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唐宋论文,生命力论文,试论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老祖宗所留下的全部文学遗产中间，唐宋词对现当代读者来说，堪称最具“活性效应”的作品之一。例如随便走进哪家书店（甚至是以出售言情武侠书籍为主的小书铺），你就准会看见各式各样的唐宋词选本，以及多家出版社编写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而若有机会读到青年学生热恋时所写的“两地书”，其中也差不多全会引用下面这些几近滥熟的宋词名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就说明，社会虽已进入以电脑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然而古老的唐宋词却至今存活在人们的心中。再如，曾经一度风靡过大陆的台湾女作家琼瑶的众多言情小说和影视作品，其中又有多少即取名于唐宋词的名句名篇：如《庭院深深》之取名于冯延巳的“庭院深深深几许”，《心有千千结》之取名于张先的“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一帘幽梦》之取名于秦观的“夜月一帘幽梦”，《烟锁重楼》之取名于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寒烟翠》之取名于范仲淹的“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种情况，决非偶然，一则说明她对唐宋词的情有独钟，二则也表明了她有意用唐宋词的魅力来“招徕”读者。事实上，以词中名句来作点睛之笔就着实使其作品平添了顾盼自憐的“姿色”。无独有偶，大陆的文艺作品也曾这样做过。如贾平凹的小说《山月不知心里事》，宗璞的散文《丁香结》，张瑜、陈道明等主演的电视剧《梦断秦楼》，还有那解放前就家喻户晓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它们也都选用了唐宋词句作为篇名。究其用心，或者是作者曾从词中获取过创作的灵感和启示。或者又是想借助于词的“名句效应”来吸引读者和观众的注意。而仅以取名这一狭窄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足以窥见当代作家对于唐宋词的熟悉的喜爱了。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可知，尽管星移斗转，换了人世，可唐宋词却仍对现实的文化生活发挥着参与作用。
然而，以上所举其实还只是词的“活性效应”之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若往深层去看，则此种“活性效应”就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它对读者感情世界和心理气质的影响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将视野拓宽来看。
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文人，全都是些读书人，故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哲学，乃至生活情趣、审美心理，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书而获得的。在他们所读的众多书籍中，自然以儒家经典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政史类著作显得最为重要，无数代人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和授传，就铸成了整个封建士大夫文人的群体文化人格。但除此之外，诗文作品对他们影响却也不可小视。且以诗歌为例：撇开《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崇高地位不论，就拿《离骚》、陶诗、杜诗这三类作品来说，它们就对封建社会的大量读书人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屈子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曾经激起过千百年来与他有着相似命运的士人之强烈共鸣；陶渊明的几首《归田园居》和一篇《归去来兮辞》（可以看作今之散文诗），又引动了他们多么深浓的归隐情趣；而一部被人称为“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诗集，竟又被囚禁在元朝狱中誓不屈服的文天祥读得烂熟，并一口气地衍生了二百首《集杜诗》。这就说明，正统的诗文作品，曾在凝铸和塑造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思想性格和文化心理方面，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旧时代的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则由于他们读书机会较少和文化程度不高，故其接受的文学影响，就主要不是来源于高雅的散文和诗歌，而是来源于比较通俗的戏曲和小说。这里且以小说为例，昔年梁启超就曾有过论述：“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缽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虽则其言明显有所偏颇（一是只看到小说“含有毒性”的一面，二是把上述陈腐观念的成因统统归罪于小说），但它确实相当犀利地揭示了小说对于“人心”、“人格”形成的重要熏染作用（因此他在此文中又大声疾呼：“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此类推，则戏曲对于民众心里的影响亦复如此。