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重心的迁移与当代哲学的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心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5）01-0046-05
哲学理论的发展是与基于实践基础的人类认识重心的迁移相适应的。因此，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们对此都给予了特殊的关注。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和《德国唯心主义始初系统纲要》中，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以及恩格斯在其《十八世纪》中，都曾对这种认识重心迁移的轨迹进行过专门的说明。在当代，人类认识的重心发生了更为根本性的变化。这特别表现在由客体性向主体性（乃至“后主体性”）的进一步的迁移，以及由此而来的由社会性向个体性、由必然性向偶然性、由科学性向价值性、由无限性向有限性、由物质性向精神性、由统一性向多样性等的迁移。这些变化，一方面体现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和深化，另一方面也规定了文化、哲学的基本主题及其演进方向，以及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和任务。
本文拟对历史上的哲学家们的既有认识为基础，对人类认识重心的迁移特别是其当代表现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和描述。
一、由客体性向主体性（乃至“后主体性”）的迁移
就人类认识的重心而言，在古代是自然，近现代则是人本身——开始主要是人的思维、精神层面，后来转移到人的存在、活动层面。与此相适应，哲学的主题和表达形式也经历了由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体论、到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认识论和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人本论的演变。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家们都用不同的哲学命题表达了他们各自时代的主题：在古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我们研究的主题是本体”；在近代，英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哲学的最高对象是“绝对” （“理念”或“绝对精神”）；尔后，德国哲学家就开始以“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费尔巴哈）、“世界是我的表象”（叔本华）等各种形式表达出人或“主体”之存在这一具有现代性的哲学主题，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海德格尔提出人是“别具一格的存在者”和“中迷存在”（Ek-sistenz）。在当代，这种认识重心的迁移并没有停止或终结，而是在继续和深化。
这种哲学认识重心的迁移的现实根源是，到了近代社会以后，由于机器工业的出现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应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本质性的突变，人藉此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由此，以往浑然一体的世界被二元化了：无所不包的自然成了人所生活在其中的单纯的周围外在环境，而人也仿佛成了一种能够超越于甚至能够绝对主宰其余自然的存在物。这是人类通过其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实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逆转。它给人们的认识带来的变化是，导致了认识视角的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即由各种形式的“客体本位”转移到“主体本位”，由对自然和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关注。作为反映主体之规定和特质的“主体性”原则被凸现出来了。在我国，“主体性”的确立和高扬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取得的最根本的认识和实践成果。
在当代，主体性原则及其主客二分模式的有限性已经充分显露，以至被认为已经日经中天甚至寿终正寝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主体性原则是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底蕴，只要现代化过程尚未终结，主体性原则的历史使命也就不会终结。当今中国面临着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解决某些“后现代化”课题的双重任务。这也就意味着，在思想理论上面临着既要确立、高扬主体性，同时又要限制、扬弃主体性的双重悖论，从而需要构建一种能够从理念上支撑和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合理的主体性。
这迫使人们思考既有的主体性的缺陷及其危机的根源。作者认为，实际上，主体性的真正危机并非来源于主体性外部，而是来源于主体性自身，即主体性自身的主体的缺失。也就是说，人虽然让自身成为了自然和万物的主体，但却未能让自身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体。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主体性原则自身出现了主体的空场，这是一种主体之主体的缺位。由此观之，所谓构建一种能够从理念上支撑和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合理的主体性，就是构建一种使人成为人自身之主体的主体性。不仅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万物的主人，而且使人也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特别是成为自身的本质、需要和欲望的主人。
应予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已经包含着对主体性问题以及主客体关系的一种合理的构思。例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了绝对的主体主义和绝对的客体主义都应当被扬弃的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与恩格斯又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提出现实的个人或主体的规定性应是独立、权利、享受与使命、“天职”、任务的统一的观点。这些，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和构建合理的主体性提供了启示。显然，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欲望与自律等的统一，应是新的合理的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由社会性向个体性的迁移
社会是人们在实践、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联系的总和。在此意义上，它与自然一样，是人这一主体的对象化的客体。所以，认识重心由客体性向主体性的迁移，也内含了由社会性向个体性的迁移。
在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还较为低下，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共同体，尚未取得对群体的独立性。近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个体获得了对于群体的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确立了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观念形态。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即使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附于社会和共同体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个体开始取得了对于社会和群体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自由发展自己个性的一定空间。与此相伴随，个体本位意识也得到了承认和增强。
