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思想论文,谭嗣同论文,经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1999)01-0035-05
在谭嗣同全部维新变法思想中，其经济思想最为切实和具体，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承上启下的理论特征。所谓“承上”，一方面因其广泛吸收了以往的经济思想成果。另一方面因其仍未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所谓“启下”，指戊戌维新运动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历史经验与教训。换言之，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不仅需要革命的运动——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且亟待革命理论的指导。改良主义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发生初步影响，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经济思想的形成，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肇自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与实践。
一 功利论
中国古代重义轻利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重义轻利对于形成中华民族诸多优秀道德传统，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和合作用。但是，勿庸讳言，它对人的求利活动的过多束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以求利为本质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进入近代以后，其束缚作用更加凸显。守旧派和顽固派反对发展商品经济，反对发展资本主义，无不以“言利”而斥之、而轻视之。因此，自鸦片战争以后，要求变法革新的思想家们纷纷对其展开批判。如包世臣（1775～1855年）公开以“好言利”自诩，说自己“所学大半在此”（《安吴四种》卷二六》）。在包世臣除“中饱”以利民利国的理论基础上，魏源（1794～1857年）进一步提出“利商”主张，认为与其让封建衙吏在商品流通中中饱私囊，不如让利于商，发挥商人的积极性。[1]出使四国大臣薛福成（1838～1894年）提出“不讳言利”的主张。 他说：“圣人正不讳言利。……后世儒者不明此义，凡一言及利，就不问其为公为私，概斥之为言利小人，于是利国利民之术，废而不讲久矣。”他甚至认为，商人的私人利益的总和就是国家利益：“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续富国策》作者陈炽（？～1900）与薛福成的义利观基本相同。但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属于公利的范畴，是一种应予以提倡的利。
针对顽固派以“圣贤不当计利害”反对维新变法，反对发展资本主义，谭嗣同阐发了薛、陈关于圣人“不讳言利”的思想，并将陈炽的发展资本主义属于公利范畴的思想，进一步上升到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
而今日又有一种议论，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则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关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即圣人言季氏忧在萧墙之内，何尝不动之以利害乎？[2]
在《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中，薛福成尖锐地批评了顽固派的空谈误国：“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斥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对顽固派以“士”的名义的空谈误国，谭嗣同亦予以了辛辣的揭露与讽刺：
若今之所谓士，则诚不利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夫坐而论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务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学而上达，今之士止贪上达，不勤下学，是人人过孔子矣。及至生民涂炭，万众水火，夺残生于虎口，招余魂于刀俎，则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惟抱无益之愤激，而哓哓以取憎。[2]
谭嗣同的功利论贯彻在他的全部经济思想中。同包世臣、魏源、薛福成、陈炽等进步思想家一样，谭嗣同的功利论对于突破传统义利观的束缚，解放人们的思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震聋发聩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谭嗣同不像许多以往以及同时代的思想家在批判重义轻利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贬低义的作用的倾向，如严复主张义利合，将义统一于个人的“长远真实之利”，[3]实为对义的否定。但是， 他的维新变法思想缺乏道德建设的方面与内容。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了这一历史的局限。孙中山提出“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4]认为“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 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 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4] 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视为中国现代化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即是重新肯定义的作用，对近代思想家们矫枉过正的再矫正。
