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品经济对唐五代词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品经济论文,唐五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词兴盛于晚唐五代有多方面原因，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商品经济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远远超过前代，尤以东南和西蜀为甚；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词所追求的目标正是赏心悦目动听的多维效果，而外来乐曲的适时传入，如醉人的春风吹拂，使其迅猛成长。词从诞生那天起就摆脱不掉美人的“倩影”，《花间集》奠定了词的艳情传统，直到苏轼以诗为词，词才得以解放。
关键词 商品经济 词 艳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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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繁荣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产品只有投入市场进行交换才变成商品。唐代经济从贞观到开元天宝百余年间出现持续繁荣的奇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①]“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②]产品的极大丰富直接推动了交换和市场的形成。唐代国家一统，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它为经济腾飞插上了有力的翅膀。“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河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洪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③]
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唐代商业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代，一方面商品构成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去的纯粹奢侈品贩运，变为大量贩运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盐、茶叶等；另一方面，随着商业的普遍发展，把全国的城市和乡村都交织在一个大的商业网中。这时的城市市场，仿佛近代城内的商业区，商业区内肆店行铺林立，并设有邸、店、柜坊等商业辅助机构。除两京显示一派繁荣景象外，各道州府与水陆交通要道上的通商口岸乃至一些县治村镇，也都有相当发达的商业。
在唐代，经商被看作普遍而又重要的职业，从商的人非常多，稍有一点资力和才能的人，大都去周游四方从事买卖，希望能迅速发财致富，社会上掀起一股经商热潮。“客行野田间，此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做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采玉上山岭，采宝入水府。”[④]家家闭户，室室经商，竟带来无人耕作，田园荒芜的隐忧。“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商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乐，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⑤]受利益趋动，商人们离乡背井，奔波于异域它乡，他们担负着辛劳与风险，享受着获利的欣喜，他们的行为对代代相传以耕织为业的农夫们来说产生巨大的诱惑力。
尽管“安史之乱”对唐代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但是把南北经济加以比较的话，北方遭受的破坏尤为惨重，而这时南方商业经济凭借固有的惯性，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出现部分区域的高度繁荣。事实上，从中唐以后，唐代经济的重心已明显南移，而以扬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和西南巴蜀地区又是商业经济十分活跃地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颁布两税法，以资产高下分等征收，在折算过程中，农民利益受到损害，而商人却从中获益，这从客观上对商业行为是一种鼓励。中唐以后商品交换发展的特点是规模扩大，形式多样，商品种类增多。大历、贞元间，著名商人兼船主俞大娘有船最大，“操架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获利甚博。”[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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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会引起社会精神面貌和价值观的重大变化。
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活动范围相当狭小。而商业社会是动态的，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必须走出家门，主动地把自己融入到广大的陌生的人群中去，于是人们的交往变得频繁，视野也更加开阔，唐诗的一些名篇中都提到商人的活动，如李白的《长干行》中写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他们往往远离家门，经年累月。商业社会是相对开放的社会，随着商业活动的展开，男女之间的交往已不是非常困难的事：“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⑦]“（孟）昶游浣花溪，是时蜀江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⑧]商女商妇作为新型的妇女形象正式走进文学作品，一种相对开放的、自由的爱情观也就悄然诞生了。
