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索的结果。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人和全国人民50年的艰辛探索和奋发图强，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历程的简单回顾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为分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时期，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第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50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在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 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1949～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中国大陆全面贯彻实施的三年。党和政府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海关自主、实行“贸易许可证”和“结汇制”，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大陆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从1953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同时走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其结果，一是在经济落后、资金和人材短缺的条件下，为加快工业化步伐，被迫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二是为保障上述战略的实施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即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其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就是，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和引发周期性的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鉴于苏联暴露的经济建设教训，曾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因体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二）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可以说，1958～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 倍（注：1958 年按照1957年不变价格，1978年则按1970年不变价格。）；从1958～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4339.39亿元， 是“一五”计划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8.82倍。从1958～1978 年， 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为：炼钢2911.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新增炼钢能力的10.34倍； 煤炭开采36510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5.73倍；发电机组容量4859.5 万千瓦，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9.68倍；石油开采1097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83.64倍；化肥1132.5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22.57倍；水泥4614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7.66倍；棉纺绽830万锭，是“一五”计划时期的4.13倍；机制糖234.8万吨， 是“一五”计划时期的3.79倍；自行车318.6万辆，是“一五”计划时期的6.37 倍；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18458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4.43倍； 新建公路153316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84倍（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351页。）。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除公路增长较慢外，其它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靠增加投入和牺牲消费来维持的。
从就业结构来看：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1957 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1978年， 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 在从就业结构来看，1957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共有19310万人，到1978年， 农业劳动者增加到29426万人，而同期农业总产值仅增长84%，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少。如果考虑到1978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7年下降4.55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95.8倍， 农业剩余人口问题更为严重了。
人民收入增长很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 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 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注：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 ）人均食品消费情况：1957年人均粮食612斤，棉花5.2斤，油料13.2斤，肥猪0.11头，猪牛羊肉12.5斤，水产品9.8斤，到1978年， 上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仅为粮食637斤，棉花4.5斤，油料10.9斤，肥猪0.17头，猪牛羊肉17.9斤，水产品9.7斤，多数增长不大，少数还有所下降。1978 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4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8.1平方米。（注：以上数字除特别注明出处外，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鉴于同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人口增长过快，是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从1958～1978年的20年间，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使人口在1960和196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960年底比1959年底减少人口1000万，1961年底又比1960年底减少348 万。从1957年底到1961年底，4年内全国总人口仅增加1206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63‰，是建国以来最低的阶段。1962年以后，全国出现了一次空前的补偿性生育高潮，1963年达到顶峰， 全国人口出生率高达43.6 ‰，当年人口比上年增加1877万。其后又在较长时期内居高不下，直到1973年党和政府将人口发展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切实抓紧计划生育工作，才使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到1978年的13.53‰。到1978年底， 全国总人口已由1957年底的64653万人增加到96259万人。20年里人口增加了近50%。（注：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三）1979～199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79～1998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是从前28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上起步发展的，虽然前进的起点比较高，但继续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因此，1984年以前，我国经济以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首先，纠正和清算了前20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1984年“六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成为建国以来效益最好的五年计划。受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鼓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但追求提前翻番的传统思想和实际存在的新旧体制磨擦，使经济在繁荣中走向过热，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以及原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都使整个社会处于躁动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是稳定经济为主还是继续加快改革，意见不一，对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分歧也很大，于是，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但是，这种曲折，对于80年代的发展来说，毕竟是瑕不掩瑜，只是前进中的问题。
