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集群的包买商制与企业家才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产业集群论文,包买商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包买商制①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前手工业品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商人是这种组织形式的核心，商人采购原材料，然后交给独立的家庭作坊进行加工，完成加工后，商人回收最终产品并将其出售(Ashton，1962；Hounshell，1984)。历史上的包买商制不仅在欧洲存在，在亚洲也广泛存在。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棉织行业(Itoh and Tanimoto，1998)，中国明清时期的江南丝绸产业都存在这一组织形式(陈兴冥，1996)；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的中国这一形式依然存在，如山东潍县的纺织业、烟草业(张静，2003)，河北高阳的织布业(冯小红，2005)。传统的研究认为包买商制只是工业化初期一种暂时性的生产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象征着从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变的过程(Weber，1981)。相比于工厂制，包买商制被认为不是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因而一旦工厂制建立起来后，包买商制将趋向消亡(Landes，1969)。
然而，历史上包买商制与工厂制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共存，并且相互之间发生着联系。20世纪中期以后包买商制及其变形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仅存在而且逐渐复兴②。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崛起为理解现代包买商制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最近30来年的工业化过程是欧洲两个世纪以来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许多传统的工业化发展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金融市场不发达、产权不明晰的条件下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得益于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星罗棋布的产业集群为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顾强、王缉慈，2003)。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这些产业集群中广泛存在着现代包买商制的生产组织形式(Sonobe and Otuska,2006)。在产业集群中，大部分生产工序被分解，企业家通过包买商制降低了资本进入门槛(阮建青等，2007)，并且能够充分动员和培育企业家才能。Lazerson(1990)深刻地指出在一定的环境下包买商制及其现代变形并不一定是低效的，它是一种可以替代一体化工厂制的工业化发展路径。
但是，现存的相关研究缺乏从微观实证角度比较包买商制与一体化工厂制。本文通过对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共存的两种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在以下方面对这一领域作出贡献：首先，我们采用微观数据比较了包买商制与一体化工厂制的生产效率，证明至少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包买商制的资本利用效率高于一体化工厂制。其次，我们从企业家才能使用的角度解释了造成资本利用效率差异的成因；包买商制充分调动了孕育在民间的企业家才能，并且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最后，从本文引伸出的政策建议对其他有着类似资源禀赋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工业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参考。
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待检验假说；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发展历史；第四部分分析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并存的包买商制和工厂制两种生产组织形式；第五部分比较包买商制和工厂制的生产效率；第六部分对实证结果给出解释；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与待检验假说
