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内生增长--对工业化与农业发展关系的再认识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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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农业发展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①如何完成这一过渡，构成农业发展理论的中心内容。依照实现该过渡进程动力、路径的差异，可以将以经典发展理论为代表的既有农业发展理论概括为如下几种主要类型：

       (1)劳动力转移模型。在刘易斯(W.A.Lewis)[1]、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2]的二元经济理论中，是现代工业的兴起及其不断扩张引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动了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历程。劳动力的工业化配置改变了传统农业劳动过密化的资源结构，农业生产的土地—劳动比，进而资本—劳动比由此渐进提高，相应地，农业技术体系也逐步由劳动密集投入类型转向以资本广化和资本深化为标志的资本密集类型。资源结构和技术体系转变的结果，是农业人均收入对传统时代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逃离以及对现代工业工资水平的追赶。当农业工资率与工业工资率趋同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或曰农业现代化过程)即告完成。钱纳里(H.Chenery)等人[3]的经济结构转变理论所包含的农业发展思想，在本质上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无异。方法论上，劳动力转移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工具在农业发展研究中应用的成果。

       (2)人力资本驱动模型。舒尔茨(T.W.Schultz)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是把停滞、落后和贫穷的农业转变为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现代产业。农业要实现由长期停滞到快速增长的转化，唯有用高生产率的现代生产要素去替代已耗尽有利性的传统要素。高生产率的现代农业要素由承载先进技术的现代物质投入品和成功地使用这些投入品所需要的人的技艺与能力两方面组成。[4]通过与自然资源、物质资本进行比较，舒尔茨发现，决定农业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是通过向人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5](P92)，“离开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化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6](P16)。因此，要实现农业的高速增长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就应当加大对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

       (3)诱致技术进步模型。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弗农·拉坦(V.W.Ruttan)[7]把技术进步视为决定农业发展的基本力量，并将技术变迁处理为农业发展过程的内生变量。②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的增长受其资源条件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可以通过技术变迁来突破。初始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和供给弹性的不同，在要素市场上表现为资源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会诱导出节约相对稀缺、价格相对高昂的资源的技术变迁，以缓解稀缺和缺乏供给弹性的资源给农业发展带来的限制。土地供给缺乏弹性或土地相对于劳动价格高昂会诱导出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劳动供给短缺或劳动相对于土地价格昂贵则会诱导出节约劳动的机械技术进步。

       (4)政策庇佑模型。大概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也可能与特殊的政治体制有关，在中国，人们更愿意把推动农业发展的任务交给政府。政府政策庇佑农业发展的思路主要包括：一是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时也是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弱质产业。农业的重要性及其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予以支持与保护，而政府财政支农投资是对农业支持与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8]二是工业反哺农业。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就会实施工业对农业的反哺。[9]蔡昉认为，反哺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10]三是免除农业税费。在工业化进程大规模启动后的大部分时期里，中国实行的农业税费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剥夺农民的政策工具。[11]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和“三农”问题凸现的背景下，取消农业税费成为众多研究者的一致呼声。[12]在农民、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博弈中，农业税费制度于2006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述理论的形成均有其对应的现实背景，它们所提供的发展思路在特定农业发展阶段分别具有可行价值。但是，在数十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系统思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问题时，不难发现上述理论存在一些疏漏与不足。第一，既有理论未能全面认识工业化对农业发展存在的多重效应。虽然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揭示了工业化的农业物质资本深化效应，但该模型未注意到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生产转型和人力资本农业投资收益率变化所引致的农业人力资本深化。尽管舒尔茨将人力资本引入农业从传统到现代过渡问题的分析，但他未指明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深化机制，更没有把这一机制与工业化过程联系起来。速水和拉坦注意到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资源丰裕度及其价格变化诱致的技术变迁，但他们的视野主要囿于物质资本深化的报酬递减型技术，未涉及人力资本深化的报酬递增型技术。第二，既有理论对农业发展过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历程——的描述失于粗疏。其一，完成这一过渡似乎仅凭借某种单一力量或单一路径——比如，农业劳动力转移，或人力资本为代表的新要素对传统要素的替代，或物质资本深化型技术进步，或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等——即可实现。其二，完成这一过渡好像也只有一步之遥。无论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舒尔茨模型，还是速水—拉坦模型，均未对农业发展过程做出阶段性和不同阶段差异化动力的区分，似乎依据他们给出的某种路径，发展过程便可经此完成。第三，既有理论视农业为一个被动发展的部门，缺乏工业化高级阶段内生农业发展动力的设计。劳动力转移模型和政策庇佑模型直接将工业部门和政府视为发展的主导力量，人力资本驱动模型和技术进步模型虽然强调新型要素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意义，但这些新要素和新技术仍然是外生于农业部门的变量。即使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离开工业部门和政府，在前述文献中也难以发现农业发展的自主机制。

