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之二论文,蒋介石论文,中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日之间国力、军力差距很大，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战争，因而主张仍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议和”。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仍有部分人主张“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便是这部分人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孔指导的这些谈判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对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与以往的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 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① 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次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② 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③ 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调停使他喜出望外。
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其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④ 21日，布置防守南京，日记云：“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⑤ 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日记云：“是当约彼来京。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⑥ 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如倭果能觉悟，则可与之谈乎？”⑦ 但不久， 日军加紧进攻南京的行动粉碎了蒋的幻想。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⑧ 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⑨ 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其一，谈判进行时不停战；其二，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⑩ 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数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讥笑。(11) 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12)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 不如战败而亡”，决定严词拒绝。(13) 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日方。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这一口头答复稿目的在于“拖”，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又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14)
当时蒋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15) 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16) 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条件，则应拒绝转达。”(17)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视蒋为对华“诱和”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 次日，近卫文麿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18) 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
制裁唐绍仪谋和
日军占领上海后，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清末及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均曾出任要职的唐绍仪（字少川——笔者）即是人选之一。上海沦陷后，唐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方设法，企图拉其下水。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也不断与唐联系，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任其择一。据说，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拟聘请其为“高等顾问”。1938年5月，法学家罗家衡至武汉会见汪精卫、孔祥熙等人。汪称：“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则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19)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即于5月底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其条件大略如下：（1）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二十一条、塘沽、何梅等协定；（2）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万一拘于庚子条约，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3）（中国方面）绝对不赔款，因自动停战议和，非战败和议可比；（4）中、日、“满”经济合作。唐并表示，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唐绍仪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或由中国“最高领袖”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卫等与日本素有关系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加，但决不单独负责。(20) 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鸟工作”计划，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权”。(21) 27日，唐绍仪托大女儿（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汉会见孔祥熙，声称“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22) 7月5日，诸夫人回沪，携回孔祥熙致唐绍仪函，函云：“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试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时，联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23) 8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诸称：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停止反日运动；反共；经济合作。该代表称，日方没有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向孔的亲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引者）再三劝慰，少老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诸夫人并称：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如有所命，请在8月15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24) 8月9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汇报上述情况。
蒋介石此时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6月23日， 蒋与孔谈话称：“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已为我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之属于我，已确定矣。今日对倭和战问题，亟须统一，不可各自接洽。”(25) 7月12日，日机轰炸武汉，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劝止他的谋和活动。谈毕，蒋慨叹道：“庸之对敌行动求和，犹不知为误事，可叹！”(26) 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 电称：“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当时，蒋对于孔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驻华外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27)
8月11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承嘱一节，自应注意”，表示尊重蒋的意见。接着，为自己转呈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向蒋道歉：“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关于他本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孔声称目的在于阻止唐为敌所用。电称：“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提交和平条件问题，孔坚决否认：“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28)
