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礼彬[1]2001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商贸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文化上，百家争鸣；经济上，商贸活动空前发展。本文拟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并参考近些年来出土的考古材料，对这一时期商贸活动发展的时代背景、表现和社会影响尽可能地进行较为系统地论证，以便我们能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商贸活动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在春秋中后期和战国时期，分封制和宗法制逐渐崩溃，社会动荡不安，自西周以来形成的“工商食官” 制度彻底破坏，为商贸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氛围；各诸侯国对商业大力扶植是商贸活动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加上一些有识之士重视商业观点的舆论导向，商贸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其突出的表现在：跨地区贸易空前发展；城市的市场十分繁荣；税率逐渐攀升；货币体系逐渐完善，货币流通十分频繁。尤其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一些商人逐渐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经商理论，这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有些商人具有良好的商业经营道德，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该时期的商贸活动的发展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加强了不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交往，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冲击了贵族等级制度，使社会等级结构发生变化，要求平等的思想开始出现。传统的社会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动摇，金钱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尺，拜金主义思想泛滥，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导致统治者特权的旁落，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于是政府对商业加以抑制，使初兴的商人集团遭受重创。
王丽静[2]2014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共外交研究》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此时期内的各诸侯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它们之间的不断兼并和互盟形成了看似杂乱无序却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国际关系大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在外交思想、制定外交策略上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了创造力,并因时因地的积极进行实践,使得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外交智慧多彩绽放的伟大时代,这其中也大量涉及了公共外交领域。本文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共外交思想与实践存在并有为今所用,为今所鉴的作用和意义的基本假设为切入点,主要对春秋战国时期公共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内容特色以及其与公共外交相关理论契合度等两方面进行论述。文章共为六个部分,引言中详细阐述了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的对象、研究概念澄清、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六个内容。第一章重点回顾梳理了公共外交在理论发展上的新旧之争与实践过程中的原则和特色。第二章主要归纳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间格局与主要诸子大家相关的外交思想流派。第叁章结合上述论述,发掘并提炼春秋战国时期公共外交的思想精华与实践特点。第四章,把研究发现与当今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状况结合,阐述春秋战国时期公共外交对今日的启示作用。最后,在第五章中总结阐述整体研究的结论、意义及可继续的研究方向。本文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特色鲜明的公共外交思想和广泛多样的实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得到结论,春秋战国时期“和而不同”、“乐忧天下”、“以德怀远”,“散游诸侯”的公共外交思想；重视会盟活动仪式等形式、重视女性及说客精英个体和重视文化意涵内容交流的公共外交经验在思想引领和实践指导两方面对当今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强进前[3]2012年在《简析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的商人出现很早,有商、贾、商贾等称谓,不同的名称揭示了商人不同的经营方式。西周时,在“工商食官”制的约束下,官商并不像现在所说的亦官亦商,他们也处在官府的控制之下,主要是满足官府的生活需要,充当官府的采购员,有时参与一些政治和外交事务。春秋时期私商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兴起,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开始参军参政,涌现出诸如范蠡、子贡这样的杰出人物,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战国时期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私商的分布地域更加广阔,商人势力的迅速增长影响到各国的发展,东方六国基本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秦国则把商人看作一种流动的社会力量,认为任其发展就会破坏农业生产,导致国家灭亡,于是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商人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地位的变化,对揭示春秋时期“重礼义”战国时代“尚功利”的社会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益超[4]2013年在《东周时期齐地关隘的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关隘是人们利用自然地形修建的人工建筑,并有相关机构设置,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其作用举足轻重。其首要作用便是军事防卫屏障,另外在对外交流、商贸活动和其他政治、经济活动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关隘考古调查、发掘的深入以及部分相关出土文献的面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类特殊遗存。关隘的研究意义重大,但是由于先秦时期关隘缺乏相关记载,考古材料也不很丰富,一直以来不是研究的重点。