       相对于既有研究成果，本文研究试图推进的工作是：第一，细化对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过程”的分析。为此，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增加了“工业化农业”这样一个过渡性农业成长形态。农业发展被具体化为，由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进而由工业化农业向现代农业的两阶段过渡过程。第二，关于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在物质资本深化的单一资源结构效应基础上，延伸出工业化高级阶段存在的物质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深化的双重资源结构效应。相应地，农业技术进步也在单一的物质资本深化的“索罗型技术”基础上，引入了广义资本深化的“内生型技术”类型。其中，第一种资源结构效应和第一种技术进步类型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过渡阶段相联系，而第二种资源结构效应和第二种技术进步类型则是决定工业化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关键因素。第三，在上述两方面认知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农业发展的统一分析框架。该框架不仅可以作为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统一解释工具，而且能够同时适用于对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过程的分析。

       二、基于工业化影响的农业发展含义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表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发端于工业化进程的兴起，终结于工业化的完成。在此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问题，亦即该国的工业化问题。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同时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若经工业化过程完成其农业发展，这一发展几无例外地显现出如下若干程式化特征：

       (1)资源结构改变。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直接影响是引致农业资源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最初是传统农业资源的“非农化”阶段，即传统农业资源——其中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用途的转移。这一转移改变了传统农业劳动力过剩的资源格局，提高了农业劳动的土地装备率。在农业资源非农化和农业部门土地—劳动比提升的基础上，工业部门生产的节约劳动和节约土地的农业资本品(如农业机械和化肥等)开始进入农业生产③，在此阶段，农业资源逐渐呈现出“资本广化”和“资本深化”的特征。这是农业资源结构“非农化”基础上的“资本化”阶段。“资本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终将对农业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出要求，同时引致人力资本农业投资回报率的上升和人力资本要素进入农业生产。农业人力资本的参与，将进一步带来农业资源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双重深化”阶段的演进。在该阶段，农业资源结构呈现出与工业部门趋同的现代化特征。

       农业资源结构转变存在“诱致性转变”和“强制性转变”两种不同机制。在市场化条件下，这一转变主要是“诱致性”机制的结果。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工业相对于农业具有更高工资率背景下劳动者的理性选择。农业资本化的现实基础则是，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品价格随其丰裕程度提高而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品农业用途的回报率随农业劳动和农业用地稀缺程度的上升而上升。人口生产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型，是不可忽略的农民工业化参与的收益之一，其结果是农民整体素质的代际提升。[13]当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引致人力资本农业投资收益率提高到大于等于其非农收益率时，人力资本就会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在“诱致性”机制之外，政府强制的农业人口迁移、工业反哺农业等政策也具有农业资源结构转变的效果。

       (2)组织制度变迁。资源结构改变必然带来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向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演进。这种演进基于：第一，土地经营的规模化。由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和持续的转移，以及工业资本品农业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由于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生产数量偏好的减弱，它们将导向一个共同的结果，即农业土地—劳动比提高，或农业劳均及户均土地规模扩大。第二，资源配置的社会化。传统农户的资源一般为自有，其自有资源基本配置于家庭内部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工业化把传统农业资源(如农业劳动力)改变为一种可以有家庭之外其他广泛用途的社会性资源，同时也将家庭之外甚至农业部门之外的社会资源引入农户的生产活动之中，使过去封闭的农业生产逐渐转变为一种开放的社会化生产。第三，生产目标的利润化。限于土地的狭小、生产手段的落后和资源配置的封闭性，传统农业的生产决策依附于消费决策，生产目标是维持家庭生存需求的产量最大化。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土地规模的扩大、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以及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农户逃离了生存陷阱，其生产决策开始独立于消费决策，生产目标转向谋求最大化利润。土地经营的规模化、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以及生产目标的利润化的结果，是企业化农业组织取代传统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态。