商业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南方城市的花花世界那富丽生活，也诱导着一批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他们包括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国君，贵族官僚和富商豪贾；随着城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享乐程度也在提高，例如前蜀国君王衍和后蜀国君孟昶就大力提倡享乐生活，史载王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自执板唱《霓裳羽衣》及《后庭花》《思越人曲》。”[⑨]至于贵族官僚、富商豪贾以及士大夫们肆意宴饮、出入秦楼楚馆更是司空见惯。“估客在江西，富贵世间稀。终日红楼上，口口舞著棋。 频频满酌醉如泥，轻轻更换金卮。尽日贪欢逐乐，此是富不归。”[⑩]这位估（贾）客就是凭着自己的富有，出入红楼，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商业社会中，一切似乎都是按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进行的，要索取必需要付出，有得必有失；这时人本身也有可能沦为商品。当剥削与被剥削，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确立时，劳动力也就成为商品；当一部分人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时，出卖精神与肉体者就丧失了正常人的尊严，他们当然也沦为商品。唐代商品经济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内在特质方面来看，都还谈不上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要是联系中唐以后总的政治气候、经济形势来看，它还是畸形的繁荣。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并不突出，而倚门卖笑的歌妓大量出现，则显示出女性沦为商品是这一时代的突出现象：“夜市千灯明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11)]“满眼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12)]“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13)]可以推想，如果失去这些高楼中的“红袖”“吴娃”，整个城市生活就会黯然失色，那些文人士大夫们也不再有激情有兴趣写下浓词丽句。在娼楼林立、灯红酒绿的背后，隐含着享乐与辛酸，欢笑与泪水，玩弄与被侮辱的两极对立。“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14)]这位自比于“曲江临池柳”的歌妓，她的被人任意玩弄、抛弃的身世遭遇，就是妇女沦为商品的一个证明。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有宏大的理想与抱负，对社会现实中重大问题也不再那么关注，所追求的是一种感官上的享乐刺激、对声色的愉悦。它已不是一两个人的嗜好，而是一股社会潮流，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正滑向浅俗而又可感的方向上去。“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15)]如果说这里的“家家”“处处”还是指豪贵之家的一种精神生活的话，那么下面所引的则是大众欣赏趣味了。“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16)]世人争相传诵的正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之类特具风情的作品，而《长恨歌》又是当时歌妓们为之传诵并使她们身价培增的精品。“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泄。”[(17)]臣子投君主所好，为之代撰艳词，表面看来这是封建帝王的个人嗜好，实质上，这是中晚唐整个社会风气所致，只是帝王们凭借其优越的地位，独领风气之先。
也正是这时，随着人们欣赏趣味的转移，文学创作风气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诗歌的温柔敦厚、典雅含蓄已不再富有诱惑力，文人们在尝试着一种能迎合大众口味富有刺激性的新的文学样式。“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趋浅薄……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脱故态……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18)]倚声作词是否始于大中后暂且不论，但是这时诗衰而词兴却是一种发展趋势。
其实，整个文学界创作风气、审美趣味都在发生转变，诗人们悄悄放下传统的高贵的面具，或半遮半掩或是大大方方地走进歌妓队伍中来。晚唐诗坛上，出现的被人称作“香奁体”的诗歌就是其典型，内容上以写“艳情”为主而多“裾裙脂粉之语”。唐传奇的名篇几乎全是描写爱情的杰作，“小小情事，凄惋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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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赏心悦目动听的多维效果。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人提出“诗赋欲丽”[(19)]“诗缘情而绮靡”[(20)]，后来沈约、谢眺等人在总结“四声”的基础上，又创作出整齐华美、抑扬顿挫的新体诗，沈约并提出“四声八病”说。所有这些倡导，不外乎是追求诗歌的视听效果。可是由于这一时代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学创作大权被门阀士族操纵着，于是只能培育出象骈体文、宫体诗这样一些虽然美丽却不太健康的畸形儿。它们还没有引起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太大反响，贵族文人们难免处于一种封闭式的自恋和孤芳自赏状态，它的直接结果只能导致文学的堕落和没落。
