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茶文化始于中国，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年间。数百年的酝酿，中后唐时期出现了茶道，皎然和卢仝的诗句、封演的记述都是明证。在宋代，中国茶道借助佛教传入了朝鲜和日本。中华茶道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但近代之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加之长期深陷匮乏经济局面，茶道衰落了，茶文化也凋零了。自20世纪80中后期一些台湾茶文化学者到大陆传播现代茶道理念，开启了大陆茶文化复兴的先河。30余年的发展，使我们充分意识到：茶道一方面需要推广，普及至市民日用生活，另一方面更需要深化，这就离不开哲学视角的引入。我们提出作为专有名词和独立学科的茶道哲学概念，力图在深入整理中华传统茶道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哲学学术立场，论证茶道研究的哲学命题。我们将陆续推出学者们在此领域做出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
李 萍，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管理伦理、中日伦理比较、应用哲学等。
论中华茶道哲学的“心”“智”圆融
——以儒学“格物致知”为基础的省察
王润稼1,2
(1. 北方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44； 中国人民大学 茶道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 要] 茶道哲学的产生受所处地域文化生态的深刻影响，持有不同文化观念之人会形成对茶道哲学的不同理解，人们以茶为媒，将自己先在的思想见解、哲学理念投入茶事之中，形成了多元的茶道哲学理路。格物致知作为儒学的重要理念，内在关涉认识论与心性论的双重向度，其内在的精神义理也深刻影响着中华茶道的文化构念与哲学运思。无论是格茶之后实现的智苏与心醒，还是中华茶礼的人文实践，都无不体现出中华茶道哲学对心性论与认识论的独特理解，实现了心与智、情与理的统合交融。
[关键词] 中华茶道哲学； 格物致知； 心与智； 圆融
茶道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文化存在，从根本上受所处地域文化生态的深刻影响。中华文化构念之下形成的茶道，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义理、价值追求，实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言说与表达。中华茶道所内在呈现出的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理络、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亦即国民性格和民族心性的生动显扬。茶，作为自然之物，其自身本不构成特定的文化意象。只有当茶被人所发现，为人所关照，人将自身的情感、运思投射到茶之中，才产生出茶文化。因此，茶成为彰显人之心性、展现人之才思的负载与良媒。茶文化并非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类世界之外，其生成与发展离不开具有人文关怀的茶人，是人在品茶中赋予茶以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象。而品茶的人，已先在地具有自身的文化视野与价值关照，这必然反映到茶人对茶文化的理解之中。中、日、韩以及西方何以对茶文化具有多元的差别性理解，其原因正在于自身先在的文化前见。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传统中的主流文化，对国民性格影响深远，无论是社会大传统还是民间小传统，都无不透露出儒学的价值理念。本文试图以儒学为理论根基，以“格物致知”为分析基础，发掘中华茶道与儒学的内在关联，进而对中华茶道中认识论与心性论的统合做出可能的诠释。
一、格物致知：“智”与“心”的双重关涉
梁漱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较，得出中国文化个性殊强的结论。他讲道：“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言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1]99儒学作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形态，对于国民的思维方式、内在品格、生活态度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现中国文化要义的伦理本位、礼俗传统、道德规约等也都以儒学思想为导向。牟宗三曾撰文明晰了中西文化的内在差异，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综合的尽理精神”，是道德的、实践的、内向的、天人合德的；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分解的尽理精神”，是自然的、观解的、外向的、与物为对的。牟宗三生动地指出，西方文化精神可谓“方以智”，中国文化的“综合的尽理”则是“圆而神”[2]70。由此可见，在儒家文化构念之下，情与理、内与外、认识论与心性论等呈现出一种和谐圆融的状态，这典型地表现在儒学对“格物致知”的发明理解之中。