二 “奋兴商务”论
叶世昌先生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前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9世纪初～1860年）；第二阶段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1860～1894年）；第三阶段是甲午战争后至五四运动时期（1895～1919年）；第四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20～1949年）。[3] 并认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于魏源。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兴商务为中心。第三阶段产生了‘实业’一词，人们逐渐以‘振兴实业’来代表农工商业的发展，并产生了工业化的思想”[3]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同时反映了第二、 三阶段的特征。换言之，作为第三阶段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代表，谭嗣同的“奋兴商务”论延续了第二阶段的主流经济思想，其实业论又是第三阶段“振兴实业”的理论先声。本节试论其“奋兴商务”论。
谭嗣同的“奋兴商务”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商战”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批判“轻商”思想。
“商战”一词非谭嗣同首先使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王韬（1828～1897年）在同治年间就提出了“商力”和“兵力”的概念。他说：“盖英之立国，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而兵力之强，全在商力之富，以商力裕兵力，二者并行，而乃无敌于欧洲。”（《韬园文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有两手：商和兵，即经济和军事。军事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又以军事为后盾。他主张中国和西方各国通商，也应“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韬园文集外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另一著名代表郑观应（1842～1921年）将王韬的“商力”、“兵力”概念进一步发展为“商战”和“兵战”。他说：“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他把兵战称为“有形之战”，又叫“形战”，认为兵战治标；把商战称为“无形之战”，又叫“心战”，认为商战固本。同王韬一样，他主张兵商并用：“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在此基础上，郑观应提出了“决胜于商战”的口号。[5]
谭嗣同发挥了郑观应关于商战比兵战根本的思想，认为无论商战，还是兵战，其目的都是“为商”，即为着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其商战比兵战更为“至巧而至毒”。他认为：
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2]
和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随地可造机器，可制土货。又将火轮舟车开矿制造等利一网打尽，将来占尽小民生计，并小民之一衣一食皆当仰之以给。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况又令出二万万两之巨款，中国几曾有此财力！[2]
虽然这些分析仍带有重商主义的倾向，但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以及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行经济侵略的实质认识是深刻的。
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两手——商和兵？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兴商务”论和“商战”理论正是反映这一时代要求的理论形态。同郑观应一样，谭嗣同认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商战比兵战更为重要。
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一战能了者？[2]
向令战胜日本，于中国全局初无裨益，转恐因以骄贪，而人心之疵疠永远于深痛。故败者未必非幸，和者尤当务之急，但不当如此和耳。[2]
