓、氏的概况。本章具体到周代存在的姓、氏进行整理爬梳,有关姓的方面,包括对文献和文字材料中所见古姓的统计和对其因字音变迁、字形讹误造成的异写情况进行的辨订,同时对周代蛮夷戎狄之族姓的情况也有探讨。有关氏的方面,则对周代的氏分为十类进行研究,指出以国、以邑、以字、以官、以名、以居、以谥、以身份和复氏是当时氏的主要来源方式。本章末尾对当时姓氏共存的结构方式进行了考察。四、周代贵族阶级的姓氏制度。本章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对周代贵族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姓氏制度进行探讨,展示其各自的特征;其二对姓氏在男女两性方面不同的应用规则进行考察,从婚姻和社会地位的角度揭示这种差别存在的原因。五、周代“庶人无姓氏”说质疑。本章主要对周代庶人无姓氏的传统说法提出挑战,包括对传统观点的回顾与辩驳,对史籍中有关庶人的记载的梳理考证,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六、春秋战国之际姓氏制度的变革。本章主要讨论姓氏制度发生变化的情况,包括社会变革对姓氏制度的影响、姓氏制度发生变化的时间、变化的内容以及变化以后的情况。七、余论。对本文的研究过程略做总结,提出今后将继续探讨的若干问题。本文认为,姓氏产生的源头应当在氏族时代,氏族名称就是姓的滥觞;而氏族内家族组织的名号又是氏的源头。姓氏的来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用一种说法以偏概全。保存到周代
彭瑾[2]2014年在《周代媵器试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媵器是古人为嫁女而作的青铜礼器。“媵”在文献典籍中的意义是“相送”。它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多种异体字写法,其中以“朕”“媵”“塍”的出现频率最高,这可能说明当时嫁女时流行陪嫁宝物或土地。“媵”字在铭文中可用作表示目的的动词,也可用作表示用途的形容词。媵器的发展与衰落伴随着媵婚制的兴盛和衰落。媵婚制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是为了巩固嫡妻地位,增强血缘集团的后备力量；二是为了扩大政治联盟范围；三是为了维护家庭团结与稳定。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由于宗法制的崩溃以及国际形势的制约,媵婚制逐渐消亡,媵器也随之减少直至消失。媵器根据铭文中有无“媵”字可分为狭义的媵器和广义的媵器。判断广义的媵器的性质可根据作器者与被媵者关系、铭文体例、已知作器者与被媵者的国与姓、出土情况和伴出器以及一器媵二女规律等多种方法。媵器的作器者身份主要有父为女、母为女、父母共同为女、兄为妹、弟为姐、侄子为姑、姑为姪女以及自作器等8种。媵器器类以食器、水器为主,其制作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以婚姻关系巩固政治联盟,另一方面也包含了长辈对女儿婚姻的祝福和期许。媵器中水器比例很高,可能与婚礼仪式需要和盥洗、整理仪容有关。媵器铭文一般为十几至几十字不等,其辞例通常为×(作器者)作×(被媵者)×(器类)的格式,后面再缀以亲人长辈对子女的祝福话语。媵器铭文中所见周代女子称谓类型大致可分为单称姓、称氏和姓、单称名或字以及其他特殊称谓。女子称谓对诸侯国姓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邿国为例,通过对部公典盘铭文中的女子称谓进行分析,确定这件器物为媵器,并排除了邿国姜姓和子姓的可能。又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墓地资料的分析得知历史上曾存在两个前后相继的邿国。通过女子称谓分析周王室与诸侯国婚姻关系可知,周王曾与鄂国、陈国、番国、苏国等国联姻。其中鄂侯簋所见“王姞”应当为周夷王后妃。陈侯簠、陈侯盘、陈侯匝所见“王仲妫”就是东周初年周惠王之妃。番匊生壶所见“孟改”即王作番改鬲所见“番改”,为周孝王后妃。王伯姜鼎、王伯姜鬲、王伯姜壶所见“王伯姜”与蔡簋所见“姜氏”当为同一人,也就是周懿王的后妃。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并起,各诸侯国间征战连连,为巩固政治联盟,以婚姻作为外交手段的例子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国家不惜打破“同姓不婚”的惯例。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蔡侯申尊、蔡侯申缶、蔡侯申盘以及吴王光鉴和残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同姓通婚的例子。