在历史上，唐绍仪曾反对过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唐不愿支持，退居家乡。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唐是常务委员之一，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领导“西南派”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唐又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因此，蒋介石对唐绍仪多有不满，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在南京组织伪政权，1938年2月，蒋即得知有关情报。(29) 7月9日，蒋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其第三条就是，唐绍仪“希冀拆散我政府”。(30) 9月11日，蒋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板垣之所以强硬，其原因在于，“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我下野”的可能，同时，也由于“我内部文人之态度暧昧，以及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31) 同月下旬， 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说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32) 9月30日，唐绍仪即在家中被军统特务刺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33) 唐绍仪被刺一事，扑朔迷离，多年来成为疑案。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和战两用”政策，即一面武力进攻，一面政治诱“和”。1938年2月，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改编为华中派遣军， 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后，即一面筹划进攻武汉，一面通过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参加中国同盟会，多次参与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找寻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会。畑俊六对萱野说：“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总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34) 又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说：“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是，蒋委员长、孔院长想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35) 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当年5月，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自沪至汉。函称：“现在中日战争，无异箕豆相煎，势将两败俱伤，绝非东亚之福，希望捐弃小嫌，维持大局。”(36) 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实难谈商，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37) 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复函称：“中日接壤最近，唇齿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促使少壮军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则声称：“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薄，以从事焉。”(38) 同时，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致头山满的信件，也交贾带回。6月初，贾回到上海与松本藏次见面，代表孔祥熙向松本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39) 6日，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电，贾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7日， 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40) 13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惠告诉贾存德：日本军部训令，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日军将分三路进攻汉口。(41) 21日，萱野回到上海，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42) 23日，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43)
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 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弟前接贾生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孔同时向蒋汇报，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已答以现尚无暇，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备作参考，此外，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44)
当时日方认为，与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因此坚决要求蒋下野。7月1日，孔祥熙致电贾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电称：“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为彼方转圜面子，不惜敝屣个人地位。”(45) 萱野对孔的态度表示敬佩，声称对蒋下野一事可不坚持。7月4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担保无欺诈，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不积极”，但要完全停止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46) 7月5日， 贾偕萱野赴港继续谈判，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将亲自携带“切实大略条件”到武汉，详细面禀。(47) 7月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日本政府拟在8月前夺取武汉，两国谈和最好在此时期，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订立防共协定”等四条，希望了解中方条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时表示，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演词不致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48) 同日，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请示“所陈各节，是否可行”。(49) 7月15日，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参加谈判。(50)
7月20日，马伯援偕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马伯援表示：（1）日本军阀不协助东亚民族，使之独立，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乃恃强奴隶中华民族，迫中国抗战，自相残杀，未免自坏长城；（2）日本不知中华民族之团结，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反欲分化中国，利用汉奸，这种手段，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3）中日战争结果，必陷日本于污泥中，更陷东亚于污泥中；（4）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无远见军人，理解孙总理的大亚细亚主张，促其实现，致有今日之悲剧，受到白色人种轻视。谈话中，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者将是共产党。他盛赞延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肤施（延安——引者）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饭两餐，工作十四小时不倦，精神方面，胜过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陈述其观点说：（1）犬养毅临终时表示，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强霸东亚，必惹大祸，拟改大亚细亚主义为亚细亚和平协会，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2）头山满最近常说：中日战争， 起于日本不敬，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应当止于“诚”。倘中日以“诚”相见，各种问题均可解决。（3）现在中日军人，愈打愈对立，愈仇视。吾辈工作，以休战、 恢复理性为先。（4）日本军人，最要假面子，倘蒋先生能理解，一时下野，即可停战， 中日双方，同时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实现，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亦无不可。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的意见，声称：“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假使下野，无论何人，对于这个局面，不敢负责，不配负责，中国依然混乱，仍是抗战到底为是。”(51) 萱野表示，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马伯援即鼓励萱野，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不要求蒋下野，他自己可以私人身份报告孔祥熙或其他党中旧友，请其转陈蒋公，促进和平实现。会谈后，萱野、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国向近卫首相、宇垣外相等人汇报。
