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史学的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史学论文,思潮论文,明清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2)03-0101-06
一、实学与史学在学术理念上的一致
明清时期，实学与史学在学术理念上的一致，首先表现在“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上 。实学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崇尚“实功”、“实行”，侧重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 道，要求学术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而经世致用一向是我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史著除 了要担当一代王朝、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功能外，还要为当世提供劝诫、借鉴，使统治 者“知兴替”、“正得失”，明治国安邦之理。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史学经世 致用的功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明清时期，随着实学思想的深入人心，人们对这一功能 有了进一步认识，史书乃“最关致治世用之书”，应著“经世之大略”(王夫之：《读 通鉴论》卷六《光武帝》)成为时人之共识：
凡经皆体，凡史皆用。不知经，内圣之学不明；不读史，外王之道不具。二者不可偏 废也。(陆世仪：《读史笔记自序》)
清代实学思想家陆世仪的这段话，准确地揭示了史学与实学在文化精神和学术理念上 的一致。而明季诸儒“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通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之务，因痛 宗社之变，则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山川厄塞，以为匡复之图”(支传成：《清代 朴学大师列传·清代朴学先导大师列传第一·叙目》)一段话，也正透露出实学与史学 在经世致用这一点上的连结与重合。
在明清学术领域中，有一个最能体现实学思想的重要学派——浙东史学派。该学派开 创者为清代“史学之祖”黄宗羲，他既是史学大师，又是明清实学思潮中最重要的思想 家。万斯大、万斯同、邵念鲁、全祖望、章学诚等大师都出自这个流派。这个学派的最 大特点，就是极为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史学所以经世”(章学诚：《文史通义 》内篇五)是其明确口号，并且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注重当 前之务，主张“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同上)。他们治史各有侧重，但其核心目 的却是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如黄宗羲衣钵弟子万斯同，颇致力于对“古今经国之大 猷”即典章制度的研究，以图找出治国平天下的长远之策，“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 以作而行耳”(万斯同：《石园文集·与从子贞一书》)。黄氏私淑弟子全祖望，则通过 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对抗清志士、乡里先贤、著名学者的表彰，寄托其经纪之意。而历 史哲学大师章学诚，则“耻为无实空言”(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上尹楚珍阁学 书》)，以“持世救偏”为己任，提出“史学所以经世”、“六经皆史”的观点，并详 加论证，对于开创史学经世之新风，推倒经学之偶象，矫正当时宋学之空谈和汉学之烦 琐的弊病，皆有重要意义。
不止是浙东学派，当时的异端启蒙思想家李贽，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浙西学派的 顾炎武，道咸间龚自珍、魏源……都主张史学经世。尽管他们在思想高度和学术内容上 不尽相同，但对历史命运的思考，对社会现实的针砭，尤其是对国计民生的极度关注， 则是一致的。实学与史学，在经世致用这一核心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统一。
史学与实学在哲学基础上也是相通的。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思想，成为明清实学思 潮的哲学基础。而气学思想所强调的“理在气中”、“理在事中”、“理不离气”、“ 道不离器”、“理不离事”以及“即事见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史学必须遵循的 原理：
事有实据，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章学诚： 《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中》)。
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物用，守六籍以言道，则固 不可与言夫道矣。(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对“理”的阐发，需从具体的“事”中体现出来。章学诚从历史科学的规律中得出的 “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这一结论，正与实学的哲学基础相吻合。
哲学基础上的相通，以及对经世致用的共同关注，使实学思潮和史学在学术理念上具 有了一致性。所以在实学大潮涌动之下的史学之繁荣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实学思潮下的史学繁荣
1.实学的人文启蒙精神与明清时期的史评著作
实学思潮的人文启蒙思想在史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就是“程量今古，独出胸臆”(焦竑《<藏书>序》)的史评类著作的大量涌现。李贽的《藏书》、《续藏书》、 《批点皇明通纪》，张溥的《历史史论》、《宋史论》、《元史论》，王夫之《宋论》 、《读通鉴论》，熊伯龙《无何集》，龚自珍《古史钩沉论》、《明良论》等，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这些史评著作既成为实学启蒙思想的文本载体，又体现着实学时期人们对 千古历史的重新认识。
