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中性还是非中性？——兼论我国就业问题的对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业问题论文,对策论文,货币论文,是非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货币是否中性是指货币存量的变动最终是只影响名义价格与名义工资等名义变量，还是对实际产出、实际利率等实际变量也产生影响，这是货币政策选择的基本依据，也是宏观经济学领域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在当前需求不足，就业压力日益凸显的形势下，人们再次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寄予很高的期望，要求货币政策扩张以缓解就业压力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弄清楚货币政策的作用边界，对于货币政策的正确取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说，通过剖析其作用机制，来判断这些观点能否成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就业对策选择提出建议。
一、西方关于货币是否中性的争论评述
（一）熊彼特的非常信用理论
所谓非常信用是指不以现实商品流通为基础，纯粹是创造流通工具的信用。熊彼特（J.A.Sc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企业家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创新），这种新组合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加产出，使经济步入繁荣。而企业家要实行要素新组合，就必须把要素从原来的用途中抽出，这就产生企业家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这种新的购买力需求不可能通过出售前期生产的产品来获得，而只能来自于非常信用。企业家先借入没有物资作担保的信用贷款，用于购入要素进行生产。这样，信用的供给就先于商品的生产，如果新组合后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大于企业家所借入的贷款，那么原先商品和货币的对应关系就得到恢复，物价也就回落到原来的水平。
熊彼特通过分析非常信用导致要素重新配置，来说明货币因素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即使在今天看也未过时。但货币的这种积极作用，须建立在银行能正确判断贷款项目的未来前景，贷款决策不存在大的失误基础上。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市场的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合同的不完备性，做到这点很难。另外，从货币超前投放到新的供给能力形成之间有一段时滞，在这段时间内，非常信用所超前投放的货币必然产生物价上涨的压力，这不能不使熊彼特的主张付诸实施，具有很大风险，其最终结果是难以把握的。“大跃进”年代，我国银行信贷中所发生的“指山卖柴”、“指水卖鱼”，随便发放没有物资担保的贷款，造成大量坏账的现象就是一例。
（二）内生—外生货币理论的货币作用观
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是美国经济学家J.格利和E.肖在1960年代提出的一对概念，它为我们分析货币作用是否中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所谓内生货币，是指政府在购买私人部门发行的初级债券时所发行的货币，它是持有者（私人部门）对发行者（政府）的债权，但它同时与私人部门对政府的债务相抵消，因此内生货币对私人部门来说不是一种净资产。所谓外生货币是指政府进行采购或支付时发行的货币。这里不考虑税收，政府没有任何收入，它要靠发行货币来进行购买或转移支付，因此外生货币是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净债务，构成私人部门的净资产。这两种货币的最大区别在于币值的变化会不会引起财富在私人部门和政府之间的转移。因为币值与价格水平呈反比，当价格上升，外生货币的实际余额减少，财富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净财富的减少必然影响总需求函数，投资、消费由此减少，最终影响产出。对内生货币来说，物价变动引起的私人部门资产价值的变化，正好被私人部门对政府负债价值的反向变化所抵消，因此物价变化所引起的内生货币价值变化不会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从而也就不会直接影响总需求和产出。
下面，我们假设全社会的货币由内生和外生两种货币构成，借助帕廷金的劳动、商品、债券、货币四市场宏观经济模型（Don Patinkin，1956），分析货币数量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1.假设内生货币不变，外生货币增加，实际货币余额也随之增加，产生商品与债券市场的超额需求。在商品市场，价格上升，但价格上升所引起的债券供给大于债券需求，使债券价格下降，利率提高；在债券市场，超额货币供给引起对债券的需求增加，债券价格上升，利率下降并反作用于商品市场，商品需求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物价上涨，这又引起利率上升，最后总的净效应是新的均衡利率高于初始水平，投资受到抑制，资本形成速度放慢。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且是负面的。这一结论在内生货币、外生货币均增加，但外生货币增幅大于内生货币的情况下仍然成立。
2.假设外生货币不变，内生货币增加，同样这将引起实际余额的增加，但由于内生货币的增加是政府（中央银行）购买企业债券的结果，因此内生货币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私人部门的资产结构中债券减少，货币增加，资产流动性提高而收益性下降。换言之，内生货币的增加不会改变私人部门的财富总量，但会改变其资产结构。私人净财富不变，总支出和价格也就不变。但资产结构失衡会引起资产结构调整活动，人们增持债券，减持货币，债券需求由此增加，债券价格提高，利率下降，刺激了投资，加快了资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非中性的。同前面一样，这一结论也可扩展到内生货币、外生货币均增加，但内生货币增幅更大的情况。
综上可见，货币作用是非中性的，这种非中性有正负两种。要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避免用诸如财政发行这种增加外生货币供应的办法，而要用增加内生货币的方法，即通过扩大企业债券的购买来扩大名义货币量。由于企业债券发行量的增加建立在再生产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因此内生货币的增加也就意味着这种货币发行属于经济发行，具有物资担保。这一结论与我国长期坚持的稳定货币的经验可谓不谋而合。
（三）托宾货币增长论的货币作用观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从资本、技术等实物因素方面研究经济增长，忽略了货币因素。后来，以托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货币增长论”（J.Tobin，1965），旨在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专门研究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托宾模型假设：（1）所有货币均以外生货币的形式存在；（2）货币收益取决于价格的变动；（3）不考虑货币发行成本；（4）社会财富由资本和实际现金余额两部分组成；（5）人们以实际现金余额形式持有一部分收入；（6）价格灵活可变。托宾还引进“可支配收入”这一概念，可支配收入由实际收入和实际现金余额两部分构成，前者收益率为资本边际效率r，后者收益率为通货紧缩率（-）π（当π为正数时表示通货膨胀率）。人们意愿持有的实际现金余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意愿实际余额率）记为λ，λ为持有实际余额的机会成本（r+π）的减函数。在货币经济中，可以通过调节意愿实际余额率λ去调节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这两个指标。因为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是r+π，当资本边际效率r既定时，通胀率π越高，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从而意愿实际余额率λ越低。