在对华政策上宇垣一成属于“温和派”，当其接任外相时，蒋介石就估计他会“主和”，但蒋认为，宇垣仍会“以挑拨离间我内部为唯一手段”，因此提醒自己“戒惧勿忽”，(52) 自然，他对马、贾二人与日方的谈判仍持反对态度。8月4日，孔致蒋电称：“前奉尊谕，已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备我参考，绝不能谈及任何条件。”(53) 11日， 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54) 8月下旬，已返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蒋“下野”，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防共”与“亲善”两条，如中方采纳，希望派负责代表到沪商谈。贾并称，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畑俊六、及川古志郎为委员，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55) 9月1日，孔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汇报。6日，蒋复电，命孔转告贾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绝。(56) 10日，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改组国民政府，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57) 11日，蒋再次致电孔祥熙，口吻空前严厉：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58)
蒋介石语气如此严厉，孔祥熙遂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联络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层活动。至9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坚持蒋介石下野， 但蒋须“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59) 9月17日，萱野再到香港与马伯援、贾存德会谈。萱野称，宇垣“酷爱和平”，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在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不讲条件，仅以“和平”与“防共”两原则为谈话基础。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改为：（1）东亚永久和平；（2）中日精神防共。对“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日，日本五相会议议决，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25日，马伯援离港赴渝，向孔祥熙汇报。但是，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于29日辞职。10月8日，马伯援写出报告，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报告称：萱野等对和平运动，具有决心，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宇垣虽已去职，但近卫仍有决心，日本厌战心理已遍全国，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与总理有旧，现以八十四岁，老而且病之躯，热心和平，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两来香港，设法沟通，此种精神，吾政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战争，孰胜孰败，总有结束之一日，我政府纵不轻与之和，亦当与之周旋。”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通盘打算，本乎历史，鉴于大势，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鼓其勇气，或进而同去东京，察其虚实，宣传我政府主义。”(60)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的可能，而国内的财政又极为困难，无法维持。函称：
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就其国内表面观察，似无大战状态，一切经济财政尚能勉维现状。至于我国，在我兄领导之下，虽将士用命，民众动员，抗战年余，已博各国之彩声，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虽不免土地日促，交通困难，工厂既遭摧毁，货物亦难出口，所有人民声明财产之损失，实不可以数计。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付诸东流，而今后财政上之维持，更将难乎为继。(61)
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声称：“后方情形，为我兄所深悉，长此以往，武力固属重要，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何，均应顾及。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不仅武汉可保，且能继续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自属不成问题，万一无甚把握，恐武汉一经退出，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各省态度有无变化，亦难预料，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倘使拘于一隅，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弟忝负行政责任，对于军事实不甚谙，对于财政外交，则不能不悉心研究。”他建议蒋抓住机会，乘时进行。函称：“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最近国际情势》及《日本最近情势》报告。前一报告对蒋“攻心”，历述各国情况，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无异画饼充饥。中云：
我以开罪于日本，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而法国对我所购之器械，现亦多方为难。俄虽对我极表同情，然因德、义、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俄内部情形复杂，故斯大林不敢言战……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虽心理上为我不平，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若望其为我出力，仍恐等于望梅止渴。(62)
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内称：“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如头山满、近卫、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暗中活动，设法制止军阀跋扈……萱野为头山之代表，现在香港，仍思尽力奔走。”接着，孔祥熙着重说明，宇垣虽已去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仍在活动。报告称：
昨接港电云，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据言，对和平大纲，近卫与宇垣一致，方针未变。现矢田回国，拟请近卫亲自出马，以效张伯伦。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谓海、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63)
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对此，他斥之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64) 自然，对于“近卫亲自出马”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要与孔祥熙、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他也不感兴趣。对孔祥熙此函，蒋介石未加理睬。同年11月，褚民谊、樊光致电汪精卫、孔祥熙，再次声称“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赴华晋谒委座”。(65) 同月7日，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蒋仍然未加理睬。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文麿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国内许多人士的批评。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66) 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他拟稿称：“载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67) 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际上是在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同日， 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68) 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嘱为缓发，经已遵办。”(69) 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了解蒋介石的这种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 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与此项工作，但对谈判非常关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听说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而陷入僵局，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帖，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70) 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71) 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中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成立“中央党部”。9月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 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72) 9月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73) 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74) 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9日，蒋复孔函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75)