没有土壤的花草注定没有生命力，终究要枯萎。词是在繁荣的商品经济这片肥沃土壤中诞生出来为世人所欢欣宠爱的宁馨儿。而外来乐曲的适时传入恰如一股醉人的春风爱抚着它，使其迅猛成长。它从诞生那天起，所呈现出来的面貌较之传统的诗歌更加赏心悦目，艳丽动人。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诗乐结合的传统，但是又存在着体系上的差别，即先秦的雅乐，汉魏六朝时期的清乐，隋唐以来的燕乐。雅乐主要为庙享仪式上所用，它显得中正平和、乐而不淫，在战国时即已衰落；清乐，也是华夏正声，从容雅缓，音稀而淡，入唐后也逐渐衰落；而燕乐“是以北中国音乐为底子而掺杂了胡部音乐和胡部乐器的一种抒情性很强的音乐。”[(21)]与前二者相比，这主要配合酒宴歌席上的唱奏，呈现出俗的色彩，但它极富新鲜感、刺激性。燕乐的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有四弦，可以弹奏出二十八调，其音乐节奏多变，优美动听，可以创制出无数复杂的新鲜曲调。于是，由它弹奏出来的燕乐乐曲很快在社会上风靡起来。“是以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竟，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翘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22)]这还是北朝胡乐初兴时的情况，与过去那些中正平和、不痛不痒、催人昏睡的旧乐相比，显得多么令人如醉如狂！
在处处弦管、户户笙歌的燕乐时代，在这种激动人心的音乐强烈感染下，从中唐起，文人们再也耐不住寂寞了，他们兴奋地为时调新声撰写曲辞，让名曲配上声诗传之遐迩；同时乐工伶人，青楼北里，也竞相寻求与诗人们的合作。声诗还未免太整齐了，往往还不能灵活地配合丰富多变的乐曲，因此依曲柏为句的长短句就应运而生了。词，这种新的文学样式与传统的四五七言诗相比，解散了原先整齐、平板的形式，更加显得跌宕多姿、饶富风神。“一调之中长短互节，数句之内奇偶相生，调各有宜，杂而能理，或整若雁阵，或变若游龙，或碎若明珠之走盘，或畅若流泉之赴谷，莫不因情以吐字，准气以位辞，可谓极‘织综’之能事者矣。”[(23)]从诗与音乐相结合角度看，这是最为成功的一次。
由于这些曲子词多半是在酒宴歌席上由歌妓舞妾们唱奏，这就注定了它从诞生那天起就摆脱不掉美人的倩影，偏入“艳”的一路。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是一篇关于《花间词》的宣言：“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它表明赵崇祚之所以编辑此集，是供“绣幌佳人”们在酒筵舞席上用来演唱的，而文人们之所以要写这些曲子词，其目的也无非是用“清绝之辞”来增添歌妓唱歌的“娇娆之态”。这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文士与歌妓之间一是以才情一是以声色配合取得商品的价值。词从晚唐五代一直到宋，都是由《花间集》奠定的传统。从内容看，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艳情性，《花间集》多半写男女相欢相爱、相思离别，写妓院的生活和环境，五百首词不涉及情爱的只有四十八首；词的中心是女性，它抒发的情感不出情爱的范围，词的创作和演唱都离不开“玉人”“妙妓”的特殊环境，词人的创作动机无非是博得玉人的竟唱和青睐，讨得异性的欢心，从而获得内心的快意和满足。从抒情主体来看，词是以女子尤其以歌妓为主，是由歌妓口吻来唱的，目的无非是娱客；因此，她们出场时总是经过一番有意的梳洗打扮，面露笑意，眉目含情，一边举酒劝客，一边口唱小词，只有如此，才能使狎客们神魂颠倒，从而达到娱客的目的。
一旦这些“玉人”们在低唱这一类艳情小词获得极佳的效果后，实际上无异于给词人们指明了创作方向，使他们清楚什么样内容的词作最能迎合世俗的口味，最能走红，它又促使着词人们以寻艳的眼光看待生活、对待女性。“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24)]“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25)]以上两首词写的是南方乡村的生活，所描写的自然环境很美好，槿花、竹篱、小桥、槟榔、蓼花、红豆、画舸、微雨构成一幅美丽的自然图景，可是从词的结尾“笑指芭蕉林里住”“树底纤纤抬素手”这些带有特写的镜头来看，以上所描绘的景物只是作为背景、陪衬出现的，它如同舞台上的布景，重点却落在女子的“笑指”“抬素手”，引人注目。所以作为一般女性在此也带有一定的妓性，这是男子以寻艳的眼光来看待女性，它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审美眼光。
在这种氛围中，最容易培养出“星级”文人，他们往往有才气，却不为世所用；放荡不羁，不为封建礼法所束缚；多才多艺，为世人所追慕。因此，他们对一种文化风气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他们身上体现出很强的“星级效应”。温庭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文才敏捷，可是由于生活比较放浪，又好讽刺当权者，却屡试不中。这样他就出入青楼，经常与歌妓为伍，《旧唐书》本传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种狭隘而又放浪的生活就决定了温词题材的艳情性。又由于温庭筠诗、乐两擅的特殊才情，所作歌辞律精韵胜，使他上为帝王下为歌妓撰写清词小唱，温词上播宫庭，流传宴席，传唱之盛是空前的。这使得他在《花间集》中处于领袖群英的角色，西蜀词人，大都祖其遗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说温庭筠“词极流丽，宜为《花间》之冠。”温词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宫妃、歌妓、思妇、怨女，所咏的内容不外乎是闺情、宫怨、离愁、别绪。从文学的角度看，温词没有深刻独到的地方，但是从娱客的角度看，温词又恰到好处；既是歌妓用来娱客，只要能打动对方就达到了目的，也不需要深刻的思想。从情调上看，温词绮靡和风雅同在，并不显得淫荡。试看其压卷之作《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全词只是着力铺写女子的容貌、身材、服饰、房间陈设、环境气氛，带有很强的感性色彩。至于女子的精神面貌，主要突出她的娇慵和缱绻多情，即令公子哥们销魂的一面；从表现手法来看，用浓墨重彩表现室内色调、装饰，炫人眼目。通过歌舞把这些内容情调表现出来，如同当今之录像和时装表演，给人以很强的刺激。整首词全是无声的镜头，它如同一幕不吐露多少思想的哑剧，没有乞怜的表示，又能使对方就范。温庭筠作为“花间词”的领袖当之无愧。
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26)]从所包含的感情份量和生活内容来看，诗显得厚重、宽广，而词则显得轻微狭细。如果从词的发展史来看，早期的民间词文人词（如白居易、张志和）反映的生活面还比较广泛，只是后来由于受到中晚唐商品经济的日益冲击，以及商业社会的普遍需要，它一头栽入歌妓的怀抱，与女性结下了难解之缘，它象村姑走进深宫大院，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与开拓性，同时也失去了诗的许多高贵身份、传统价值。在唐宋两代人所写的两万多首词中，几乎看不到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窥此一端，可见其题材惊人的狭隘了。这靠词的自身力量已难以解决，必须借助诗的力量；等到苏轼以诗为词，词才走出深闺红院，旧貌换新颜，重新振作精神，从而获得了解放，得到新生。
收稿日期：1996-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