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民[1]2002年在《加入WTO与内蒙古玉米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入世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冲击与影响。在粮食作物中冲击最大的是玉米品种。众所周知玉米是粮食作物中显在利益和潜在利益巨大的品种，曾为人们的口粮供应、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近年来我区玉米生产与销售都陷入了困境，玉米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玉米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我区玉米主产区是我国玉米带上的优势地段，具备玉米生产的经济优势。论文通过对我区玉米生产、加工、流通贸易状况的分析研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发展潜力。最后，提出我区玉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张士功[2]2005年在《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文中研究表明面对我国未来粮食供求关系的“四个不会变”的总趋势,即人口增长的趋势不会变、耕地资源总量特别是人均耕地资源数量缩减的趋势不会变、粮食需求总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不会变、立足国内为主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则不会变,和粮食生产的“四个难”问题,即种粮农民难致富、土地零散难规模、强占耕地难补偿、良种良法难推广的局面,粮食和粮食安全问题在我国越发显得重要。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粮食生产能力,而增加粮食生产能力,一靠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二靠提高粮食单产,前者必须有一定的耕地数量为基础,后者必须有较好的耕地质量为保障,同时还必须注意耕地资源利用中的生态安全问题。因此,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是保护和提高耕地资源安全,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本论文采取模型预测和数学分析相结合,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目标,系统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安全的动态变化及其与粮食生产关系,并对2030年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以及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粮食安全的保护和提高我国耕地资源安全的对策建议。对于保护我国耕地资源安全、提高粮食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在综合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耕地资源安全”概念,创新性地将耕地资源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分析;并将粮食安全体系纳入耕地资源安全中进行研究,为我国耕地资源安全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2.根据耕地资源安全的特征以及我国的国情和地情,构建了耕地资源安全评价体系,采用“木桶原理”、层次分析法和指数和法相结合,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耕地资源安全状况评价和比较研究,指出我国耕地资源安全整体状况值得担忧。 3.由于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年增长率表现为随时间变化逐渐减弱的特点,耕地资源数量年减少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与粮食总产量增产率基本一致。一般情况下,耕地资源数量增加的年份总是伴随着粮食总产量的增加,耕地资源数量显着减少的年份总是伴随粮食总产量的减少,但二者之间的表现并不总是同步。 4.近年来造成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减少的主要途径有4种,一是建设占用耕地;二是生态退耕占用耕地;叁是灾毁耕地;四是农业结构调整耕地,其中生态退耕占用耕地是主体,其次是农业结构调整,分别占耕地减少总量的62.54%和16.77%。造成目前我国耕地资源无序非农化的主要原因有4个,其中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产权归属不清是根本原因,盲目的城市化是最直接的原因,土地法制建设滞后、监管不力、执法不严是内在原因,利益驱动和权力驱动是主要动因。 5.我国耕地资源的质量下降,不仅包括因有机养分投入比重下降,化肥用量持续增加、比例不尽合理,水土流失等造成的土壤质量退化,耕地污染等原因导致耕地质量的静态下降外,还包括片面强调数量平衡的耕地动态平衡政策所导致耕地质量的动态下降。此外,人口压力、市场失灵、政策失误等社会经济因素也是造成我国耕地质量下降的原因。 土壤有机碳储量属于耕地质量的中度敏感性指标,比起N、P、K含量等敏感性指标来,对耕地质量,尤其是肥力的描述更具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耕地土壤肥力并近似描述耕地
矫健[3]2012年在《中国粮食市场调控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粮食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中动一发而牵全身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它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关系到广大城镇居民日常生活，更是国家安定和谐的重要基础。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健康发展，采取多元化调控政策以稳定国内市场。特别是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来，在减免农业税基础上，实施了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和“四补贴”等政策，配合进出口、储备和竞价销售等一系列措施，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对鼓励生产、调整种植结构和保持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见，经过近10年的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市场调控体系正逐步形成。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对科学完备的市场调控政策体系相比，中国粮食市场领域调控措施尚存在诸多不足，财政支农政策投入规模有限、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调控措施有待改进以及部分WTO规定的绿箱和蓝箱政策还尚未应用等问题依旧存在。同时，作为弱势产业，粮食市场面对的内外环境依旧严峻。人工、农业生产资料等成本上升推动国内粮价持续上涨，不断弱化各项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生产基础设施薄弱，耕地、灌溉等资源地域分布不均，限制粮食生产潜力的提升。国内需求结构转变，国外部分转基因品种低价冲击国内市场，造成大豆和玉米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国际政治经济动荡、自然灾害频繁，造成国际粮价大幅波动，对国内影响日益加深。