由于假设财富持有形式只有实际余额与实物资本两种，且二者具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随着通胀率π的上升，人们会更多地把现金余额转化为资本投资，这样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就得以提高。据此，托宾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可以利用货币政策使经济满足黄金规律（gold rule）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使资产的结构偏向资本，从而使经济达到动态有效。托宾这一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决定储蓄还是投资时，要考虑持现的机会成本即通货膨胀率这一客观现象：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持有货币的收益下降时，人们资产的相对构成会转向资本，人均资本密度提高，产出增加。对这一结论，我们认为，若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托宾关于货币非中性的观点实际上依存于他假设社会财富由资本和实际现金余额组成。这一假设与现实有较大差异。如果将社会财富定义为由资本、现金余额和消费品组成（这更接近现实），那么，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固然会使一部分实际货币余额转化为投资，但同时还会使另一部分货币转化为消费品，后者在进入消费领域后它的实体将不复存在，社会财富等额减少，这时，通货膨胀率对资本密集度的积极影响就要大打折扣；更有甚者，如果通货膨胀率很高，使人们把更多的货币余额转变成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那么通货膨胀对资本密集度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换言之，货币中性成立。由上可见，托宾效应是不确定的，它能否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货膨胀率的高低。
（四）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作用观
凯恩斯的货币作用理论建立在存在货币幻觉和工资刚性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假定货币工资不变，当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升引起实际工资下降时，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工人没有要求增加工资，而雇主则由于工人实际工资减少使成本得到下降、利润增加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雇佣，就业由此增加。凯恩斯的理论遭到合理预期学派的抨击。合理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认为，只有未被预期到的价格水平变动才会影响总供给。而根据卢卡斯判据，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即预期偏差的期望值等于0，则出乎公众意料之外的货币价格冲击从长期来看不可能发生，因此实际产出对充分就业产出的偏差是暂时现象。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和合理预期学派对货币作用看法的分野，源于对公众预期是否理性以及工资价格是否具有充分弹性这两个前提条件看法的不同，鉴于这一问题已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围，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货币非中性论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即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货币作用的非中性才有存在的基础。否则，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产生价格效应，而不会带来产出效应。
另外，晚近的货币政策博弈模型和动态不一致性理论（Barro，R.J.and Gordon，D.B.，1983）已证明，如果中央银行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执行通货膨胀政策，尽管短期内意外的通货膨胀可以提高产出，但公众会通过提高下一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来“惩罚”中央银行，不仅使中央银行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归于无效，还会提高中央银行的反通货膨胀的成本，最终是得不偿失。
（五）货币主义的观点
货币主义认为，在货币供给增加之初，名义利率会下降，此即凯恩斯所指出的流动性效应；但随着利率下降的刺激，投资扩大，经乘数作用，收入增长，货币需求也增加，推动名义利率上升，此即所得与价格效应；如果公众预期物价将继续上涨，则名义利率必须进一步提高才能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此即预期效应。综合三种效应的结果，实际利率最终还是回到原来水平，这意味着中央银行无法改变实际利率，试图通过货币扩张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的政策，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对菲力浦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货币主义认为，只有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尚未被人们充分预期的情况下才成立，一旦人们从亲身经历的经验中预期到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原始菲力浦斯曲线所显示的替代关系便无法维持，实际失业率则只能在与自然失业率吻合时才处于均衡状态。
（六）货币税模型的货币作用观
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包括存款货币）是发行者对货币持有者的负债，也即货币持有者拥有的对发行银行的债权（净资产）。货币的易手，也就是银行债务的转移。政府可以利用信用货币的这种性质，通过货币的超量发行，来强制公众向它提供信用，且这种强制性是非常隐蔽的，谁也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币有多少是超过流通所需要的。作为个人，持币者可以通过花掉手中的钱来收回对发行银行的授信，但甲的支出就是乙的收入，因此作为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部分过多的货币。西方经济学家萨尔沃认为，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税”，政府通过它可获得收入，“货币税”给政府带来的收入为“税基”（即实际货币余额）与“税率”（即货币贬值幅度）的乘积，当物价上涨幅度与货币增发幅度一致时，政府新增收入就等于增发的货币量。这种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假设：（1）政府利用通货膨胀“货币税”收入的边际投资倾向高于私人部门。（2）传统的赋税制度具有充分的弹性，或者在税收中存在诸如收入指数化这样的制度安排。这样，当通货膨胀引起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时，税收收入随之相应增加。（3）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比利用传统赋税来增加政府收入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要小。
但是，货币税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研究证明，上述假设无一不是一厢情愿。（1）只有在政府对税收增加额的边际消费倾向比私人部门对用于纳税的资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小时，较高的税收才能转化为较高的投资。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政府税收收入大部分不是用于积累，而是用于行政开支，这种现象被称为“普利斯效应”。（2）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税收征管制度漏洞很多，部分企业和个人也参与“货币税”的瓜分，赋税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均名义收入的增长。（3）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必须相应扩大非积累性支出，如增加财政补贴，弥补公务员生活因价格上升而造成的损失。（4）通货膨胀会干扰经济主体的正常决策，这有损于总储蓄的增长。总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利用通货膨胀来积累资本所需的制度前提几乎都不存在。诚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所指出的：“那些能够安全地利用通货膨胀积累资本的国家根本用不着它，而那些迫切需要它的国家却又不能在不惹出更多、更难对付的麻烦这个前提下运用它。”
