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界钟》：解读国民革命思想中性别意识的重要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文本论文,性别论文,意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G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4-0039-05
西方民主、共和的参政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由维新人士介绍到中国，后主要集中在对参政权的探讨，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罢免权、立法权、议政权、服官权等六种权利[1] (P15)。近年重新刊印的《女界钟》，为我们探究辛亥革命前女性参政思想提供了重要文本①。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证女性参政思想的著作，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权与女权、革命与女权等命题。需要指出的是，1903年，金天翮撰写的《女界钟》本为提倡女性从事国民革命，但由于表达了男女平权的思想，见解极为深刻，明确要求女性脱离奴隶的地位，去做她自己的人[2] (p329)而受到关注。尤其是在第七节以“女子参与政治”为题，专论女性参政，不仅预言女性参政势在必行，“女界风潮，盘涡东下，身无彩凤，突飞有期”[3] (p62)，而且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风行一时。并为《女报》、《神州女报》等屡加引用；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性参政热潮之兴起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一 女性能否取得参政权
有关女性是否需要和能够享有参政权，在近代历史上曾引起诸多讨论。在《女界钟》中，就反映出围绕该问题所展开的论辩。正如民主、革命理论是从西方舶来的一样，中国女性是否要有参政权的争论，也被赋予了某些西方的文化色彩。
20世纪初，西方女性争取参政权的道路同中国一样充满困难。“女子议政之问题，正欧洲各国政府困难之极致也”[3] (p57)。金天翮认为，无论东西方阻力均来自两个方面：一为传统的惯性，政府不予女性以参政权。“政府之习惯亦宁可使一二枭雄巧取豪夺，籍寇兵而赍盗梁，大扰乱其平和之秩序，而终不肯坦然相授，烛照而预计之也”[3] (p57)，因此不能实践女性参政的主张。二为现实的主张，对精英知识分子没有合理的解释，提倡女性参政，“非独政府，即世界最有力之政治哲学家亦多深闭固拒，反对其说。如女权事件，虽以十九世纪国学泰斗伯伦知理尤且不然其说……”[3] (p57～58)所以，理论上缺少女性参政的内容。
西方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影响到包括我国革命派精英知识分子在内的女权思想。在《女界钟》中，反对女性议政之说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男女自然分工使然。如果女性涉入家庭以外的社会，步入国家政坛，那么女性必须和男性一起争夺权力，失去天生的美好品德。若使妇女干涉国事，与男子颉颃折冲于政界，则夫贞操之德、温良之质，凡所贵于妇女者，由是忽焉。”[3] (p58)这可以说是近代比较典型而直接地反对女性参政的意见，即用简单的男女自然性别分工将女性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
其二，国家的属性与男性有天然的契合力。国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男性精神，即使在历史上成功的女主，也离不开男性的辅佐。“国家者，不羁特立自行其是者也，故不可不握十分之主权。要言之，国家者，有男性之精神者也。世有立女主，委大政，是谓变例，未闻女主之胜于男主也，英、澳、俄三国女主在位，而国富兵强，盖由贤相良辅之功，委托而不疑者也。”[3] (p58)这种思想旨在说明：精英女性主政是例外，即使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也是男性辅助的结果。
其三，女性富于情感的特性不宜于从事政治活动，以感情而非理智治国将会带来混乱。“女子天性多感，常为情之所胜，若使之渔政事，则正当轧轹，门户纷争，激昂之极，必并行政立法上之利害而不顾，从其感情之所向而去耳。”[3] (p58)将女性与国家混乱联系在一起，意在重申“女人祸水”的传统论点。
其四，西方的文明之国和政治思想家都不将参政权给予女性，其中必有道理。“方今天下，苟以文明自居，无不重正义、尊道德，然而独不予于妇人者，必有确乎不可移之理，而非出于偏颇压抑。是故妇女无公民权，欧洲各国所公认也。又据德国大儒伯伦知理之《国家说》论民人章，言无公民权者有五：甲、妇女；乙、幼弱；丙、异教人；丁、无教育者；戊、奴隶、贫民。”[3] (p59)
难能可贵的是，金天翮对此一一予以批驳。他在书中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那些“反对女性参政”的理由，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
其一，批驳伯伦知理在《国家说》中将女性与儿童并列为无公民权之人的说法。作者用反诘的方式提出：如果女性和儿童都不具备完整的知识和能力，女性是如何将儿童教养成材的？由女性教育而成的儿童能长成为国民，但女性却永远不能算作是国民中的一部分，这岂不是荒谬？“为女子与小儿同权，此无识之言也……夫以初民治初民，不知今日世界何以脱野蛮之俗也？徒见其小儿之日以进化，渐长而执参政之权，而身为女子，永永不脱于专制之辖界，谓之文明国得乎？”[3] (p59)可是，从金天翮批驳伯伦知理《国家说》的观点来看，他的女性参政无论在立论还是在驳论上多源于西方的思想和观念。