（2）企业生产计划与车间作业计划不匹配，计划执行力不强。计划制定者主观意识和固化思维影响计划的科学性，制定计划缺乏全盘的数据分析，数据多是静态、分散、不系统的。因此制定的计划比较粗略，在执行过程中，各类生产资源的掣肘，导致上下道工序很难无缝衔接，从而造成半成品的积压和工序间的等待。此外，外购件的采购也是影响车间作业计划与生产计划不匹配的主要因素，不同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可能引起在制品需求数据、库存数据与采购数据不准确，造成企业生产计划无法有效落实。
另一方面，格茶于纯粹理智之外，还会萌生出一种情理精神，实现情感的发轫、心性的觉解，从而彰显出人的自在本心。这与西方理性主义之下纯粹、绝对的理智传统，以及排斥情感、脱离人性的工具理性精神有着根本的不同。格茶中产生的情理，不再是纯粹的理性之思，而是关乎情、以情为主体、以情为考量对象的理。情理是主体在社会生活中规范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相互交织，共同引导人们的行动。不似工具理性将理性与非理性非此即彼地截然二分，既将“心”排除在理性之外，又把“智”排除在情感之外，没有给“心”留下与“智”沟通关联的余地。儒家将心、性、情、理、智等范畴统摄为一个整体，认为心统性情，“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7]97，心之官不仅具备理性认识能力，而且还是情感生成与发轫的源地，理性与情感在人之本心中统合无碍。在儒学看来，自我情感的流露既是人之本性的活泼呈现，也是人之生命意义的自然展开。金岳霖曾讲到，哲学不能只求“理智的了解”，还要求“情感的满足”，要“动我底心，怡我底情，养我底性”[12]17。更进一步，个我情意的满足和实现又与其品性修养紧密关联，“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13]告子上，286，将主体的内在本心作为道德生成的根源所在，于情感世界的基础上建构起道德世界。喝茶所具有的文化意向与人文关照，使其不再是简单的生理感受，而是有了心的参与，有了情的显现。在喝茶品饮中，会沛然生出不加矫饰的自然情感。陆羽在《茶经》中引《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9]115，指出饮茶所带来的情感愉悦。皎然的“一饮涤昏寐，情思郎爽满天地”，袁枚“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等，都显示出饮茶过程中所萌发的本心自足。在儒家乐感文化的影响之下，茶之情理鲜明地表现为主体自身的情感自适。在饮茶品茗中，个体抵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展开充分的自我沟通，主我与客我、内我与外我之间，达成了深刻的协调。茶事活动中由内而发的愉悦体验，使饮茶为主我的心意萌动和情感发轫提供了契机。在辛苦劳作之余，细啜一杯清茶，可以在静谧之中忘却俗世的纷扰，寻得一种自适逍遥、闲淡超脱的心绪，这正是饮茶品茗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最大吸引。
一方面，格茶蕴含着一种智思与理性。在儒学思想中，“智”与“知”多通用，《说文解字》中既讲到智“与矢部知音义皆同，故二字多通用”[8]291。早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由“矢”和“口”所构成的“知”，恰表达了一个人像飞矢一样快速地获取知识。智在中文的主要涵义即是以主体的理性思虑来辨识、分析事物所表现出的聪慧、智慧的品性。个体对事物、知识的认知、理解主要来自于主体所具有的理性能力。茶之所以与智相亲，首先在于其自然性状所引发的生理功效。茶中富含咖啡碱，能够使人在饮用之后促进中枢神经的兴奋，从而起到提神益智的功效。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讲“苦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9]14，详尽道出了饮茶的去寐涤烦之功。智的生成与运用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细致深入的分析力，以求在万般杂乱且变动不居的表象中把握本质、寻根探源，这就需要以头脑的绝对清醒、灵活精准的思辨为前提。在茶之生理功效的基础上，格茶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沉思。饮茶者于细呷慢啜之中可以使头脑清醒，进而享受理性沉思的快乐，这也正与茶之清神去寐的自然功效相契合。陈文华曾讲道：“出自山原的茶叶，天然具备精清、浩洁、雅静的品性，微寒、味醇的特性，与一般烈性饮料大不相同，饮后会使人更为宁静、冷静、闲静。因为它对人类文明进程所发挥的作用，曾被誉‘智慧的静穆’。”[10]45程启坤、姚国坤等学者就在这一意义上将“理”纳入中国茶德的范畴，认为“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以茶理思，益智益脑”。相较生理层面的除乏解寐，主体自身的沉思属于更高层级的思维活动，也更能体现出人的本质属性与价值。茶性清洁、茶境清幽、茶事清雅，茶道清醇，为主体智慧的生成提供了绝佳条件。对于饮茶所带来的理智沉思，林语堂在《谈茶与友谊》一文中生动地讲道：“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阴天或雨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11]218
