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1985～2007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效率论文,因素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关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以上，这就是被一些学者所称道的“中国奇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且在较短的时间内经济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持续高速增长，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其中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源泉的研究近年来尤为集中。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两大部分：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要素投入在短期内可能给经济带来高增长，但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规则，这种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只能通过生产率提高来实现。早期的理论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功于技术进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它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两个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有Chow(2002)，Wang和Yao(2003)，Young(2003)，Zheng和Hu(2004)，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颜鹏飞和王兵(2004)，杨文举(2006)，王志刚、龚六堂和陈玉宇(2006)，许和连、亓朋和祝树金(2006)，刘舜佳(2008)等。
然而，面对全球瞩目的“中国奇迹”，我们认为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并非“奇迹”。如果单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绝对增长幅度与同期其他国家的对比来看，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这一成就确实令人惊喜，但这仅是从经济增长速度角度来考察的。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情况，例如经济增长质量角度，我们的结论也许并不乐观。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从另外一种方法和视角来剖析这种“中国式”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事实。我们从效率角度来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并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相关文献综述
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可以从经济增长技术效率角度进行研究。技术效率的概念最早是由Farrell(1957)提出来的。Farrell(1957)和Leibenstein(1966)分别从投入角度和产出角度给出了技术效率的含义。技术效率是用来衡量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生产者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表示生产者生产活动接近其前沿边界（最大产出）的程度，也反映了现有技术的发挥程度（吴诣民，2004）。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单元都可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生产者的产出能否达到其前沿边界依赖于技术效率水平的高低。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对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质疑，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早期的研究多以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如许长新(1996)等。在以后的研究中多以面板数据为基础，如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何枫、陈荣和郑江绥(2004)，吴诣民(2004)，于君博(2006)等。然而上述研究由于分析模型的选择标准不同以及所采用的面板数据的时间序列范围不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
随着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因素被识别出来。何枫(2003)研究了金融中介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指出我国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业务整体上对于技术效率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此后，何枫(2004)、何枫和陈荣(2004)还考察了经济开放度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影响。然而，在其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中，代表随机扰动项中技术无效率所占比率的r值分别为0.3815和0.1992，接近于0，虽然在1%水平下显著，但是这说明在随机误差项中只有少部分来自于技术无效率的影响，而绝大部分的影响来源于统计误差等外部不可控的影响因素。因此，关于金融中介机构及经济开放度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以及影响力度的结论有待进一步的论证。王志刚、龚六堂和陈玉宇(2006)，许和连、亓朋和祝树金(2006)等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大多研究文献均表明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产率就会提高2～10个百分点（颜鹏飞、王兵，2004；王志刚、龚六堂和陈玉宇，2006；许和连、亓朋和祝树金，2006；魏楚、沈满洪，2008）。对于影响幅度研究的不一致性且差距较大，主要是由人力资本变量的界定不统一所致。陈迅、余杰(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提高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能显著降低技术效率，而提高公共支出的组成部分占GDP的比例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特别是在考察其影响因素方面，存在种种缺陷，缺少系统性的研究，要么仅仅对效率进行了测算（吴诣民，2004；于君博，2006），即使部分文献对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但由于模型估计结果的不理想，使得研究结论值得商榷（何枫，2003，2004）。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从经济增长效率角度考察1985～2007年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状况，并且重点考察了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借鉴以往研究成果，我们将经济开放度分解为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并且分别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及存贷款总余额三个方面考察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
在实证分析中，测度效率主要有两种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技术(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技术(DEA)。本文采用SFA技术来测算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DEA方法，SFA方法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SFA方法具有统计特性，可以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检验（t检验），还可以对模型本身进行检验（LR检验）；而DEA方法不具备这一统计特性。第二，SFA方法可以建立随机前沿模型，使得前沿面本身是随机的，这对于跨时期的面板数据研究而言，其结论更加接近于现实；而DEA方法的前沿面是固定的，忽略了样本之间的差异性，使得研究结论不及SFA方法更加接近现实。
基于SFA技术的上述优点，SFA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技术效率的测度研究上。根据Meeusen和Broeck(1977)，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Battese和Corra(1977)，以及Kumbhakar和Lovell(2000)等的研究成果，SFA模型基本上可以表达为：y＝f（x；β）·exp(v-24)。其中，y表示产出，x表示投入，β表示待估计的参数。误差项ε为复合结构，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v服从