       (3)技术类型转换。技术所描述的是特定投入组合下资源使用的某种效率状态。④在均衡条件下，不同的技术是不同资源投入结构的反映。因此，阿特金森(A.B.Atkinson)和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以及巴苏(S.Basu)和韦尔(D.N.Weil)认为，技术为特定的投入组合所专有。[14]资源结构既定，技术创新的目标是寻求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或最有效率配置，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则源于资源利用的比较优势。资源结构不同，由资源结构所产生的比较优势有异，进而由比较优势或成本最小化原则所决定的最优技术类型选择也不相同。在劳动数量偏重型资源结构下，比较优势由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生成，此时，由劳动数量使用偏向决定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便成为最优技术选择；当农业资源演进到物质资本偏重型结构，进而演进到有人力资本参与的广义资本偏重型结构时，物质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广义资本密集型技术也将成为新的资源结构条件下的适宜技术选择。如果说农业发展是农业资源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物质资本密集型，进而向广义资本密集型的转变过程，那么，农业技术进步亦将发生由劳动数量所体现的技术进步向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类型的转换。

       (4)人均收入增长。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转变理论，农业发展的结果是离散的农业与工业要素收益率的收敛乃至趋同。因此，农业人均收入增长是衡量农业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这一增长也是农业资源结构转变、农业组织制度变迁和农业技术进步的自然逻辑，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工业化进程中农业资源结构转变的人均收入增长效应。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生产数量偏好的减弱，可以经由人均土地装备水平的提高实现农业人均收入增长；土地—劳动比提高基础上的农业资源的资本化，无疑又能够通过资本—劳动比的优化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对于农业收入的增长更具决定性意义。在既定资源结构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意味着农业总产量曲线位置的上旋。显然，农业总产量曲线位置改变后表征农业人均产出的平均产量曲线的斜率要大于之前。在不同资源结构下，农业技术进步的效率空间大不相同。劳动数量偏重型结构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劳动密集型配置的技术选择虽可实现总量增长和维持更多人口的供养，但对人均收入增长的意义不大。⑤基于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源结构改变，物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农业人均收入增长效应是显著的。现实中，这一技术的引入成为农业跳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关键。人力资本运用型技术是一种报酬递增型技术。人力资本不仅为农业收入增长添加了新源泉，而且成为农业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农业组织制度的变迁是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商业化演进的组织表现，而农业的商业化演进则是农业收益率追逐现代工业收益率的一种制度性调整。企业化农业组织作为农业生产基本主体的出现，在组织制度层面标志着高收入农业的形成。

       若资源结构转变、组织制度变迁、技术类型转换和农业收入增长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发展的特征性事实，自然，这些方面也就同时构成农业发展分析的基本内容。据此农业发展可以定义为：农业发展是指基于工业化驱动的农业资源结构转变、农业组织制度变迁和农业技术进步类型转换基础上的农业收入加速增长，并最终实现农业收益率与工业收益率趋同的过程。

       三、工业化与渐进成长的三种农业形态

       包含资源结构变化、组织制度变迁、技术类型转换和农业产出增长等因素在内的农业发展模型可以用公式简要地表示为：

      

       其中，

和

分别表示第t期的劳动投入和非劳动资源投入。随着时间(t)的推进，劳动投入(L)存在规模大小的差异⑥；非劳动资源投入(O)不仅存在规模的变化，更有种类的差别。这样，在不同时期，由劳动(L)和非劳动资源(O)组合而成的农业资源结构就产生差异。资源结构随时间变化(超越传统农业阶段)的基本趋势是，总劳动投入在减少，而人均意义上的非劳动资源(如土地和资本等)则在增加。这种资源结构变化同时意味着农业组织规模和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度性调整。⑦模型中的

表示技术类型。A被设定为时间t的函数，即随着资源结构和组织制度的演进，农业技术类型及其反映的生产效率亦在发生变化。

代表农业产出水平，它不仅与L、O和A有关，更与t密切相关。

       (1)式中的t是对农业存在的全部时期的一种度量。考虑到工业化的影响，t可以分解为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形态相继成长的阶段。在每一个成长形态，农业发展模型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

       (一)传统农业

       传统农业的典型形态存在于前工业社会。比较农业发展一般性模型，传统农业的突出特征是非劳动资源(O)基本由土地(X)构成。⑧这样，传统农业发展模型可记为：

      