依儒学所见，世间任何一物均可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通过格物来识得天理、发现本心。茶虽属天地间众物之一，但其内在的自然属性以及延展出来的精神品格、伦理效用，使茶成为人之所格的理想对象，通过格“茶”，尤其是格“茶之性”“茶之义”“茶之理”，最终贯通心智、体察天理。
人的智思与善性非由外铄，而为天性本然所有，但人们在后天的生活中，由于过分追迷于外在欲念，从而遮蔽了本有的心性与智慧。格物致知的功夫意在使人认识自己、看清世界。所谓：“‘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4]316因此，格物致知，是一种深刻的觉解。它以体认天理为终极旨归，内在关涉智与心的双重向度。一方面，格物致知可以在辨识万物之中洞察天理，增进人的智识。儒家所格之物的范围极为广博，自然万物均在其认知视野之内。程颐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儒学思想中，格物并没有拘泥于特定的某事某物，而是有一个广大范围，“读书讲明义理”“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等等，都属于格物的范畴以使人致知。如此一来，主体自身的智慧必然在认识万物的过程中不断增益。另一方面，格物致知需向里用力、反躬自省，注重本心的居敬涵养、主一无适，在此修炼进程中，“心”“性”“智”是一体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内在自我与外在万物是关联互通的。由此可见，格物致知既是儒学认知事物的运思方式，是一种智的习得；也是儒学锤炼心性的修养功夫，是一种心的苏醒。它关涉心与智的双重向度，将认识论与心性论统合为一个整体。
二、格茶之理：中华茶道哲学中的智苏与心醒
程颐对格物致知有着经典解释：“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4]316程颐将“格”解释为“穷”，将“物”解释为“理”，因此“格物”就是“穷理”，即“穷尽道理”；“致”是“尽”或“推致”的意思，“知”是人们所寻求的道理。依儒学看来，“物我一理，明此则尽彼”，天下万物，虽然各不相同、各有其性，但追根溯源之后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出于一个理，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天理”。格物致知，正是通过体察事物来了解、穷尽其中的理，以此获得智识、完善本心，最终通达“天理”。
之所以茶是格物穷理的绝佳之物，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者，茶为世间灵物，天生韵高性洁，不与俗物并论，其优异秉性自然成为格物之首选。“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其长于山野自然之间，受天地雨露滋润。自古以来“茶”就被认为是“百草之首，万木之花”，异于凡花众草。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作《喜园中茶生》，以清幽静美的笔法，论说了茶之品性：
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
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
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
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5]1328
苏轼在《寄周安儒茶》中也写道，“大哉天宇内，植物知几族？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6]249，对茶之本性大加赞赏。茶的生长环境与自然品性，使人不自觉地与茶亲近，自然而然地通过“比德”将茶拟人化，以茶性喻人性，以茶品比人品，将茶所表征的品格意向视为儒学的理想人格。苏轼所作奇文《叶嘉传》就属此中典型，他在文章中直接将茶拟人为“叶嘉”，赞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茶性纯洁自然，不受世俗纷扰，因此通过格茶，对茶性的接近、感知，明晰茶之理，可以更直接快速的体认、觉察本然之天理。
除单纯地格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茶之外，格茶的要义还在于发掘人们于茗饮之中形成的“茶礼”“茶德”，格茶之后所获得的精神义理和伦理精神。朱熹曾讲到，“物有多少，亦如何穷得尽？但到那贯通处，则才拈来便晓得，是为尽也”[7]卷六十，142。世间广大，万物繁多，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格尽天下万物。因此，宋明理学的格物特别强调从最紧要处、最关键处着手，以求得“脱然贯通”“一通百通”。茶与人相遇之后，饮茶不仅成为人的生理需求、生活方式、良美习俗；更在品饮中生成伦理、发现礼义、彰显境界。虽然宋明理学认为人心灵名皆有知觉，事事物物皆有其理，格物就是以此心去即物穷理，但其所强调的物在现实社会实践中主要还是指人伦世事，格物也正是要体察、穷究人伦世事的道理。而饮茶之风在数千年的传承演进之中，不仅从单纯的食用药疗上升为茶事茶艺，而且从中孕育出茶文化、茶道、茶哲学。如此一来，茶就不仅仅是自然之物，而与人伦社会发生着亲密的关联，其所蕴含的人伦规范、世事法则，自然成为格物致知、体贴天理的理想对象。