分布，v∈iid（独立同分布）；第二部分u≥0，表示那些仅仅对某个个体所具有的冲击。因此，该个体的技术效率状态可以用TE=exp(-u)来表示。这样，当u=0时，该个体就恰好处于生产前沿上（即y＝ f（x；β）·exp(v)），即处于技术效率状态；当u＞0时，该个体就处于生产前沿下方，也就是处于非技术效率状态。
到了20世纪90年代，SFA技术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应用，它不仅仅可以测算样本及其个体中的效率水平状态，而且还能够就那些影响效率的因素做进一步的剖析和测算。本文正是在这一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基础上，根据Battese和Coelli(1995)模型的基本原理，运用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1985～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研究模型如下：
由于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考虑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无效率项的影响，因此无效率项函数设定如(2)式所示。在(2)式
2.数据处理与变量设定
为了保持研究口径的一致性，港澳台地区、1997年以后被分别统计的四川省和重庆市以及统计资料存在较多缺失的西藏自治区均被排除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之外。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仅包括全国28个省市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共9个省区。
本文以1985～2007年为研究时间段，为了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变化，我们将此研究时间段分为四个阶段：“七五”期间（1986～1990年）、“八五”期间（1991～1995年）、“九五”期间（1996～2000年）、 “十五”期间（2001～2005年）。为了分析的方便，其中“七五”期间包括1985年，“十五”期间包括2006年和2007年。本文涉及的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年鉴》(2007、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具体数据处理及变量设定如下：
计算中的基年为1985年，故上式中的T＝23。δ为折旧率，所有的投资序列都按照1985年的价格进行了平减。
其次，关于固定投资序列的平减指数，1985～1992年，由于我国官方并没有公布投资序列的平减指数，因此采用全国各省GDP的价格指数平减；1992年以后，则可以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中得到各省的固定资本投资平减指数。
最后，在折旧率的选取问题上，本文接受了大量同类研究中的假设，令δ＝5%。
(2)(FDI/
表示外资依存度，为i省份t年度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当年GDP的比值，这可从整体上反映各省份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规模。其中，FDI采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口径，并按照当年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TRA/表示贸易依存度，为i省份t年度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年GDP的比值。其中，对于用美元表示的进出口总额，我们也按照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将其换算成人民币。
(3)(DEP/为i省份t年度的金融机构全部存款余额与当年GDP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中存款项目对经济增长无效率的影响。(LOA/为i省份t年度的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与当年GDP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中贷款项目对经济增长无效率的影响。[(DEP+LOA)/为i省份t年度的金融机构全部存贷款余额与当年GDP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无效率的影响。
(4)
表示i省份t年度的人力资本，以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和面板数据，我们运用Frontier(Version 4.1)程序对我国1985～2007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具体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1.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
根据表1和表2，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如下事实：
(1)1985～2007年间全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均值为0.676，这表明在不增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的前提下，如果各地区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则在现有技术进步水平条件下，全国GDP总量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32.4%。也即在现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我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提高经济增长技术效率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措施之一。
(2)从整个考察期的区域经济增长平均效率差异来看，中部地区(TE＝0.713)＞东部地区(TE＝0.696)＞全国平均水平(TE＝0.676)>西部地区(TE＝0.623)。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区域差异明显，而且从各省份技术效率变异系数来看，变异系数正在逐步扩大，从“七五”时期的0.031提高到“十五”时期的0.144。也就是说，这种区域差异正在逐步扩大。从各省份全周期效率均值来看，绝大部分省份的效率均值处于0.6～0.8之间的中等效率水平。“九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最快的时期，而“十五”时期效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从区域来看，此时只有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处于逆势上扬状态，而且效率值超过了一直位于其前面的中部地区。
(3)1985～2007年间我国年均GDP增长率在9%以上，通过对1985～2007年间年均技术效率与年均GDP增长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见图1）。而且自“八五”以来，在“十五”期间我国技术效率水平又出现了第二波下滑趋势，这削弱了因技术进步而可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威胁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限制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隐患。
图1 1985～2007年间年均技术效率与年均GDP增长率
2.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考察了经济开放度（外资依存度、贸易依存度）、金融发展（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具体的实证分析结果见表3。
根据表3，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γ＝0.9494，且LR统计检验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在何枫(2003、2004)的研究中，其γ值分别为0.3815和0.1992。这说明模型中的误差主要来源于技术非效率，也即(1)式和(2)式两个方程中的误差项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复合结构，这样对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了。因此，对于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研究使用SFA技术是必须的。
(2)参数
＝0.2769，即劳动产出弹性为0.2769，这说明我国从业人员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促进我国GDP上升0.2769个百分点；同理，
＝0.8279，即资本产出弹性为0.8279，这说明我国年均资本存量增长1个百分点，可促进我国GDP上升0.8279个百分点。可见，在我国经济总量GDP的增长中，资本要素的投入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主要地位，即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大规模的资本投资驱动，仍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结论与当前主流观点一致，如郭庆旺、赵志耘、贾俊雪(2005)认为1979～200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性增长方式。孙琳琳、任若恩(2005)研究结果也表明1981～2002年间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邱晓华等(2006)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其中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最为主要的动力。此外，劳动产出弹性