       其中，c是一个小于t的时间变量，用来表征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假设(2)式具有Cobb-Douglas生产函数性质，则该式可转化为其人均形式如下：

      

       其中，

表示传统农业中的人均土地数量。因为土地总量是不变的(或可视为常量)，劳动则随人口总量的增长而增长，因此，传统农业形态的人均土地(

)存在变小的趋势。在土地总量不变和人口不断增长的资源禀赋条件下，传统农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方向是既定土地上劳动的密集化配置，该种农业技术在模型中表示为

。(3)式显示，在传统农业形态下，农业人均产出水平(

)取决于人均土地规模(

)的大小和劳动密集型技术(

)的贡献。

       依据马尔萨斯(T.R.Malthus)的理论，传统农业的人均收入会形成一种勉强维持生存的低水平陷阱。[15]该陷阱的形成机制是：第一，在无非农就业机会的传统农业条件下，人均收入的增长动力不足，表现为：在可耕地开垦殆尽后，人均土地规模无法扩大；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投入的产出效应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第二，人口自身的生产由于不变的两性情欲和缺乏节制生育的技术手段形成强烈数量偏好，当存在食物生存保障时，这种偏好会转化为人口的几何级数式增长。第三，综合如上两个方面，艰难的农业产出增长的结果仅仅是人口总量的扩张，而非人均收入的提高；超越生存资料保障的过快人口增长，又会由于饥饿和争夺稀缺资源的战争等受到抑制。因此，传统农业的人均收入是一种持续的以贫困为特征的稳态结构。

       (二)工业化农业

       在工业化阶段，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总量投入绝对减少。假设土地总量规模不变⑨，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结果之一，是农业劳动力由过剩资源逐渐演变为稀缺资源，人均土地规模由此渐进扩大。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本资源不断丰裕的基础上，土地—劳动比的提高衍生出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源结构变迁。同时，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也由传统时代的劳动密集化配置转向新型资本要素的大规模运用及其效率的改善。体现农业资源结构和技术类型变化的工业化阶段的农业发展模型是：

      

       其中，下标i表示工业化阶段，同样是一个小于t的时间变量。

代表工业化阶段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它在总量上小于(2)式中的

。

代表工业化农业中的资本投入，它是工业化农业资源结构变化的最主要体现。

表示工业化阶段在不断减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

和不断增长的农业资本投入(

)资源结构变化基础上的农业技术状态。假设(4)式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其集约形式为：

      

       工业化农业中的人均收入不存在传统农业的马尔萨斯式均衡。第一，人均收入可以经由劳动力非农转移产生的劳均土地装备率的提高而提高；第二，资本要素成为一种新的收入增长源泉，它与劳动结合，大大提高了单位劳动的产出水平；第三，由于新知识和新技术手段的引入，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效率边界远高于传统农业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效率边界；第四，资源结构和技术类型的转变，奇迹般地使人均收入的增速超过了人口的增速。[16]工业化农业不仅实现了对传统农业马尔萨斯陷阱的逃离，也使得马尔萨斯理论的有效性在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终止。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农业人均收入的增长潜藏着不可持续的因素，即资本产出同样服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以索洛(R.M.Solow)[17]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因素仅被处理为原因不明的外生变量。

       (三)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资源结构的突出特征是：由于工业化的完成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结束，农业劳动力投入规模(

)相对于工业化农业阶段进一步缩小了(即

＜

)。非劳动资源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物质资本投入规模(

)比工业化农业阶段进一步扩大(

＞

)，同时表现为新的资本要素——农业人力资本(

)——开始装备农业。由于人力资本规模报酬的非递减性质，人力资本参与条件下的现代农业技术(

)明显区别于传统农业和工业化农业的报酬递减型技术体系。现代农业发展模型可以表达如下：

      

      

       进一步假定(7)式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则其人均形式可记为：

      

       基于(8)式，人均广义资本装备率(

)及其广义资本运用型技术(

)不仅是现代农业人均产出增长的源泉，而且其中蕴含着这一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其持续性源于，人力资本进而广义资本边际报酬的非递减性，以及产生于广义资本投入的现代技术的内生性。

       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和现代农业，是在不同时段依次出现的农业成长的三种典型形态，所谓农业发展即是由如上三种成长形态连接而成的一个演进序列，或者说，农业发展即是由传统农业模型向工业化农业模型再向现代农业模型的渐进演化过程。在此意义上，农业发展即农业生产函数发生的转变。这一转变涉及：资源结构的显性改变