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许多角度论证了工厂制取代包买商制的必然性。技术进步曾经被认为是工厂制取代包买商制最主要的原因，代表新技术的机器设备需要大的投资、大型的场地、多人协作操作，因而大工厂制适应这种技术变化(Jones，1987)。工厂制被认为能够更大程度地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因而资本家会用工厂制取代包买商制(Marglin，1974)。工厂制能够更加容易控制质量(North，1981)。Chandler(1977)则指出大工厂制将生产流程包含在一个工厂之内，更加容易协调生产，因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外包生产会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因而需要用一体化制度降低这些成本(Williamson，1985)。此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认为资产的专用性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因而，为了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企业会趋向于纵向一体化。
相反地，Piore和Sabel(1984)指出一体化的大工厂制适合于市场需求稳定、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当市场需求变动非常迅速时，柔性专精的外包生产组织形式更具有竞争力。另外，在采用阶层管理结构的大工厂制中，对工人的激励存在一定的困难，而在包买商制中企业家能够直接从市场回报中获得激励。Lazerson(1995)进一步指出在具有商业合作传统的社区中，如果政府对小企业发展持支持态度，那些市场变动迅速、技术上易分解、中间品易运输的产业将适合采用包买商制。
本文所研究的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的产品季节性、时尚性非常强，市场需求变动异常迅速，而且生产技术非常容易分解，以包买商制组织起来的商人、家庭作坊聚集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他们在一个动态的竞争、合作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因而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待检验假说是：
假说一：在高度分工的产业集群中，包买商制的生产效率不比一体化工厂制低。
影响生产效率的原因非常多，其中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承担风险的勇气以及抓住市场机会的能力是关键因素(Miller,1983)。一体化工厂制的组织形式中，大部分人成为工人，企业家的数量非常少；而在包买商制中，每一个商人、每一个小企业主都是独立的企业家；因而，同样的产出中，包买商制使用的企业家的数量会远远高于一体化工厂制。本文的第二个待检验假说是：
假说二：产业集群中包买商制效率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企业家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三、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发展历史
濮院镇位于浙江省北部，地处杭州和上海之间。历史上濮院是生产丝绸的重要市镇。濮院羊毛衫生产始于1976年年底，当时的一家集体企业(濮院弹花生产合作社)引进了3台手摇横机，开始生产羊毛衫，这种新的产品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1977年该集体企业的产值由1976年的2.80万元迅速上升到30万元，于是该集体企业从1977年年底开始专营羊毛衫生产(陈兴冥，1996)。第一家羊毛衫生产企业的成功吸引了其他集体企业和个体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个体户和部分本来从事其他行业的效益欠佳的集体企业，陆续进入羊毛衫生产的行列。1988年4月，濮院镇政府、镇工商所集资58万元，在濮院镇南侧公路旁建造了占地4300多平方米的50多间营业用房，作为羊毛衫交易市场，此举揭开了开发建设濮院羊毛衫市场的序幕。1990年，全镇羊毛衫产量280余万件，濮院镇及周边的农村大概有90％的家庭与羊毛衫的生产有关。1992-1994年，又有21个单位在濮院投入了近亿元的资金，开发了10个羊毛衫交易区、1个原材料交易区，共建成营业用房3000多间。1994年，濮院羊毛衫生产能力达1千万件，市场销售额达20多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
2000年，地方政府决定建立工业园区，通过给予购地价格优惠、税收优惠、协助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等措施，将本地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以及外地的大企业吸引到工业园区中。2007年，濮院已有各类羊毛衫生产小企业、家庭作坊4000余家，市场内共有6000多家羊毛衫和原材料销售门市部，工业园区中有羊毛衫生产企业和染色后整理企业150来家。羊毛衫从业人员超过6万人，市场交易额达100多亿元，成交羊毛衫近5亿多件。濮院人口也从1992年的3万人发展到2005年的13万人，新增人口中大部分是来自外地的工人和第三产业从业者③。
四、两种生产组织形式
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存在两种生产组织形式，一种是包买商制，另一种是一体化工厂制。
(一)包买商制
包买商制的主要特征是整个生产流程由专业的商人和许多独立的家庭作坊或小企业组成。羊毛衫生产包含了10道主要的工序，从原材料采购和设计式样开始，经过编织、缝合套口、染色后整理、钉扣锁眼、印花和整烫加工环节，最后被包装和出售。