如象“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才子佳人式婚姻理想，“莫谓老天不长眼，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戏曲舞台而向广大民众传播的。由此可证，无论是高雅的士大夫群体还是普通的平民群体，他们就都曾从文学作品中接受过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只是其接受来源和所产生的思想效应有所不同而已。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词对读者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影响。对这问题，我们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是其影响面。首先应该承认，由于词为“小道末技”，所以它对士大夫文人的影响远逊于诗文作品那样深刻，又因它比小说戏曲来得典雅，且缺少后两者的故事性和传奇性，所以它对平民百姓的影响也不如小说戏曲那样明显。但若换个角度来看，由于词体具有比诗文通俗而又比小说戏曲文雅的文体特色和文体优势，它就有可能同时获得雅、俗两大读者群的喜爱，故其影响力就几乎涵盖了全社会稍具文化知识的各式人等。
其次是其影响力的心里指向。由于小说戏曲之兴盛主要是在宋元以后，所以这里就仅将唐宋词和前代诗文作个比较。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据此，则诗歌和文史作品就对封建文人俨然具有着“教师”的资格和职责。不过，诗和文这两位教师却是相当严肃和正经的男教师，他们主要向学生们传授如何成为“士”和“君子”的大道理（虽然偶也会在课堂上发发个人的牢骚不平），故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就努力将读书人的心理气质导向“阳刚”的方向。如儒家先哲们就谆谆教诲后生学子：“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这样一来，读书士子自然只好收敛起他们内心固有的“阴柔”一面，而尽量使自己变得“刚毅”。但唐宋词（其主流作品自是婉约词）则显得大不相同了，她在总体上就扮演了一个“女教师”的角色（这正好吻合于德国哲学家谢林把诗歌称为“人类女教师”的比喻）。尽管唐宋词中也有类似于诗文那种士大夫文人的思想意趣（例如宋人就曾说过，读苏轼的《赤壁》词能“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楫中流之心”，读苏轼的《哨遍》词，能“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篱之兴”，见《燕喜词序》），但从整体和主流来说，则唐宋词就象一位温柔的女教师那样，给人以女性的体贴和关怀，教人懂得爱和柔情的可亲和可爱。故在她的抚慰和熏陶之下，读者的感情世界就可能变得更加丰富和细腻，其心理和气质也会产生变“柔”和变“俗”（世俗化）的趋向。当然，想要证明上述影响，虽然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文人那里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他们一般不肯轻易和直率地向人们承认这种显得不太有出息的心理变化），但从某些偶露真情的片言只语中，我们却还能见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清人沈谦在其短短的《填词杂说》中就曾两次谈到读词对他产生的“移情”作用，一是说读了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句后，惝怳迷离，不能自主；二是说自己某次独宿旅店，读了柳永那首极言孤眠之苦的“每到秋来”（《爪茉莉》）词后，深觉它“能移我情”。再如，另一位清人江顺诒则说：“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浅率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愿为明镜室词稿序》）。请看他的欲以读词来修补其心里性格的某些不足而使之朝柔、曲、巧和含蓄蕴藉的方向发展，我们就不难感知唐宋词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大体确是指向“阴柔”一路的。而因古代读书人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基本是儒家经典和诗文作品那一套“传道”、“授业”、“解惑”的男式教育，所以从完整的人性出发，实际早就产生了某种“阴阳失调”的缺憾感。现今一旦得遇唐宋词这样一位温柔美丽的女教师，他们当然就会倍感亲切和欣喜。这就难怪词体一登唐宋文坛，便立即蒙受了当时雅、俗两大读者群的热烈欢迎；而即使在唐宋以后直至现当代，唐宋词仍以其主体上的女性化文学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当然，正如前述，词在思想观念方面给予他们的直接影响或许比不上诗文和小说戏剧那样深刻和明显，但它对读者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气质，却起着一种相当微妙而持久的潜移默化作用。对此，丰子恺先生的一段读书体会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在《谈自己的画》一文中曾说：