但这样的婚姻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在文献和铭文中都表现为改变惯用的女子称谓方式。两周时期文献记载“同姓相媵,异姓则否”,但在实际中却有为异姓媵作器的例子。媵器中为同姓女作器不能看作绝对的父为女作器,可能是以宗主国的身份为同姓国来媵女子作器。为两名异姓女子共同所作媵器就是杨树达先生所说一器媵二女之例,前者为主嫁女,后者为媵。铭文中表明人物关系的“姪”、“姑”等字以及被媵女子称谓中的排行可作为判断其为姪娣媵例的标志。媵器铭文对于我们研究周代女子称谓及姓氏制度、诸侯国婚姻关系以及周代婚姻制度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针对媵器本身的研究论著并不多,综合性的研究则更少。因此,笔者试图结合最新的出土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媵器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使对媵器的综合研究更加深入。
刘晓[3]2018年在《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文献记载中的黄帝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黄帝始祖地位的形成、黄帝神话传说的演变以及黄帝形象的重塑。通过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分析,整理出先秦两汉黄帝神话传说和黄帝形象的生成过程,探寻黄帝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层影响。本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黄帝世系形成的制度动因”。在西周血缘政治环境下的祭祀等重要场合中,通过“奠世系”制度,周族世系得以形成。在姬周本族世系的建构过程中,吸收借鉴了前代的世系内容,并将其扩展为以黄帝为世系之祖的三祖世系链条。黄帝作为周族建构的世系之祖,又在两周社会中被诸多族群附会,使得黄帝成为这些族群的世系共祖。第二章,“黄帝世系的文献整合”。早期世系传承体系往往会有交叉点的出现,黄帝在《山海经》中便是19个族群可以共同追祖的交叉点,在上古世系传承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姬周世系以乐歌、讽诵两种世系传述形态以及“邦国之志”“祀典”“世”等三种文本形态存在,呈现出线状系统和点状系统两大特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邦国之志”,其产生环境及其层级分布、多样式、多层面的文献特征,是《世本》链式结构的产生渊源。黄帝在《世本》链式结构中所起到的基准、弥合作用,使之在先秦世系文献整合过程中成为世系共祖。第三章,“黄帝共祖地位的追述”。西周通过“因生赐姓”制度进行族群整合,“姓”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代表“祀主”,其后得姓制度发生变化,因生赐姓的观念也随之演变,“姓”成为身份标记。梳理先秦姓氏制度及姓氏观念的变化过程,分析黄帝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姬姓说、任姓说、公孙说的生成原因,辨析黄帝姓氏名号的产生来源。在此基础之上,对奉黄帝为得姓之祖的诸姓族群进行辨析,还原西周通过赐“姓”的方式使黄帝成为族群共祖的过程。第四章,“黄帝神话传说的累积”。讨论黄帝神话中龙、云、轩辕等要素点的形成过程,揭示先秦信仰变化过程中神化先祖的趋势与黄帝神话形成之间的关系。按照神话追述、理论追述、人为改造、历时整合等追述方式,黄帝征战事迹在先秦文献中呈现出多个版本的战争传说。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华夏族通过先祖记忆附加的方式,将各部族早期创制神话整合进黄帝传说中,形成黄帝开创文明的人文始祖传说体系。第五章,“黄帝形象的多元塑造”。通过追寻黄帝“得道者”形象的神话来源,梳理黄帝“得道”寓言的文献生成过程,可以观察“得道”理论对黄帝“得道者”形象的塑造。分析齐威王“高祖黄帝”与黄帝“理想王者”形象生成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得出“高祖黄帝”是齐国行政经验系统化结果的结论。通过对黄帝创世神话塑造及其“神王”形象的分析,可以辨明战国帝道学说演变中主道与主术不同倾向对黄帝形象演变的影响。梳理战国秦汉求仙思潮的生成过程,分析黄帝事迹与求仙思潮的文献粘合轨迹,得出黄帝仙化的形成逻辑。