用包买商制生产羊毛纱的流程是这样的：成衣销售商在接到订单或者看准某种款式会畅销后，首先到毛纱经销商处采购原材料，同时他会委托电脑制版作坊帮助其设计款式，通常情况下这种设计只是在已有的版式上做点小修改或者简单模仿市场中流行的式样；完成以上工作后，成衣销售商将原材料和衣服式样交给专门从事编织的家庭作坊，后者根据要求完成编织；编织好的布片需要缝合成一件衣服，这一工序在独立的专门从事缝合套口的作坊完成；初具雏形的衣服需要送到染色和后整理企业进行染色后整理处理，染色和后整理企业不同于家庭作坊，他们需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大批量处理产品；成衣销售商将完成染色和后整理的衣服依次交给相互独立的钉扣锁眼作坊、印花作坊和整烫作坊；经历上述工序之后，一件完整羊毛衫就完成了，成衣销售商将衣服运回门市部进行包装，在此过程中顺便检查产品的质量，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返回到相应的工序重新处理。完成包装之后的羊毛衫由成衣销售商在羊毛衫市场中出售。图1表示了这一生产组织形式。
在包买商制中，成衣销售商是整个生产流程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家庭作坊拥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在成衣销售商的协调下开展生产。成衣销售商采用计件制的方式支付加工费给家庭作坊。在整个流程中毛纱销售商(即原材料销售商)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毛纱销售商从外地采购原材料然后将其出售给成衣销售商，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并且需要较多的流动资金。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250多家毛纱销售商，5700多家成衣销售商，4000余家家庭作坊和小企业就是通过这种包买商制组织在一起的。毛纱销售商集中在毛纱市场中，成衣销售商集中在羊毛衫市场中，整烫作坊集中在政府统一规划的整烫区中，其他家庭作坊则分布在市场周围的农村中，市场附近的大部分农村已经由村委会统一规划重建，新建的村庄紧靠市场，房子的式样统一规划，一楼建成类似标准厂房的形式，所有家庭作坊和小企业距离羊毛衫销售市场不超过3公里。
图1 包买商制生产组织形式
注：图中虚线框表示成衣销售商所包含的工序，虚线箭头表示成衣销售商与毛纱商以及各独立家庭作坊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线箭头表示原材料、半成品的流动过程。
(二)一体化工厂制
与包买商制对应的是一体化工厂制。在这样的组织形式中，一体化工厂将大部分生产工序包含在一个厂房之内，除了依然从毛纱销售商处购买毛纱以及染色后整理由专门的企业从事外，工厂自己设计、电脑制版、编织、缝合套口、钉扣锁眼、印花、整烫到最后包装出售。有一些企业没有包含上面所列的全部工序，如可能将印花和整烫工序交给专门的家庭作坊从事，但是相比于家庭作坊而言，这些企业依然属于一体化工厂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些一体化工厂主要分布在濮院工业园区内。图2表示了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的一体化工厂制生产组织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毛纱商和染色后整理企业在包买商制和一体化工厂制中都存在，这表明这两种制度有相互融合的地方。毛纱商在原材料市场中租一个门面，一般是夫妻两人就可以运作生意，因而其形式与成衣销售商以及家庭作坊很类似，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毛纱商归类到包买商制中。染色后整理企业与一体化工厂很类似，分布在工业园区内，建有大的厂房、雇佣较多工人，而且染色后整理企业中包含了一些更细的工序，但这些工序在技术上很难分离，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染色后整理企业归类到一体化工厂制中。
五、生产效率比较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方式
本文所用的数据有两个来源。工业园区企业数据来自濮院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业园区内企业每年会上报企业的固定资产数额、职工人数、产值、利润和税收等信息。我们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获得了2006年工业园区内企业数据，包含了一体化工厂以及染色后整理企业。去除2006年之后投产以及部分数据不全的样本，得到118家有效企业样本，其中一体化加工企业94家，染色后整理企业24家。
官方没有对包买商制中的商人、家庭作坊和小企业的销售、生产情况进行统计。因而，本文所用的商人、家庭作坊和小企业的数据来自作者的调查。商人包含两类，一类是原材料经销商，即毛纱商人；另一类是最终产品销售商，即成衣销售商，他同时也是包买商制中的虚拟生产协调者。我们在2007年6～7月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含了毛纱经销商、成衣销售商和从事加工生产的家庭作坊和小企业。为使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在调查商人时，我们分别在产品的高、中、低档各经销区随机选取大致相同的样本数；在调查家庭作坊和小企业时，我们选择了多个村庄，包含了规划重建和未重建的村庄(这两类村庄的房租存在明显差异)。整个调查共做了200份访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88份。其中毛纱经销商58份，成衣销售商62份，生产型家庭作坊和小企业68份；生产型家庭作坊样本数又具体包含电脑制版10份，编织14份，缝合套口12份，钉扣锁眼10份，印花11份，整烫11份。