欢喜读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书，欢喜谈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话，可说是我的一种习性。我从小不欢喜科学而欢喜文艺。为的是我所见的科学的书，所谈的大都是科学的枝节问题，离人生根本很远；而我所见的文艺书，即使最普通的《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也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我读了“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便会设身处地做了思念故园的人，或江楼相忆者之一人，而无端地兴起离愁。读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便会想起过去的许多的春花秋月，而无端地兴起惆怅……
小小年纪，本应无忧少虑，然而只因读了几本唐诗宋词，心头却“无端”地兴起了种种莫名的人生惆怅，这就足可证明古典文学（特别是以写愁情和柔情为主的婉约词）对于年轻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气质，具有着多么深细的感染作用了。而再证之当今的流行歌曲，也曾以它缠绵悱恻的情调和轻靡柔艳的风格培养出了一大批“发烧友”和“追星族”，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一代青年人之精神面貌。那末我们对于作为唐宋时代之流行歌曲的唐宋词极能“动摇人心”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由此而想见。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很可仿效梁启超论旧小说的话来论说唐宋词对读者的影响：吾国青年男女卿卿我我、一往情深的恋情情愫何自而来乎？吾国文人淑女多愁善感、嗟离伤别之心理气质何自而来乎？吾国读者“以艳为美”、“以柔为爱”的审美心理何自而来乎？——它们很大程度上就是得自于唐宋词（婉约词）的熏陶。
以上，我们由唐宋词之身影不时在当代生活中闪现谈起，进而论析了它对读者的深层心理影响，由此证明唐宋词的确是一种至今犹在产生“活性效应”的古典文学。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应该如何来解释唐宋词虽“古”而不“老”的奥秘？或者换句话说，唐宋词究竟是靠什么来打动人心和吸引读者的？它之所以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之原因主要又在哪里？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唐宋词中贮存着十分丰厚而又能贯通古今的人生意蕴，而这人生意蕴就该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
二
现在，再让我们接过前引丰子恺的话头继续述说。从他的读书体会中我们大可明白：对于不少读者来说，古典诗词之所以能深深吸引他们，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中“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问题）而耐人回味的字句”，从而能够激活读者自身的情思和联想。因此这段十分质朴而又真切的自述，实际却揭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道理：古典诗词的“活性效应”，其本源即主要在于它们所贮存的有关人生诸种问题的思想底蕴。
平心而论，广大读者之所以喜读古典诗词，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于其艺术美感的赞赏和迷恋。确实，古典诗词的艺术美感是光采照人、美不胜收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是不可超越和无法复制的，因此它们同样也是唐宋词“生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是相比之下，则古典诗词所贮存的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底蕴，就更是一种能直接对读者心理产生“活性效应”的首要和主要的活性因素。由于下列原因：古人和今人人生状况的相似和相续，今人和古人在心理气质方面的大致不变和一脉相承，民族文化心理的延绵沉积，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就能持久地激活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情思，不断地产生“活性效应”。对此，且作分析：
首先应该看到，古今的人生状况虽因时代环境的变易而产生出不小的差异，但从其根本内容来说，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和不断得到“复制”的。例如，从个人的物质生活而言，无论哪个朝代的人，其实都在为衣、食、住、行而奔忙，分解到最后，也不外是饮食男女、吃喝拉撒睡。再从生活遭遇和人生道路来看，各人的具体情况虽有千差万别，但概括来说，他们就都要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大问题，也都会经历诸如荣辱是非、悲欢离合的人生遭遇。由此而来，古人和今人在处置这类相似的人生课题时，也就会产生出异代而同貌的情志与心态。例如，面对人生短促这一严峻的现实，他们就都会感叹光阴之易迁、青春之难驻，从而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努力去善待今生。又如，任谁都难逃生活的压力，不免会陷入感情危机或人生逆境之中，这时他们就都会勉力寻觅解决烦恼的良方，皈依某种人生哲学。若再说得具体一些，则不论是智者还是愚者，也不论是在上的达官贵人还是在下的芸芸众生，他们一生中总要碰到诸如下列这一些人生问题：读书、求职、婚姻、家庭、沉浮、迁徙、穷通、得失，乃至休闲娱乐、退休养身……虽然各个时代和每位个人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正象每天都要迎接太阳的升起那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却无一例外地必须面对上述几乎是“永恒”的人生课题，并产生大致相似的感情活动。而在这两方面，早于我们千百年的唐宋词人就堪称是现当代人的一群“先行者”。苏轼曾有诗曰：“崎岖世味尝应遍”（《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唐宋词（以及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记录唐宋词人如何体验人生以及如何处置各种人生问题的“心灵文献”和“经验总结”。读着这样一部形象化的“人生百科全书”，怎能不激发起后代读者的心灵共振和感情共鸣？