经过80年代的迅速发展，到90年代初，我国已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经过治理整顿，社会供求比较平衡，客观上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正确决策， 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从1992～1998年的7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五年计划。同时，这8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到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订于2000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1998年，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的高速度， 并且适时采取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内需的措施，为1999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可以说，经过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党和政府长期追求的“高增长，低通胀”目标，国民经济已经走上良性循环道路。
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回顾新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叫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这里仅列举一些肤浅总结。
（一）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必须与时俱进
由于我国走上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背景与苏联不同，苏联是由无产阶级革命退到新经济政策，然后再进到社会主义的。我国则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进到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这个理论比较成熟、实践也比较成功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符合当时国情并卓有成效的社会制度。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就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就多多少少存在一个所谓的“历史情结”。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党放弃了“七大”上提出的必须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观点，是受到党内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的影响，由此发生的急于消灭私营经济和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脱离了中国国情。（注：参见胡绳：《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瞭望》新闻周刊1998年8月17日第33期。）
从历史来看，这是我国50年来所经历的三个前后相联系的历史阶段，从理论上来看，三者之间又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扬弃与发展关系。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理解它们。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只能站在今天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观念来看待三者的关系，既不能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角度，更不能站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角度。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的这段时间，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这个判断，史学界几乎没有疑义。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进一步说，是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个问题的引申，即产生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探讨，因为除了不可变更的历史发展顺序（包括不同的历史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以及中间经过了一个20余年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外，二者在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以及发展方向方面都非常接近，以致使不少人往往忽略了其差异。
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准确恰当地评价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以及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笔者认为，对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评价，应从理论和历史两个角度结合去研究，正如人有两只眼睛才能立体地看待外界景物。
一个角度是从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完善的角度，亦即中国共产党探索和解决中国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理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21～1949年，经过28年的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即形成于这个时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革命，即推翻三座大山，扫除中国发展的障碍，因此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即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和政策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至于建国初期，由于党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恢复经济、巩固政权，顺理成章地贯彻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既是惯性使然，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1949年至今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党在理论上的探索主线始终是寻找一条加速中国发展和人民共同受益的道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社会发展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像建党初期怎样搞民主革命一样，是个陌生的问题，因为1949年以前的根据地经济毕竟只是一种战时的、农村的、区域的经济，并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战争，而不是发展问题。1949～1952年，当时经济上的主要任务是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恢复问题，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操作性探索才刚开始。而50年代前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工业化的迫切心情，与苏联20～30年代又很相近，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令人景仰（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揭开了盖子，发现其工业化也有不少弊病），因此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就在所难免了。从1953～1978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又试图改革其弊病的前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正确的改革思路和错误的改革思路并存和交织在一起，但“左”的思路占上风，直至演变成“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的改革思路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建国以来党在探索方面的丰富经验教训，既是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也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这个理论提供了参照。
由于新民主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完成各自历史任务）几十年艰辛探索的科学结晶，因此不仅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前后相承的发展关系，甚至两个理论都是在一代人身上形成的，领导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主要参与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探索的科学结晶，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党民主革命时期探索的科学结晶，其中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体现出来。是否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是40年代末党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90年代党对鸦片战争以来150年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后者既包含前者， 又比前者更丰富、更深刻，因为后者经过了对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扬弃并吸取了战后40余年中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第二个是历史进化的角度。时间是不可停止、不可逆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目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历史阶段，前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最终成果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了障碍。因此它所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民主革命的产物，它之所以不同于与早期独立国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既反封建、又反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主革命。在当时资本主义弊病丛生、而这些国家又缺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只能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共同起作用的混合经济体制。而战后经济的发展则不断证明，无论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还是贫富差别很大、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都不如这种模式好。实际上，战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改革，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都是趋于计划管理与市场调控并重、重视社会二次分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大概就是出于此，但是在当时，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把它作为过渡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成熟的经济形态。这种历史性的失之交臂，也进一步说明新民主主义只是民主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