吕治[4]2016年在《商周政治体制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周公卿在传世文献和标准器铭文中有200多位,其中姓氏可考65位。其中商代公卿中异姓和同姓的百分比分别是78.95%、21.05%,而西周异、同姓公卿是34.78%、65.22%。从中可以看出,商周在任用公卿方面,存在着不同:商代异姓公卿占多数,同姓占少数;西周同姓公卿多,异姓少。公卿的族属是商周政治建构的重要因素,它决定着政权的形态,商周异、同姓公卿的比例差异说明商代是方国联盟,西周是家国同构。商代政权参政的主要力量有:以伊尹、伊陟父子为代表的有莘氏部族、以仲虺、臣扈、祖伊为代表的任姓部族、以费伯昌、费侯仲衍、费中、恶来为代表的嬴姓部族、以巫咸、巫贤为代表的吴人部族、以诸位周先公为代表的周族以及祖已、比干等诸子族。由各部族代表参政时期可以看出:商代初期,商族主要联盟的对象是有莘氏部族。商代中期,商族主要联盟的对象是任姓部族、嬴姓部族和吴人部族。商代晚期,商代主要联盟对象是周族、嬴姓部族和诸子族。其中,商代晚期祖已、比干、微子、箕子商族子弟参与政权,一改商朝前期任用外族人的任官制度,这个现象可能是商朝中末期商族子弟集权的反映。表明商朝的政权建构,正发生着某种细微的变化。西周初期公卿姓氏可考的有16位。其中同姓公卿有10位,异姓公卿有6位。姬姓公卿占西周初期公卿的百分比为62.5%,异姓公卿占37.5%。西周中期公卿姓氏可考的有21位。其中同姓公卿16位,异姓公卿5位。姬姓公卿占西周中期公卿的百分比为76.19%,异姓公卿占23.81%。西周末期公卿姓氏可考的有9位。其中同姓公卿4位,异姓公卿5位。同姓公卿占西周末期公卿的百分比为44.44%,异姓公卿占55.56%。西周早至中期,同姓公卿逐渐增多,异姓公卿逐渐减少;西周中至末期,同姓公卿逐渐减少,异姓公卿逐渐增多。西周各时期政权建构的这些细微变化,也许因为:商末,周族为灭商集聚力量,而联合诸部族,从而形成了西周初期的以周族为主,各灭商力量共同参政的政权建构。政权建立后,周族分封同姓诸侯,利用血缘纽带巩固政权,形成以周族为主体的家国同构的政权体制。到了西周末期,统治力量下降,周族为了挽救弱衰局面,吸收各方力量,形成众方“合力”的政权建构。简而言之,西周的国家政权体制,初期是以灭商为目标而相聚的政权建构;中期是为保天下永固而唯亲的政权建构;末期是为挽救弱衰局面而“合力”的政权建构。
闫丽[5]2012年在《《左传》人物称谓文化研究》文中指出称谓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人们由于血缘关系、在家族中的身份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被赋予了不同的称谓。《左传》是记载周代乃至春秋时期人物称谓最为丰富的典籍，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多种称谓，而且还载录了我国早期姓氏制度、命名原则等重要的文献资料。《左传》中的人物称谓复杂，除了姓、氏、名、字、谥等称名类型外，还包括显示身份、职务、亲属关系、自谦、表敬等等的称谓类型。这些称谓在不同的场合使用，都具有不同的涵义，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礼制风俗等。本论文第一个问题谈的是《左传》人物称谓类型及范畴的划分。从称谓所表达的意义上，我们把《左传》的人物称谓分为表敬称谓、习惯称谓、亲属称谓和特殊称谓等。通过《左传》的记述可以看到，各个表敬称谓和特殊称谓在使用中往往表现出说话者的自谦，和对说话对方的尊敬，这是社会交往中一种必要的礼貌和交际手段。习惯称谓则比较复杂多样，因为这是称呼谈话双方以外的一方，所以这个谈话中所涉及到的人，既可以其身份等称呼，又可以其名、字、谥等来称呼。而亲属称谓则更多地是具有显示血缘亲属关系、家族姻亲关系的作用。第二个问题谈的是《左传》中人物称谓与早期姓氏制度。《左传》中有一些关于姓的起源和姓氏制度的记载非常珍贵，我们从这些文献分析出，赐姓是周初独有的制度，周人“赐姓”的目的，一方面是对血缘和婚姻关系做出标识；另一方面是把它作为巩固姬姓政权，壮大周人统治的手段，因此“赐姓”活动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而氏则是姬姓确立周政权之后，为了便于实施家族统治，采用“分封”的办法对姬姓宗子、宗孙，及姻亲同盟者和少数被灭亡了的殷商贵族实行的封赐，也就是《左传隐公八年》提到的“胙之土命之氏”，姬姓的宗子、宗孙们领受了封土，该受封者也就被命之以氏。第三个问题谈的是《左传》人物称谓与早期的婚姻制度。从《左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人实行的是“同姓不婚”制度，因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同姓男女构成的婚姻会造成后代的健康出现问题。另外，周统治者也想要通过异姓联姻的方式尽快壮大自己的营垒，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样就产生了姑舅表婚和媵妾制的通婚规则。同时在周代以及春秋时期，还有不少群婚、亚群婚习俗的遗留，存在着烝、报、与侄媳婚、与妻娣婚、甚至抢婚的原始婚姻形态。。