其次应该看到，古今时代的人们尽管在穿着打扮、言语举止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但在心理气质方面却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道理相当简单：既然他们同样生息在华夏大地之上，既然他们同样用筷子进食这块土地上长出的黍稷稻麦，且仍使用着老祖宗所传下的同一种方块汉字，那末要说他们的心理气质会产生出很大的变易，就很难说通的。一首有名流行歌曲，其中有两句是这样说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旧是中国心。”据此可知，同是黄皮肤和黑眼珠的中国人，则不论他们是身在大陆还是身在海外，也不论他们是生活在古代还是生活在现代，就基本都拥有着同一类型的“中国心”。而在这“中国心”中，自然也包含着心理气质方面的内容，举例来讲，千百年来的中国多情文人，大多数都会见落花而伤春，闻雁声而悲秋，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感情行为就表明他们共同怀有着多愁而善感的气质。而更妙的是，年龄尚幼、涉世未深的少年丰子恺，一读到某些古典诗词，竟也会漾起莫名的人生哀愁，这就更足说明中国人在心理气质的多愁善感方面，就确是古今相似和一脉相承的。而因其心理气质的一致性，加上又面对着本质相同的人生问题，古人在其诗文作品中所抒写的种种人生感慨，当然就会对后代读者产生出撩拨心弦的“活性效应”。例如，杜牧登齐山，联想到《晏子春秋》所载齐景公登牛山而泣涕的故事，不禁浩汉：“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九日齐山登高》）。这句“古往今来只如此”，以及晏几道所说的“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小山词自序》），就相当深刻地阐说了这样一个道理：古典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激动后人，其原因之一即在于前代作者和后代读者之间，存在着“古今不易”、基本相似的心理气质。
再次，古典诗词能对后人产生“活性效应”，还与文化心理的绵延和沉积有关。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所以前代人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就会变成一种“传统”，代代相续地绵延在后代人的心中。举个极为常见的例子来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然而时至当代，它却仍然未曾断根，不少地方所发生的丢弃甚至扼杀女婴的事实就证明了它在某些国人脑中简直是根深蒂固。再如，古人对其后代抱有“望子成龙”、“光耀门庭”的强烈企盼，而20世纪末的中国人却也无不千方百计要把子女送进名牌学校，这就足以说明某些传统观念不仅没有绝迹，反而竟有越演越烈之势。由此可证，包括思想观念、民风民俗、生活习惯、审美情趣等等在内的文化心理，确实存在着由古至今不断绵延和积淀的事实。而前代的文学作品，就正充当了沉积和承传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载体。所以，当后代读者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阅读其中特别擅长于抒情写心的唐宋词时，他们就会与古人贮存在其作品中的文化心理产生“似曾相识”的稔熟感和“情投意合”的默契感，从而激起了自身的感情涟漪。举例来讲，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月亮就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既感亲切，又感神秘；既感温馨，又感清冷；既盼望它的早日变圆，却又忧惧它的由圆变残……总之，一见到月亮，就往往在心中涌发盈亏离合的人生惆怅。这种文化心理和感情体验，却照样绵延在现代人心中。故当他们读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时，心中也会涌起和张若虚一样的迷惘；当他们在与恋人分离或聚首时见到一轮圆月或一钩残月时，也会发出和吕本中一样的怨嗟：“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到团圆是几时？”（《采桑子》）所以尽管苏轼已经远离了我们八百多年，但当人们（特别是与亲人不能团聚的离人）面对中秋的皓月，却仍然会和他一样升腾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遗憾，也同样会对亲人发出衷心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古典诗词之所以能激活读者之情思，使他们产生“古人先得我心”的钦佩与感激，分明就与它们所“释放”出的文化心理能与读者心中沉积的传统心理一拍即合有关。
