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出版工作室”的调研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调研报告论文,工作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主持本次调研，调研主要以书商、海外出版商驻沪办事机构、以出版为主要业务的各类文化公司等为主要对象，此外还涉及部分与上述机构或个人合作的本市出版单位。
本次调研主要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由于目前“出版工作室”均属地下操作（尽管其中有一些文化公司或图书批发公司具备相应合法经营条件，但国家从未赋予个人或集体拥有出版的相关权利），因此，这些机构及其所属成员大多不愿详说有关细节，我们只能在个别访谈、图书发行市场相关资讯分析等方面获取“出版工作室”的相关信息。由此，本报告的结论应被视为由间接资讯所得，尽管如此，其分析、调研的对象及相关论述仍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本次调研共访问书商5人次，出版社（编辑或发行人员）7人次，自由出版策划人6人次，图书（美编）工作室3人次，外省市出版社驻沪机构（工作室）4人次，海外出版商驻沪机构（工作室）2人次。在访谈过程中获得的资讯相互交叉，较大地丰富了调研的内容。
兹将本市“出版工作室”情况概述如下：
一、上海“出版工作室”的总体概况和特点
就总体数量而言，上海的“出版工作室”远不及北京，估计在300家以内。
这些工作室的规模一般较小，人数也较少（2-3人），当然，较大规模的“出版工作室”也有（人数在20人以上），只是相对数量较少。从功能上说，上海的“出版工作室”主要分成以下几类：
1.综合型“出版工作室”。这些工作室具备一定规模（包括工作人员、资产、年度出书量等在内的各项指标都不低于上海一般中型出版社），形同地下出版社，图书策划、编辑、制版印刷、营销以及宣传，诸般功能齐全。不过，这些“出版工作室”大多以文化公司或者图书发行公司的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只是其主要和实质上的经营范围已远远超出管理部门核定的范围；同时，这些“出版工作室”（公司）往往限定图书出版门类，专事某一门类图书的出版。例如，上海有一定“出版工作室”（华理文化公司）专门从事教育辅导类读物的编辑、策划、出版（且以外语图书为主），其年度出书品种在一百种以上，销售码洋在六七千万以上，该公司的结构完全等同于出版社，但人员远较出版社来得精干。又如另一家名为“大雅”的“出版工作室”（文化公司），以策划出版文化类图书（彩图）、旅游图书为主，与本市和北京多家出版社有长期合作关系。该公司组织上也形同一家出版社，其中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力量尤强。
2.机动型“出版工作室”。这类工作室规模往往不大，参与的人员较杂，有出版社的在职和退休编辑，也有二渠道书商及一些海外版权代理机构工作人员，更有高校教师、文化媒体及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室投入较小，工作人员也较少，策划的图书基本以适应市场需要的热门图书为主，出版门类不专，运作呈灵活多变的“机动模式”。这些工作室往往注重出版的“前道工序”，亦即以选题策划和图书编辑为主要工作，较少涉及发行营销，因此他们往往需要依托书商和正规出版机构的合作方能运转。上海文庙的图书批发市场中的不少二渠道书商往往与这些工作室联系紧密，如天圆工作室（以策划时尚图书，尤其以策划与台湾合作的时尚图书或模仿台湾的时尚图书为主要特色）、文桥工作室（以策划生活类图书为主）等等，工作人员只有两三人，年度策划图书选题和编辑图书品种在30-50种左右。这些图书往往较为适应市场，有卖点而颇受书商和出版社的青睐。
3.书商型“出版工作室”。这些工作室建立在书商各自的发行渠道之上，因此受制于各自书商的发行能力。在本市这些工作室分两种，一种由本地书商设立，另一种由外省市书商设立，前者因应上海二渠道图书批发特色而较多以教辅类读物、儿童读物为主，发行主要依靠本市及邻近省份图书市场，例如明君工作室，背靠50余家地铁及地上图书零售店，兼及二渠道批发，以证券金融、经营管理、儿童教育类图书为主要策划编辑发行对象，年出书品种在50种左右。后者大多以策划、组稿、编辑为主，且与上海各出版社合作，图书部分投放上海市场，大部分由书商原在地或其他省份主打发行，也就是说，这些外省市书商较多关注的是本市的作者资源和编辑策划资源以及上海出版社品牌，而未将在本市的图书销售视为重点。如武汉海豚卡通工作室（兼具文化及图书批发公司双重身份），年度出书一百种以上，码洋一亿人民币以上，与上海出版社合作品种在三分之一左右（这些书相当部分由他们驻上海的工作室组织上海编辑策划人员组织完成）。