为此，根据WTO《农业协定》相关规则，系统研究分析中国粮食市场调控政策体系，测算黄箱、绿箱政策支持总量、8.5%的政策空间使用情况，以及财政支农政策效率值，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对未来产业健康发展和市场调控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研究：一是归纳总结粮食市场调控相关概念、目标和原则；二是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粮食市场调控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及特点，重点评述2002年至今政策实施情况；叁是对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4个品种进行案例分析，回顾政策实施细则，评价措施效果；四是回顾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及加入WTO时我国农业和粮食产业所作出的减让承诺；五是根据WTO规定及支农政策分类，测算黄箱和绿箱政策实施情况，以及所剩政策实施空间；六是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评价主要调控政策效率情况和发展趋势；七是分析美国、欧盟和日本市场调控政策历程、主要措施及调整趋势。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调控政策成效显着，调控体系初步形成；第二，黄箱政策空间宽裕，年际支持有所波动；第叁，调控目标有待调整，口粮作物亟需重视；第四，把握国情主要特点，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第五，粮食特殊商品属性，自由贸易步履维艰。提出促进粮食生产健康发展和完善市场调控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一是明确产业发展目标，坚持市场调控原则；二是加快粮食立法进程，依法调控粮食市场；叁是有效利用黄箱政策，确保农民生产收益；四是充分利用政策空间，扶持生产健康发展；五是完善产业运行机制，建设服务支撑体系；六是合理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余缺；七是分类指导粮食价格，确保食用粮食安全。
赵红雷[4]2013年在《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出口国，也是重要的玉米进口国，其玉米生产、消费及在进出口贸易的波动，都将直接影响着世界玉米贸易格局。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中国年际间玉米进出口贸易呈现较大波动，在净出口国和净进口国之间多次转换。在中国玉米国内市场供求同世界玉米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中国玉米进出口大幅涨落，必然会对国内和国际玉米市场带来不良影响。对中国来讲，大起大落的玉米进出口波动，给政府调控国内玉米市场供求、稳定价格带来很大困难，当这种贸易涨落与国内玉米市场供求矛盾出现不同步或者反应过度时，就会不正常地刺激国内市场玉米价格，放大或加剧国内玉米供求矛盾；对国际市场而言，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可使世界其他主要玉米贸易国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需求不可预测，同时可能会导致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大幅动荡，因此研究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特点及成因，探寻波动规律和影响因素，研究有效调控波动的政策措施，对于稳定发展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保障中国玉米产业安全乃至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和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按照“认识波动-分析波动-调控波动”的研究思路，在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发展历程和中国玉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劣势分析基础上，首先利用速度法测算出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周期，并与世界其它玉米贸易大国的波动强度进行比较，全面认识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的总体状况。其次利用内部传导和外部冲击的波动产生理论分析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性，运用中国与玉米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出中国玉米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引力方程，并对各因素进行弹性分析，进一步利用市场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成因进行了事后再分析，得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在充分认识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特征和波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最后理清调控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思路，提出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的调控对策与措施。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中国玉米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劣势并存，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玉米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在于市场区位、非转基因、提高玉米单产和品质的潜力大；但在生产成本、商品品质、市场流通等方面存在劣势，通过测算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及与其它玉米出口大国的比较得出，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较弱且呈下降趋势。（2）利用速度法测算出1961-2010年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量的波动周期，发现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每隔4.45年就要发生一次大的波动，通过与世界其它玉米出口大国和进口大国贸易波动强度的比较发现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强度较大。（3）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密切相关的内部传导影响因素有生产、消费、价格，外部冲击因素有自然灾害、进出口贸易政策、购买力水平、运输成本、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国际竞争力等。