第四个问题谈的是《左传》中最为常见的人物称名与类型，以及谥与谥法制度。《左传》中最常见的称谓就是名和字以及谥。所谓名，就是人的指称代号。《仪礼·士丧礼》中说：“子生三月则父名之”，人的名是在出生之后由父母命与并伴随其终生的。因为名不是所有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称呼，因此就另取名称，这就是“字”。《左传》人物不分男性女性大体上都是有名、有字的。这个由幼名派生出的字，可以在不便或不能称名的时候使用，以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谥是在人死之后被赐予的，包含着对其人一生行事的评价。对于命名、冠字、赐谥，周人是有原则与禁忌的，这些禁忌反映了当时的宗法制、礼制、谥法制度等诸多方面。本文还对《左传》人物称名类型分别从男性和女性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左传》中的人物称名非常复杂，氏、名、字、谥等的各种组合呈现多样化。其中女性称谓由于名讳的原因，在公开场合女名很少出现。而女性称名特点之一，就是必带有娘家（父）的姓，这是女性“官名”和男性称谓区别最大之处。男性称谓则复杂得多，通过各种场合的不同称谓，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态度。
陈赟[6]2014年在《“殷唯有小宗,而周立大宗”:关于商周宗法的讨论——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将宗法制度的诞生视为殷周制度与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从氏族到宗族,是殷周社会结构转变的关键,其核心是周代统治者通过宗法等一系列制度克服氏族组织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分化而导致的集团力量的总体削弱,因而宗法的成立是周人因着氏族基础而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造的系统工程,其目的在于达到统治者内部团结的最大化,基于上述目的而设立的宗法实际上是对基于血缘的亲亲原则的超越,是周人"家天下"王制的环节。与殷代唯有五世之内予以收族的小宗宗法不同,周代则有以"本支百世"意识为指向的大宗宗法,它可以团结基于氏族血缘分化而日益陌生化了的族人。
田成方[7]2011年在《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十年来,有关楚宗族的出土资料日益丰富,为重新审视楚国宗族史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有助于拓展许多新的思考方向和研究领域。本文共分四章,前两章探讨楚公族小宗的一些问题,认为：第一,薳氏可能出自《楚居》记载的季连次子逮仲。薳氏因速仲之后代受封,封邑薳命名,地望在今河直浙川西南。楚薳氏至少分出有三支——薳氏大宗,古文字写作(?)；小宗蒍氏,古文字写作(?)；小宗(?)氏,古文字写作(?)。从传世文献和楚简资料看,薳氏分出的几支是并行发展的,但其族墓地都位于今河南淅川龙城遗址以西的下寺、和尚岭及徐家岭。和尚岭M1墓主应是(?)子辛(即克黄),并非斗克黄。徐家岭墓地围绕位于最高处的主墓M9规划,其周边地势越低,墓葬的年代愈晚。第二,若敖氏包括斗氏、成氏。成氏是若敖的直系后代,并非斗氏小宗。斗氏因邑得氏,其宗邑可能在今南阳盆地偏东的唐白河流域。成氏的始封时间大概在前7世纪上半叶偏早,其宗邑可能位于汉水以东的成臼水入汉处。前605年发生的皋浒之战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关于其地理进程,清代以来形成了多种说法。我们认为,若敖氏起兵地点应在南阳盆地东部,皋浒之战发生在今湖北襄阳附近的汉水南岸、万山脚下。若敖氏的覆灭对楚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此后“公子群”、蒍氏、沈尹氏等势力相继崛起,若敖氏一族专政的局面结束。第三,屈氏可能出自《楚居》记载的屈约。屈氏因屈约之后受封,封邑即以屈命名,地望在今湖北郧县附近。屈氏在东周时期世代出任大莫敖,领有“莫敖之军”,是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第四,沈尹氏可能出自穆王,始封时间约在前六世纪上半叶。沈尹本是太室内负责祭祀和占卜的神职官员。沈尹氏因先祖沈尹子桱担任沈尹、其后代又世袭此官,因以为氏。第五,阳氏、囊氏均以楚公子之字为氏。阳氏是穆王之子王子扬的后代。简文中的(?)氏即楚阳氏,而(?)氏可能是姬姓阳国之后。囊氏是庄王之子公子贞(字子囊)之后。第六,景氏出自楚平王,以王谥为氏。救秦戎钟、崇源铜器中的“景之定”即析君公孙宁,是最早的景氏贵族之一约从威王时期开始,景氏大宗在威、怀、襄三王时期世代出任柱国一职,在楚国军事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七,昭氏出自昭王,以王谥为氏。