所以综全以上情况可知，唐宋词人在其词中所记录和贮存的人生意蕴，绝不是一大堆冷冰冰的思想资料，而是一大团散放着光和热的文化资源，读者只要稍具人生阅历和文化悟性，就定能接受其“辐射”而引发相应的“心理感应”。因此归根到底，词之所以能对后世读者产生“活性效应”，之所以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其本源就主要在于它所贮存的十分丰厚而又贯通古今的人生意蕴。当然除此以外，词的绚丽多姿的艺术美感也是吸引读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相比之下，后者毕竟属于第二位的因素。这是因为，人们之欣赏词的优美“词境”，就必定是与它们所深裹着的“词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词心”就是那有关于人生问题的思想底蕴）。尽管有些读者之喜欢读词在一开始时或许仅被其艺术美感所深深吸引，但最终使他们反复涵咏和无穷回味的，却依然是那贯通古今的人生意蕴。何况，“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陆机《文赋》语），正是由于人生意蕴象珠玉那样韫怀其中，词的艺术天地才会显得分外地山晖川媚。而若抽去了这层丰厚生动的思想底蕴，则再好的艺术美感也会象橱窗里的时装模特那样徒具华美的外表而缺乏真实灵魂。所以说到最后，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就该是它所贮存的人生意蕴。
三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上述道理，我们还可从后世读者对唐宋词的接受情况着眼，进一步论证“唐宋词之‘第一生命力’在于其贮存的人生意蕴”的题旨。以现当代读者为例，他们之所以会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不时捧读唐宋词选，除开满足审美需求之外，主要就在于利用词中的人生意蕴，以求得自身的心理平衡和获取精神方面的滋补。他们对词的喜爱和接受，分明就体现着“各取所需”和“古为今用”的实用性倾向。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尤可看清：
第一是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分别偏嗜不同类型词篇中所贮存的不同人生意蕴，从而各取所需地获得感情的宣泄和满足。对此且让我们先引郑板桥的三句话作佐证，他在《词钞自序》中曾说：“少年冶游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苏、辛，老年淡忘学刘、蒋。”这虽然仅是他个人的学词经验，但又概括了许多读者读词的共同偏嗜：青少年时代，喜读秦观、柳永的恋情词；中年时代，喜读苏轼、辛弃疾的感慨之作；而到老年，则又爱读刘克庄、蒋捷的“看穿”、“出世”之词。这种人随年龄长进而产生的阅读兴趣之改变，主要非关审美方面的因素，而恰与其人生轨迹同步。换句话说，人在不同的年龄段自会遭逢不同的人生问题和产生不同的人生感触，因此他们就十分自然地会向相应的词篇靠拢，“求其友声”地去录求感情的共鸣。这就又一次证明了词之“活性效应”其产生的基础即在于它们贮存的人生意蕴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地贯通古今。下文就让我们略述读者因年龄和所遇人生问题不同而导致的对词的各有偏嗜：
青少年时代，是人生中最为“清纯”的时期。或是情窦初开，或是春情勃发，少男少女们往往就把唐宋（婉约）词当作“爱”和“美”的文学海洋，在里面恣情遨游。胸怀着满腔恋情时，他们爱读“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拟将身嫁与一生休”（韦庄《思帝乡》）；心灵涌起惆怅时，他们则爱读“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蝶恋花》；为着增添自己的信心，他们会再三吟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着宣泄自己的苦闷，他们又会反复默吟“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李煜《乌夜啼》）。总之，这批青少年读者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和抱着最虔诚的态度去“拥抱”唐宋词的。词中有关爱情、婚姻、相思、离别等方面的情思和意蕴就象无形的细针密线那样在他们的脑海深处缝织进了无限的柔情密意，使他们的性格变得温柔，使他们的举止变得文雅（至少在恋人面前）。青春可爱和爱情可贵这两种美丽的人生意蕴，就象磁石那样牢牢地吸住了无数唐宋词的读者，而即对那些婚嫁已毕的成年人来说，也仍具有着一定的魅力。曾有一位中年女教师自述，当她装修新分到的公房时，别无太多讲究，却特意要把卧房之门砌成圆形，并饰以枝叶婆娑的塑料罗宋草。其目的无他，只想让自己能时时重温“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诗情画意。这足以说明唐宋词确有柔化人们心灵世界的魔力。它们所贮蓄的如水柔情简直已化为春风雨露，润物细无声地在国人的意识深处滋润着他们的心田。而前文已谈过的唐宋词的“女教师”作用，也就主要集中体现在这一方面。
中年时代，是人生的“多事之秋”。这一阶段的人们，事情特多，头绪特繁；由此而来，则又压力太多，负担太重。因此，精神疲惫，感慨良多，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心理状态。故对这批读者而言，苏、辛那些抒写人生百味的感慨之词，自然便成了“良师益友”。情绪高涨时，他们爱读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和“酒酣胸胆尚开张”；情绪低落时，则又转爱稼轩的“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和“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而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竟还从苏、辛词中直接获取过支撑其生命的精神力量——“文革”中间有些落难的干部竟就是靠着背诵东坡居士“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词句而挺过其死囚生活的。由此我们就不难想知苏、辛词中某些人生意蕴对于这批成年读者具有着何等强大的精神感染力了。