4.外省出版社驻沪机构型“出版工作室”。这类外省市出版社驻沪机构完全未曾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他们将上海作为重要的选题策划与组稿中心，与上述外省书商型工作室相似，重点均摆在选题和人才资源上，不同的是，外省出版机构工作室因有出版社支持，掌握一定的书号资源，故较为积极地介入发行，但不与上海的主渠道发生很大关系。这类工作室以南方（尤其是广东、海南、广西）及北京的出版社为主，通常出版社派驻一至二人在沪，其余人员均为兼职，以本市各出版社编辑发行人员和高校年青教师、其他文化媒体和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主。如江西21世纪出版社驻沪工作室聘请原少儿出版社一位多年从事二渠道少儿书和教辅书策划出版的编辑负责，以策划出版教辅书和卡通书为主，年度出书量30种左右（因采取策略性的一号多册的方法，实际品种数应在120种以上），码洋估计在6000万以上。其余如海南出版社驻沪工作室（以文化类图书为主），南海出版社（以小说类为主），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珠海出版社等十多家机构均较为活跃。需要指出的是，这类工作室往往与上述三类工作室有较为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同第二类工作室（机动型），双方往往签订长期合作的协议。
5.港台及国外型“出版工作室”。随着中国加入WTO，海外不少书商纷纷在沪派驻各自的机构，尤以台湾出版商为主。明显的原因是台湾与大陆文化同根，语言相同，除营销手段和编辑策略不同外，台湾出版物进入大陆并无技术上的障碍，不少台湾出版公司将自身的选题“输入”大陆，由原先的单纯的版权贸易与合作，变为在上海设立工作室，与上海各出版社合作取得书号（也有买外省出版社书号）直接操作并出版图书（个别还通过大陆人员注册私人文化公司，且与二渠道批发商达成合作批发协议），不仅如此，这些工作室还努力朝本土化方向发展，积极组织策划大陆图书选题，适应大陆图书市场，为将来可能的“本土化运作”打下基础。如台湾扬智出版集团在沪设立的“出版工作室”即采取上述策略。
其余如美编工作室、翻译工作室、书稿加工审订工作室等功能型工作室，因其规模和影响不大，尽管数量不少，在此仍从略。
二、上海“出版工作室”的运作、特点及其影响
一般而言在上海的这些工作室其功能、性质、运作模型迥异，无法概括全盘通用的所谓“运作模式”，但就上述五类工作室而言，其运作的基点和方式仍比较相似：
1.注重上海本土知识资源。无论是规模较小的独立的机动型工作室还是规模较大的综合型工作室乃至书商、外省市出版社及海外书商都竭尽全力网罗出版人才及作者对象。毫无疑问，这也正是本市各出版社较为欠缺或忽略的层面。
2.工作室运作成本较为低廉。除较大型文化公司或图书批发公司的工作人员较多、成本较大外，其余工作室因固定雇员不多，人力成本甚低；大多策划人员和编辑人员均为兼职聘用，其薪金为计件制，所费不多，但颇有所值。
3.注重前期运作的工作室（只完成策划、组稿、编辑与制作）与综合型注重完整出版运作的工作室（除策划、编辑、制作外，更为注重营销）一般均需要同相关出版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由于大型出版社或出版各资源均较为丰富的中型出版社往往出于种种考虑拒绝工作室的介入，因此这些工作室常常与人数不多，机构相应简约因而显得较为活跃的中小型出版社成为利益互动的合作伙伴（一般管理费用即书号费用在每种两万元上下，若出版社有意发行并从中获取相应发行利润，书号费用一般会被减免），通常兼具批发商功能的工作室负责二渠道的发行，出版社负责主渠道的发行，各得其利。
4.由于工作室同出版社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以及工作室之间激烈的竞争状况，决定了稿酬支出（版税）占工作室前期投资的较大百分比，往往这一支出至少高出出版社50个百分点，在有些外省驻沪的“出版工作室”及外省市书商工作室那里这个数字还更高。如本市某一家出版小说作品的出版社，其版税至多为10%-12%，预付至多数万元人民币，而以外省书商工作室为例（金文工作室）其约请著名作家的版税为15%-18%，预付人民币不低于10万元，这方面工作室的优势相当明显。
5.全面介入出版的工作室除书号投入、预付版税外，在图书的生产制作上（印制装订）成本也较为低廉。这是因为，一些国营出版社因种种原因常常“技术性地”延付生产费用，结算周期大多在四五个月以上，个别甚至更长，而工作室操作的图书往往因其印量大、结算周期“正常”（三个月）而赢得生产商的欢迎，享受到比国营出版社更为优惠的工价。（国营出版社将物质供应商和印刷生产商视为自身的“商业银行”操作方法，为这些工作室提供难得的机遇，只要比出版社更“守信”，他们在生产商和物质供应商那里也会享受到与出版社同样的待遇，甚至比出版社更受欢迎，这无疑是出版社的非良性运作为他们提供了这份机遇）
6.在营销上，工作室机制灵活、手段多样，在与国营出版社及新华书店批销部门的交往中，常常使用非常手段（现金回扣、赠送等）获取高效率、高利益的回报。
7.在图书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工作室往往采取分段转包的方法，将组稿、编辑加工、装帧设计、排版出片等工艺交付各功能型工作室完成，大大节省了日常管理成本。
8.不少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作室与各类媒体的重要成员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其图书的宣传力度、广度及时效性有较大保证。