首先是史学家开始强调用自己的眼光和标准，而不是用“圣人之是非”作为评判历史 的准则。千百年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等于“未尝有是非”，“天生一人自有 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李贽：《焚书·答耿中丞》)，李贽明确提出修 史时“一切断以己意，不必合于儒者相沿之是非”。随着“儒者相沿之是非”被打破， 史学家开始用新的眼光评判和解读历史。李贽“读史时真如与百万人作对敌”(李贽： 《续焚书》卷1)，在其史论著作中对众多历史人物作出了全新评价。张溥对“私天下” 之君大加鞭挞，对岳飞之死则评之为“愚忠”，认为岳飞应当“以死反之”(《通鉴纪 事本末》卷155)。黄宗羲的“天下之大害君而已”即是实学启蒙思想的呼喊，也是其对 千古历史的重新审视。王夫之也明确反对愚忠及“无益于教”的身殉。甚至认为那些无 法“保其类”和“卫其群”的君主“可禅、可继、可革”，只要为了民族利益，即使臣 子篡位，也不是不可以的：“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13)。因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同上，卷17 )，民族利益与天下公利大于一家一姓的私利。
此外，对于商贾地位、妇女问题、用人问题、农民造反等问题，在这一时期的史论著 作中，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如李贽在《藏书》中就将李密、窦 建德、王莽、公孙述、曹魏、孙吴、刘蜀、南朝、北朝都列于“世纪”之中，将秦始皇 置于《世纪》中“混一诸侯”一目下，陈胜列于“匹夫首倡”，项羽列于“英雄草创” 。
2.学必致用与当代史研究的繁荣
在史学著述中，当代史难撰，而当代史中的当朝史著述最难。但在明清两朝，当朝史 著述却灿若繁星，层出不穷，构成明清史苑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明嘉靖中叶，出现了第一批明人撰修的当朝史著作，此后便一发不可收。郑晓《吾学 编》，邓元锡《明书》，何乔远《名山藏》，朱国桢《明史概》，张铨《国史纪闻》， 雷礼《皇明大政记》，谭希思《明大政纂要》，陈建《皇明资治通纪》，谈迁《国榷》 、徐学聚《国朝典汇》，陈子龙等主编《明经世文编》……仅《明史·艺文志二正史类 》著录于官修实录、年表之后的私家本朝史，就有32种，而杂史类著录大约有190种。 清人也于乾嘉时期开始治本朝史，出现了蒋良骐《东华录》，赵翼《皇朝武功纪盛》、 钱仪吉《碑传集》，陆耀《切问斋文钞》，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道 光朝洋艘征抚记》等著作。当朝史著述的繁荣，与实学思潮的影响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在实学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史家经世致用的热忱极为高涨。面对现实的和潜伏的社会 危机，他们发出了“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陈建 ：《皇明通纪》卷首)的疑问，纷纷将目光投向现实，投往当朝，将“半世精神，一生 事业”(朱国桢：《皇明史概》自序)，都投注到了对当代历史的著述和研究之中，以探 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提醒当朝统治者“明鉴戒”(郑晓：《吾学编》 卷20)，修朝纪。在这些著作中，深深浸润着史家忧国忧民、辅世拯民的深沉情怀。
以《经世文编》的编撰为例。陈子龙等复社诸子以“有经世之才，必济以纪世之学” 的精神，搜集大量官方奏议等文书及私人文集千余种，选取“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 编辑而成的宏篇巨制《明经世文编》，“不仅是一部内容翔实的史籍，而且是一部‘治 乱攸关’的政书”，是“明末实学建设的丰碑”(注：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 《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中卷，第924页。)。在反映此编著目的的凡 例中，“经世”的宗旨被反复提及，复社诸子的一片经世热情，尽在其中。
“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 以筹边防。皆魏氏倡导之，或光大之”(注：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中国史 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魏源是道咸年间经世实学的代表人物。他编纂的《皇 朝经世文编》，同样是一部当代经世巨著。其中“学术纲”在理论和学术思想上对“经 世致用”作了广泛的论证，“治体纲”对中国传统政体尤其是清朝政体进行了说明。从 而为“经世致用”这个古老的概念制定了较明确的界说，并由此确定了选文的当代性和 实用性。准确的选文定位与一片经世济民的苦心，使其集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 并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几于家 有其书”(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此后，续编此书者近十余家，如《编补》、 《续编》、《三编》……从晚清至民初，遵其宗旨、仿其体例的各种“经世文编”迭出 ，足见其影响之深，也反映出多事之秋的社会对于这种当代经世史学的需求是何等的迫 切。
3.学必多艺、关注民生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明清实学思潮时期，重道轻艺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学术向经史子集等更为广博的文 化领域，和农、工、兵、商等具体应用学科拓展，表现出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如李贽 通晓“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 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袁中道：《李温陵传》，载《焚书》卷首)，学术领 域相当宏阔。陈子龙则于兵、农等领域多有研究。黄宗羲、顾炎武、万斯同等更是“博 学于文”、贯通百家的大师。刘献廷也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 攻、器制，傍通博者，浩浩无涯矣”(王源：《刘处士墓表》)。汪中则“经传诸史，旁 逮医药种树之书，靡不观览。……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问而切究之”(支 传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汪中传》)。……在这一时期，“学必多艺”、“士农工 商皆应通晓”、“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用于世，不可不讲”(陆世仪 ：《思辨录辑要》卷一)成为实学思想家的共识，也成为这一时期治史的原则，使史学 研究领域大为拓展。
