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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曾留下过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我想，如果历尽一生，创造巨额财富，在自己死的时候，企业留够发展资金，余下的全部贡献给社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这也算是对得起财富。
当福布斯慈善排行榜将我列入其中的消息传来时，有记者问我捐款有没有什么困难，我立即回答没有比捐钱更容易的，只要你有钱，愿意捐就行，至于其他人说三道四，那不足为虑。卓达在自身发展最艰难的阶段，就已经开始向社会捐赠。算做义务也罢，或者一种表达也罢，更主要还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一种溶在血液中的审美取向和价值标准。这种需要使我觉得只要能付出一些，只要能对别人有点帮助，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感觉自己还有点用。
现实中很多捐款让我失望，我知道自己捐助的很多失学孩子都是三胎、四胎，都是因为父母愚昧，一生再生，但生出来了，孩子无辜，总得上学呀。很多时候明知只要是一经过中间环节，作弊就立即开始，但还得捐，总会有些钱能到那些孩子手里吧。为此我决定设基金，改变捐赠的方式，相继设立了扶贫和教育两个基金，开始从输血式扶贫、助学转向造血式扶贫、助学。
我不赞成政府通过政策鼓励企业家捐赠，目前政府对于慈善的政策是明智和理性的，符合中国国情。很多黑幕下的交易本身就是不义之财，这些人连税都不想交，别指望他们还有什么慈善情怀。如果通过慈善可以获得荣誉，还可以减税，那慈善行为将成为洗钱和沽名钓誉的新途径。我的慈善观点是：正经办企业，把税交清，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慈善。
在一个不透明的、没有准则的企业生长环境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大量存在，走正道的企业家们积累财富非常艰辛，他们不愿捐献很正常。在这样的机制下，慈善行为是畸形的，很难产生大慈善家。不少人捐赠并不是发自内心的需要，他们认为，即使不捐，也比贪官强，虽然昧着良心勾结官员挣点钱，但好歹做了些实事，那些贪官啥也不干，一捞就是几千万甚至几个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都是民脂民膏。都说奸商坏，奸商再坏也比贪官强呀！奸商会说：注水肉起码有肉，劣质大米起码还是米，黑心棉好歹还有棉在，那些贪官几千万元藏在家里，纯粹是白捞。所以在一个几乎没有高尚行为准则的社会里，要让很多人高尚起来那是不可能的，这种体制和社会结构，就决定了有的富豪命运必然是悲剧，必然是不高尚的，因此抛开体制和制度，要使中国的富豪都高尚起来，要寻找中国的卡耐基，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人们都感觉到做慈善事业很难，难在什么地方，真正难在了中国企业身上，国营不说就说民营，不管它是权力寻租，还是寻租权力，勾结官员，官员勾结，黑幕交易，交易黑幕，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财富，和那种阳光下每个人平等竞争，心甘情愿地劳作，创造财富的过程，是有天渊之别的。欧美的大多数企业家能把一生所得捐献出来造福社会，有的还是无名捐赠，他们觉得把大笔财富留给孩子，这是一生的耻辱，这等于是为了自己而自己，为了财富而财富，这是欧美大企业家的崇高之处。中国的富豪们可能吗？
真正慈善的大前提是民主法治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只要资源还掌控在权力手中，只要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只要还有那么多的企业靠勾结、靠黑幕、靠交易来获得不义之财，只要这种不公正还堂而皇之地存在，那就没有真正的慈善可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搞官商勾结，就是慈善。
所以，不营造一个真实的、高尚的、充满爱意的、公开的、法治的、平等竞争的大环境，就不会有太多人主动捐赠财富。当财富本身得不到尊重，当财富的创造者得不到尊重，当创造阳光财富的大前提得不到实现，当这个社会还在弥漫着莫名的仇富情结，中国的卡耐基永远也不可能产生！
当创造财富的行为缺少美，这个流程必然是不美的；当这个流程是恭维的，这个行为必是恭维的。所以创造财富行为不美的人，他是不可能心情愉快的，想让他心情愉快地再来把财富多支付出去，这是不可能的。捐赠本身是一种多支付，不捐赠是一种本份。所以想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家成为卡耐基，这不现实。什么时候才会现实呢，当中国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国际企业家水平一致时，起码当中国有更多官员弃官下海做企业时，当官本位意识彻底被社会淡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