文中复原了昭氏的早期世系,认为昭氏可能在昭王之子子良的时候已经出现,后来分派出不同宗系,多位居楚国社会的中上层。第八,悼氏出自悼王,以王谥为氏。文中复原了悼固的世系,认为悼固是悼氏旁支,地位不如(?)陵君,更不及宗子。第九,铭称“楚子某”的身份,可能是无姓、氏的下层贵族或庶民,以“楚+子某”的形式自称,也可能是未获氏的王(公)室近亲以国为氏。第三章考证了彭氏、潘氏、申(叔)氏、伍氏等楚外来贵族的一些问题：第一,彭氏是彭仲爽之后,原为彭国公族小宗。南阳西关彭氏墓地发现的五组八座墓葬,按照从北到南、年代由早到晚的序列布局。从春秋中期早段的申公彭宇到战国初年的彭启,约计彭氏八代贵族。彭氏的封邑应该在楚申县附近。第二,潘氏是己姓潘国公族小宗潘叔之后,在穆王、庄王、共王时期地位崇高。天星观M1墓主潘胜是春秋楚潘氏之后,其封地邸阳当在今湖北老河口一带。第三,申(叔)氏出自姜姓申国。仕楚的申国公族有申氏和申叔氏,前者可能与申文王有关。申(叔)氏的封邑大概在故申国附近,而申无宇食采的范邑,大概位于今河南淅川与邓州之间。第四,伍氏不属于楚公族,可能是陈公子佗(字五父)后代。伍氏又称申氏、伍子胥称申胥,或与伍氏曾食采或居住于申地有关,韦昭关于伍员在吴国受封于申、故称“申胥”的说法不可靠。第四章是对楚国宗族的综合研究。第一节讨论楚系附庸与楚外来宗族的联系问题,指出楚国武力降服周边小国后,效仿西周以来的分封形式,一方面复封其社稷和祭祀,另一方面安置属国别子在楚国任职,形成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局面。这种政策在初期起到笼络附庸、稳定人心的效果,但在客观上延缓了楚国民族融合的步伐,不利于县制的推广和地方行政体系的稳固。第二节讨论了楚国的宗族结构和宗族政策,将东周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指出庄王、灵王、平王、悼王等对宗族政策的调整,目的是增强或者限制楚国同姓大族的权力,调整内部宗族结构,最终结果都没有改变“楚国第”的传统,大族政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楚亡。第三节分析了楚国的分封制与宗族格局,认为楚国的分封制包括分封附庸诸侯和分封国内宗族两类。熊渠立三子为王,与周代嫡长子继位、支子别封的通常做法不同,不是典型的分封形式。楚国封邑制具有发展不充分(在地方行政体系所占比重较低)、封邑多分布在楚国当时的边境地带、封邑内部组织机构不发达等特点。封邑制不发达是导致楚国大量授予封君、“封君太重”的重要原因。
陈晓[8]2014年在《周代山东诸国族属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运用族属认同理论，大体梳理了周代山东诸国的姓氏、族属来源，探讨了山东诸国的分布特点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周代“东夷”族群问题及山东诸国的文化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第一章中，介绍了商末周初山东地区的文化、古国及族群分布态势。商代末年，山东地区就已经存在了许多方国和族群。这些存在的方国和族群，有些是商王朝东封的方国，有些是直接来自殷都安阳的族氏，有些是东封就国的、地位很高的王族。他们与山东当地土著同时存在，在文化上表现出二元对立、互不相容的格局。第二章重点梳理周代山东诸国的姓氏、族属、来源与地域分布特点、规律。这一章依据族属认同理论，以不同的族群为出发点，梳理了近四十个山东邦国的姓氏和族属，这些邦国分属于姬姓、姜姓、姒姓、子姓、风姓、嬴姓、妊姓、己姓、曹姓、妘姓、妫姓、女白姓等十多个姓氏。除此之外，还有些不知姓氏和族属的邦国或族群。山东地区这些族属确定的邦国和族群多来自中原、西部及长江流域，而属于山东当地土著的则比较少。有周一代，山东地区成为当时邦国最多、族群种类最多、族属来源最复杂的区域，这些分属于不同族群的邦国成为周代山东文化多元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根源。第三章主要讨论山东周代诸国族属与东夷族关系、族属与区域文化特点的关系。文献记载着今山东地区存在着一支与中原王朝华夏族群对立的东夷族群，但是从考古资料和族属认同上看，山东诸国多来自华夏族群，东夷族不是一个明确的群体，而是周人在族群区分/认同体系下，出于政治和军事宣传的需要，为使战争合法，强化和丑化异族，而对东方地区不服从他们统治的族群的称呼。生活于山东地区的族群多为来自中原、西方和南方的非山东土著族群。而且，有周一代，就考古学文化而言，山东地区可分为若干小区，存在多个文化类型，在殉葬制度（含殉人、殉狗）、用鼎制度、棺椁制度、爵位制度、墓葬制度、陶器使用、日名使用等方面也表现出与周人不同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证明了不同族属来源的国家对文化表现与历史记忆的影响。