毋庸置疑的是，对即将到来或可能到来的图书零售和批发业的开放政策，书商及“出版工作室”是最为敏感的，因为，一旦实现销售批发通路的建设自由，便是在很大意义上为出版的自由商业运作开了绿灯（即使名义上或实质上仍不允许私人或集体、海外公司开办出版社），地下出版社（工作室）浮出水面必然成为现实。眼下工作室不断出现，图书市场及各出版社对其愈来愈宽容和认可便是对此的最好的脚注。“出版工作室”对本市的出版行业已产生较大影响，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上海的“出版工作室”规模一般都不大，且相当部分的工作室将上海视为组稿和策划中心，对介入上海图书市场兴趣不大；当然，介入的工作室也有，但碍于上海体制和管理上的“完善”和保守而无法获得其他省份通常均具备的“活络余地”（诸如与主渠道和出版社的发行结算往往成为大规模合作的瓶颈）；此外，相当一部分的本地出版商运作的工作室策划的图书范围较为逼仄，以教辅读物和相关儿童图书和教育工具书为主（这些书因其性质只能与上海本土出版社合作），这也使得在上海图书市场的由相关“出版工作室”策划的图书显得不够大气。但无论如何，“出版工作室”已然对上海出版界形成一定冲击，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击的力度将更为巨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造成出版社人才的隐性缺损。
2.若出版社无变革措施，则其原有的选题和作者将继续流失。
3.使出版社和地方新华书店发行机构本已较为僵硬的发行机制更乏活力，能力更为削弱。
当然，积极的意义也不少，工作室本身就是“政府的智慧性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不敌民间的狡黠式应对”的例证，这便反映出当前不少正规出版社已不能完全（或很好）适应图书市场的发展要求，比照这些工作室，其间所获得的启发和收获应是巨大的。
三、应对建议
由于中央目前对“出版工作室”尚未有管理上的定论，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缺乏使工作室管理成为盲点。但我们却不妨换一种思路和眼光看待“出版工作室”，虽然存在的不一定合理，但就其存在的逻辑性因素加以理性判断，仍可发现其“合理性”的一面。
“出版工作室”是中国文化市场改革开放后的产物（由二渠道的批发图书到自组图书，乃至网罗人才，规模逐步扩大，一路发展而来），是民间因应不断变化的图书市场的必然产物，尽管存在诸如图书选题的政治质量问题，情趣品位问题和综合质量等问题，但一般来讲，同样的问题也会在一些出版社中存在，而这些问题在出版社是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加以解决的，作为无独立出版资格与能力的“出版工作室”当然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即这些是可以通过管理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将工作室视为洪水猛兽加以完全排斥，而应设法对其运作方式和经营特点加以全面考察，以之考量未来相关的政策策略（或鼓励，或放开……但总体上纳入宏观管理的轨道）；同时，也应在个别出版社中进行大胆试点，适当放权，积累与这些工作室进行各种合作的经验；此外，还应特别重视外省出版社及书商在本市的图书工作室，使之为我所用；最后还必须十分留意海外出版商在沪动态，因中央政策不明朗，对他们应采取小心应对的策略，决不鼓励但也不宜乱设障碍——
1.建议局能拨专款，重点选择对象，仔细考察和研究上海“出版工作室”的情况。这些研究应在局管理部门、社会研究学术机构和调研机构的共同配合下完成，使之在具备科学性、学术性的基础上，能为我局相关可操作性的政策制订提供技术与学术保障。为解除工作室的警觉与担忧，同时也避免管理部门的尴尬，可委托民间行业协会（如版协）牵头主持这项研究，在我局认为适当的时候也可为这些工作室提供一些交流与对话的机会与平台，使之在不浮出水面的情况下，仍可拥有对话的权力与可能。
2.建议选取一两家小型或中型出版社为试点对象，鼓励他们以适当的方式与各工作室合作，对此也可采用上述方法和机构进行研究，获取相应资讯；同时也便于今后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在政策许可的条件下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试点。
3.一般认为外省出版社及书商工作室“掠夺”本市知识资源，从现象上看确实如此；而从商业运作角度考量他们更是毫无不当。但因其在沪机构毕竟无北京的许可，我们无法采取鼓励的措施（禁止也是不明智的），而应采取灵活的方法，对其操作的重点（利用上海的知识资源）不加关注，而注重吸引其将发行营销重点回归上海，利用其销售优势明显的图书，刺激上海发行中盘建设以及上海在全国发行通路的建设。
4.对海外“出版工作室”应较为谨慎，目前政府部门不太适合对海外出版进入大陆作任何表态，我局自然应维持低调。但上海不妨积极利用贝塔斯曼在沪的优势，在这方面寻找做大或做强的突破口似乎更为简捷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