所谓“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指闭关绝市早已证明为亡国之策，即使没了天地也不能再有这样的日子。所谓“岂一战能了者乎”，“和者尤当务之为急”，是说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军事，更在经济，不是打一仗就能解决得了的；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创造奋兴商务，即奋兴经济的“和平”环境。所谓“不当如此和耳”，指不当与英、法、俄、日等侵略国签订丧权辱国之“和约”。在甲午战败结束不久，全国一片主战、斥败、求胜的舆论声中，谭嗣同提出如此说，其理论胆识是不难想见的。所谓“和”，反映了谭嗣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及清王朝的反动、腐朽尚认识不足。但是，从洋务派由两次鸦片战争认识到资本主义“船坚炮利”，因而力主发展中国的兵器工业以防御资本主义的军事侵略，到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有两手——商与兵，且军事侵略的实质是经济侵略，因而提出“奋兴商务”和“商战”理论，应当说是近代中国人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学习西方”的重大进步。
与小农经济基础以及重义轻利思想相联系，中国有几千年“重农轻商”的历史。其根深蒂固，以至屡遭资本主义的炮火而不足毁。甲午战争后，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仍然不得不浓墨重笔批判“轻商”思想，为“奋兴商务”消除思想障碍。谭嗣同批判说：
商务者，儒生不屑以为意，防士而兼商，有背谋道不谋食之明训也。……中国惮讲商务，遂并商务与国存亡之故而亦弃置勿复道。修铁路则曰无费，然粤商某竞出费为美国包办铁路矣。造轮船则曰无费，然闽、浙巨商往往购大轮船挂外国旗，自号洋商矣。渊鱼从爵，楚材晋用，此固在上者驱迫使然，彼为士者独不可悟商务力量之大乎？惟此凡言农务、蚕务、牧务、渔务，皆非谓身为之，但当精察其理，以为民导耳。[2]谭嗣同也将“商务”与国之存亡联系了起来，愤然批评儒生士人为不背“谋道不谋食”之祖训，竞置国家存亡于不顾。他以为，“士”虽不经商，但应从中外商务中体悟到商务力量之巨大，就象虽不务农、蚕、牧、渔，但须“精察其理，以为民导耳”。重农轻商，近代中国仍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仅顽固派，洋务派亦不乏视农为本，视商为末者。谭嗣同此言之“士”，不仅指顽固派。
此外，在谭嗣同的维新变法主张中，“奋兴商务”内容尤为丰富。如多修铁路，多造轮船，以兴商务；工商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设商部，集商会，立商总；开公司，招民股；兴保险，建官银行；对外通商；改订税厘章程；必学商务者为之官，等等。
三 实业论
由“兴商务”而“振兴实业”，标志着近代思想家认识资本主义的又一进步。在以往的认识中，工商不分家，工在商务中，表明对资本主义生产力把握不具体、不准确。将“实业”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经济发展的中心由商业而工业，不仅表明对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表明对工与商的关系开始有了正确的界定。
谭嗣同的实业论最具理论特点的有三个方面：一、矿务论。二、兴机器论。三、兴铁路论。叶世昌先生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对其兴机器论和兴铁路论已有阐说，本文不再赘述。
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钳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极其艰辛，以至到19世纪末，兴矿务、机器、铁路，仍具启蒙意义。如谭嗣同说：“中国之矿，甲地球也。”然而人们“率相顾愕眙，莫肯争奋，坐拥厚赀而日受冻馁，仅恃涓滴而甘被睃削，转使所恃以奔走人者为人所夺，而还供人之奔走。是盖有三故焉。曰：不知开矿之利；不知不开矿之害；知其利与害矣，又不知所以开之之法。”归结起来，谭嗣同的矿务论主要论及此三个方面。
谭嗣同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忧国忧民意识强烈地贯穿在他的全部著述中。同论述其他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关于开矿之利与不开矿之害，他最关切的仍然是国之“富强”，民族之“存亡”。他在《报贝元徵》中说：
足下昔言“外洋煤铁向罄，中国之矿未开，他日中国挟煤铁二宗即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诚然矣。然中国必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之矿以制我矣。[2]
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故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万物必争，而后仅得自存绵延其种类也。以矿务、商务力之与争，即今之下手处，而所以能有此下手处者，岂他故哉？[2]在《上陈右铭抚部书》中亦说：
惟念铁路、商轮、煤矿诸端之于保国，其事固至急，而其效亦至缓。假使十年五年前早筹议及此而毅然举办，则至今日，汽车已飞腾于骑田之岭，火船已络绎于洞庭之湖，矿山即不得遍开，亦必已用机器，已成巨产。[2]
关于“开之之法”，谭嗣同探讨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所有制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开倡商办（或曰民办），主张商人自由设厂之先河。叶世昌先生认为：“魏源既提出官办，又提出民办；既主张办军事工业，又主张办民用工业。因此从他的这种主张出发，可以走向洋务派，也可以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事实上，后两者都把魏源作为自己的先驱。但比较起来，魏源更倾向于民办”。[3] 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企业经营逐渐形成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种基本模式，思想家们纷纷理论之。从整体上来说：官办为主；官督商办在洋务运动期间红火一时；商办这一代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长期处于弱、小之势。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谭嗣同“极不”主张官办。在《报唐才常书》中他说：