虽然在政治上山东诸国屈服于周王朝的统治，但是其文化却仍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尤其是当周王室势力衰弱之后，这种文化的异样便表现的更为明显。周代时期，山东地区诸国及其文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本文只是对目前已经比较确定的周代山东诸国从族属方面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简要探讨了一些文化现象。当然，随着以后考古发现和新视角的应用，必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周代山东诸国的认识。
张淑一[9]2001年在《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中认为在先秦文化史的研究领域 ,姓氏制度应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因为姓氏制度并不单纯是一种名号制度 ,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庭形态、社会心理、礼俗特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姓氏制度的沿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性质的变革。科学研究先秦姓氏制
侯强[10]2006年在《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文中认为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区划为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春秋、战国至清末。此时尚处于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初创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此时进入了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转折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此时是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就目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状况而言,虽然正走向全面的发展时期,但研究还远不够深入、系统、全面,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 周代姓氏制度研究[D]. 张淑一. 东北师范大学. 1999
[2]. 周代媵器试论[D]. 彭瑾. 南京大学. 2014
[3]. 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D]. 刘晓.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4]. 商周政治体制比较研究[D]. 吕治.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5]. 《左传》人物称谓文化研究[D]. 闫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6]. “殷唯有小宗,而周立大宗”:关于商周宗法的讨论——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为中心[J]. 陈赟. 学术月刊. 2014
[7]. 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D]. 田成方. 武汉大学. 2011
[8]. 周代山东诸国族属及相关问题研究[D]. 陈晓.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9].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J]. 张淑一.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1
[10].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J]. 侯强. 东南文化.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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