为了比较两种组织形式的生产效率，我们的重点是要获得有关劳动力人数、资本存量以及利润的信息。工业园区企业的数据是由企业自己上报给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企业有比较健全的财务制度，因此他们上报的数据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对于商人和家庭作坊而言，他们没有财务制度，并且出于对调查者的戒备心理，在涉及具体利润数额的敏感问题上会采取回避的方式，这给我们的调查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在深入了解各道工序的生产特点、产品特性之后，在问卷的设计上采取了一些迂回的方法克服了这些困难。下面介绍数据的调研和处理方法。
1.劳动力
我们假定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同质的。许多家庭作坊只是在生产旺季(5个多月时间)时雇佣工人，我们将只是在生产旺季时雇佣的一个工人作为0.5个工人处理。
2.资本存量
对于商人而言，他们没有机器设备，因而无法用一般的计算固定资产存量的方法计算其资本存量。但是他们需要店铺以及维持库存的资金作为运转生意的基础。我们将店铺的现值和其平均维持库存的资金作为对一种虚拟生产设备的投资。因而对于商人我们的资本存量的定义是店铺的现值和其平均维持库存的资金。对于家庭作坊和小企业，资本存量包含所使用的房子的现值、机器设备的现值，机器设备的现值无法直接询问得到，我们详细询问机器的购买时间、购买时的价格，然后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折旧率计算2006年时该机器的现值④。
图2 一体化工厂制生产组织形式
注：图中虚线框表示一体化加工企业所包含的工序。
3.利润
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获得的企业数据中包含了净利润的数据，该数据的含义是企业的收入扣除了各种费用、工人的工资以及税收之后的余额。我们将净利润加上工人的工资和税收得到经济学含义上的总利润数值。将总利润扣除工人工资，得到税前的净利润。
利用包买商制组织生产的商人和家庭作坊的利润信息完全来自作者的调查。我们在预调查中发现，如果直接询问被调查者的利润是多少，会碰到两个困难：其一是调查者的回避心理，其二是被调查者对利润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在深入理解了商人和家庭作坊的经营特性之后，采用迂回的方式获得利润的数据。对于商人，我们先了解其经销的商品的档次，问询平均的单价，问询单位数量(一件或一吨)能够赚多少钱，然后再问询一些与利润无关的问题，在问卷快结束时再回头问询他在2006年的销售量。通过这样的调研方式，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档次商品的单位毛利润和被调查对象2006年总销售量。利用同样的方式，我们通过调查家庭作坊单件的加工费以及2006年的加工量，获得了家庭作坊2006年的收入。我们还调研了商人以及家庭作坊的各种费用、工人工资以及税收。将销售量(或加工量)乘以单位毛利润(或加工费)然后减去各种除工人工资、税收之外的费用，就得到了与工业园区内企业利润相对应的总利润数值。将总利润数值扣除工资得到税前净利润。
(二)生产效率比较
1.两种组织形式规模比较
两种生产组织形式在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以包买商制联系在一起的商人、家庭作坊和小企业，其规模都是非常小的。毛纱商和成衣销售商一般以夫妻两人为主，租一个门市，少数商人会雇佣一到两名工人帮其打理生意，当需要搬运货物的时候，可以随时在市场中找到三轮车夫；电脑制版作坊也是以夫妻店为主，一到两台电脑外加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就可以运转了；编织家庭作坊和小企业人数可多可少，总体上规模要大于其他的家庭作坊，我们的调查样本中编织家庭作坊平均的工人数是13.21人；其他缝合套口、钉扣锁眼、印花以及整烫作坊的平均工人数都在5人以下。相比较而言，工业园区内的一体化企业和染色后整理企业的规模要比包买商制大得多，他们的平均人数都在60人左右。我们将由调查样本计算出的每类平均工人数乘以该类型总数就可以估计出该类型雇佣的工人总数，利用这种方法我们计算出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包买商制雇佣的工人总数约55000多人，而企业雇佣的工人总数约为12000人。由此可见，包买商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2.平均资本回报率比较
我们比较两种组织形式的税前净利润相对于资本存量的回报率。其中包买商制中的利润由毛利润减去工人工资(包含了家里人的工资)、房租、税收、管理费、水电卫生杂费、通讯费以及其他费用。对于资本存量，企业部分我们采用的其汇报给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资产现值，对于包买商制中的商人资本存量的定义是店铺的现值和其平均维持库存的资金，对于家庭作坊和小企业，资本存量包含所使用的房子的现值、机器设备的现值。资本回报率是上述资本净利润处以资本存量。在实际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家庭作坊主及其家庭成员在实际的劳动投入上不能以一般的工人来衡量，他们往往每天会投入10个、12个甚至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周末也很少休息。因而，除了将家庭成员作为一般工人之外，我们还考虑家庭成员投入的劳动时间为10小时、12小时的情况，将总利润减去3种情况下的工资总额得到3组净利润⑤。用三组净利润分别除以资本存量算得3组平均资本回报率。表2显示了这一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包买商制的平均资本回报率高于一体化工厂制，即使在考虑了包买商制中作坊主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达到12小时的情况下，包买商制中大部分类型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依然高于一体化工厂制。