与资本产出弹性之和为1.1048，大于1，为轻微的规模报酬递增。从我国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型以及轻微的规模报酬递增来看，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加大对国内投资的力度，扩大内需，是当前我国经济保增长的有力措施之一。但是，这种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并不是很明显，由于要素收益递减规律在发生作用，因此，从长期看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驱动是不可持续的。
(3)参数
=-0.0012，它反映了外资依存度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力度，即利用外资相对规模每增长1%，则技术效率水平将会增长0.12%；参数
＝-0.0009，它反映了贸易依存度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力度，即进出口相对规模每上升1%，则技术效率水平将会增长0.09%。可见，外资依存度的影响力度要略高于贸易依存度的影响力度，总体上经济开放度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力度不大。
经济开放度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经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从出口方面来看，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国际市场这种低级别产品的需求并不能刺激国内自主研发的投入。②从进口方面来看，大量高精尖技术设备的进口，虽然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挤掉了国内自主研发投入。③从引用外资质量来看，长期以来以“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仍是以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为目的，并且外资的大量涌入也必然伴随着先进机器设备的引入。因此，我国的贸易方式、贸易结构以及外资引进等都要发生相应的改变才能扭转此种局面。一方面，由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带动国内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型。在出口方面，加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由国际市场需要潮流来反馈本国自主创新的投入需求；在进口方面，应将外汇顺差用在引进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有利于自主创新的资源方面，对于大宗高精尖设备的进口应当本着适度需求、配额进口的原则，由此督促我国的自主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外资引进应由“量”向“质”转变，由港澳台资向欧美日资转变，由境外投机者向战略投资者转变（刘舜佳，2008）。
(4)参数
＝0.0485，它反映了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即存款相对规模每增长1%，则技术效率将会相应减少4.85%。参数
＝0.0472，它反映了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即贷款相对规模每增长1%，则技术效率将会相应减少4.72%。这一结果表明，我国金融机构的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均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而且存款业务的抑制作用略高于贷款业务。这与何枫(2003)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仍然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不相符，但所幸的是我们的这一研究结论没有通过t检验。但是，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存贷款总额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从参数
＝-0.0472可以发现，存贷款总额相对规模每增长1%，则技术效率将会提高4.72%，这说明从整体上看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虽然仍没有通过t检验。
(5)参数
＝-0.0007，它反映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即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每增长1%，则技术效率将会相应地上升0.07%。这一影响力度相对于已有研究文献来说是偏低的，说明了我国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任务重大，应当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基础之上，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对我国教育的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率。人力资本的测度问题是一个难题，考虑到与已有研究文献的可比性以及简便性，本文中我们以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来测度，即仅仅考虑了人力资本总量对效率的影响，这无疑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产生了一定影响。探讨人力资本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影响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
四、小结
本文以1985～2007年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平均技术效率水平偏低，存在区域差异，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基于资本驱动的，技术效率的贡献较低。经济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力度不大，外资依存度的影响力度略高于贸易依存度。金融机构的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均对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但整体上金融发展对效率的提高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1985～2007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92%，年均资本增长率为19.87%，年均劳动增长率为1.73%，资本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率为82.79%，劳动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率为27.69%。全国平均技术效率为0.676，且与GDP增长呈负相关。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实际资本增长率远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特别是资本驱动的，技术效率的贡献较低。投资的过快增长，不仅使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而且容易导致经济高增长的支撑基础难以持续，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亟须转变。
此外，资本的产出弹性远大于劳动的产出弹性，说明中国资本比劳动稀缺，这表明我们应当坚持引进外资的政策，从研究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外资依存度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度。因此，我们应当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引进外资质量。这一结论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宽裕，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率相对较低，说明了我国的人口质量偏低导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因此，我们应当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条件下，继续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率。
综上所述，以上结论给我们一些启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绝对增加，而且更需重视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同时，经济增长效率受到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加快金融中介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提高。同时，资本存量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式的增长，为此，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驱动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上来，少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关注，多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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