，隐含于资源结构改变(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稀缺以及非劳动资源的扩展)的农业组织制度的企业化演进，传统农业技术向工业化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变迁

，以及基于如上三个方面变化的农业产出增长

。

       四、工业化双重资源结构效应与农业发展的两类过渡

       在农业由传统形态、工业化形态进而向现代形态的演进序列中，存在两个关键性节点，即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的过渡和工业化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11)前一种过渡是对贫穷的传统农业的逃离，后一种过渡则意味着农业现代化的完成。思考农业发展问题，不仅应当特别注意到上述两种过渡的分别存在，更值得关注的是，实现如上两类过渡的动力和路径存在明显差异。(12)这既将农业发展理论研究的内容具体化，也为不同农业发展政策手段规定了相应的时效边界。

       (一)工业化的农业物质资本深化效应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的过渡

       比较传统农业和工业化农业两类模型，二者之间的区别既显见于前者以低土地—劳动比(同时也是低资本—劳动比)、后者则以高资本—劳动比(同时也是高土地—劳动比)为各自特征的资源结构的差异，同时也表现在前者以劳动过密化配置体现、后者则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本广化及深化体现的技术体系的不同，以及前者以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后者则以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的非马尔萨斯稳态分别反映的收入增长路径的区别。在这两类模型的种种差别中，资源结构的差异是决定性的，它构成其他差异存在的根源和基础。因此，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的过渡，必然肇始于传统农业资源结构向工业化农业资源结构的演变。而农业资源结构的这一变化离开工业革命是无法解释的。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均表明，工业化进程中蕴含着资本替代劳动的农业物质资本深化的生成机制。农业国的工业化，一方面集中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大规模的非农转移。当新增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以补偿转移劳动力数量，并当该种现象持续发生时，劳动过密化的传统农业资源结构就将被逆转，传统农业生产函数也终将因此遭到淘汰。当工业部门的扩张推进到一定阶段时，农业劳动力就由过剩性资源逐渐转变为稀缺资源。其他条件不变，此时的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剩余就会减少。为避免陷入工业化过程中的“李嘉图陷阱”，减轻国家粮食安全压力，资本替代劳动的农业资源结构调整成为并非仅存在于农业部门的一种社会性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化又是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率增长及其供给环境优化的过程。基于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土地装备率提高引致的农业人均收入增长和非农就业工资的获得，是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率上升的微观源泉；基于政府保护及工业反哺政策的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投入的增加，则构成农业物质资本供给增长的宏观来源。在需求增长和供给改善的共同作用下，农业物质资本不仅被引入农业生产，而且最终取代其他要素成为决定农业产出增长的关键性力量。农业发展将由此完成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的过渡。

       根据以上分析，传统农业在向工业化农业的过渡中，物质资本引入农业生产因循的是一条替代型路径，即物质资本被大规模采用是通过替代传统农业要素实现的。若将土地要素处理为常量，替代劳动就成为物质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函数的唯一实现路径。(13)

       (二)工业化的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效应与工业化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

       相对于工业化农业模型，现代农业模型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技术进步类型由报酬递减型升级为报酬递增型，进而农业人均产出和总产出的增长获得了可持续性动力。现代农业不同于工业化农业的这种差异，同样源于农业资源结构的转变。该资源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是人力资本被引入农业生产函数并成为决定农业产出增长的显性变量。如果说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引致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那么，农业人力资本深化则是现代农业取代工业化农业的根本原因。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与农业物质资本深化效应一样，农业人力资本深化同样是工业化内在的农业资源结构效应。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机制可以描述为：

       (1)工业化带来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供给的现实增长。首先，工业化在为农民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和新的收入源泉的同时，也向农民显现了工资水平和就业者技能之间正相关的工业工资函数的导向。这一方面引致了农业劳动力的择优性转移和既有农业人力资本的跨部门流动“套利”，另一方面又将激发农民对其本人和家庭成员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其次，依据贝克尔(G.S.Becker)[18]的新家庭经济学和卢卡斯(R.E.Lucas)[19]的工业革命理论，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人口生产将发生由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向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的变迁。当存在预算约束和时间禀赋约束时，人口变迁是家庭人口生产面对工业化中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调整。这一调整的结果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之一，是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代际优化。此外，教育被认为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义务教育年限在提高，非义务教育机会在增加，以教育公平为目标的面向农村的教育支持政策出台，这些构成了农民人力资本提升的有利环境。