3.生产函数、边际回报率的比较。
利用前面的数据，我们估算两种生产组织形式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我们用总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包买商制中的商人和家庭作坊在经营特点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我们分别估算销售(包含毛衫商、成衣销售商)、生产(包含电脑制版、编织、缝合套口、钉扣锁眼、印花、整烫)、销售加生产的生产函数，然后与工业园区内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比较。首先，我们不考虑不同类型的虚拟变量，估算了4类生产函数R1、R2、R3和R5；引入反应类型的虚拟变量之后，估计了两类生产函数R4和R6。表3报告了这一结果。对于包买商制中的销售类型，其资本的产出弹性很高，而加工类型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很高；将销售和生产放在一起，其资本的产出弹性高于一体化工厂制企业，而劳动力产出弹性低于一体化工厂制企业。
利用上面估算的产出弹性，可以计算两种生产组织形式的边际回报率。表4报告了这一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一体化工厂制的边际劳动产出高于包买商制中除了“电脑制版”之外的加工类型，但低于销售类型；一体化工厂制企业的边际资本产出低于包买商制中的所有类型。
六、对实证结果的讨论
上文的结果显示，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包买商制的平均和边际资本资本回报率均高于工业园区内的一体化企业；而在边际劳动回报率上，一体化企业高于加工型家庭作坊和小企业而低于销售类型。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以往简单地认为包买商制的生产效率不如工厂制的观点是过于武断了。正如Lazerson(1995)所指出的，传统文献认为包买商制的效率不如工厂制是基于对历史上的包买商制的观察所得出的。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区域和一定的产业之内，这些观察并没有错。但是，以此归纳出包买商制的生产效率必定不如工厂制，并且将被工厂制取代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包买商制及其变形在当代一些地区和产业中获得了复兴的事实，表明传统上认为导致包买商制低效的因素在这些地区和产业中并不一定如想象中那么严重，现代的包买商制通过与产业集群相结合，不仅克服了历史上的诸多缺陷，而且在许多方面赋予了这一制度新的生命力，对企业家才能的充分动员和培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
(一)现代包买商制克服了传统上存在的缺陷
1.技术
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观察到工业革命期间，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是以新的动力、新的机器取代原有的手工生产设备，这些代表新技术的机器设备需要大的投资、大型的场地、多人协作操作，因而这种新的机器适合于一体化大工厂制而不适合家庭作坊和小企业。但是，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导致当代技术进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新的技术并不必然与更大的投资、更大型的机器设备、更加多人的协作操作联系在一起；在一些行业，技术进步可能使得机器设备的投资下降了，而且机器变得更小、更灵活，这样的机器设备是适合小企业或家庭作坊操作的。Lazerson(1995)在研究当代意大利Modena的针织服装产业时，发现利用包买商制组织生产的家庭作坊其技术水平并不差。同样地，正如我们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所看到的，印花作坊、部分编织家庭作坊所采用的机器设备并不比企业里面的机器设备差。
2.质量控制
质量确实是包买商制的一个问题，最终产品的质量问题如果不能很清晰地界定是由哪个生产工序产生的，那么这种产品如果用包买商制生产，发生质量问题时就很难追究责任人，也就很难形成促进质量提高的监督机制。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最终产品的质量是很容易界定清楚是发生在原材料、编织、或者其他的生产环节的。而且在不同的环节都有各自控制质量的方式。原材料的质量主要是通过试加工来判定，成衣销售商在大批量生产之前，会先到原材料经销商处拿小批量的原材料交给家庭作坊加工，如果加工过程中没有发现原材料质量问题，成衣销售商才会大规模购买该原材料进行批量生产；成衣销售商对最终产品的质量检测主要是在包装时完成的，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84％的成衣销售商自己包装衣服，请专人包装的也会要求对方在包装过程中检测质量问题⑥。原材料销售商、加工作坊为了能够维持与成衣销售商的长期合作关系，他们会努力控制好原材料以及加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在发生质量问题时通行的解决办法是私下协商，而很少诉诸法律或请求政府帮助解决。私下协商是以市场中通行的潜规则为原则的，哪道环节出的问题哪道环节负责，但是成衣销售商有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承担一部分损失。