本文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东周时期齐地的关隘从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分布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梳理,以期能引起更多关注。文章主要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关隘概念、关隘的起源等进行梳理,并对本文选题的意义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介绍,并大体介绍论文的写作思路。第二部分先介绍了齐国境内主要交通线,然后对齐国设置的关隘进行了大概的描述,并从地理位置、关墙建筑、内关和边关以及区域分布等角度进对其行了大致分类。第叁部分则主要关注其军事作用,从关隘的防卫作用、武库布局、武库的防卫作用、关隘和武库的关系四个方面大致勾勒了齐国的关防体系。第四部分主要探讨齐国关隘与商贸的关系,对关隘的收税、关市功能等进行分析,再通过陶文和玺印所见的市、齐国境内刀币的分布等角度,首先对境内商贸区有一大致了解,最后探讨关隘和商贸区分布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为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本文进行自己的评价。
王晓敏[5]2018年在《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太行山陉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太行山陉道是太行山脉中河流自西向东冲刷而形成的天然通道,在人们的长期使用以及中央政权的集中整顿下,形成了着名的“太行八陉”。太行山陉道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直到明清时期一直是重要的军政要地,本文根据太行八陉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地位的消长,将八条陉道分为“南四陉”与“北四陉”,历史上太行山陉道发挥了重要的军事、经济以及文化功能。在军事方面,太行山南四陉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兼并战争、统一战争和不同政权对峙的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太行山北四陉在秦汉、隋唐及元明清的大一统时期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元明清时期,太行八陉作为作为京畿藩屏维护了政治中心的稳定。在经济方面,太行山北四陉是沟通蒙俄贸易的重要商路,太行南四陉是沟通南北贸易的通道,八陉中的井陉是沟通全国东西贸易的交通孔道,明清时期晋商开辟了着名的茶叶之路,太行八陉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在文化方面,太行山陉道是重要的民间信仰传播通道,山西的关帝信仰、成汤信仰、二仙信仰和崔府君信仰等经太行八陉快速传播,同时其他地域文化也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文化的一致性。文化线路遗产是指拥有众多文化遗产资源集合的线型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太行山陉道在背景、内容、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动态特性、背景环境这五个认定要素上都符合文化线路遗产的特征,具有明显的文化线路遗产属性,运用文化线路遗产的相关理论分析太行山陉道,对太行山陉道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向敏[6]1999年在《中国古代旅馆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历史时间演进中中国古代旅馆的起源和流变历史考察为基础,研究和考察了古代旅馆的起源与产生、古代旅馆在名称、经营、管理、服务和建筑、古代行宫苑囿等方面在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关系和痕迹,及其所表现出的特定现象,归纳它们的空间流变形态和流变结构,分析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和朝纲意识诸因素对旅馆起源与发展的作用,总结中国古代旅馆流变中所表现的特点和规律性。本文首先提出了具有商业意义的中国古代旅馆形成所应具备的叁个必然的历史条件,并对其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和考察,从而论证了属于研究范畴的中国古代旅馆起源于商代的命题。旅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古代旅馆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同步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了符合历史阶段规律性的变化。本文借助历史学、社会学方法,依靠经济史观和方法论,从以下七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旅馆发展中的这种符合历史阶段规律性的变化进行了考察和研究:(1)古代旅馆的功能性、类型性与规模性在时空立面上的宏观形态与结构上的流变;(2)古代旅馆名称在表征形态上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流变;(3)古代旅馆经营思想、经营环境与经营特点在宏观与微观、表层与深层上的空间形态之流变;(4)古代旅馆在管理体制、税制、住宿管理制度、饮食与接待管理制度、会馆规约管理等方面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规律;(5)“宾至如归”服务观念指导下古代旅馆的服务项目与服务设施设备的流变;(6)古代旅馆建筑形态、功能、结构与建筑风格和特色的流变以及(7)古代行宫苑囿形态、功能、结构、特征的流变。
臧燕[7]2008年在《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活动解读传播对文化的建构作用》文中认为传播的功能历来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通常沿用的是拉斯韦尔的“叁功能说”,即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又补充了传播的娱乐功能。其实传播的功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传播活动不仅仅传承了文化,同时它还创造了文化,或者说在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们把眼光放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期,同时也形成了我国传播活动的第一个高潮。当时官学衰微,私学兴盛,识字人数大量增加,加之动荡的政治局面,各国统治者都励精图治,提倡改革以壮国威,在这种语境下,有志之士满怀报国之志,游走在各诸侯国间,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游说诸侯或广纳门徒或着书立说,传播活动可谓盛况空前。并且这一时期还有“一人一事”可作当时传播活动的最好注释:一人即一代传播大师---孔子,一事即百家争鸣,所以,我们认为当时的文化和传播活动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进行了梳理,并在先人的典籍着述中简要归纳出了那个时代的传播活动与传播思想,由此得出传播活动不仅是传递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力量,而且还是建构文化的重要力量这一结论。从而有助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不断的优化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效果,扩大文化影响力。