       (2)工业化导致农业部门人力资本需求发生变化。工业化农业取代传统农业之后，农业物质资本深化不仅表现为单位农业劳动力推动的物质资本规模的扩大，而且反映在物质资本所承载的技术复杂性的提升。当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不能由农业劳动者的禀赋能力或简单的学习能力应用时，提高农业劳动者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成为一种现实需求。同时，进入工业化农业阶段，随着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的持续，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向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组织类型转变。工业化较高阶段出现的农业的规模化、企业化和社会化，亦将产生对农业现代经营管理技能的广泛需求。

       (3)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深化的条件。伴随农业生产经营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增长，必然有农业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提升。当人力资本农业投资回报率不小于其非农投资回报率，且不存在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约束时，农业人力资本深化现象就会发生。在此背景下，高人力资本的新型农民将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主体。

       与物质资本不同，将人力资本引入现代农业生产函数并非通过替代劳动的路径来实现(14)，而是物质资本深化型技术进步到技能偏态阶段而引发的对人力资本互补性需求的结果。引入人力资本的现代农业生产函数，其资源结构特征亦非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代，而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双重深化。

       (三)工业化双重资源结构效应的关系及农业成长形态的演化顺序

       虽然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和农业人力资本深化均发生于工业化进程之中，但工业化的这两种资源结构效应之间的差异尚多。农业物质资本深化贯穿于整个工业化过程，而农业人力资本的深化仅与工业化的较高阶段相联系。前者源自农业劳动力由过剩资源向稀缺资源的改变，而后者则产生于物质资本深化型技术由非技能偏态向技能偏态的进步。满足一定条件，前一种效应成为后一种效应存在的前提，后一种效应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前一种效应的存在。还需要注意的是，农业物质资本深化机制可获得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充分解释，而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机制仅有内生增长理论间接涉及。但截至目前，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经济实践部门，对后一种效应及其农业发展含义的认识远不及对前一种效应认识来得充分。

       工业化存在由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渐进演化的规律，工业化双重农业资源结构效应的生成也存在一个先后次序。农业物质资本深化肇始于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工业化初、中期，而离开工业化高级阶段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显著提升，则难以有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效应的产生。与两种效应出现的这样一种时序相对应，形成了由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再由工业化农业向现代农业分别过渡的演进顺序。

       五、农业内生增长的形成条件与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政策选择

       若将(8)式现代农业人均产出模型改写为如下(9)式，根据第二节和第四节的分析，则(9)式中的

、

和

均可视为工业化农业成长过程的内生变量。这样，具有内生增长特征的现代农业的模型结构可以表示为：

      

       (10)式表明，现代农业中的人均物质资本装备水平(

)是由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率(π)所决定的农业劳动力规模，以及由储蓄率(s)决定的农业物质资本形成水平的函数，且

与π、s正相关。(11)式显示，现代农业中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正向决定于起始于工业化较高阶段的农村人口人均教育投资率(e)和农业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率(g[，Ai])。(12)式刻画了现代农业技术进步函数，其基本特征是现代农业技术被认为是要素(

和

)体现型的。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人力资本变量的加入，现代农业模型中的

和

的指数之和(α+β)不小于1。它表明，现代农业不再存在传统农业和工业化农业中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减现象。同时，依据内生增长理论的“AK模型”，体现于现代农业要素(

和

)之中的现代农业技术(

)的边际产出也被设定为或可以等于常数的正值。由此，现代农业产出增长路径就呈现为一条非凹的或持续上升的轨迹。

       虽然是否引入人力资本构成现代农业模型和工业化农业模型的基本区别，但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生产要素，须依赖于一系列条件的存在。首先，当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口生产由千百年来的数量偏好开始转向质量偏好。经过数代更迭，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提升，最终实现与城镇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大体均衡。这构成现代农业存在的微观人口基础。其次，基于工业化的资源结构效应，农业资本—劳动比大幅度提高，且物质资本深化型技术呈现出技能偏态特征；农业生产经营向规模化、企业化转变，由此，人力资本农业投资收益率显著增长，它创造出人力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部门条件。还有，随着农业技术进步的加速和农业的规模化及企业化经营的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开始弱化，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要素投资回报率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收敛乃至趋同，这成为现代农业建成的宏观环境。