3.专用性与套牢
新制度经济学家从资产专用性会导致套牢问题的视角解释纵向一体化企业产生的原因。但是，正如Holmstrom和Roberts(1998)所指出的，从资产专用性角度解释一体化公司的产生存在很多问题。Dei(1994)认为如果在一个工业区内存在众多的同类型的、相互之间能够替代的小企业，那么机会主义行为会大大降低。实际上，如果存在市场竞争，专用性资产并不一定会产生套牢问题。产业集群通过聚集众多的企业，在集群内部进行着合作与竞争，使得专用性资产虽然专用于某一道生产工序，但是并不专用于另外某一家企业，因而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在产业集群的包买商制生产组织形式中，关系专用性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专用性。长期的合作关系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在濮院产业集群中，商人和家庭作坊在长期的重复博弈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带来收益。因为市场竞争的存在，一旦某一方违反了规则，他就可能被逐出这种关系，从而无法从专用性关系中获益。为了保有专用性关系所带来的收益，包买商制中的各方会遵守规则，许多规则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属于市场中通行的做法，大家也会遵守。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每一家企业会与多个客户合作，利用市场竞争防止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4.交易成本
Coase(1937)认为如果存在交易成本会导致企业的产生。而分工越细，往往协调成本也越高(Becker and Murphy,1992)。因而，包买商制被认为会因为高昂的交易成本而变得低效并将被一体化企业所取代。但是，现代的包买商制通过产业集群将众多企业集中在一起，大大减少了运输成本，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毛纱市场和成衣市场是紧靠在一起的，其他小企业和家庭作坊分布在距离成衣市场不超过3公里的范围之内，半成品的运输只需要电动或人力三轮车就可以完成。长期的合作关系能够降低讨价还价的成本，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的调查样本中，被调查对象从事该行的平均时间是5.78年，2006年其最主要的一位客户的平均交往时间是4.6年，从中可见长期的交往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阮建青等(2007)发现，在产业集群内人们利用口头合同替代正式合同，大大降低了分工所导致的合同成本。而且，在濮院毛纱和成衣销售市场上相邻的商人或者老乡之间在空闲时间常常聚集在一起聊天、打牌，有关市场中的各种信息能够很快地传递，尤其是不好的消息(例如某件欺诈事件)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被市场中许多人获知，这种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了市场中欺诈和故意违约的概率，降低了合同监督成本。因而，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交易成本对组织形式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
上面的分析表明，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的包买商制克服了传统上所认为的诸多缺陷。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包买商制的平均和边际资本回报率要高于一体化企业的原因。许多有关企业生产效率的研究指出小企业因为风险大、淘汰率高，因而其资本回报率也相对较高⑦。但是，根据我们的实地访谈，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包买商制中，除了毛纱商和成衣销售商要承受一定的风险外，加工型的家庭作坊和小企业的风险是非常小的⑧。有关资本回报差异的另一种可能解释来自Banerjee和Munsh(2004)的研究，他们在研究印度Tirupur地区的针织服装产业集群时发现，由外地人经营的小企业其资本回报率要高于本地人经营的大企业，他们将这一差异归因于外地人难以获得信贷支持，资本的机会成本较高，因而资本反而被更加有效地利用。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商人和家庭作坊确实比工业园区内大企业更难获得银行贷款，但是在包买商制中，整个流程被分成许多独立部分，每部分需要的资本并不多，大部分商人和作坊主只需通过家庭的积蓄和亲朋的低成本借贷就可以获得足够资本(阮建青等，2007)。可见，以上两种理论均无法充分解释两种组织形式资本回报率的差异，我们认为两种组织形式在企业家才能使用上的差异是导致观察到的资本回报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企业家才能使用的差异是导致资本回报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企业家才能是一种无形的但却对生产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包买商制和一体化工厂制在企业家才能的使用上存在巨大差异。设想这样的例子，一家一体化企业包含了10道生产工序，由一个企业家带领99个工人生产；假如10道生产工序被分解成10家独立的企业，每家企业由1个企业家带领9个工人生产，则在这种情况下共有10个企业家。