这封信，表面上针对萧，实际上是在批驳孔祥熙，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闻倭仍挟汪逆为奇货诱和，可笑，然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应注意痛斥之。”(76) 可见，蒋的这封信针对范围较广，是有意说给国民党中更多的主和派听的。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77) 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78)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79) 次年1月，何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80) 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自蒋介石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后，孔祥熙虽不敢再向蒋转呈贾的情报，但仍命其在上海继续联系日方。
早在1938年，贾存德即与伪维新政府官员王子惠相识。王为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与畑俊六等日军头目都有联系，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任实业部长。当年夏，王向贾等表示，如能给以自新之路，可随时脱离伪组织，牺牲一切，专诚为中央效力。贾存德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告孔祥熙，孔即复电勉励，命其辞去伪职，伺机去东京团结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战派。王奉令照办。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主和派人物闲院宫津子伯爵、头山满等联成一气，主张和谈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反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王并透露，板垣征四郎想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板垣在面谈时口头提出五项条件：声明将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则实行经济合作；共同防共；撤兵；取消一切伪组织。(81) 在谈到第四条时，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点，以极秘密的方式与板垣等会面；如孔同意，约定会面日期后，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请求天皇下密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王子惠并称，板垣亲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将亲自签名发出正式公文，望孔在6月6日天皇承认汪政权前对上述条件表态。(82)
6月26日，贾存德化名吴复光到达重庆，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但是，7月上旬，日机连续轰炸重庆，这使孔祥熙很不满，对贾存德大发牢骚， 责问“日本人搞的什么鬼”，埋怨因此妨碍了向蒋的“进言之机”。(83) 不久，板垣应允，自16日至22日止，停止轰炸一周。这一时期，孔祥熙情绪低落，告诉贾存德“事不好办”，要他“不要着急”。7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会见孔祥熙，声称“如有谈判可能，彼方即行统一军、政、党意见，取消一切枝节活动，决定专责，以资进行”。(84) 其后，日方急于得知蔡、贾谈判消息，致电称，将派专机到广州迎接蔡、贾。孔祥熙觉得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8月24 日致函蒋介石：“敌思结束对华战事，以便南进，可以想见。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函末，孔祥熙特别要求蒋介石“阅后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道：“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蔡、贾所述各节，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处。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分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摩擦，于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85)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发出亲自签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蒋介石上书后，要求蔡森回沪索取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贾回沪暗中监视王、蔡二人。二人即陆续离渝，经香港回沪。8月下旬，蔡、贾行踪被军统在香港的特务发现，戴笠向蒋报告， 蒋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询。9月上旬，孔祥熙复函戴笠， 谎称吴复光系中央银行某职员别名，因受敌伪注意，调令来渝。蔡系靳云鹏旧部，受靳之命来渝报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员”，敌人不会相信，更不会赠以巨款。(86) 其后，军统打入日方的特务毛丰又向戴笠报告，蔡森已于27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东条佑铃专机飞沪，此事系日本实业家背后策动，曾拨款二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云云。(87) 9月10日，戴笠将有关情况再次报告蒋介石。19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敌人曾贿买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携孔先生假信而归沪。现由敌人特许设电台通电，尚在乌烟瘴气中，此事尊处想早已闻及矣。”(88) 20日，蒋将有关检举报告转给孔祥熙，要他回答。22日，孔祥熙复函，首称检举报告“所载各节，恐多揣测误会，以讹传讹，原报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风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图对弟中伤”。接着，孔向蒋辩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头山满问题，孔称：蔡、贾来渝时，携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问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贾临行之时，以名片回报，所谓寄板垣与头山满等人的亲笔函件，绝无其事。二是蔡、贾与王子惠、板垣的关系与接受巨额资助问题，孔称：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有其事，但蔡、贾到沪后，是否赴南京，是否已晤见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认：蔡、贾来重庆之前，确曾与板垣会面，也承认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资助，但他说：“敌方实业家因反对军阀厌恶战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者甚多，既派其来，或有赠送旅费之事。若谓拨款二百万元，恐未必有此巨额。”他认为这些情况“真伪无从证明”，属于敌人“内部互相猜忌，设词毁谤”。三是关于蔡、贾的身份与贾存德往来沪、渝之间的目的。孔在重申“调回”说之外，又加了一个“迁移眷属”说。函称：“上海沦陷业已三载，敌伪方面无时不思毁我法币，俾我财政不能接济军事，对中行人员极力压迫，彼等既无寸铁，政府亦难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敌情者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备。贾在过去，虽曾任此项工作，因其参加倒汪运动，为汪方特务队所注意，前已将其调回。此次赴沪，即拟设法迁移眷属。至蔡本非弟之属员，亦无任何名义，在无所谓调回矣。”(89)
蒋介石下令戴笠调查之后，陈布雷又于22日接到香港张季鸾的检举信，中云：“王子惠所贿买之蔡、贾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发指。盖敌人以专机送至广州，而公然入渝，其归也，亦由敌人由港接至广州，而专机送往上海。此辈宵小，本无足深论，然敌人贿买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庆，且能带孔先生之假信而来，再不能以小事看矣。”(90) 陈阅后“甚感离奇”，立即转呈蒋介石。(91) 蒋阅后再致孔祥熙一函，严厉批评孔祥熙等人的行为“摇撼军心、人心”，显示“政府零乱”。(92) 同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而其幼稚欺诈，则非常情所能想像。若与之理会，必受无妄之祸。季鸾好事，庸之无方，为可叹也。”(93) 这里批评了两个人。前者是指张季鸾于不久前到香港与和知鹰二谈判，后者则批评孔祥熙与蔡、贾等人的招摇。
蒋介石的批评很严厉，显然，孔祥熙要认真想想对策了。至9月30日， 孔祥熙才复函蒋介石，函称：“今细绎手示，对蔡、贾事实际情形，似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恐系根据一方面之情报所致。既承谆谆相诰，弟不忍不略陈衷曲，期解疑虑。”