老年时代，则是人生渐近结束的时期。这一群体的读者，已经在人生旅途中跋涉过千山万水，谙尽了人生甜酸苦辣的各种况味，因此很易产生“看穿”人生，心如止水的思想状态，所以他们就尤其爱读词中那些咏叹“老年忘情”的作品。蒋捷词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虞美人》）刘克庄词云：“老子颇更事，打透名利关，百年扰扰于役，何异入槐安？”（《水调歌头》）这些阅尽人间沧桑、看破人生名利的词篇，就极能引起他们的心理共鸣，帮助他们消释暮年的寂寞感和孤独感。
以上情况表明：老中青这三类读者对于唐宋词的各有偏嗜，其实是依据人生各阶段的实际心理需求而产生的。也就是说，读者在人生道途中碰到了什么突出的问题，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到词中去寻觅与此有关的人生意蕴，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种各觅所好和各取所需的读词偏嗜，就很有说明力地证明了唐宋词对读者的吸引力主要发源于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
第二，则可从唐宋词与现实人生的关系来看。尽管词中所凝聚与贮存的人生意蕴，静止来看已属“过去”时态，但它们却又能贯通古今地影响到现当代读者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因此聪明一点的读者就很自然地会将它们拿来“古为今用”。具体而言，词就可对他们发挥“调节人生、滋润人生、丰富人生、提高人生”的作用（当然有时也不免会产生某些负面效应）。对此，凡是喜欢读词朋友，大概都曾有深切的体会：除开提高文学修养以外，唐宋词在思想方面就确能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因此人们即可通过读词来“修补”和改善那并非尽善尽美的人生。
例如：我们的生活或许太紧张了——生态环境既有恶化之势，社会竞争则又是那样的激烈，那我们何不通过读词来适当调节自己的人生呢？读一读“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和“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张孝祥《西江月》）吧，你的心境至少就能获得片刻的放松和休憩。我们的心田或许太干涸了。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几欲冲刷掉人性中固有的真情和温情，而使一切都变得那么冷漠和无情，那就何不让我们通过读词来滋润一下自己的人生呢？读一读“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秦观《八六子》）吧，它们就象春风那样，重会鼓荡起你内心的温柔；再读一读“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吧，它们又象清风一样，拂除你心头的烦躁，使你感到平凡的人生中竟到处都发现“美”，从而教人尽量地活得滋润有味。我们的阅历或许太浅薄了，整天束缚在家和办公室里，逼仄的生活空间压抑了才情的自由发展，那我们何不通过读词来驰骋想象，丰富自己的人生？李后主词，能使人懂得人世的悲凉，秦少游词，则又使人充分感受到人间的真情，我们没有上过战场，但“燕兵夜娖银胡
，汉箭朝飞金仆姑”（辛弃疾《鹧鸪天》）却使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战争的紧张气氛；我们没有离开过地球，但“身游银阙珠宫，俯看积气濛濛”（刘克庄《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却使我们有机会飞临月宫，这就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最后，作为实际生活中的一位凡人，我们的思想境界有时又显得相当低下，经常患得患失，忧谗畏讥，那又何不通过读词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开拓自己的心胸？读一读稼轩的“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吧，人们的胸襟定会变得高远一些；读一读于湖居士的“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和“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念奴娇》）吧，人们的心灵也一定会得到澡雪。而以上种种有益于人生的奇妙功效，就全都是由“词心”的“辐射”和读者之心的“感应”结合而生的。所以一方面是读者对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各有偏嗜和各觅所好，另一方面则他们更将这些人生意蕴当作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来“古为今用”，这两方面的情况就均足说明人生意蕴乃是唐宋词能产生“活性效应”的主要原因。
四
行文至比，似可结束。但我们又顺此而想到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若承认人生意蕴乃是唐宋词（以及所有优秀古代文学作品）的“第一生命力”，那么我们对唐宋词（以及其他古典文学）的研究，就有必要调整视角，立足人生，这才能真正将它们读透读活。