这种拓展，首先表现为若干与经世致用关系密切的专门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如史 地学，以往只是王朝政治史中一个很小的附类，在明清时期，独立的史地类著作开始大 量出现，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 史方舆纪要》即为其优秀代表。
边疆史地学，也在这股经世的热情下得以开拓并大大发展起来。如道咸之际，受到外 国殖民者觊觎我国边疆地区的刺激，边疆史地研究大兴，成为显学。龚自珍、张穆、何 秋涛、丁谦等人都在这方面颇有建树。
中国传统史学一直着重于对王朝兴衰、政治制度、帝王将相的记述研究，目光往往局 限于庙堂之上，以致后世感叹二十四史只是历代帝王家谱。而明清时期的史学则走向社 会的各个层面。如农业史方面的巨著《农政全书》，如手工业史方面的巨著《天工开物 》，而阮元的《畴人传》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列传的科学史专著。中国历代史书中， 有关人物的传记可谓多矣，但对于科技领域中的人物，却少有涉及，尤其是这方面的专 著，几为空白。而这部46卷的专著《畴人传》，则收录了自黄帝至清代的中国科学家24 3人，附外国科学家37人，共计280人，“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 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阮元：《畴人传序》)。此后，罗士琳《续 畴人传》、诸可宝《畴人传三编》、黄钟骏《畴人传四编》等相继而出，在科技人物这 个史学领域的薄弱环节作出了贡献。
实学思潮中对“重道轻艺”在观念上的突破，还导引出一个更为积极的文化成果，这 就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西方文化重技艺，重应用，重自然科学，与中国实学思潮中“ 经世致用”、“学必多艺”的原则正相吻合，于是，西方文化作为“泰西实学”，就被 融入到明清实学之中。并且，对西学的吸收、研究，逐步由单纯的科学技术拓展到对其 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方面的研究，外国史研究开始繁荣起来。
明清之际，已零星地出现了关于国外史地、技术等方面的介绍。《农政全书》和《天 工开物》中也有关于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的介绍，后来的《畴人传》中也有 对少量外国科学家的介绍。道咸以后，关于外国史的研究和著述大量增多，如魏源的《 海国图志》，王韬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扶桑游记》、《漫游随录》，黄 遵宪的《日本国志》，梁廷楠《海国四说》，徐继畬《瀛环志略》等等。这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这部百卷本的史学巨著，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 、科技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原则，把经世致用和向外 国学习做为治史的原则。魏源也因此而成为“站在古代中国和近代分水岭上的文化巨匠 ”，成为当时最有成就、最负盛名的世界史专家。
4.实学思潮与明清野史的繁荣
野史是与朝廷认可的“正史”相对应的一大史学门类，多以笔记、诗话、随笔、漫录 、纪闻、杂录、丛话、野史、稗史等形式存在，由私家撰述而成。明清时期，稗史蜂起 ，家乘竞出，如雨后春笋，“不择地而发”。在《明史·艺文志》中记载的杂史类215 部、杂家类67部、小说家类128部作品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野史。全祖望也有“明季 野史，不下千家”之说。
明清野史的繁兴，除了与史学内部的衍变规律有关外，明朝官修史书的阙略、明清之 际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政局的动荡等社会历史状况也是其中重要原因。而实学思潮的推动 与影响，更是不可不提的重要因素。顾炎武曰：
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
这句追述已隐约透露出实学思潮与野史繁荣的同步，透露出思想解放与野史繁荣的信 息，嘉万年间，个性的解放与自主意识的觉醒，文网的松弛，越发促进了野史的兴起。 实学思想家们对于野史的价值也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如陈子龙“酷爱稗官野史之书”； 黄宗羲、王夫之、戴名世、刘献廷、全祖望等人也都积极搜求稗官碑志、野老遗民之书 ，相继撰著了多部野史著作，从不同方面推动了野史的繁荣。
野史的勃兴与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个性的张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野史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民众的文化权利，即“话语权”，它是对“权力话语”(官史)的一种制衡。 与身受种种束缚的史官相比，野史可以更大程度地体现出史家的自主意识、民众意识和 独立品格；其在学术上也因非官方性而更具独立性，可以倡言与众不同的理论，可以发 表与官方不同的观点，可以寄托对故国的哀思，可以记录正史所不屑的细民琐事。因此 ，野史便成为民间和个人在史学领域中表达自身独立见解的工具和手段。明清实学思潮 中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张扬，大大促进了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野史作为有效的表达方式 和载体，得到高度重视应是题中应有之义。野史的勃兴也就因此而成为实学这一大的时 代背景下的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