（4）构建出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弹性分析发现与中国玉米出口规模正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中国及中国玉米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玉米出口规模负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中国及中国玉米出口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玉米出口平均价格、人民币汇率、贸易双方之间的距离、贸易双方拥有共同边界，其中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为-11.9072，中国玉米出口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为-1.1017，中国玉米出口平均价格的弹性系数为-7.3101；与中国玉米进口规模正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中国玉米进口来源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玉米生产量、中国玉米国内价格，与中国玉米进口规模负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玉米进口平均价格、国际市场玉米价格、汇率、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距离，其中中国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为-13.1771，中国玉米进口平均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6499，中国玉米国内价格的弹性系数为3.2969、国际市场玉米价格的弹性系数为-2.8314。（5）竞争力效应与中国玉米出口额变动保持严格的同步性，并且贡献巨大，市场规模效应对中国玉米出口波动的作用表现为促进增长或减缓降低，市场分布效应对中国玉米出口都表现为制约增长或加剧减少，引力效应与中国玉米进口额变动保持严格的同步性，并且贡献较大，需求效应和中国玉米进口变动保持一致。本文认为调控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的对策和措施主要有：一是加强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相关研究；二是建立玉米进出口贸易监测和异常波动预警系统；叁是充分发挥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调控国内玉米市场价格；四是提高玉米种植积极性和单产，增强中国玉米生产供给能力；五是全面兼顾，合理协调消费需求；六是努力提高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七是制定可持续性的玉米进出口贸易政策；八是准确把握玉米进出口时机和规模、合理协调玉米进出口配额。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运用速度法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的波动周期进行划分，用“峰-峰”法把中国玉米出口贸易量和进口贸易量均划分为11个周期，发现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平均波动周期皆为4.45年，即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每隔4-5年就要发生一次大的波动；（2）运用国家“钻石”模型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中国玉米生产的要素禀赋不丰富、国内需求水平过高、相关及辅助性产业总体上不发达、生产规模小、进出口贸易管理不当是造成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较弱且呈逐渐下降趋势的原因。（3）利用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出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对影响中国玉米进出口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弹性分析，发现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得出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收入弹性系数，以及中国玉米进口平均价格、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对中国玉米进口规模的价格弹性系数。
孙鹏[5]2006年在《WTO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问题及其政策调整》文中指出政府对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是个世界性的主题，因为农牧业是一个基础性产业、社会效益高的特殊性产业和高风险弱质性的产业。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农牧业面临国际竞争。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的农牧业部门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部门之一。WTO与农牧业有关的协议制定了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的一系列规则，包括对非关税措施实行关税化、逐步降低关税和扩大市场准入、削减出口补贴、减少引起贸易扭曲的国内政策干预等。这些协议和我国的承诺以及由于履行承诺带来的农牧产品贸易环境的变化，给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农牧业所占的比重大。从全国来说，农牧业又是西部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所以，农牧业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中占重要位置。WTO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能否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的写作的目的旨在为我国政府如何在WTO条件下抓住机遇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保证农业安全，提供政策参考。 通过对WTO农牧业规则的考察、对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问题的关注和对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思考，得出本文研究成果：WTO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政策调整应从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促
杨树果[6]2014年在《产业链视角下的中国大豆产业经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豆产业链长,大豆产业发展关乎种植业、养殖业、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1996年以来我国大豆进口量逐年不断增加,有关大豆产业发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大豆生产、大豆加工、大豆进口、外资扩张等个别环节和表面观察,系统的大豆经济研究寥寥无几。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导致现有的判断过于片面或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另一方面,致使很多问题尚不清楚,如大豆经济的运作体系和情况、大豆产业发展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规律性认识以及对未来的判断,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大豆产业的竞争力、外资与产业安全、转基因,等等,尚缺乏正确认识和长远判断,以致出现了很多不现实或不客观的观点。