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全球化存在理由的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2-0140-06
不管人们采取何种态度，全球化已经进入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已是感性存在。而且， 还在扩展其存在的范围，加大其影响的力度。然而，这种现象绝非意味着全球化的存在 必然合理。当下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歧见迭出，就表明全球化的存在并不具有明证性 。而有些人情绪化地对待全球化并由之滋生的认识失态，更把阐明全球化存在合理性非 常迫切地呈现出来。的确，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过“全球化”这个概念。但在关于“世界 历史”的思考和论述中，马克思实际上洞察到全球化的存在。通过区分全球化的源始含 义和派生意味，马克思考究全球化的存在理由，追问全球化存在的合法限度，从而显示 其思想的当代性。
一、“世界历史”指证着全球化的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大工业的产物。并从社会分工的演变历史中做了说明 。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是“真正”的社会分工，如此所产生的一个 重要后果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以至于社会成员的身份被固定化而出现了 “城市动物”与“乡村动物”之分。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导致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 出现。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这是一个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历史环节。商人的出 现意味着“生产和交往的分离”，以及基于这种分离的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这是史 无前例的历史变更。从此以后，交往就由商人阶级独立承担下来，“自然形成的等级资 本”开始转换为“活动资本”，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具有相同的性质。商人的历 史作用就在于促进城市与周边地区(包括城市之间)的通商，刺激生产的发展。由此而来 的结果就是：以行会制度为基础的“地域局限性”被无情地打破了，城市之间建立了联 系，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分工，每个城市皆设立一个 占优势的生产部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 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1](第108页)。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工场手 工业中“最有发展能力的”是机器劳动，哪怕是以最粗陋的形式出现的，以至于“织布 业是最早的工场手工业，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1](第108页)。这种情况在 当时尤以英国为最。工场手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业的扩大或收缩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是不可分的。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 ，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行会制度中师徒之间的宗法关系被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 所取代。而“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 的生产需要发生了矛盾”[2](第407页)。所有这些宣告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 大工业的到来。
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产生的推动力来自于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 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 产”[2](第419页)。因此，大工业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创造了交通工具，使竞争普 遍化，使商品贸易成为各国发生关系的重要内容，于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被 真正地建立起来。而且，大工业还把所有的资本都转换为能够增殖的“工业资本”，并 通过完善货币制度既加快了资本流通的速度，又实现了资本集中的愿望。特别是借助于 资本这一中介物，大工业夷平了各各有别的复杂关系，“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 的关系”，销蚀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世界交往”的普遍化就成为现 实。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大工业“首次开创了 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 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第114页)。从而深刻 说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 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第89页)。
至此，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得到了简明扼要地解读。体会马克思的叙事语 境，“世界历史”已经指证着全球化的存在。这一判断在当代关于全球化最通俗的释义 中获得了合法的证实。英国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全球化当 做“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并在论述中多次提到马克思，自觉不自觉地在当代历 史语境中为马克思的观点作注解。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所导致的全球化，乃是包含在“ 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或“国际的劳动分工”中的真正世界性联系的发展过程，全 球化表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 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3](第23页)。以这种在场 和缺场的跨距离互动而引起的共同在场的关联为基础，吉登斯就把全球化定义为：“世 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 ，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4](第56 -57页)。就此而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吉登斯所言的全球化实际上并无二致。马 克思也认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 ，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 实”[1](第88-89页)。
二、全球化源始含义的本真道说