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已成为历史的经济形态和理论。从1949～1952年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经过“四过”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经过缓慢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私营经济的办法，中国恐怕都要走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因为中国的国情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正确思路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为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新中国经济40多年来发展选择的结果，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国际环境、党和人民的心态来说，都与建国初期大不一样了。
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后者与前者的相近之处尽管很多，也不是一种体制上的“回归”，而是包含，是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即后人的体制总是要剔除前人不正确或过时的东西，包含前人正确的东西，这才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巨大作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存在和发展；抱残守缺、囿于成见，只能葬送社会主义。
（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
纵观建国以来5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就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曾经失去过几次历史契机，也抓住了几次历史契机。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曾经有过三次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
第一次是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苏联教训和自己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旨在弥补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和体制变革设想，使我国再次面临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受“反右”运动和“反‘反冒进’”的影响，却走上“大跃进”歧途。
第二次是1961～1963年。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方式，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使中国面临着一个经济改革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和批判“单干风”，直到发动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契机。
第三次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进行“整顿”。此时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城市就业困难、民主和法制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对“文化大革命”和极“左”的那套思想和体制已经失望，迫切希望结束“文革”和发展经济。邓小平的复出和“整顿”又给了中国改革和发展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右倾翻案风”和罢免邓小平领导职务导致了这次历史契机的丧失。
第四次历史契机是1978年。当时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不满，对“拨乱反正”和经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满，要求改革。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抓住这次历史契机，终于将中国引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第五次是1992年。由于受治理整顿、“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束缚而彷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开迷雾，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这个历史契机， 顺势破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
综上所述，三次经济发展和改革历史契机的丧失，其主要原因都是受到姓“社”姓“资”问题的干扰，都是将实现和保护“社会主义”制度放在第一位，结果陷入生产关系处于第一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处于第二位的陷阱，甚至被“四人帮”所利用歪曲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完善。与此相反，1978年和1992年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和第三代领导人能够抓住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则是将三个“有利于”放在第一位，并以此来判断改革和发展。如果以生产关系为第一标准，由于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总是受当时认识的局限，就很难准确评价是非。
（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中国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建国以来的50年，如果以1978年为界，前29年所致力于建立和巩固的经济体制恰恰是后21年致力于改革的体制。因此，无论是研究现实经济问题，还是研究历史，都无法绕开对改革开放前经济体制的评价，并且实际上心中都有一个评价。
对于改革开放前经济体制的评价，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与当时国情的关系；第二是它的绩效如何。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种方法是从理论上分析，即以改革开放前夕的经济体制作为对象进行分析，排除了对其不同历史阶段差异的考察；这种抽象的方法对于认识改革的起点、任务不失为一种简捷办法，并且为许多人采用。另一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通过系统考察原有经济体制产生演变的历史及其历史条件，寻找出这种经济体制形成演变的原因以及作用的变化。
对于第一种方法，如果以1978年以前“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体制为对象，可以说，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可言，也无公平可言。
从宏观计划管理来看，从1966年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76年开始实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都没有正式形成计划，计划管理的水平相当低，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理性质的、粗放的、随意性很大的计划经济。
从微观经济运行来看，农村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城市批判“奖金挂帅”、“利润第一”将生产和分配中的“大锅饭”发展到顶点，再加上政治动乱的干扰破坏，效益非常低。这种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严重脱离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教育落后的国情。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也将不公平发展到极点。一是严厉限制农民的流动和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农民不仅丧失了迁徙流动的权利，也丧失了生产自主权和收益支配权；二是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其社会地位受到空前的贬低；三是城市的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剥夺了其选择就业和居住地的权利。
至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由选择程度的增加，则基本没有改善，甚至有所恶化。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是1978年以前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压制和对人民的束缚，才使改革开放初期爆发出巨大的“纠正效应”，也使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为发展和改革提供较多的空间。
如果以第二种方法来分析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就会看到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其体制和政策有差异，而且其作用也有较大差异。
对于50年代前半期来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以消除旧中国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和威胁，在这种条件下，要迅速恢复经济秩序、发展经济，保证国家安全，实施赶超战略，就要集中使用有限的积累和资源，这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1956年以前的经济体制变革的积极作用还是大于消极作用的。问题是“八大”以后，不仅没有及时纠正因过快发展重工业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将经济体制和管理方法推向脱离实际的公有制和“外行领导内行”及“运动”群众。