       随着30多年来工业化的高速推进和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农业就业劳动力数量相对甚至绝对减少。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从1985年的62.4％下降到2012年的33.6％，就业人数从1985年的31130万人减少为2012年的25773万人。[20]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大幅度增长。农用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和农村用电量分别从1985年的20912.5万千瓦、44035.9万吨和508.9亿千瓦时，提高至2012年的102559.0万千瓦、63036.4万吨和7508.5亿千瓦时。2012年比1985年分别增长4倍、0.4倍和14倍。[2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12年的7916.6元(15)，农民生活完全摆脱了过去温饱不足的状态。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的过渡。当前，关于中国农业生产新型主体的培育，农用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企业化经营，以及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等举措的出台，表明现代农业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鉴于农业成长阶段的变化，创造和强化人力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微观条件、部门条件及宏观条件，应当构成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政策调整的基本目标。

       六、结论

       由工业化驱动的农业资源结构转变、农业组织制度变迁、农业技术类型升级以及农业人均收入与非农部门的趋同，构成了农业发展的基本含义。以工业化兴起和完成分别为界，存在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和现代农业三种渐进演化的农业成长形态。人均土地规模的大小和劳动密集型技术的贡献，构成传统农业的增长源泉；而人均物质资本规模和物质资本密集型技术、人均广义资本装备率及广义资本密集型技术，则分别是工业化农业和现代农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增长动力的差异，传统农业人均收入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生存陷阱的马尔萨斯稳态；进入工业化农业阶段，人均收入不但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实现了快速增长；由于人力资本及内生技术变量的引入，与工业化农业不同，现代农业人均收入增长呈现为一条持续且平稳上升的路径。

       工业化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物质资本深化效应，引发了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的过渡；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生产变迁和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效应，则促成了工业化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工业化双重农业资源结构效应生成的先后序，决定了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进而向现代农业渐进过渡的成长律。创造和强化人力资本形成及人力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条件，应当构成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基本政策目标。

       注释：

       ①“把发展视为在两大时代，即农业时代和现代增长时代之间的转型，不仅有助于思考发展问题，而且抓住了发展问题的本质”。参见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与发展：演进观点》，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②“对于一个经济制度来说，技术变革的产生过程在传统上被作为是外生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试图把技术变革过程看做是经济制度的内生变量。根据这一观点，技术变革被认为是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参见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③即资本这一工业化要素开始装备农业。

       ④假设制度因素不变。

       ⑤其中有人口生产的马尔萨斯机制在起制衡作用。参见马尔萨斯：《人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⑥假设劳动力为同质性要素。

       ⑦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制度调整，由农业资源结构的变化引起，并依附于农业资源结构转变过程之中。出于简化分析考虑，本文的模型中未将其作为独立变量给出。

       ⑧传统农业中，土地之外的其他非劳动资源比如资本极其稀缺。按照舒尔茨的理解，传统农业中存在着资本低水平供给和低水平需求之间的稳定均衡。参见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第二章、第三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⑨事实上，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土地总量规模是减少的。此处土地规模不变的假设是出于简化分析的需要。

       ⑩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由于本文把土地作为常量来处理，同时在工业化农业和现代农业中，土地在产出中的贡献微小，所以在工业化农业发展模型和现代农业发展模型中我们没有引入土地变量。

       (11)农业发展研究虽然不应排除对各种农业成长形态的描述，但其重点更应放在对不同成长形态转变过程的分析方面。

       (12)不同农业成长形态的差异化动力，又都是工业化过程的产物。

       (13)事实上，和农业劳动力一样，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要素也存在着向非农用途的转移，因而土地也是变量。由此，现实中也存在着实现土地生产率提高的资本替代土地路径。替代劳动引入资本的路径集中体现为农业机械的使用，替代土地引入资本的路径表现为化肥、农药和良种的使用，以及农业水利设施、农地工程化投入等方面。出于简化分析的需要，我们未涉及替代土地的资本引入路径分析。

       (14)如果把全部农业劳动力区分为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和非技能劳动力(劳动)两类，那么，技能偏态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对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对非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在此意义上，人力资本对劳动亦存在着替代关系，不过这种替代是通过物质资本深化而间接发生的。因此，本文不认为人力资本对劳动存在直接的替代关系。

       (15)34年间名义收入增长超过58倍。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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