孔函除说明蔡、贾的身份及离渝情况外，指责情报提供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孔函特别说明，在接待蔡、贾的整个活动中，自己对蒋既无隐瞒，又持慎重态度，没有文字贻敌，更未假借蒋的名义，函称：“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人谅亦无此巨胆敢事伪造。”接着，孔函强调掌握敌情，善于利用反间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弟虽愚，窃期期以为不可。故蔡之来谒，不能不见，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义，并未派以任务，且暗示种种，使其有机会时，于不知不觉间言于敌方，以期于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孔函还强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难免遭人误解，甚至遭到攻击，但自己完全出于忠诚：“弟亦深知接见此种人物，难免物议，小则受人攻击，大则自招巨祸，然为效忠党国，使我兄抗建大业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各方力量，期达目的，从未对自己本身之安危着想。”(94)
孔函接着分析日本少壮军人中的两派。甲派主张先用全副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行南进，此种主张对于中国最危险，非极力破坏不可。乙派主张用温和手段，得到中方谅解之后，再行南进。孔函由此论证利用乙派的必要性及利用蔡森的正当性。函称：“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阶表示寻求和平者，确因千载不易得到之南进政策，今可不费力拾得之，故不容轻轻放过。弟既认定此时如能诱其南进，确属于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谓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难，不容强求，然苟有时机，弟以为不应放过，必随机设法暗示，希接近敌方者，于无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张，故蔡来见时，弟亦晓以此意，暗示其促成。于上次报告中最后一页，业向我兄陈明。”
针对蒋函所批评的“摇撼军心、人心”之说，孔祥熙辩解道：“蔡此来，原出敌方之意。据情报所载，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人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人之军心、人心，而我之军心、人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着，孔祥熙又反驳蒋的“政府零乱”说，声称“蔡既来渝传达敌人之意，是时至今日，敌已深知欲谋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请求不可，亦非听由我兄裁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辩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95) 孔祥熙最后表示，将遵命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遵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对蒋的敷衍之词。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11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96) 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发生关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遂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 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自己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97) 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处置行动。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月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 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与日方谋和中的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28日以及7月1、13、18、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1.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2.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3.承认内蒙的自治；4.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5.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6.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7.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98)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内容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作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再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作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嘱”，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止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此事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99) 7月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说明二人间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笔者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的观点则需要修正。(100)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是年5月， 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101) 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把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再不抗战，必将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102) 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勉之，勿惑众议。”(103) 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1938年1月22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如国内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灭矣！”(104) 可见，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中国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 蒋在日记中写道：“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105)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事变后，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强中干，有虚弱的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 中国抗战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106) 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妥协，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基础。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经常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既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委其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4辑第1卷，第784页，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② 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③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1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以下简称“蒋档”），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④⑤⑥ 《困勉记》卷45，1937年11月20、21、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下同）。
⑦⑧⑨⑩(11)(12) 《困勉记》卷46，1937年12月2、7、9、26、27、29日。
(13) 《困勉记》卷46，1938年1月2日。
(14) 《口头答复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台北藏档“外交部”案卷00062A（下同），第065页。
(15) 《蒋委员长致孔院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第064页。
(16) 《孔院长接见陶大使口述英文稿》，1938年1月15日，《德国调停案》，第076页。
(17) 《困勉记》卷46，1938年1月16日。
(18)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文书》，东京：东京原书房，1978年，第386—387页。
(19) 《南湖致刚父电》（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蒋档”。