在包买商制中企业家数量的增加使得对劳动力的监督变得容易。18和19世纪英国的包买商制中，因为缺乏监督经常会发生家庭作坊偷窃加工材料的事情。但是这种行为在当代的包买商制及其变形中很少存在。此外，如果采用计件制，商人不用监督生产者，因为计件制本身就给了生产者激励。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的商人委托家庭作坊生产都是采用计件制的。商人不用监督家庭作坊，许多工人与家庭作坊主存在亲戚或老乡关系，吃住在一起，相互非常了解，因而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信息非常透明，这使得家庭作坊内部的劳动力监督成本大大减少。另外，企业家本身是不需要监督的，剩余索取权对企业家形成了巨大的激励，他会挖空心思提高生产效率。我们在前面假定企业家与工人是同质的劳动力，实际上对于企业家而言，他们及其家庭成员在劳动的努力程度上要远高于其在工厂打工，这与Lazerson(1995)在意大利的观察是一致的。
在前文分析中，企业家才能回报被包含在资本回报中了。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假设利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资本产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企业家才能产生的利润。
企业家才能使用在不同分工类型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我们同时考虑包买商制中的8种类型和一体化工厂制中的2种类型。在每一种类型中，我们用企业家的数量除以总工人数，再除以平均资本量，得到的数字的含义是：该类型中单位工人和单位资本上所占有的企业家的数量，值越大表明该类型使用的企业家的强度越高，因为不同类型这一数值差异很大，为使它们能够显示在一个图形中，我们对这一数值乘以10000之后再取自然对数，得到的数值即为本文的企业家使用强度指标；我们选取表2中的r1作为平均资本回报率，将表4中的两类边际资本回报率取平均值作为边际资本回报率；图3表达了10种类型的平均资本回报率、边际资本回报率和企业家使用强度的关系，不论是平均资本回报率还是边际资本回报率均与企业家使用强度存在强正相关关系。R-squared分别达到了0.7819和0.6833。由此可见，企业家使用强度的差异可以强有力地解释资本回报率的差异。
企业家使用强度的差异对产出影响的程度与产品市场特性是密切相关的。羊毛衫产业具有服装产业流行期短、需求变动异常迅速的特点。“……面对口味变换越来越快的消费者，羊毛衫产品的流行速度大大缩短。这一季新推的毛衫，往往是到了季末就已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⑩快速变动的市场需求为企业家才能的使用提供了舞台，包买商制中的企业家通过灵活组合，可以迅速进行任何批量、款式产品的生产；而一体化工厂制在转化产品款式和调整产量水平上反应较慢。
上述分析说明了包买商制的有效性以及企业家才能的影响。但是，针对本文所研究的案例，我们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表明总收益上一体化工厂制会低于包买商制。因为总收益除了生产效率之外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在本文的案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价格，工业园区内企业从土地增值中获得的收益是无法反映在生产效率上的。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房地产价格上升非常快，根据嘉兴统计公报计算，仅从2002-2006年，嘉兴市区各类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共上涨了63.88％(11)。工业园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得土地，预期的土地增值促使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大，虽然有可能损失了生产效率，但是土地增值的收益足以补偿其他的损失。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传统的有关工业化的研究常常将一体化大工厂制默认为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如同人类社会存在不同的文明一样，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也不应该是单向度的。正如本文分析所表明的，在一定的环境下，基于产业集群的包买商制也是很有效率的一种工业生产组织形式。实际上有许多文献强调了产业集群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Marshall(1920)认为产业集群通过3个方面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劳动力的积蓄和供给、与上下游企业的连接及知识和技术的扩散；Porter(1990)则进一步指出成功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基于产业集群的包买商制能够充分动员企业家才能，在一定的环境下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熊彼特(1997)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包买商制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企业家的才能，并且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培育出新的企业家才能，因而这一制度对正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并不是因此而否定一体化大工厂制。一体化大工厂制在许多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核心论述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发展路径是与它的资源禀赋以及面临的约束条件密切相关的。