其二，女性在家中还有一定的掌管财产的权力，但在公共领域中，女性虽然缴纳了赋税，但却不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对此，他从国家的性质和天赋人权的角度进行了批判，提出只从女性身上榨取财富而不赋予女性权利的政府是“强盗政府”。“女子之私权虽若为一夫之一守护兵，而犹有管理其财产之权。至于公权，则收女子之税而作践其一切之权利，是出代价而无报偿之一日也……夫纳赋而不求权利，一任政府之婪索，敲骨吸髓之既尽，此惟支那人为然，而欧洲则无是国也。”[3] (p60)金天翮注意到，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尽管他在文章中说，“此惟支那人为然，而欧洲则无是国也”[3] (p60)，然而他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传统中国社会，赋税的“人丁”的概念是指成年的男性，只有少数丧夫、子女尚幼的女性才具备纳税人的资格。
其三，女性的才智和能力并不逊于男子，女性中也有才智过人者，男子中也有才能不嘉者，所以单从性别的角度而不考量人智力水平的高低，是不能决定是否可以参政的。“且有女子亦有时而具阴权，露半面于政界之内……此亦足显其占优胜矣。且男女两类之权必一一以才智为量，吾恐虽有量才之玉尺，无若是之不爽累黍也。”[3] (p60～61)金天翮采用巧妙的手段来论证这个问题，并没有用女强人、女能人的特例来证明女性参政的能力，而是用否定的方法，强调“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才智过人，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愚昧无知”，从而提供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可能性。从论述上，这样比用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个案更能说明问题。
其四，女性富于感情并不是恶德，否则如何将家庭生活操持得井井有条。况且，如果以感情的多少为标准来衡量是否具备公民的资格，那么凡是富有感情的男性是否也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则吾试问温良柔淑者为美德乎？为恶德乎？如恶德也，何以不可以治外，而可以治内乎？且此议政事件乃权利的问题，而非心理的问题也。若谓其有感情也而夺公民之权，则公权之普及乃以有感情与否为断，感情若是其秽多也！且或者言政党轧轹，男子又不免于倾向，则曷不并男子之权而亦褫之，是可复其独立不羁、圆满成熟职专政政治矣。”[3] (p61)
总之，《女界钟》对女性能否参与政治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讨论，而且提出的问题和反驳的意见也比较有代表性。尽管其中有对西方思想理解不够深刻而加以引用的瑕疵，但作为第一本深入探讨女性参政问题的著作，这是难免的。此后，有关女性是否应该拥有参政权的争论仍然继续。但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似乎都没有超越《女界钟》②。毕竟这是中国国民革命思想发展过程中不能忽略的重要一步。
二 女性如何取得参政权
女性应该获得应有的女权包括参政权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大趋势。金天翮在《女界钟》中尝预言：“女子议政之问题，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3] (p99)金天翮提出如果认为女性可以参与政治，那么女性自身也应该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涉及女性的教育、职业等，那么争取参政权与获得其他女权孰先孰后？另外，在辛亥革命前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在清朝专政制度之下，“国会不开、政党不立、选举不行、代议不出”[3] (p56)，男子尚不能参政，女子又更难参政。如果仅仅是与男性对立，而不采取两性合作的方式进行改变国体、政体的国民革命，能否实现女性的参政权？对于上述问题，金天翮在《女界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
(一)女性参政权与女权
在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观点，认为女性应该广泛追求一般女权，使女权先得到普遍提高，不应只争参政权。因为“以欧美人类同等、男女平权之说……一旦移植于东土，无论二千年废学之女子，即今对于女子有莫大权力之男子，舌敝唇焦，涕泣而道之，吾恐为万世之点头也，百无二三焉”[4] (p2)。所以，女性要享有参政权，必须先争取获得教育权、职业权等，女性首先要在智力上与男性一样，在经济上获得独立。
也有人认为，“参政运动和劳动运动是妇女运动的两大柱石……要达到妇女运动的目标，第一步就先得从参政运动入手。因为妇女劳动权利的获得，工资和工厂待遇的平等，劳动母性的保护，都是要从立法机关解决的。如果女子不能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从哪里要求呢？”[5] (p63)“女子要和男子平等，当先拿到立法权，和男子共同来制定平等的法律。女子要立法权，非妇女参政不可。”[6] (p10)
应该说，《女界钟》所表达的观点兼具这两种意见。金天翮认为，政体愈先进，女权愈发达，所以女性的参政权和国民的革命应该是首要的任务。“一国之民气，视乎其国之政体为转移。大抵民权愈昌之国，其女权之发达愈速，不仅关于智识与学问也。”同时，金天翮也觉得即使将西方的民主政体移植到东方，以中国现有的女性受教育状况也是难以行使参政权的。“法兰西、美利坚国文明窈窕之花移植于黑暗凄凉之中国，以不过感时溅泪，葳蕤零落，徒呼负负而已。今吾中国女子其致力于求学之问题，且无言议政。”[3] (p56～57)表面看来，似乎金天翮的观点是有些矛盾的。假如细究起来，参政权又涉及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等众多问题，需要充分考虑历史和社会的差异性。女性参政权本属于女权的一部分，无法分割。参政权的取得无疑会推动女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女性拥有良好的经济地位，也会有助于争取更充分的参政权。