1958年的经济体制变革可以说是三年“大跃进”的制度基础。同样可以说，党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和我国工业化水平低，使得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能是一种低水平、低效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
就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即使从理论上可以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可以完善的，但是由于它脱离了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在目前的条件下是无法完善的。这不仅表现在单一公有制束缚了人民个人的自主、自由和独创性，也表现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不可能及时有效、准确地获得足够信息、制定灵活、恰当的决策。另外，从根本上来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也不能适应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自然规律，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使人们获得更多、更大自由、活动空间和多样性选择的规律。
（四）“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回顾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巨大成就，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完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目标、充分考虑改革措施的阶段性和可行性。
不少人通过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认为我国的改革具有渐进的特点，是由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逐渐向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推进的特点，即通过传统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发展和增量改革创造的巨大成效支撑原有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增长和起到改革示范作用。
这种概括的确概括了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但是笔者认为上述概括尚不够全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空间。对于农村改革来说，一开始就是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表现出速度快、彻底的激进特点。同样，对于吸引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中国的改革也是起步较早，大胆、迅速推进，在80年代初期国内尚在探讨私营经济能否存在、怎样完善计划经济时，就建立了经济特区和鼓励“三资”企业发展。可以说，中国改革的特点，除了上述的改革起点不同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里所讲的“实事求是”，不仅是说中国的改革理论、政策和措施来源于对实际和经验的总结，还包括在制定和推行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或及时注意到其可行性。具体表现就是当改革应该激进并且可以激进时，就激进；没有弄清情况或阻力较大时，就通过试点或外围性的改革措施来逐步推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和“摸着石头过河”。
正是因为1978年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保证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的情况下， 改革得以迅速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80年代的主要成果，可以说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其创造出来的市场经济空间。其中以农村变化最大，基本完成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向民营经济的转变。在城市，个体、集体、“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都使原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只集中在国有企事业单位。而农村经济、城市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不仅给国家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保证了原有体制继续运行，而且则对后者产生了吸引和侵蚀作用。这样改革从一开始就阻力很小，大家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和预期受益者。同样，1989年五中全会肯定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1990年的物价改革和1991年建立证券市场的改革，也都反映出改革仍然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只要条件允许，就及时推进。
最能体现“实事求是”原则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恰当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改革开放前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建国以后，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就业和分配政策由最初的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逐渐发展到国家“包下来”和“大锅饭”的就业分配体制。在80年代的改革中，政府一方面利用短缺造成的和外延性增长还有很大余地的条件，采取了“放权让利”，基本上没有触动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分配体制，此时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虽然进展不大，但是对于保证社会稳定，减少改革阻力、支持体制外改革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样，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80年代相对滞后，实际上也是充分权衡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寻找最佳集合点。在当时外延型经济增长还有很大发展余地和“放权让利”的情况下，政府保持强大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对金融的行政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保证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比重很大的国有企业产出的增长。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顺利转轨主要得益于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而体制内产出之所以没有出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衰退，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轨政府的控制能力（配额约束）以及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高储蓄率只是中国实现转轨中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把这些储蓄以某种形式集中起来由于对经济产出（尤其是体制内产出）的金融支持。”（注：张杰：《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
1996年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和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明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再次寻找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最佳结合，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原则。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确地处理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同富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借鉴外国经验和从国情出发等关系，都反映出“实事求是”作为指导思想和办事原则的伟大意义。
三、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立以来，经过50年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经基本摘掉了贫穷落后农业国的帽子。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拥有量低，在短期内尚难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但是也正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再加上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大陆与台湾经济关系的发展，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不仅是20世纪初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是1949年建国时所不能比的。中国正在成为迅速上升、机会最多的经济大国。曾有不少人预言：21世纪中期，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受资源和人口的制约，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条件又不能过分乐观。目前中国来说，是发展很快但尚不发达，机遇很好但挑战亦很严重。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的前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在分析估量国内国际形势基础上所作的一个重要判断。在世纪之交时期，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这对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同时，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既使我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也为我国提供了利用后发优势、跨阶段开发、加快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尽管经过近50年的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过去底子薄和人口多，目前在世界上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1995年9月17日， 世界银行公布了一项衡量国家（地区）财富的新标准。