(20) 克克：《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1938年6月9日，“蒋档”。
(2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8页。
(22)(23)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1989年，第278—279页。
(24)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9日，“蒋档”。
(25) 《困勉记》卷49，1938年6月23日。
(26) 《困勉记》卷49，1938年7月12日；又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1938年7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
(27)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8月10日，“蒋档”。
(28) 《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11日，“蒋档”。
(29) 《困勉记》卷47，1938年2月23日。
(30) 《困勉记》卷49，1938年7月9日；《事略稿本》作“企图以唐绍仪领导伪政府”。
(31) 《困勉记》卷50，1938年9月11日。
(32) 《今井武夫的证词》，《土肥原秘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页。
(33)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1日。
(34)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35) 伯良（胡鄂公）：《致王主任（良甫）虞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6页。按，贾存德，字辛人，孔祥熙的同乡、学生，长期在中央银行工作，负责收集日本经济情报。
(36)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37) 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3日，“蒋档”。
(38) 孔祥熙：《致萱野先生函》，1938年5月2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孔祥熙档案；参见《日蒋谈判的重要资料》，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24—525页。
(39)(40)(41) 贾存德：《孔秘书（令侃）转呈孔院长》，1938年6月12、13日，“蒋档”。
(42) 《上海贾君来电》，1938年6月21日，“蒋档”。
(43)(44)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6月23、25日，“蒋档”。
(45)(46)(47) 《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5、4日，“蒋档”。
(48) 《香港情报》，1938年7月6日，“蒋档”。
(49)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7月6日，“蒋档”。
(50) 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据贾存德回忆，贾到武汉后，孔邀马伯援与贾相见，对马说：“你明天就和贾存德一同到香港去。”又致函萱野长知：“关于和谈之事，特派马伯援先到香港候教。”见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51) 《马伯援呈》，1938年10月8日，“蒋档”。
(52) 《困勉记》卷48，1938年5月27日。
(53)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8月4日，“蒋档”。
(54) 电称：“至前马、贾两君与萱野等之接洽，亦系藉私人关系刺探消息，作为情报，更未提及任何条件，不过不能不有所指示，免应付失言。”参见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1930年8月11日，“蒋档”。
(55) 《抄上海贾生来电》，1938年8月28日，“蒋档”。
(56) 电称：“顷奉鱼（6日）机鄂电，遵即转告贾生，令其拒绝。惟前数日尚接有贾生来电三件，虽系过去情报，姑仍照抄奉阅，以备参考。”参见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9月7日，“蒋档”。
(57) 《事略稿本》，1938年9月10日。
(58)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9月11日，“蒋档”。
(59) 冈必武等编：《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东京：美铃书房，1973年，第598页；参阅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60) 《马伯援呈》，1938年10月8日，“蒋档”。
(61)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0月15日，“蒋档”。
(62) 孔祥熙：《最近国际形势》，1938年10月15日，“蒋档”。
(63) 孔祥熙：《最近日本形势》，1938年10月15日，“蒋档”。
(64) 《困勉记》卷48，1938年5月30日。
(65) 《褚民谊、樊光致汪精卫、孔祥熙电》，1938年11月7日，“蒋档”。
(66)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400—401页。
(67)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6日，“蒋档”。
(68) 《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11月7日，“蒋档”。
(69)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9日，“蒋档”。
(70)(71)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23日。
(72)(73) 何以之：《致彦超（萧振瀛）》，1939年9月31日、10月4日，“蒋档”。
(74) 孔祥熙：《致介兄》，1939年10月6日，“蒋档”。
(75) 《革命文献》，1939年10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76) 《困勉记》卷56，1939年10月9日。
(77) 《冯玉祥日记》（5），1939年5月29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0页。参见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87页；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7页。
(78) 《严斥汪逆卖国降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谈话》，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第126页。
(79) 《孔令侃为呈再晤何以之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第75页。
(80) 《盛升颐为呈评述日方和谈条件由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第77页。
(81)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1940年7月，“蒋档”。据贾存德回忆，以上五条由板垣以铅笔亲自书写，交王子惠转贾。见《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8页。
(82)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8、129页。
(83) 参见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蒋档”。
(84)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1940年7月，“蒋档”。
(85) 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蒋档”。
(86)(87)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蒋档”。
(88)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19日，“蒋档”。
(89)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蒋档”。
(90) 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晨，“蒋档”。
(91)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22日，内部排印稿，台北“国史馆”藏。
(92)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蒋档”。
(93) 《困勉记》卷62，1940年9月22日。
(94)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蒋档”。
(95)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蒋档”。
(96) 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
(97)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8页。
(98) 《驻香港中村总领事与孔祥熙的代表乔辅三之间关于日中和平交涉的会谈》，日本外务省档案，S487号，中译文见《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35—136页。
(99) 本电及以下各电，均见台北“国史馆”藏光碟《蒋中正总统档案》，07A—00085。
(100) 《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收入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450—452页。
(101) 《蒋介石日记》手稿复印本，1928年5月12、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第6盒。
(102)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780页，中译文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第164页。
(103) 《困勉记》卷45，1937年11月29日。
(104) 《困勉记》卷46，1938年1月22日。
(105) 《事略稿本》，1938年8月18日。
(106) 《困勉记》卷46，1938年1月10、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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