具体来说，在辛亥革命前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女性的整体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唤醒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实现女性主体认同、经济地位的独立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任务，从“女人”到“人”的历程是必须要经历的历史阶段。但如果从更为普遍的历史时空中考虑女权和女性参政权的关系，那么女性参政权作为决定女性根本地位的女性权利，则比其他女性权利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其次，我们也要考虑到金天翮撰著《女界钟》的特殊历史时刻——1903年，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仍掌大权。她作为革命者眼中的专制统治的代言人、民族矛盾集中的焦点，又占据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她所拥有的何止是“参与”政治的权利。金天翮很可能顾及到这样的社会现实，不敢“倡言”女性应当争取参政权。再次，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金天翮撰写《女界钟》之最终旨意在于倡导女性投入国民革命事业，争取国家全体国民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权利，女性是不得不调动的力量。引领女性从事国民革命事业，并争取参政权是金天翮这样的“革命者”责无旁贷的。
(二)女性参政权与国民革命
《女界钟》出版于辛亥革命前，专制统治依然存在。以金天翮为代表的男性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十九世纪之中国，一落千丈与世界竞争之盘涡”[7] (p5)的社会现状。即使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男女享有政治上的同样权利等思想主张，但实现女子参政的社会政治理想仍然存在着很多实际困难。“二百兆多数男子，方为政府催眠歌，抑扬宛转，瞢睡于恩科、特科之中，狂呓大魇而不醒，而吾反以此事提倡女子，吾其太早计”[3] (p56)。连金天翮本人也认为在20世纪初提出女性参政为时尚早。所以，他在《女界钟》中提出，要解决女性参政权的问题，必须先解决国民革命的问题。
既然尚未完成国民革命，金天翮为何还要大力提倡女性参政呢？因为他坚信女性参政是必然的趋势，将来一定能实现。在他看来，做任何事情总要有一个预备，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将来女子参政做准备，“夫亦作镜中花影、海上蜃楼，徒摄印于国民之脑，如是而已乎！虽然，吾乌敢，吾有必行之志望也”[3] (p63)。
显然，金天翮主张女性参政要与国民革命相结合的观点，在当时极具挑战性。对此，他本人也十分清楚。故而，他在提出女性参政的思想主张之同时，也虑及社会的滞后现实。在《女界钟》的论述中，常常可见作者的这种考虑。
“二十世纪女权之问题，议政之问题也。议政者，兼有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之两大职任者也”[3] (p58)。在讨论女子能否参政等问题之后，他却没有主张女性尽全力争取完全的参政权——监督与组织，而是提出——要求与破坏，“希监督政府而不得，则何妨退而为要求；愿组织政府而无才，则不妨先之以破坏”[3] (p63)。何谓“要求与破坏”？据金天翮的诠释即是“女子参与政治”中所阐释的“如何取得女性参政权”的抗争过程：“其要求也，绞以脑，卷以舌，达以笔，脑沽、舌敝、笔秃而溅以泪，泪尽而迸以血，血溢而助以剑，剑穷而持赠以爆裂丸与低列毒炮，则破坏之事也。”[3] (p63)赋予争取女性参政权以国民革命的意义，这是金天翮与明清启蒙思想家、晚清维新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女性参政思想最大的不同之处。
金天翮撰写《女界钟》的目的是呼吁女性参加国民革命，作为鼓动民权、宣扬革命的革命派人士，金天翮在《女子参与政治》中为女性描绘了一幅在国民革命胜利后女权勃兴的美好蓝图。“预备议政必有会，吾向者所条述，犹离之言也。合之则吾国民必公立一议政会”，而且“无论男女皆可以为会员，皆可以选举事务员及评议员、调查员，且皆可以任会长”[3] (p64)。他不仅期望女性能够在未来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预想女子能够成为未来中国民主制度的最高领袖人物，“吾祝吾女子之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女子之足迹业。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总领之职也。”[3] (p65)
值得一提的是，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描绘出来的这样一幅美好蓝图的主要目的是唤起女性的革命热情，但结果却成为女性参政的纲领。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他试图建立“两性合作”的社会性别制度，“其员数男女不对待，对待则犹分男女之界域”[3] (p64)。金天翮认为在社会活动中男女两性应以和谐为标准，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并且不应该简单的以性别为界线划定人群，强调的是“国民”，而不仅仅是“男性”或“女性”。
三 《女界钟》女性参政思想的评析
在辛亥革命前，西方国家的民主参政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女界钟》这部呼唤革命，主张民权，倡导女权的著作。女性的参政思想是伴随着民主革命思想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建立在西方人权基础之上的女权主义思想明显地出现于《女界钟》的字里行间。