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心智模式事关企业传承，如何让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能够在融入中国情境的基础上，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管理理念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发挥自己的胜任力，顺利完成企业接班的任务，就成了亟须解决的课题。
格物致知所产生的礼，融合了心与智两个面向。儒家创始者孔子一生的志趣，旨在通过不断地生命修炼以通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孔子十有五立志向学，随着年岁增长，不断积习，从而立、不惑、到知天命、再到耳顺。经过一生的修习历练，最终达成的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状态[15]12。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从心所欲不逾矩”解释道，“从，如字，随也。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3]54。“从心所欲不逾矩”所强调的，正是使内心的欲念不违背、不逾越外在的礼法规约，使情感与理智、欲望与现实、自在与规矩这些本具张力和冲突的元素能够得到协调与统合，从而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将外在社会的礼法、仪规内化为自我的内心信念。可以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儒家通过格物致知所达成的一种自由状态，“不逾矩”并非外力胁迫所致，而是主体内心情感、理智与外在礼法、仪则的自然契合，是主体自愿自觉的行为。此种内外契合既是本心情感的天然萌发，也是内在理性的清醒自觉，这也正对应了格物致知中智苏与心醒的两个面向。
应收账款证券化是一项融资业务，涉及多个领域，专业性较强。这就要求各级部门或企业公司拥有大量的专业能力过硬的金融人才。他们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对我国的国情、市场进行充分的了解与调查。高校要承担起培养金融人才这一艰巨任务，为我国应收账款证券化的发展提供专业化人才，促进我国应收账款证券化的发展。
格物致知，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如下表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3-4在《大学》所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成圣“八条目”之中，格物和致知是作为“八条目”初始二目存在的，这足以看出格物致知在儒学体系和个人修身中的本根性地位。后世众多儒学思想家在不离儒门本义的前提下，对格物致知有着多样的理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一派对格物致知的发微。
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内在蕴含着丰富的茶礼。通过格茶所形成的茶道，并非简单直接的喝茶，而是有着许多讲究和雅趣，这些讲究和雅趣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正是茶之礼，即在喝茶品饮过程中所凝练出的礼仪规范、程式法则，其既是茶事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茶道精神的重要理念。中华茶礼是儒家礼哲学与茶文化的深度融合，是以茶为媒介和载体对礼的理念与精神的日常性展现。茶道立方圆之规，别万物之序，正是于明分定礼之中体现对万事万物合宜恰当地理解与把握，中华茶礼的设计与表达也正体现出心与智的融通和合。
三、中华茶礼：“心”“智”圆融的实践统合
通过格物致知所通达的天理，在儒学中以礼的形式展现于人伦社会之中。从某种程度而言，作为入世哲学的儒家思想，通过格物致知升华出的心与智，只有转化为现实生活中实在的礼，才真正得其所归。礼始于殷商时期“奉神人之事”的宗教祭祀活动，通过儒家一派的光大发扬，礼逐渐成为调理、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内含深厚的义理而外显为丰富的礼节、仪则。随着礼与人伦生活、王朝治理的深度融合，其在传统中国已然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范畴，而是形成了以礼治为核心的庞大文化体系。随着理论的演进与实践的发展，礼成为中华文明体系中最根底处的精神传统。礼，在儒学文化构念中，既是天理的重要显现，也是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宋儒普遍强调礼与理的一致性，所谓“礼者，理也。理无物而不备，故礼亦无时而不足”[14]卷一,368。依宋儒所见，格物虽面对世间万物，但格物致知最主要的内容仍是人伦世事。而在儒学看来，依循礼义法度，明析天理人欲的边界，是格物致知的要义。朱熹曾言，“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古人自幼便识其具。且如事亲事君之礼，钟鼓铿锵之节，进退揖让之仪，皆目熟其事，躬亲其礼”[7]卷十五,286。由此可见，礼既是格物致知的对象与归宿，也作为传统主流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成为社会管理、人伦实践等现实活动所资依凭的根本规范。
