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民主促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民主的衰退取代了民主的繁荣。1985-1995年，向民主转型国家的记录让人们对民主的未来充满信心。但近来，在孟加拉、尼日利亚、菲律宾、俄罗斯、委内瑞拉，民主在倒退。布什当局力图在阿富汗、伊拉克建立民主，却反而使这些国家处于混乱中。这些变化，加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地位上升，让许多观察家认为民主已到顶了，再无上升空间。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现实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坏消息是，那种认为民主制度随时随地就能轻而易举建立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尽管这样的展望是无意义的，但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条件下，民主最有可能出现并生存下来。布什当局力图把民主移植到伊拉克时，就忽视这个现实，首要的是没有保证内部安全，并且忽略了危及其努力的文化条件。
然而好消息是，一定的条件能够推动民主的出现——经验材料证明，“现代化”进程能够创造这些条件。现代化是对与工业化相关的社会变化的综合表征。现代化一旦启动，它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带动职业的专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能够促进自我强化的过程，促进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转型，带来民众的政治参与，并且从长期来看，它使民主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大增。
民主的长期趋势就是潮起潮落。20世纪初，只有少数国家是民主体制，而且按照今天的标准，它们还不是完整的民主制。一战之后，民主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另一次浪潮是二战以后；第三次浪潮则是冷战结束。尽管民主国家的数量从来就没有少于最初的基线，但每一次浪潮之后就是倒退。到21世纪初，大约有90个国家被认为是民主政体。
尽管许多民主政体都有瑕疵，但总体趋势仍值得关注：长期来看，现代化带来民主。这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繁荣有着积极的方面：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将使未来出现自由和民主政治体系的可能性激增。它还意味着没有理由对目前处于“守势”的民主惊慌失措。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动力变得很清晰，而且它还将持续地发挥作用。
大争论
现代化的概念史很长。在19、20世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认为私有制的废除将结束剥削、不平等和冲突。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将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民主。在整个冷战时期，两个版本的现代化理论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可到了20世纪70年代，共产主义体制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贫穷国家既缺少经济发展又没有民主化。这些乌托邦式的理论都失去了吸引力。
冷战结束后，现代化概念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新版现代化理论开始出现，对于理解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具有启发意义。在克服早期版本简单化的基础上，现代化新理论高度关注类似性别平等之类的文化变迁、最新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民主和平理论。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技术进步是特别缓慢的，粮食生产的新发展往往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使农业经济长期陷于一种无法提高生活水平的稳定均衡状态。历史要么被看作是循环的，要么是从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持续衰退。工业革命使历史发展的路径发生了改变，持续经济增长的出现形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争论，但它们都承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也都坚信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将沿着这条道路迈向现代化。
在冷战顶峰期，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它把不发达描绘成是一个国家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直接结果。不发达被认为是反映了传统宗教的非理性以及共同的价值观不鼓励个人努力奋斗。该理论主张西方富裕民主国家应通过经济、文化和军事援助把现代价值观和进步注入到“落后”国家。可是到了70年代，援助显然没有带来繁荣或民主——削弱了对这一版本现代化理论的信任，并且它还不断被批评为种族中心论和过于傲慢。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依附论”理论家，他们认为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剥削贫穷国家，把其锁定在结构依附的地位上。由于它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内部问题和当地领导人腐败无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所以这种思考受到发展中国家精英的追捧。到了80年代，依附论很流行。这种思考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认为第三世界只有从全球市场退出才能躲避全球剥削，并主张采取进口替代政策。
近来，进口替代战略显然失败了：那些融入全球贸易越少的国家(如古巴、缅甸)，就越不成功——事实上成为最没有发展的国家。出口替代战略非常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以及最终实现了民主化。钟摆又回到另一方，新版本的现代化理论获得了信任。东亚经济快速的增长、韩国的民主化，形成了基本的论点：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投资会有高回报，为生产高技术产品而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能够带来高的回报以及能够扩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规模。一旦中产阶级规模扩大且有足够的发言权，那么就形成向自由民主发展的压力。自由民主是发达工业化国家最有效的政治体系。可即便在今天，如果某人在经济发展学术会议上提到现代化理论，那他可能会听到依附论喋喋不休的批评，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是如此，似乎从70年代以来从没出现过新的证据。
新的现代化