办矿坚忍绝伦，最得师门宗旨。安的马尼矿事，八月曾接淞芙书，称归官办，嗣同极不谓然。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官权虽有所压，却能伸其胁民之权，昏暗残酷，胥本于是，故一闻官字，即蹙额厌恶之。[2]然而，面对官办的主导之势，抑或曰一时难以扭转之势，谭嗣同不得不退而提出不论官办商办，“专主散利于民”的主张。
或商或官，有种种办法。嗣同更请括以二类：一收利于官，一散利于民。无论官商认定一途行去，皆有此二类道理，则于官办、商办皆无关系轻重。缘商办一有抑累，仍然收利于官，与官办等；官办苟使本地有他项利益，仍然散利于民，与商办等也。[2]
今既归官办，嗣同之愚，以为应专趋散利于民一类。[2]谭嗣同提出六条建议，以保证官办矿务散利于民。[2]察其内容， 名为官办，实则商办。他归结说：
如此，则以一县之公利办一县之公事，溥其利于一县，是不啻匀摊其利于一县之人，即不啻人人皆入股分，人人皆为有股分之商民。名为官办，其实至大至公之商办也。是故当知嗣同所谓商办，专主散利于民，绝非垄断于一二家之私办可比。[2]由此不但可知，名为官办，实则商办。而且可知，商办不等于私办。二者的区别是：商办为股份制，私办为私人垄断；前者散利于民，后者专利于私。这是谭嗣同与“淞芙”以及诸多倡商办的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后者的商办即私办。
谭嗣同反对私办，基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认识。他并不否认而且极其赞赏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欧洲近代史上的进步作用。他说：
然而又当知主私办者，未始非明于天下之大计也。……一人获利，踵者纷出，率作兴事，争先恐后，不防民之贪，转因而鼓舞其气，使皆思出而任事，是以趋利若鹫禽猛兽之发，其民日富，其国势亦勃兴焉。此欧洲各国政府倚为奇策者也。[2]谭嗣同亦不否认，欲与西方经济大国争富强，私有制是最“速效”的途径。
夫乎各大国之间，欲与之争富强，舍此无以求速效也。此殆淞芙之所志也。[2]然而。
其弊也，惟富有财者始能创事，富者日盈，往往埒于其国，甚乃过之；贫者惟倚富室聊以生活，终无自致于大富之一术。……于是工与商积为深雠，而均贫富之党起矣。[2]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与谭嗣同的平民意识、平等思想无疑是相抵触的。他思想深处坚信：“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均须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之一法。”[2]然而， 以改良派及其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之势，谭嗣同不得不令自己的思想一次又一次痛苦地退却：
环地球各国之经济家，朝夕皇皇然，孜孜然，讲求处置此事之法，而卒莫得其要领。以目前而论，贫富万无可均之理。不惟做不到，兼恐贫富均，无复大有力者出而与外国争商务，亦无复贫者肯效死力，国势顿弱矣。[2]
今以论于湖南之矿务，实创始而非守成，自以淞芙之说为正办。然而环顾天下之势，遂无几希之望。[2]
嗣同力主官办，亦审知不能有为于天下，得不隅是一隅。[2]谭嗣同由反对私办退到以私办为“正办”，又进而退到“无几希之望”。综观上述，所谓“力主官办”，是相对淞芙的“私办”而言，非名符其实的官办。即：在商办、私办无望的情势下，希图以“官办”之名行“散利于民”之实。他且深知在官办的形式下不可能散利于民，即“不能有为于天下”，只能“得一隅是一隅”。然而，究其“专主散利于民”及其“股份制”的形式。毫无疑问，谭嗣同思想的实质是力主“民办”。这是真正的“民众之办”，不是许多近代思想家的名为“民办”，实为“商民之办”，即“私办”。谭嗣同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较为激进的思想代表，同时又是一位思想体系多有矛盾的思想家。从其理论官办、商办与私办，亦可窥之一斑。
相对于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的实业论缺乏理论抽象。他未能提出“实业”概念以及“工业化”思想。叶世昌先生指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指出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次年康有为正式提出了‘定为工国’的主张，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其后，“张謇认为振兴实业应以棉铁为中心，实行棉铁主义。孙中山《实业计划》则首次为中国工业化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3] 谭嗣同的实业论虽未足以概括反映时代发展的经济特征，但他的矿务论、兴机器论、兴铁路论探讨了“振兴实业”最核心的内容；他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贫富两级分化的忧虑，较早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弊端的认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以铁路运输为重点，其次为农矿事业。他提出以铁路多少为衡量一国贫富的标准，又提出农、矿为各种事业之母。他说：“盖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6]关于国家经营实业收入的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中之一就是“为改良与推广机器之生产”。[7] 关于国家经营实业以后会加剧贫富对立，孙中山提出了“大实业国”和“节制资本”的主张。无疑，谭嗣同的实业论同康、梁的“以工立国”，都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第三阶段“振兴实业”的理论先声。
[收稿日期]199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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