因此,本文从产业链的视角,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对大豆生产、流通、加工、消费和贸易各环节及相应的产业政策等进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了大豆产业各环节发展的影响因素,揭示了我国大豆产业发展演变规律和经济特征,并形成未来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判断,提出大豆产业发展的战略措施,以期为推动我国大豆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大豆产业的整体发展态势是良好的,尽管2010年以来,大豆生产环节上出现了连续几年的明显滑坡,但消费、贸易、加工几个环节却是一片繁荣,生产上有所滑坡并不等于整个大豆产业的衰退。(2)我国的大豆生产发展是缓慢的,单产水平是影响大豆生产的关键因素,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大豆比较效益低是大豆生产滑坡的主要原因；综合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短期内我国大豆种植面积还将减少,但减少幅度有限；国产大豆不具有竞争力,转基因大豆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靠生产保护和非转基因错位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单产是提升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的关键。(3)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及城镇化发展拉动了大豆消费的快速增长,其他油脂(特别是棕榈油)的替代效应一定程度上可减缓大豆消费增长,但作用不大。因此,短期内我国大豆需求还将呈刚性增长,而国内大豆供给难度加大,仍需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4)我国的大豆流通基本上形成了大豆主产区和东南沿海向全国扩散的格局,大豆加工产品中的豆制品多在本地流通,豆油和豆粕主要由加工产区向销区流通,但大豆流通基础设施落后、流通效率低下。(5)大豆加工以压榨为主,大豆油脂加工业形成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叁足鼎立的基本态势。国内企业在产能、大豆处理、豆油产量以及蛋白生产方面处于优势,但大豆加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6)大豆进多出少的格局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需求的快速增长与资源可能性是大豆进口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价差因素是近年来大豆进口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大豆进口并未对国内大豆生产产生冲击,豆农收入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在种植结构调整中获益;外资的进入并没有形成对大豆加工业的控制,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的综合实力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得到了提升,因此,大豆产业安全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充分认识到大豆在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维护食物安全和改善营养以及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提出采取以下措施实现中国大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满足国内需求；(2)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3)建立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稳定种植面积；(4)重点发展高蛋白大豆生产,将转基因大豆生产纳入研究和政策考虑。
刘剑文[7]2003年在《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粮食安全政策》文中研究说明粮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决策者和研究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农经界和决策部门已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将是一个比以往更加复杂和动态的问题。一方面，乌拉圭回合开启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走向和发展程度究竟如何，不仅将对国际市场粮食供给能力和价格水平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确定合理的粮食进口水平，并从经济和战略的高度对国内长期粮食安全进行动态把握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为履行入世承诺，中国需要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在此情况下，如何在发挥农业生产比较优势、提高农业资源效率的同时，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的有关规则，制定相应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和农产品贸易政策，确保国内粮食生产不受进口价廉质优农产品的冲击，并在新一轮WTO谈判中致力于达成有利于确保国内粮食安全的有关协议条款，也具有高度的挑战性。 考虑中国的粮食安全，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的长期粮食安全，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观点和立场无疑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进一步说，那些影响长期粮食安全的基本因素，如稳定和提高国内粮食生产能力以及建立完善的粮食市场体系，依然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重要方面。在新一轮WTO谈判中，他们的立场对中国保护国内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是有利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具体途径和政策选择上，显然应当有别于他们。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全局来看，更新粮食安全观念，充分发挥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在保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的品种、品质不断改善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适当增加粮食进口，同时，通过优势农产品的出口，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从根本上改善粮食安全状况，特别是脆弱地区和低收入人口的粮食安全，是现实和可行的政策选择。 为保障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主要提出了如下建议： 1、以全国统一市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为背景指导农业生产，根据地区比较优势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调整，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粮食生产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提高农民收入。 