陈绍辉[8]2013年在《东周时期楚国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楚国法律研究是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楚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尝试在借鉴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法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东周时期楚国法律进行一次相对全面、系统、深入的整理和探讨。在资料运用方面,力图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相结合,同时注重运用大量个案分析增加论证力度。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考察东周时期楚国法律的创制历程,论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立法成就,及其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第二、叁章着重从刑事法律、民事法律、诉讼制度等几个方面探析楚国法律的主要内容。第四章论述秦律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就秦、楚法律作简要比较。第五章着重考察楚国法律的主要特点及影响,从而揭示楚国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新亮[9]2012年在《海王之国：先秦齐国海洋文明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春秋战国时期，以齐国海洋文明为代表的山东半岛海洋文明，代表了当时中国海洋文明的最高水平，齐国的海洋文明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有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海洋航线的探索等；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海洋文明，例如对海洋的信仰等。虽然这种海洋意识和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还仅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上，但它毕竟迈开了开发海洋资源的第一步，即可以呈现出海洋文明的灿烂曙光。齐国海洋文明辉煌璀璨，其中包括齐国的海洋地理空间、齐国的海洋信仰、齐国的海洋渔盐开发、齐国的海洋商贸和齐国对海洋的国家管理与经营等，从而使得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综合国力获得全面发展，促使着齐国从一个不足方百里的小小封国，发展成为一个“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的东方强国。本文研究齐国的海洋文明，通过对齐国的海洋地理空间、齐国的海洋信仰、齐国的海洋渔盐开发、齐国的海洋商贸和齐国对海洋的国家管理与经营等方面的梳理研究，力求展示给大家一个海洋文明发达的齐国，并揭示齐国的海洋文明对当时的地域文化及其以后的齐鲁文化，甚至对世界海洋文化的影响，以及叁千多年前的齐国海洋文明对当今海洋文明的启示作用。
田名川[10]2013年在《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研究》文中认为论文首先界定了城市秩序的基本概念，阐述了什么是城市秩序，应当从哪几个方面研究和探讨城市秩序。然后从当代中国城市秩序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厘清并发掘中国历代传统城市发展演变所内在的秩序与规律，探讨城市中蕴含与映射出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不同地域的城市特征，并引入当代欧美国家城市秩序相关研究成果。以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作为主要技术路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结归纳并比较城市秩序演进的阶段，各阶段特征以及城市秩序构成要素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分层面阐述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基本原理，并提出基于基本原理的当代中国城市秩序重构策略。本文主要创新点有以下叁方面：第一，界定城市秩序的概念。本文研究的城市秩序，是指城市发展的规律性法则，包括城市的基本形态，城市的内在逻辑性，城市的结构关联性。城市的复杂性决定了必然需要从不同层面界定城市秩序：从形态层面而言，是指城市的形制、分区与核心结构；从生态层面而言，是指城市的规模、城市内外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从人文层面而言，是指城市的制度、文化与空间伦理；从生活层面而言，是指城市从公共生活空间到私人居住空间、以及不同功能空间的组织安排；从区域层面而言，是指城市等级序列、城市职能分工与协作以及区域性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模式。第二，总结归纳并比较城市秩序演进的阶段，各阶段特征以及城市秩序构成要素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分层面阐述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基本原理。从形态秩序、生态秩序、人文秩序、生活秩序、区域秩序五个层面，厘清城市秩序的演进历程，比较各发展阶段、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思想和不同当代研究视角下城市秩序构成要素的变化。并进一步分层面阐述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生态秩序、人文秩序、生活秩序、区域秩序四个层面进行论述。第叁，基于当代城市秩序基本原理，从生态秩序、人文秩序、生活秩序和区域秩序四个层面，建立当代城市秩序框架，纳入各层面构成要素，提出重构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策略。重构城市的生态秩序，包括城市规模的生态界定，城市与外部山水的互动，城市内部的自然生态叁方面内容；重构城市的人文秩序，包括空间伦理下的城市治理，城市精神、功能与形态的礼乐和鸣，城市文脉的保护与延续叁方面内容；重构城市的生活秩序，包括以人为本的城市功能布局，城市多元公共空间塑造，人性化的城市空间尺度叁方面内容；重构城市的区域秩序，包括名副其实的城市等级序列，网络体系中的城市职能分工，综合性或专业化的城市发展方式，公共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区域协调四方面内容。
参考文献：
[1].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贸活动及其社会影响[D]. 蔡礼彬. 河南大学. 2001
[2]. 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共外交研究[D]. 王丽静. 复旦大学. 2014
[3]. 简析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D]. 强进前. 兰州大学. 2012
[4]. 东周时期齐地关隘的考古学研究[D]. 赵益超. 山东大学. 2013
[5]. 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太行山陉道研究[D]. 王晓敏. 黑龙江大学. 2018
[6]. 中国古代旅馆流变[D]. 郑向敏. 厦门大学. 1999
[7].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活动解读传播对文化的建构作用[D]. 臧燕. 湘潭大学. 2008
[8]. 东周时期楚国法律研究[D]. 陈绍辉. 武汉大学. 2013
[9]. 海王之国：先秦齐国海洋文明考论[D]. 杨新亮.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10]. 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研究[D]. 田名川. 天津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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