回顾历史，非常明显的是，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存在几个缺陷。今天，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期盼能够废除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宣布新的时代里没有剥削和冲突。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工业化能自动导致民主制度；而法西斯主义等也源自工业化。虽然如此，大量的证据却证明了现代化的核心理论假设是正确的：经济发展倾向于导致重要的、可预测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但早期的现代化理论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修正：
第一，现代化不是线性的。它不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勇往直前”的；相反，这个过程有许多拐点。经验证据表明，现代化的每个阶段都与人的世界观明显改变联系在一起。工业化是一个主要的变革过程，导致官僚化、层级制、中央集权、世俗化，从传统的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带来另一场不同方向的文化变革：与官僚化和集权化相反，新的趋势高度关注个体自主性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这些促进了个体逐步从权威中解放出来。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使人们更加宽容和信任，更多地强调自我表达以及更多地参与决策。这个过程并不带有决定论色彩，而且任何预测都仅仅是可能的，因为经济因素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一个国家的特定事件都有可能促其发生。而且现代化并非是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能造成逆转，大萧条时期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西班牙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原苏联都是如此。与此相似的是，如果当前经济危机演变为21世纪的大萧条，那么整个世界都将面临新一轮与排外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斗争。
第二，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变革存在着路径依赖：历史是重要的。尽管经济发展能促成人的世界观的变革，但一个社会遗产——不管是由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儒教还是共产主义留下的——仍将长久地刻画在其世界观上。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反映了现代化的驱动力与维持传统的影响力之间的互动。尽管东西方一流的现代化理论家都认为宗教和民族传统将消失，但事实证明它们具有良好的弹性。尽管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公众变得更加富裕、受过更好的教育，但还无法创造一个全球统一的文化。
第三，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这与早期的种族中心论相对立。工业化过程发轫于西方，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的经济增长率属全球最高，日本在人的预期寿命以现代化若干方面都领先世界。流行现代化理论认为美国不是世界文化变革的典范，而且工业化社会普遍不像美国。事实上，美国与其他高收入的社会相比，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价值观。
第四，现代化并不能自发产生民主。从长期角度看，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将使民主化的可能性增加。人均GDP很容易达到高水平，但并不能产生民主：如果是那样的话，科威特和阿联酋已成为民主的典范了(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上述的现代化进程)。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带来了特别有利于民主化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知识社会运转不起来。这些公众已经习惯于自我思考了。进而言之，经济保障水平的提高逐步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把自由选择和激励政治行动放在优先位置。一旦跨出某一个点，避开民主化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压制大众对开放社会的需求将变得成本昂贵并危及经济效能。因此，在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它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将使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繁荣的可能性大增。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将导致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整体变革。大量的经验材料支持该观点。事实上，经济发展与渗透到人的信仰和激励的转变是紧密相关的。这些转变随之改变了宗教的作用、工作的动机、人类的生育率、性别角色以及性生活的规范。这些变化加在一起使民主最有可能出现，与此同时公众最不接受战争。
价值评估
新的经验材料提供了值得关注的见解：现代化改变了世界观和动机。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大众价值观和态度的全球调查。1981-2007年之间，全球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进行了5次有代表性的国家调查，范围涵盖了全球人口的90％。结果表明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在各个国家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一些国家，95％的受访者认为上帝在其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只有3％的受访者这么认为。在有些国家，90％的受访者认为男性应比女性拥有更多的就业权利，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只有8％的人这么认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但它们却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低收入国家比富裕国家更强调宗教以及传统性别角色。
这些价值观调查表明，富裕社会的价值观与贫穷社会的价值观在政治、社会、宗教规范等方面存在整体性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在两个基本方面：传统对世俗-理性的价值观、生存对自我表达的价值观。传统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是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社会强调宗教、尊重和服从权威，关注国家的尊严。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特性变得更世俗和理性。从生存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变是与工业社会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了文化的转变，它仅出现在年轻一代人认为生存无忧的时候。生存的价值观把经济和物质保障以及顺从的社会规范放到优先地位。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则强调自由表达、参与决策、政治活跃、环境保护、性别平等以及对少数民族、外国人、同性恋的宽容。对后一种价值观的强调产生了信任和宽容的文化，人们珍惜个体自由和自我表达，积极参与政治。这些特征对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从而解释经济增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接着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如何带来民主化。过去50年里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意味着世界人口中无生存之忧的人群在快速增长。来自价值观调查的时序数据表明，更多人优先把强调经济和物质的保障转向关注主观幸福感、自我表达、参与决策，以及信任和宽容上。