应该承认，以往的大量词论词话，有许多也是围绕着人生来诠释唐宋词的思想蕴含的。不过，它们的侧重点和落脚点却基本局限在人生中的政治层面上，而未能从整体的、全方位的人生角度来研究问题。例如苏轼中秋词的主题明明是抒写人间亲情和咏叹人生缺憾，可宋人却硬要说它是“爱君”之词，而温庭筠写女性生活的《菩萨蛮》词，则又被常州派词人穿凿出了“感士不遇”的政治情怀。由此看来，由于受到汉儒说《诗》的传统观念之严重束缚和深刻影响，以往的词学批评虽然实都绕不开人生问题来论词，但它们却又把人生仅仅（或者主要）归结为政治。这样一来，其视野就势必变窄，而其结论也往往会背离事实。相比之下，则王国维将“人生”引入词学批评的做法就显得视野开阔多了。如其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又如他之用“忧生”“忧世”来发掘晏殊、冯延巳词的深层意蕴，就都显示了他眼光并不局囿于“政治”一途，而已拓展到了更为宽广的人生大背景上。可惜的是，这种着眼于整个人生的研究和探讨，在《人间词话》中也只显露了苗头，而未见深入全面的论析。因此综观历代的词学批评，虽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却基本未能跳出以政治和道德评判为主的批评模式，更未能注目于唐宋词对后世读者的思想文化影响。所以我们提出立足人生的研究角度，或许能拓展思路，为词学批评开启一个新的领地。
我们认为，现存二万余首唐宋词篇若从根本上说，实是唐宋词人人生经验的文学结晶。依叶燮《原诗》的说法，词中所表现的“理、事、情”三种内容，就全都紧贴着词人本身的人生：从“事”的层面来看，词中反映了词人多种多样的人生经历和人生遭遇；从“情”的层面来看，词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词人各式各样的人生欲念和人生感慨；从“理”的层面来看，词中又述说了词人不尽相同的人生理念和人生哲学。但不管是“事”，是“情”，还是“理”，它们都来源和扎根于词人的人生中。因此只有立足于人生来论词，才能直探其本源，真正将它读深读透。而在这方面，词体本身的下列特点又需予以注意，虽然词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其根本使命都在于表现人生（这和诗、文、小说、戏曲等文体并无二致），然因词体具有其独特的文体特色和文体优势，故其表现人生又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尤其擅长于表现私生活环境中的人生情思，二又特别致力于表现人生情思中最为精微深细的内容。这就提示我们：从人生角度来论词，更须注意其“方位”和“层次”的问题。拿前一个特点来说，词所表现的人生内容，除开所谓的豪放词之外，十之八九就全属私生活环境中的活动和情思。如晏殊贵为大宰相，然其小词所写却尽多吟风弄月、赏花品酒、歌舞冶游之类私生活的内容。而欧阳修则更说得透彻，他在退居颍州所写的《采桑子》小序中说：“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据此则这十首《采桑子》之所写，就纯属他“痴儿了却公家事”之后在私人自由支配时间内的休闲生活和闲情闲致。因此唐宋词所表现的人生，就远不局限和集中在政治生活方面，而是一种全方位的人生。再从第二个特点来说，词尤致力于表现人生情思中最为精微深细的内容（特别是恋情方面的情思），这就使得词中的人生意蕴显得“层次”更深。例如欧阳修所写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其情深至“痴”的人生体验就非一般的诗文作品所能表达。再如清末民初的词论家曾说：“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怅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卷一）。他所体味到的这番“词境”（而非“诗境”或“文境”），也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人生怅触。所以根据词在表现人生方面的上述两个特点，我们就不能仅从狭隘的政治、道德角度来诠释词的思想底蕴，而只有改从全方位、多层次的人生角度来论词，这才能吻合唐宋词的实际情况，还原其大型“人生乐章”的本来面目。
在以人生作为“切口”，顺滑地剖开唐宋词的“词心（即探视其中贮存的人生意蕴）之同时，我们还应注目于当代读者对它们的接受情况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真正将唐宋词当作一种“活文学”来研究。人生本是很不容易的，而唐宋词人在他们艰难的人生中竟然集体创造了那么灿烂的词文学，并给后人留下了取汲不尽的精神遗产，这就越发值得我们珍惜和加以利用。一方面，唐宋词人无不感叹于人生的虚空和多艰（如苏轼叹曰“须信人生如寄”，李之仪叹曰“人生弹指事成空”，赵令畦叹曰：“人生更在艰难中”），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万分痴恋和执着于人生（如欧阳修曰：“人生自是有情痴”，晏殊曰：“人生有限情无限”）。一方面，他们极度关心自身，珍惜着自己每一寸光阴和玩味着自己每一份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具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绝不愿让自己的生命浪掷和让自己的人生虚度（这在南宋的爱国词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前贤早就说过：“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又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既然人类历史是由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所共同延续而成的，而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今昔相似的人生感遇，那末作为唐宋词人之后辈的我们，怎又能轻易丢弃前人在词中留下的那笔丰厚的思想遗产而不顾呢？因此，文学创作固然是为人生，文学研究也同样应该为人生——尤其是为现实的人生。而以人生意蕴来沟通古今两代人的心灵，使当代读者能从唐宋词中获取有益于现实人生的滋养，就该是新时期词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相信，必会有人乐意朝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