在《女界钟》中，金天翮为讨论女性能否获得参政权的问题，曾用了一些精英女性作为例证。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精英女性不是中国的武则天等人，而是“自罗马帝赫刘加把鲁许其母入议院为议员，是为女子得政权之朕。自后女主之名屡见于史，若英伦、若奥地利、若俄罗斯、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虽其政府之造法各不同，而既莫不有女皇之称号矣。至若近今维多利亚，且以大名高寿执世界盟主之牛耳”[3] (p62)。在引用西方例证的同时，金天翮还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女性参政的倾慕、向往。“吾读社会党史，而知其实行男女同权之主义。吾倾倒，吾爱慕，吾表同情”[3] (p62)。因此，他将一次国际会议的男女平等纲领收录进来。“千八百九十一年，开谈话会于比利时京城布吕碎勒，以同意宣其会议之大纲。”[3] (p62)足见《女界钟》中女性参政思想具有极为浓重的西方民主色彩。
与西方女性参政思想有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前有关中国女性参政的思想是针对中华民族空前严重的国家民族危机提出来的，带有过渡时期的某些特点。
此时中国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者，君主专制之国也。凡欧洲国家社会种种不平等之难题皆纷集于中国，直至今而无一得解释。”[3] (p57)金天翮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以革命为实行，以共和为目的”[3] (p64)，即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政府。与其说金天翮明确地把女权与国民革命联系在一起，不如说他是在借用女权来演说革命——“吾男子与女子共和之义务也”。
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到辛亥革命之前，女性是随着近代国家国体、政体的颠覆性“问题化”而被发现，并成为问题的。她们这时被提出来，是被赋予了特定的时代涵义。在她们被标签化的背后，蕴含着近代男性知识分子的主动操控。而一种新模式的建立，一种新标准的确定，一个新形象的塑造，必定有因“选择”而被大量掩盖的真实。曾几何时，女性可以被一概而论为“顺从以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井臼以外无能力，针绣以外无教育，筐笥以外无权利，胶蔽耳目，束缚形骸”[8] (p6)。传统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究竟如何，究竟有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和能力，则是需要重新考察的。这可以说是近代知识分子寻求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将女性的不同特性定位在“过去”和“现代”。例如，缠足就是“传统的陋俗”，参与政治就是“新”女性的突出标志。近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这个历史时期主观刻意地设定为抛弃“过去”、寻找“现代”的分割点。这样女性参政权的问题就是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故前途之目的与方法乃将弦诵播而歌谣传，使妇孺咸知之，所谓教育之普及也。然则随国会政党、选举代议制不行，我同胞其不可不预备之”[8] (p6)。总之，近代女性参政问题，是被动地“被提及”，也就被淹没在国民革命、国族等议题之中。
以男性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批判了所谓传统的旧制度，但是不可能彻底摆脱其束缚，也并未对这种男性主导意识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由此(《女界钟》)而开始的以男性为模式为准则的妇女解放也是有问题的。”[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辛亥革命后近代民主革命的思想中出现了女性的声音，这与第一部为女性参政权而发出呼号的《女界钟》不无关系。金天翮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以唤醒深闺之妖梦者”[7] (p5)第一人。
注释：
①以往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参政权问题的论著颇丰，但多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运动后，对此外参政权问题的讨论似乎不够充分。仅见孙广德著《戊戌前后的民权思想(1849～1903)》(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主编《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变法与立宪研讨会》，中研院近史所1981年版，第15页)等。以往研究女性参政思想的学者都将该问题纳入妇女史的研究范畴，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和马庚存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陈三井主编的《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的章节阐述女性参政思想。论文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为张玉法撰写的《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妇女参政权的演变》(吕芳上主编：《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年版，第40页)。
②参见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2册)，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年版，第81～82、128页；邹恺：《现代妇女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