上述两个方面都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高收入国家的价值体系与低收入国家的价值体系截然不同。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在这两个方面都很高——高度强调世俗-理性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这两个方面排名都很低。中高收入的国家处于两者之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如同民主化理论所预测的一样。
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与其GDP之间高度关联，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能使一个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可预见的变革。时序性证据验证了这个假说。当对一个国家在价值观调查的曲线位置进行比较时，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人均GDP提高、其价值观也发生转变的过程。
然而，价值观调查还表明文化的变革也存在路径依赖：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也决定其在全球文化地图中的位置。这幅图显示国家具有鲜明的集群特征：新教欧洲、天主教欧洲、前共产主义欧洲、英语国家、拉丁美洲、南亚、伊斯兰世界以及非洲。每个社会所强调的价值都具有整体性，是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宗教以及殖民遗产的综合反映。即使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至今仍然能够塑造其主导价值观，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已产生了重要的后果。根据长达1/4世纪所进行的价值观调查，大多数国家的人群十分关注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文化的转变使民主在没有根基的地方出现的可能性在增加，使民主变得更有效，并且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发展与民主
50年前，社会学家马丁·利普塞特(Martin Lipset)提出：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更容易实现民主。尽管这个命题被争论了若干年，但它经受住了各类检验。不过也对其因果关系提出了疑问：富裕国家更可能是民主的，这是因为民主带来富裕还是发展带来民主？很明显，因果链条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在工业化早期，权威主义国家如同民主国家一样能够实现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当经济发展跨越一定水平之后，民主出现和生存的可能性大增。因此，在1990年左右，民主国家大多数是中等收入国家：几乎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极少数低收入国家也在向这个方向转型。在1970-1990年间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里，相当于阿根廷今天经济水平或更高水平的国家，民主已经生存下来；而在低于这个水平的转型国家，民主平均生命预期只有8年。
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紧密相关说明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民主。而问题集中在为什么发展带来民主，答案已经显现。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一定水平时，并不是一些直接的力量使民主制度自动出现。相反，只有当经济发展改变人们的行为时，才可能带来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因此经济发展带来了民主所需要的一些条件：首先是形成一个规模庞大、受过教育并懂得表达的中产阶级，他们擅长于自我思考，其次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动机。
今天比以前更有可能看到的重要变革有哪些，它们在一些国家是如何被推进的。来自价值观调查的多变量分析可以对影响经济、社会和文化相关因素进行分类，并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带来民主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带来结构的变革(特别是知识部门的兴起)和特定的文化变革(特别是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觉醒)。战争、经济萧条、制度变革、精英决策以及特定的领导人也能对民主出现和生存产生影响，但结构和文化的变革是其主要因素。
现代化提高了教育水平，把劳动力转入到需要独立思考的职业，使人们拥有更多的表达机会，拥有更多的技术手段干预政治。随着知识社会的出现，人们习惯于在工作中更加积极主动，运用自己的判断，也可能对僵化的层级制权威发问。
现代化也使人们经济上更具保障，当大部分人衣食无忧时，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就开始流行起来。对自由和自主的追求就成为普遍的渴望。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人们就屈从于最低生存和秩序的需要了。随着生存有了保障，他们就需要更高的追求。对民主追求的基本动机——人性对自由选择的需求——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开始关注政治自由选择以及对公民、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需求。
有效的民主
在1985-1995年的民主爆发期，选举民主在全球快速扩张。精英的战略协议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加速了为民主化打开通道的进程。起初，普遍的看法是把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当作是民主。但许多新民主国家受到大规模的腐败侵蚀，以及未能遵守使民主发挥效益的法治。越来越多的观察家关注到“选举民主”、“混合民主”、“权威主义民主”以及形形色色的假民主的不足，在这些民主体制内，政治精英忽视了大众的偏好以及大众无法对政府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区分有效民主和无效民主。
民主的本质就在于授权给普通的公民。民主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文本上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且还取决于官员在实践中对这些权利的尊重程度。“自由之家”每年都对文本上的权利存在进行测量和排位。如果一个国家举行了自由的选举，那么“自由之家”就认为其是自由的，并且几乎给了满分。尽管深度分析揭示大面积的腐败使东欧新民主国家无法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选择，但它们的得分和老牌的西欧民主国家一样的高。幸运的是，世界银行治理指数能测定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实际效果。结果是有效民主的指数大体上以两个分数相乘得到：正式民主，“自由之家”的测量；精英和制度的信誉，世界银行的测量。