指证马克思对全球化的洞明，并不是为了争夺知识发明上的“优先权”。实际情况则 是，全球化只是在当代才达到其成熟的阶段。就此而言，较之当代某些学者，马克思对 全球化本身的分析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然而，这种情况丝毫不能掩盖马克思思想的洞 察力和穿透力。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我们已经揭示，在马克思的理论运思中，“世界 历史”、大工业、资产阶级是同步在场的。马克思这一非常重要的理论发现，不是那种 “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之成果，而是撇开任何形而上学的预设前提，直接照面以人 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实际发展过程而得的观念描述。既然如此，“世界历史”之进入 马克思的视野并因之烘托着全球化的存在，就是有着现实前提的历史变迁。展露这一“ 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现实前提，就能呈现全球化之存在根据及其合法性之 限界。
马克思通过“纯粹经验”观察到的前提就是引致大工业产生并从此以后与之共生互动 的科学技术力量，以及以资产阶级作为人格代表的资本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和资本 是支撑全球化存在的基本力量。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世界被塑造成 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一个地区的变化能够影响到另一个地区的个人或社群的生存 筹划。在当代，科学技术和资本力量已经嵌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世俗生活世界 内在巩固的东西，规约和引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表明，科学技术为全球化提供的 存在理由。
历史地看，从行会制度到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昭示着科学技术力量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由微而著的演变，大工业无疑是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的结晶和确证。在 大工业的生产阶段，技术转化为生产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所遭遇的问题又为 技术进步提供了助力。工业和技术是如此这般地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以至于它们共同 成为社会发展动力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此，一个历史现象是必须提出的。大工业最先 出现在英国，而由牛顿所完成的理论力学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并在英国发 展成为“最普及的科学”。这说明，技术之于大工业的作用离不开科学的武装，由之才 有大工业、技术、科学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为全球化的存在创设了 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 而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于是，人在每日每时都必须进行的生产活动中就不仅 通过体力去作用于自然界，而且更重要的是运用智力去调控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 ，科学技术就是后一方面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表现形式。由此可知，科学技术乃是人类 筹划生存的存在方式，体现并凝结着人的本质力量，其最终成果必然是人的本质力量对 象化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技术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内在特质上，科学首先是人探索自然寻求知识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活动，是精神生产 的一种形式。并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知识体系。作为活动，自由探索和大胆创新是 科学的生命。作为知识，以假说形式存在的科学理论，具有预见性。正因此故，人们总 是赞美科学的开放性、革命性、进步性。而技术可以被视为科学的“工艺学”，是“科 学在生产中的运用”，从而直接与一定的现实利益和目的相勾连。所以，与科学相比较 ，技术总是要应用于生产中而具有不可遏制的变动性。从近代产业革命以后，科学和技 术真正地一体化而合并为“科学技术”。也正是从这时起，人们才称呼科学技术是“无 国界的”，亦即具有超越地域局限的普遍意义或普遍效准。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的 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 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 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 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2](第533-534页)。
显而易见，科学技术的现实运用，必然要求社会生产的不断变革，社会成员的全面流 动，从而具有走向全球化的内在趋势。当然，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现实呈现，以及随之 而来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马克思 所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 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5](第572页)。这表明，科 学技术给全球化建构的现实可能性，是由资产阶级最先将之提升为现实性的存在。试问 ：资产阶级何能如此?这里出现了资本力量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历史 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不仅是对资产阶级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的历 史贡献的赞赏，而且是对资本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一定历史时期促进人类文明化 进程的认可。
所谓资本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是说资产阶级发展了商品经济，突破了自然经济 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封闭性和地域性，坚决地“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 成货币的关系”，用市场、商品、货币等经济手段充当人与人发生联系的基本纽带。于 是，“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 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6](第197页)。这里非常清楚地申明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与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有赖于自由和 平等，近代以后人类才建构着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 面的能力体系。这些方面不仅是全球化得以形成的前提，而且也是全球化持存的标志。 当代人所议论的全球化在主要方面也不过如此。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证明，资本的内在本 性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实现“价值形成”基础上的“价值增殖”是资本始终不 渝的本真追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资本必须“运动”起来，从“空间上存在的劳动 ”即物化劳动中抽身出来，“羽化”为“时间上存在的劳动”即活劳动。这一过程必然 表现为社会成员在分工基础上的共同劳动，人们相互之间也必定要超越个体性而相互依 赖。于是，资本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中不断地增殖，扩大自己的力量，增加社会财富总量 。可见，资本之缘起于追逐价值和利润的扩张性，势必冲破地域或宗法的狭隘性，发展 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由于资本的本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因而，资产阶级在不 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超过过去一切世代总和的物质财富。