人口密度的差异是选择不同工业化发展路径的重要原因。美国地广人稀，尤其是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劳动力缺乏，因而在技术上偏向尽可能采用机器设备替代劳动力，大工厂制得以迅速发展；而日本、意大利的人口密度远高于美国，这两个国家中存在着广泛的分包制。更有意思的例子来自中国两个省的比较。内蒙古地处中国北方，是主要的羊毛出产地，浙江地处东南沿海，2005年时，浙江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是481人，内蒙古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是20人(12)，内蒙古有一些大型的羊毛衫生产企业，而浙江却发展出以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浙江在不具备原材料优势和消费市场优势(羊毛衫的国内市场主要是在中国北方，浙江离最终市场较远)的前提下，通过组织形式的创新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资本的稀缺程度也是影响选择不同工业化发展路径的重要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比较稀缺，在生产组织形式上难以采用一体化工厂制，因而这是在中国以及非洲等国家观察到分包制的一个原因。影响工业组织形式的原因还包括市场的因素。Piore和Sabel(1984)认为市场的不同特征影响了人们对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历史上的包买商制主要起源于纺织、服装行业，当代意大利以及中国的服装行业中也存在这一组织形式，这并非偶然，因为服装行业具有市场变动异常迅速的特点，包买商制因其灵活的生产特点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动，从而可以降低风险。此外，文化以及商业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同样的其他条件下，不同技术特点的产业也有可能选择不同的工业化路径。
工业革命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繁荣，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处于工业化萌芽或早期阶段。成功的工业化道路一定是适合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产业特点的。基于产业集群的包买商制适合于人口密集、资本稀缺、市场波动较大的环境，尤其是它能够充分动员和培育企业家才能，因而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注释：
①包买商制的英文是Putting-out System，包买商制的现代变形主要是指外包生产制度(Subcontracting System)。Lazerson(1990)阐述了两者的异同，两者的相同点包括：(1)承包产品生产的企业或家庭作坊均不接触最终产品市场；(2)承包方在发包方的协调下工作；(3)半成品经常在独立的生产者之间流动。两者的区别是：(1)前者主要以家庭作坊和小企业为主，雇佣少量工人，后者雇佣较多工人；(2)前者的承包方自己不需要采购原材料，后者的承包方有时需要采购部分原材料。本文所研究的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家庭作坊和小企业有时也会采购一些辅料，但在形式上更加接近早期的包买商制。
②如日本的汽车产业，意大利的纺织行业，台湾的自行车、服装、计算机产业等都广泛地存在包买商制及其变形的生产组织形式。参见Smitka(1991)、Lazerson(1995)、Orru(1991)。
③数据来源：濮院羊毛衫市场管理委员会。
④我们采用li所用的0.946的折旧率。参见Li(2003)。
⑤我们假设一般工人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因而家庭成员工作10小时、12小时情况下，其相应的工资额分别是平均工资的1.25倍和1.5倍。
⑥Lazerson(1995)的研究有着类似的发现。
⑦如Dhawan(2001)。
⑧如果用每类型中利润的标准差除以利润均值来衡量风险的话，算得一体化工厂制中该数值是1.17，而包买商制中大部分类型小于1，从这一角度可得出包买商制的风险反而小于一体化工厂制，但是我们对能否利用这一简单数值来衡量风险抱有谨慎怀疑态度。
⑨企业家才能是很难准确度量的，本文简单假定不同的企业家其才能是一样的，因而不同生产组织形式使用的企业家才能的差异被定义成使用的企业家数量的差异。实际上，企业家的能力与企业的规模很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本文中一体化企业的企业家其平均能力可能高于包买商制中的商人和小企业主，但是这种差异不会很大，因为许多一体化企业的企业家是逐渐由商人或小企业主转变过去的。
⑩同黎娜：《“濮院毛衫”的8大解读》，《中国服饰报》，2006年4月7日。
(11)濮院是嘉兴市下面的一个镇，嘉兴统计公报参见http://www.jxstats.gov.cn/main/tjgb.asp。
(1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相关数据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