有效民主比选举民主需要更高的标准。人们可以随地建立选举民主，但如果不能把权力从精英手中交给民众，那它可能无法持续下去。有效民主的存在依赖于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它不仅包括经济资源，而且还涉及公民广泛参与的习惯以及对自主性的强调。因此，它与特定的公众对自我表达价值观强调的程度是紧密相关的。事实上，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实际上，所有稳定的民主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大多数拉美国家是“后进生”，民主的有效性程度都低于其公众价值观的预测。这表明，如果法治在那里得到强化的话，那么民主获得支持的程度将更高。伊朗也是一个“后进生”——这个神权体制国家的民主程度比其民众预想的要低。令那些眼睛只盯着精英政治的人吃惊的是，伊朗民众对民主有相对高的支持。反之，那些民主“先进分子”，如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家，民主程度比其公众价值观预测的要高——也许反映了欧盟鼓励其成员国提高民主程度。
可问题在于，是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导致了民主还民主带来了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呢？证据表明是这些价值观带来了民主。民主制度不需要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支撑。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时序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民主化浪潮来临之前，自我表达的价值观不仅在西方民主制国家而且在许多权威主义国家内部都已在代际价值观变迁中出现了。到了90年代，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曾经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权威主义国家——已形成了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最重要的因素不在政治系统，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经济最发达、教育水平最高、福利制度最完善。因此，当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消除原苏联的军事干预威胁时，这些国家迅速迈向了民主体制。
近几十年来，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在扩散并变得更强大，这使人们更可能直接参与政治。(事实上，很多人参加了导致最近民主化发生的游行示威)这难道意味着权威主义政体必然走向崩溃吗？答案是否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兴起削弱了权威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只要权威主义国家掌握大权的精英掌控军队和警察，他们就能够压制民主力量。即使他们发现遏止这个趋势的代价十分昂贵，但还是去阻止有效的知识部门的崛起。
新的战略
重新理解现代化对国际关系具有广泛的意义。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发达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最近的研究给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而不必援引亚当·斯密和康德的思想。自从19世纪初自由民主政体出现以来，它们已发动了许多战争，但相互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新版现代化理论表明，民主和平现象更归因于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变化，而不是民主。在更早的时期，民主国家之间相互间也频繁发生战争。但现代社会主导的社会规范在不断演变，诸如废除奴隶制、扩大选举权、性别平等运动等。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文化变化是——民主趋势——战争越来越不被人接受以及人们有更多的渠道表达这个偏好并试图影响政策。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证据还表明：高收入国家的公众比低收入国家的公众更少怀有排外情绪，发动战争的意愿也比低收入国家来得弱。发达国家之间比落后国家之间更多采取和平方式处理争议，发达国家的内战也比落后国家更少。
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经验和教训的双重意义。当然，伊拉克是值得总结的教训。与吸引眼球的观点——民主轻而易举地在各地建立起来——相反，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更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繁荣。大量的因素使得指望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体制是不现实的，如加剧了萨达姆政权所造成的民族冲突之类的因素。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最严重的失误是安全形势的恶化。只有当人们有安全感时，人际之间的信任和容忍才能得以维系和发扬光大。民主不可能在一个缺乏信任和容忍的社会里生存下来。资料显示，当前伊拉克已处于高度排外状态。排外指标反映“人们说他们不想把外国人当作邻居”的程度。在80个国家里，调查的中位数是15％。在伊拉克库尔德人中，51％的受访人说他们不愿把外国人当作邻居。在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中，90％的受访人说他们不愿把外国人当作邻居。受这些条件的约束，伊拉克(类似的有巴基斯坦、津巴布韦)的自我表达价值观和有效民主的程度都很低。
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也提供了经验性总结。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经济发展是推动民主变革的最基本推动力——意味着华盛顿应当鼓励发展。例如，如果人们想推动古巴的民主变革，那么孤立它所带来的只能是反作用。美国应当解除禁运，推动其经济发展并培育它与整个世界的密切联系。经验证据表明安全感的提高和对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关注将削弱权威主义政体的基础。
与此相类似的是，尽管许多观察家对中国经济复兴感到恐慌，但从长期来看其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稳固的政治结构下面，民主化的“社会基础设施”正在形成，而且其发展超过了大多数观察家的认知。目前中国正在处在如智利、波兰、韩国向民主转型时大众关注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进程中。令那些仅仅关注精英政治的观察家吃惊的是，伊朗也处于这个门槛边。只要伊朗的神权领导人掌控军队和安全力量，民主制度不可能在国家层次上出现。但大众自由化的压力开始发挥作用，从经济效率低下和公众士气低落的角度看，压制他们的成本开始上扬。总的来说，中国和伊朗的繁荣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从更广泛意义上说，现代化理论意味着美国应当欢迎并鼓励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尽管经济发展需要艰难的调整，但其长期的效果是鼓励更多宽容、更少排外以及更民主的社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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