对此，马克思认为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 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 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 赋的绝对发挥吗”?所以，“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 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6](第486 、104页)。正是如此，资本亦即资产阶级才有其历史存在的合法性，且“在适当的条件 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2](第537页)。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有着自身存在根据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在其现实运用 中，导致了世界性的全面生产体系和普遍交往系列，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这就是全球 化存在的历史根据。历史从哪里开始，描述历史的观念理应与之相一致。如是，全球化 的源始含义就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亦即大体上相当于当代所称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已 经看到，不消说科学技术，就是资本也为人类自身的发展起着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所 以，经济全球化的存在具有不可辩驳的理由。澄明全球化原初含义，对于当代人在实践 中作出合理的权衡十分要紧。它不仅有助于避免对全球化进行某种抽象的议论，而且与 这种议论做出明确的划界也有了可靠的参照标准。而且，经济活动是人的“对象性的本 质力量的主体性”的充分展开和实行，从而积极参与并推动经济全球化乃是明智的选择 。
三、文化全球化的陷阱
借助于科学技术和资本，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包括 精神生产，都变成世界性的过程。与此同时，资本文明席卷着整个世界，“使未开化和 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 西方”。看来，全球化还意味着资产阶级竭力“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第276-277页)。显然，全球化也有着超越经济的文化价值意味，这大体上相当于 当代所说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派生含义的全球化特别地属 于资产阶级，归功于资产阶级致力于本阶级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劳作”。然而，资产阶 级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真是可能的吗?资产阶级的强势历史地位表明，现实生活 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经济活动，经济全球化离开一定的全球性政治和文化的共识与沟通 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撇开全球化的源始含义而流连于全球化的派生意含，似乎是正常 的选择，以至于全球化被作为谈助体现在代表着公众情感的“闲谈”之中，或被诟病或 被颂扬，不一而足。问题的严重性指示着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揭穿派生意味全球化的内 在基质，暴露资产阶级向全球兜售自己生活方式的狭隘性和欺骗性，以及如此对于“后 发”民族的文化障碍，已经不是时可有时可无的权宜之计。
资产阶级政治全球化是否可能，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 断，实际上已经给予了回答。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考问资产阶级文化全球化的可能性。 对此，马克思的追究是从文化根基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入手。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一窝蜜蜂实质上就是一只蜜蜂，因为动物的本性是前定的现成的 模式化的。与此迥然相异的是，人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预定本质。人生产着自己的生活 资料，也就生产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人总是无条件地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当做自己 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不仅标明实践活动乃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且昭示着人之自我创生 的实践活动必定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可是，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决 定性历史前提，从而，资产阶级通过资本运动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却是以劳动者在 现实生活中处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地位为代价的。于是，不要说劳动 者，就是资产阶级本身也因迷执于利润，都成为“物的依赖性”之奴隶。如此这般的“ 物性”人格，自然与人所固有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根本绝缘。正如马克思所觉察 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文明时代，“一切发展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 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愚钝的物质力量”[1](第775页)。换言之，资本主义片面 追逐物质财富，致使现实的人现实地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 亦即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对此，马克思立即指出，人陷入无家可归之文化境遇，黑 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做出了关键的贡献。
在马克思看来，凭借“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把人的 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于是，“他抓住了劳动的本 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问题在于， “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他只看到劳动作为“绝对精神 ”运动的一个必要逻辑环节的积极方面，而罔顾劳动的资本主义现实与人相异化的消极 方面[7](第120页)。于是，黑格尔达到了把人与劳动相勾连的史无前例的创造，但却是 疏离人的现实生存的纯粹逻辑思辨的创造，是为了彰明和验证庞大黝黑的形而上学脚手 架之作用的创造。毋庸置疑，正是如此这般“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 义”体系，才真正现实地产生着人的无家可归状态。更有甚者，人的无家可归还通过这 种思辨形而上学不断地巩固起来，又被这种形而上学实际地遮蔽起来。在这一点上，海 德格尔作了直截了当地阐明：“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的 本质已经得到先行思考，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Herstellung)的自行设置起来的过程， 这就是被经验为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程”[8](第401页)。这是千真万确 的现实呀!