2、在农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始终将保护耕地放在重要位置，保证粮食面积调减出来的土地继续用于农业生产，保持农业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 3、减少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流通的行政干预，进一步放开粮食市场，加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平衡地区生产波动和改善粮食分配上的可获性提供现实可能。 摘要 4、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中国粮食供应的保障程度，改善弱势地区、弱势人口的粮食安全状况，通过扩大粮食进口国的范围，进一步加强粮食安全。 5、增加“绿箱”政策允许的农业公共开支，即国家对农业和农村教育、农业科研和推广、交通运输、市场设施以及水利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增加“黄箱”政策允许的农业支持支出，并注意不超过“微量许可”8.5%的限制。切实保证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6、在积极促进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履行中国入世承诺的前提下，制定适当的农产品贸易政策措施，增强透明度，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鼓励公平竞争，提高农业和粮食生产效率。同时，充分利用农产品国营贸易和关税配额管理体制，防止国外廉价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对国内粮食和农业生产造成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收入下降和农业生产能力削弱的问题.
夏彤[8]2002年在《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生态观为指导,借助生态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据生态学基本原理,结合生态经济理论及产业发展理论,在对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有关概念、范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针对未来30年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的供需平衡走势,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其中重点对国内外玉米生产、贸易、消费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全面评述;对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的组成、结构、功能、效率进行系统分析;对影响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全面剖析;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对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发展演替机制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了确保玉米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战略对策。 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在生态观、生态学认识论、生态学方法论(余谋昌,2000)和农业生态系统发展理论(吴文良,1994)及经济生态学(赵桂慎,2001)理论的指导下。独自对系统、产业、产业种群、玉米及相关产业群落、产业种群演替等重要概念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并对玉米及相关产业群落演替原理及影响玉米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国内外玉米生产、贸易、消费状况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1)玉米具有光合效率高、营养价值高、功能多样的特点,在国内外农业生产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属战略性作物。2)世界玉米生产、贸易、消费自1975年至2000年期间,均呈增长趋势。3)世界玉米生产、贸易、消费的基本特点为相对集中。美国、中国、巴西等5国为世界玉米主要生产国;美国、阿根廷、中国、法国、南非为玉米主要出口国,玉米主要进口国和地区为日本、欧洲、韩国、墨西哥、埃及;美国、中国、巴西等十国为玉米主要消费国,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0%以上。4)世界玉米生产、贸易、消费将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而呈增长趋势。5)中国玉米生产发展迅速,1978年至1999年期间,玉米播种面积、单产水平、总产量增加幅度均超过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玉米贸易的特点为出口贸易发展迅速,由1985年前的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中国玉米消费呈逐年增长趋势,1996年后,消费量基本稳定在1.1亿t～1.2亿t水平。 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系统分析表明:1)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是以玉米种业为先导、玉米种植业为主体、畜牧业和饲料工业、玉米深加工产业为两翼构成的产业群落。2)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生产结构存在着玉米种业与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滞后。3)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群落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价值转化等基本功能均处于较低水平。玉米种植业物质产投比为0.36:1(籽实生产);能量产投比为2.31:1;价值产投比为1.43:1。畜牧业生产生猪、
李玉勤[9]2009年在《杂粮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杂粮产业发展在粮食安全、改善居民食物结构、农民增收、缓解农村贫困以及提高农用土地利用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杂粮在中国分布很广,但分品种主产区相对集中;杂粮种植粗放;全国播种面积减少、总产量下降、单产提高,但单产水平普遍低于大宗粮食作物。中国杂粮生产形成了一定的品种资源和品质优势,具有一定的科研开发和推广能力,种植成本收益比相对较高;在一些地方政府扶持政策支持下,在种植比较集中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并形成了产业化生产模式。杂粮加工业原料来源丰富,初步形成了以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为中心的加工业布局,加工业标准化加强,科技推动作用加大,但是总体上仍然以初加工为主,深加工品种少,企业研发能力薄弱。对杂粮营销分析表明,虽然杂粮市场前景广阔,但是消费意识有待唤醒,需求潜力需要挖掘,杂粮产品质量不高,营销措施不力。由于中国生产的杂粮品质、价格具有竞争力,因此出口处于上升态势,但是以原粮出口为主,缺乏高附加值的产品。通过对山西省杂粮种植户的调查分析表明,农户种植目的包括自身消费和市场销售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两方面;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满足自家需要的动机在减弱,而增加现金收入的动机在增强;杂粮销售收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较小,农户种植意愿偏低。