个体当然是不能脱离社会、脱离类而存在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个体是社会关系的主体，个体存在是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给予全面的论述。一方面，他们肯定，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和共同体的，因而，个人的发展决定于社会和共同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无论如何个人总是从他们自己出发的。在他们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著名命题中，个体的发展被置于优先的地位，它被明确地界定为类的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说到底是个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自由个性”（马克思）的实现。
当然，不容否认，个人本位原则的绝对化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导致对集体主义的否定。所以，应该在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中去把握个体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真正的理想社会既不应该是“自我牺牲”即绝对的利他主义，也不应该是利己主义。
三、由必然性向偶然性的迁移
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认识的着重点是必然性，是揭示客观世界的因果性和规律性，那么，在当代，由于历史进程的加速发展，社会状况的迅疾变化，以及世界愈加变得捉摸不定，认识的着重点已转移到偶然性、无序性、不确定性、相对性上来了。
在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们通过其划时代的发现一再向我们证实了世界图景的偶然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05、1915）揭示了时空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弗里德曼等人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1922）揭示了宇宙存在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1926）则揭示了微观世界中粒子位置和运动速度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非线性科学、分形理论、混沌理论、以及各种复杂性系统科学也是如此。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情况也是类似的。从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对社会现象相对性的强调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1899）到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极端批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潮流。
在当代社会实践中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偶然性或或然性的作用。例如，发展机遇的问题以及人们对它的重视和强调。9.11事件、非典疫情，以及各种社会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等，也在提醒人们关注偶然性。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英国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的断言：“根据历史上诸文明命运的证据，我们必须与之战斗的女神，不是携带着致命武器的‘凶猛的必然性’（Saeva Necessitas），而是‘或然性’。”[1] （P134）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揭示过偶然性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区别在于，在自然界中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社会历史中则偶然性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进一步具体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
认识重心由必然性向偶然性的迁移，要求人们进一步重视和研究偶然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以便在认识上更深入地把握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即客观发展规律，以及在实践中提高利用机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这并不是对必然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否定，毋宁说，恰恰是为深入认识必然性提供必要的前提，是对必然性认识的拓展和深化。因为必然性恰恰是以偶然性为其表现和补充形式的。
四、由科学性向价值性的迁移
认识重心由自然、外在对象向人自身的迁移，由自然或客体本位转变为人或主体本位，意味着人们实践的主观态度由客体规定的尺度转移到主体意义的尺度，由对客观对象认知的真理性或科学性的追求转移到对主体存在的价值性的追求。从理论上说，人与自然或客观对象的关系作为主客体的关系包括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两个方面。在这两种关系中，主客体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就认识的关系而言，客体统摄主体，客体是环绕的中心，主体面临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客观地反映客体，这体现了真理性和科学性的要求。就实践的关系而言，主体则统摄客体，主体是环绕的中心，主体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使客体适应和服务于主体自身的需要，这体现了价值性的要求。
在古代，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尚未分化，人们对自身价值的关注寓于对自然统一性的追寻之中。近代以降，诸种自然科学由经验科学上升为理论科学，认识论在哲学理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精神原则、科学理性成为至高的主宰，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外在对象，揭示客观外在对象的隐秘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这种状况固然有助于人们认清和把握外在对象，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自身存在的忽略和遗忘。以致造成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人凭借科技对自然的支配，对舒适生活条件和对社会财富的占有，以及物欲、功利的满足，是以人的生活条件的恶化、精神家园的失落和普遍价值体系的丧失等等为代价的。由此产生了扬弃科学理性的必然性。
在当代，伴随认识重心向人自身存在的迁移，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愈益进入哲学的视野。具有象征这种转折性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早在1844年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施蒂纳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就已明确地宣示：“在我们时代的入口处铭刻着的不再是那阿波罗的‘认识你自己’，而是‘实现你自己的价值！’[2]（P353）时至今日，价值论作为一个独特领域已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在哲学中占据了显要的地位。表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人的地位和价值问题愈益受到人们的瞩目。 “以人为本”的观念得到了重视和普及。主体的实践活动的意义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关注真理，而且更关注价值问题，不仅关注“真”，而且更为关注“善”。无论在认识领域中，还是在历史领域中，人们都比以往更为关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身的意义和能动作用。
认识重心由科学性迁移到价值性，由“真”转换到“善”，意味着走向真理与价值、真与善的和解和统一，即审美化的实现。黑格尔等人早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始初系统纲要》中就已提出哲学的审美目标，并宣布：“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的方式，它包含所有的理念。”[3]（P12）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囿于理性主义的立场把审美方式强制塞入其绝对理性的框架之内，但是他确实看到和预示了哲学的审美化趋向[4]（P196）。
五、由无限性向有限性的迁移