这项标准是将一国的经济产出减去机器折旧和自然资源的消耗，计算人均财富，然后再将财产净值折成美元，计算人均财富，比较经济实力。世界银行推出的这种新的财富衡量标准，即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融为一体来综合计算国家财富（主要是根据构成财富的三个来源即创造的资产、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来计算），比起传统的以收入论贫富的老方法也许更科学些。世界银行用这种新标准对1990年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财富进行了评估，结果澳大利亚排在第一，加拿大排在第二，日本排在第五，美国排在第12，人均财富分别为美元835000，704000，565000，421000，而中国则排在第162位（共192 个国家， 中国倒数第31位）人均财富仅为6600美元，不到世界人均财富（86000）的1/ 13。（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5年）》，中国财经出版社1996年版。）另外，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总署编写的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按照综合指标，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排名中， 中国大陆在第106位。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仍然任重道远。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势头，正在缩小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 根据世界银行三年调整汇率方法计算， 1993年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十位，分别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8%和8.7%，到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位置则上升到第七位，分别占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2.5%和12.9%。
1995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2010年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这个建议为1996年3月份召开的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通过，成为今后5年和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到2000年，中国大陆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口将控制在13亿，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生产方面，农业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主要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万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由1995年的2.2吨标准煤下降到1.7吨标准煤；在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达到80%以上，农村劳动者各类保险覆盖面达到30%以上。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和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掌握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技术，主要生产技术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下世纪初的水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减灾抗灾能力大为提高。
经过50年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发展，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一系列有利条件都说明目前中国大陆经济不仅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1993～1997年间，中国内地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1%，比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高7.3 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8.8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7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3日。）未来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主要有：（1）经过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居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这一方面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档次上升、容量巨大、层次丰富的市场条件，另一方面较高的储蓄可以为投资的增长提供比较充裕的资金来源；（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比前17年更好的体制条件，尤其是随着政府管理调控国民经济经验和能力逐渐增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进一步发挥出来；（3 ）人力资源丰富和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及城市就业压力的存在，将使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受到抑制，这是保证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重要因素；（4 ）国际资本流动程度的提高和发达国家的较低利率，目前科技的发展尚未能推出提高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新产业群，使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外资具有很大吸引力，加上大量华侨的存在，国际和平环境，都使未来15年可利用的外资数量较大。（ 5）港澳回归和台湾与内地经贸关系的密切化，使内地的资源、市场、劳动力和工业基础，香港的金融、通讯、航运、贸易服务，台湾的资本、技术和营销能力，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使中国四个地区的发展条件都有所改善、能力有所提高。
当然未来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也有不利的因素。其中主要不利的因素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按照计划（即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较好贯彻），2000年内地人口将达到13亿，2010年将达到14亿，而且生活水平将有较大提高。这就对资源和环境产生较大压力。我国人均耕地和矿产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今后15年主要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将进一步下降；我国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按照“九五”计划新增加的供水量，到2000年，水资源的供求仍然有较大缺口，水资源不足将成为影响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就业方面，“九五”期间将新增城镇就业4000万人，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4000万人，数量的确很大，但是“九五”期间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优化产业结构，将使相当数量的职工面临待业和转业，农业的发展将加快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加上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难以缓解。另外，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所导致的经济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的加强，使未来国际经济竞争和贸易摩擦将可能加剧，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价不断提高即是一例。
根据上述条件分析，今后15年或更长一段时期中国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能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清除腐败、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机制的完善等。（2 ）能否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即解决农业基础薄弱问题，有效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3）能否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型、粗放型向内涵型、效益型的转变。目前中国大陆的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能耗、劳动生产率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增长速度和工业化的推进主要是靠增加投入实现的，而我国的资源短缺和国际竞争又决定了长期以来实行的这种发展战略必须改变，中国只有在未来十年走效益型发展道路，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
199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抓住机遇，在2010年之前这段“关键时期”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有两个：一是成功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世界经济的动荡，说明经济的全球化在给我国带来可以利用的机遇和资本的同时，也带来风险。因此，如何在融入国际市场和开放的同时，建立起防范机制，也将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以说，上述发展方针如果坚持不变、实施得法，两个重大课题得到解决，中国是可以抓住本世纪末的历史机遇，在下个世纪中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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