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15种影响因素对杂粮种植户的影响结果表明,杂粮的市场价格和销售难易程度对农户种植意愿影响显着;政府支持政策对农户杂粮经营行为的制度激励明显;耕地地形条件越有利对生产的正向影响越大;种植成本越低则农户的种植意愿越高;耕作倒茬需要对农户杂粮种植意愿有正向影响。对城市消费者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的Logistic分析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消费杂粮的概率在增加;年龄越大的人越愿意消费杂粮;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比较高,价格高低与购买意愿成正比;消费者对杂粮营养价值判断与购买杂粮的意愿成正比;消费者越看重口感则购买意愿越低;加强促销手段能使消费者购买意愿强化;杂粮的易取得性影响着人们的杂粮消费。各阶层消费者杂粮消费收入弹性均大于1则表明随着收入的提高杂粮消费将呈现增加趋势。基于杂粮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如品种老化、种植栽培技术落后、投入少;产业体系不够健全,市场开发与营销力度不够;科研与推广水平偏低,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滞后;对杂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提高杂粮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实施品牌战略,加强市场营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产业组织。
何忠伟[10]2005年在《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与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了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补贴就是一国政府农业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工具。可以说,绝大多数成员国都把“补贴”视为农业政策的核心,视为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最直接、最灵便、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新一轮WTO谈判难点还在农业补贴问题。从中国农业来看,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中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在世贸规则下构建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还要注重农业补贴实施的方式和效果,使其真正起到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世贸规则和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补贴的理论和经验进行研究分析,针对中国农业发展“瓶颈”,找出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基本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中国已经或将要采取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绩效评价,最后提出中肯实效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上述思路,在界定农业补贴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如下探索研究: 一是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经济学分析。发现不同农业补贴措施都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然而发达国家却乐此不疲,于是从产业特性、社会分工、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和中国国情等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地归纳和总结农业补贴的理论内涵,为我国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二是对中国实施农业补贴的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叁农”问题再次面临一个新关口,农业发展缺乏动力,农村发展缺乏亮点,农民增收缺乏支撑。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叁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有必要加大财政投入和补贴破解“叁农”难题。 叁是对不同国家实施农业补贴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农业补贴支出少,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小;我国农业补贴措施少、效率低下,对农业影响的程度低;还有许多补贴政策需要完善和健全;农民得到补贴的利益不明显。 四是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定性分析。认为,有效的农业补贴机制为农户提供长期激励并实现纳什均衡。因此,要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农业补贴的关系并建立相应的实施与监督机制,保证农业补贴资金及时到位。并且在法律上建立农户对农地的永久使用权,开放农地租赁、转让市场,从而在法律上使农户树立增加农业投入的长期激励机制。同时,详细分析了中国“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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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D]. 张士功.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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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研究[D]. 赵红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5]. WTO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问题及其政策调整[D]. 孙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6]. 产业链视角下的中国大豆产业经济研究[D]. 杨树果. 中国农业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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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杂粮产业发展研究[D]. 李玉勤.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9
[10].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与体系研究[D]. 何忠伟.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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