古代哲学认识的重心是自然。自然存在是广袤的、无垠的、包罗万象的。与此相适应，人们重视世界的本原和统一性，追寻无限物和最高的“本体”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永恒的终极价值，感受到的主要是宇宙的广度以及与宇宙的广袤性、无限性相联系的空间概念。在此情况下，有限是隶属于无限，时间是隶属于空间的。人们在永恒、无限和广袤中生活，心态是沉静的，从容不迫的。正像古代诗人笔下所流露和展现出的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
近代以降，伴随认识重心向人自身的迁移，人们愈益重视当下、有限和现实。终极价值固然不能被主观地、随意地摈除，但是已失去了往昔的光辉和魅力，人们更加热衷追求的是虽然有限然而却可以现实享有的当下价值。有如流行歌曲中所云：“不要天长地久，只要今朝拥有”。与此相关联，人们的时空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由空间概念转移到时间概念，转移到对时间的有限性、易逝性的关注。以至于时间对于现代人来说仿佛具有了一种异己的性质，成为一种催促人和压迫人、迫使人浮躁匆忙甚至疲于奔命的无情存在物。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时间描述为人的存在的本真展开状态，提出时间是“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遇”[5]（P1）。这一说法实际上对于古代人来说未必合适，但对于近现代人来说则肯定是合适的。
究其根源，这种情况的发生，归根到底源于人的个体存在的有限性，时间不过是个体存在的发展空间和计量尺度。而外因则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加速，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诸种不确定性因素的骤增，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高度的紧迫感和巨大的压力。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占据现代自然科学图景重要位置的时速，不仅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昼夜更替速度，也不再是牛顿力学的机械速度，而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光速。画家达利在其代表作《记忆的永恒》（1931）中将钟表描绘成面片状挂置在树枝等物体上，正是表达了对人的个体存在及其时间有限性的反抗以及对现代时间观的批判。
六、由物质性向精神性的迁移
在古代社会，社会物质生产力占主导地位，人们追求的主要是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到了近代，虽然物质生产力借助于机器和科学的力量有了迅猛发展，但无论是在人们的生活需求还是在社会的发展方面物质因素都仍是主导性的因素。与此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面临的哲学理论任务也主要是揭示历史过程中的物质性因素即物质生产在人类的历史发展和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被唯心主义颠倒的人类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到了当代，伴随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信息愈益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知识生产力”取代了物质生产力，文化产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或物质文明程度也在总体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性因素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人们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也空前提高。
伯恩斯坦早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中就已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少，而精神性因素、伦理性因素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加。当代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哈贝马斯在《新的非了然性》中也认为，在当代物质生产对社会状况和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在减小，马克思设想的“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已失去了说服力。也正是有鉴于此，他将研究的重点由马克思的物质交往转移到精神交往，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系统的“交往理论”和“商讨理论”。显然，不论是伯恩斯坦还是哈贝马斯，都混淆了哲学认识重心同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两者。但是，应予肯定的是，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觉察到和表达出人类认识重心由物质性因素向精神性因素的迁移。
马克思在1757-17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曾提出“精神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但未能来得及发挥。当代西方学者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可以肯定，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势必进一步增长，而人们也势必愈益关注精神生产和精神成果，关注精神世界的各种问题。
七、由统一性向多样性的迁移
在古代社会，人与自然一体，人们关注世界的最高本体和始源的统一性。于是有了形而上学，有了各种本体论理论。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们表述的“水”（泰利斯）、“无限”（阿那克希曼德）、“理念”（柏拉图），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表述的“道”、“气”、“理”等，都是对世界最高统一性的指谓，是有关世界最高统一性的智慧的产物。这种情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下人对自然以及对社会共同体的依赖。直到近代，伴随科学的分化和分析方法的盛行，混沌统一的世界图景才逐渐被打破。
在当代，由于人凭借科技的力量极大地强化了自身对于自然的影响力，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普遍导致了不同特殊主体的地位的确立，由于社会结构、组织的分层和细化，等等，个人、阶层、群体、民族和国家存在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存在的多样性明显凸现出来了。就世界范围而言，在全球化浪潮迅猛推进的同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多极化和多样化也愈益彰显。表现在哲学上，以世界的最高统一性即终极本体为追寻目标的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了。但是，具体形态的哲学的终结显然并不等于一股哲学的终结。当代西方哲学家们所以一再宣布“哲学的终结”，是由于他们将具体形态的哲学与哲学一般混淆起来。哲学之思无疑仍会继续存在下去，只不过由于认识重心由统一性迁移到多样性，所以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形式来说，都变得多样化了，而且必将愈益走向多样化。
在我国，几千年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封建体制及其传统奠定了统一性的至高地位，也规定和塑造了一种“重视统一，忽视差别”的主导性思维定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这种局面已被逐渐打破，多样性正给社会的发展乃至人们的社会存在、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以上，概略地描述了人类认识重心迁移的基本轨迹及其当代表现。应予强调的是，关注和重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哲学认识只能而且必须亦步亦趋地去追踪和描述既存事实，甚至陷入黑格尔所拒斥的“知性”的僵化的片面的对立，而是要将这些新的变化及其概念上升到辩证的反思高度来把握和领悟，从更高的视点和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来合理地解决客体与主体、社会与个人、必然与偶然、真理与价值、无限与有限、物质与精神、统一与多元等诸矛盾，从而更好地发挥哲学的先导作用，来引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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