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了社会生产发展的“真正的狂飙时期”，创造着前所 未有的物质文明，人们尽情地享受着物质生活的欢乐。结果，人们逐渐淡忘了科学技术 的工具性，自觉不自觉地受着技术理性的操纵。必须承认，技术理性是在人的现实生存 活动中生成的，又必须服务于人的现实活动。这是技术理性正当的存在范围。但黑格尔 理性形而上学竭力颂扬理性万能，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似乎又为之提供着现实的佐证， 这就促使人们心安理得地把技术理性当做文化视界的中心，当做具有普适性之效能的文 化理念。既然如此，生活在资本主义“丰裕社会”之中的人们，自然强烈地要求科技进 步的制度化，甚至把科技进步图腾化，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更为富裕的生活享受。对此 ，胡塞尔发出了感叹：“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 ，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 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9](第5页)。到底“抹去了”什么至关重要 的问题呢?那就是人本身的存在，人的生存意义。技术理性的极度扩张把人的存在置于 边缘化，荒疏和遗忘了人的“在场”，“直接完成着非人化”。
而且，技术理性的膨胀还得到资本力量的支持，二者沆瀣一气，相得益彰，组建着社 会大众的物质主义世界观。资产阶级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把人 与人的交往变成“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于是，资本 力量溢出了经济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向度无限地渗透，从而物质主义蔚然成风，履 行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社会控制的无形手段和新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人 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7](第 158页)。既然拥有资本的数量决定着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那么，人们不得不追 求着“数字化生存”，使用着“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把自己的社会权力以及自己同 社会的联系装在自己的衣袋里[6](第103页)。可以看出，在物质主义世界观的规约之下 ，人们直接遗弃了自己的本真存在，不仅处于无家可归之中，而且还彻底堵塞了回“家 ”之路。
作为社会文化理念，技术理性和物质主义都放逐了人的现实感性生存，对人的感性生 命视而不见，自觉不自觉地与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殊途同归。所以，与其说技术理性和 物质主义实行着理性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不如说理性形而上学乃是它们滋生和蔓延所 倚靠的哲学路径。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文化(理性形而上学是其哲学基础)荒芜了人的本 真存在，把人的自我创生品质蜕化为人对世俗生活的无限包容，使人成为社会“文化 工 业”批量生产的“产品”。文化的实质是人化，文化是为人的感性存在提供解释系统 以 便应对现实的生存困境，然而，资产阶级文化在根基上却是以生产人的无家可归为归 宿 ，让人彻底丧失自我领悟的能力，倘若这种性质的文化在全球普及开来，岂不是故意 对 人的生存设置陷阱?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资产阶级文化全球化尤其具有危害性。后发国家的社会发展 ，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有的时候甚至是文化殖民，这就使“后发” 国家面临着解决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关系的重要课题。后发国家采取闭关锁国式的消极 防御当然不明智，但如果对疏离人的感性生命的文化不加以拒绝而任其泛滥，那就不仅 仅是不明智，而是充当“文化帝国主义”制造无家可归的帮凶。并且，“后发”国家还 因之必得追赶无家可归的“天命”而失却自己安身立命之根。马克思晚年在讨论俄国社 会的发展前途时曾认为，俄国应当尽可能地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肯定成果”，跨 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样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 所遭受的灾难。按照马克思这里洞见，“后发”国家究竟对之采取何种态度该是不言而 喻的。
收稿日期：200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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