在格茶的过程之中，内在彰显的茶之理不仅具有智与心的双重向度，而且体现出智识与本心、理性与情感的统合交融，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儒学影响下的茶道哲学理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关怀。
由此可见，格物致知对知识论与心性论的统合进入茶人的视野，在格茶的过程中，生成了独特的中华茶道哲学。一方面，茶本身、茶事活动背后的礼俗、义理、精神等均藏纳着理性与智慧；另一方面，茶只有与人发生联系之后，真正被人所经验、知觉、体悟，茶人才能够将茶融于本心，在清茶一杯中回归自我。由此，茶已然不再是纯粹的外在之物，而是成为沟通自我与世界的桥梁，人通过茶识得本心，透过茶发现世界，并消弭了“我”与“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以茶析理，以茶载道，进而实现心灵与智慧、情感与理性、内我与外界的和谐圆融。
一方面，中华茶礼对规矩、仪则的重视表现出强烈的理智向度。礼在古文中释为“履”，其所表现的意义正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要遵循的规范和准则。儒家的礼，通过详尽的礼节、仪式来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使每个人依据自身所属伦理角色的要求展开行为活动而不相僭越。通过礼的规约调控实现正名，使每个人明确自身立身行事的限度，界定自我权利义务的边界，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有序有节、合义得当，这正是人的理性智识在人伦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展现。儒学礼的理智向度下贯到茶礼之中，展现为茶礼中清晰而理性的仪则与程式。
喝茶有讲究，茶道有规矩，茶之礼对礼法、仪规合乎分寸、恰当合宜地把握在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理性之思。完整的茶事活动，包含洗茶、煮水、投茶、煎煮、分酌、品饮等环节。不仅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流程和规范，而且诸多环节有序衔接、相互协调。在烹茶时要求“茶滋于水，水藉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顾缺一则废”。在品茶时讲究“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16]89。单就泡茶而言，茶叶冲泡所讲求的法度，每一个环节都需注重“量”的取舍与“度”的把握，做到无过无不及。“在水温和冲泡时间一样的情况下，投茶量的多少决定了一杯浓度、苦甘。泡茶过程中，什么样的水温，什么样的壶体，什么时间出汤，无不讲究量与度”[17]201。茶礼中所讲求的种种程式、技巧、仪规，没有理性的介入，缺少理智的参与，是绝然无法实现的。
真是讽刺呀！自己原本是要杀死她的，此刻却在为她熬制养伤的药！而随着她的苏醒，为她施行天葬这件事必然夭折了。
另一方面，中华茶礼还内在表现出对本心的关照。儒家礼学认为，礼具有“礼之文”和“礼之本”的区分。礼除了仪则、规范、制度等“礼之文”的外在设定外，还具有“礼之本”的精神实质。正如儒学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义生然后礼作”，礼背后所包含的由本心所发轫、彰显出来的道德心性，才是礼之本质所在。梁漱溟就认为“礼的内容实质是情理，是情理之表出于体貌同者”[18]745。人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痴迷于茶事茶礼，专注于泡茶时的程式、技巧、仪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审美意义与精神趣味，满足身心的修炼。于清饮之中，人们可以品味纯然真味，体验舒放自然、从容洒脱的心境，此内在心性之觉解，恰是自我回归、发现本心的过程。喝茶的这种精神体验，源于个我体悟，更多的是内在的心性超越，而与外在环境无关。茶与人相遇之后，不仅人丰富了茶的价值意义，而且茶也使人得以返璞归真、寻回本心。明代朱权在《茶谱》中曾创制一套烹茶程式，不仅涵盖了茶事的所有流程，而且配之以琴棋诗书等雅事于茶艺之中，颇得茶礼妙趣，体现出对本心的关照。“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飘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将如蟹眼。量客众寡，投数匙入于巨瓯。候茶出相宜，以茶筅摔令沫不浮，乃呈云头雨脚，分于啜瓯，置之竹架。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胸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陈笔砚，或赓歌，或鼓琴，或弈棋，寄形物外，与世相忘。斯则知茶之为物，可谓神矣。”[19]92
总而言之，于中华茶礼之中，格物致知所体现出的心与智，不仅有了各自表达与显现的形式和空间，而且在茶事活动中二者表现为彼此交融、同生共长的整体性存在。茶人的理性沉思、心性本体，都恰当、合宜地表现于茶礼之中，从而为自身的心性与智慧提供了理想的安顿之所。尤其是在快节奏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以儒学的格物致知为修习方略，通过对茶事生活的人文关怀与哲学运思，可以在一定维度上实现现代人心性与智识的觉解。而且，将中华茶道哲学的理念与实践融入社会生活，可以有效避免现代社会原子式、工具性的人伦样态，重建人与之间的伦理信任与伦理感情，从而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现实且富足的人文助益。