（七）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对形成经济周期的原因，西方学者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把经济周期看成是一种货币现象，认为经济波动是银行货币和信用波动的结果。鉴于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何货币政策的频频干预仍无法避免经济衰退，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试图用真实因素（主要是技术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认为经济周期决定于技术进步周期。西方经济学家朗和普洛塞（Long and Plosser，1983）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假设经济一开始处于稳态，现出现一个正向的技术冲击，比如机器人的发明应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带来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从而出现一个固定资产更新高潮，最终使投资消费均出现跳跃式的增长。过了一段时间，带有新技术的新资本到位后，经济回到稳态并仍以长期增长率增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持续十年的经济繁荣中得到很好的证明：美国的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运用所带来的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时期美国货币政策可以说是中性的，只是通过维持物价稳定，为经济运行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并未用扩张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
二、小结及对我国就业问题对策的思考
综上可知，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既非像古典货币数量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层面纱，但也绝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笔者认为，从长期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是中性的；从短期看，则可能是非中性的，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即使存在积极影响，也还要受到一系列苛刻条件的限制。总的来说，货币政策促进产出和就业增加的效应很有限。既然如此，面对我国现在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货币政策是否就无所作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我国当前失业问题的产生根源。
一般来说，失业按成因划分，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由于资源闲置导致的失业，它往往随经济景气的变化而变化，是货币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类是结构性失业，是由于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技能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引起的，这类失业问题只能依靠教育培训和提高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来解决。第三类是和一国发展阶段相关的原生性失业。我国的失业问题主要属于第三种，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不是短期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解决这类失业的主要对策是根据我国资本不足、人口多、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发展低技术、低资金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替代，把对剩余劳力的消化纳入国际大循环的轨道。这样，既避开资本匮乏这一短处，又把人口过剩这一不利条件转变成自己的优势，不仅可以缓解就业压力这一诱发通货膨胀的“高危”因素，还为日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至于金融部门能为解决这类失业问题做的贡献，一是通过维持币值的稳定，创造一个正的实际利率以吸引储蓄，以此加快资本积累。二是通过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来吸引外资，用国外储蓄弥补国内资本的短缺，上述两点都是通过金融深化逐步纾解资本不足的瓶颈。如果硬要货币政策承担其力所不能及的任务，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可能陷入滞胀这一更难对付的困境。
另外，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我们还可得到一个启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最根本因素是该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仅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还是不够的。外向型经济最大的缺陷是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每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或国际市场不景气时，就业形势就要恶化。我国现阶段的通货紧缩和职工大量下岗，其深层次的根源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低，产业结构的升级滞后于消费的要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投资热点迟迟未能形成，市场上不需要的商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市场上需要的商品我们生产不出来。前几年，一方面国内钢铁企业每年要限产一二千万吨，与此同时，每年却要花两三百亿美元去进口我们所不能生产的钢材，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国能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每年可以创造多少个新的就业岗位。可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如果没有必要的技术密集型的进口替代，我们就只能沿袭垂直型的国际分工格局，长期出口低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购买发达国家高档制成品，虽然从短期来看有利于解决低素质的劳动力就业，长期看是得不偿失的。拉美汽车工业发展历史就是前车之鉴，当年墨西哥由于采取完全放开的发展模式，使美资垄断了汽车工业，结果是自主发展之路断绝，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民族工业体系瓦解，本国汽车工业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挤垮，失业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上升。可见，我们在肯定外向型战略对解决就业问题重要作用的同时，不能把问题推到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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