“Don’t put me off,Anna.Are you afraid of being chaotic?”（1972：247）
本文由第二届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会议所提交论文修改而成。
由来自人民日报、中央行业媒体以及省级党报的记者组成的报道组来到格尔木市农垦集团河西农场八连枸杞基地。一眼望不到边的枸杞苗郁郁葱葱，一串串色泽鲜亮而又果形长的枸杞果好似一串串牛奶葡萄挂满枝头，随便摘一颗入口，香甜可口、多汁液、无苦味、肉质饱满，真正吃出了水果的味道。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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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tegration of “Heart ”and “Mind ”in Chinese Tea Ceremony Philosophy ——Inspection Based on Confucianism “Getting Knowledge through Investigation”
WANG Runjia
(1.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China 100144;2.Institute of Teaism Philosoph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Abstract : The emergence of tea ceremony philosophy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regional cultural ecology.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concepts will form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ea ceremony philosophy. With tea as the media, people put their own pre-existing ideas and philosophical concepts into tea affairs, forming a pluralistic philosophy of tea ceremony.A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Confucianism, getting knowledge through investigation is intrinsically related to the dual dimensions of epistemology and mind-nature theory. Its intrinsic spiritual principles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ultural concept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Chinese tea ceremony.Whether the realization of wisdom awakening after drinking tea or the humanistic practice of Chinese tea ceremony, it reflects 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ea ceremony philosophy on the theory of mind and epistemology, and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heart and mind, emotion and reason.
Key words : Chinese tea ceremony philosophy; getting knowledge through investigation; hearts and minds;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 2019-03-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儒家信任模式在现代组织中的生成与运用研究”(17CZX059)和北方工业大学毓优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王润稼， 男，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儒家伦理学、茶道哲学。
[中图分类号] :B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9)04--0045--06
DOI: 10.3969/j.issn.1001-7623.2019.04.008
【责任编辑 张晋海】
标签：中华茶道哲学论文; 格物致知论文; 心与智论文; 圆融论文;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