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相互关系论文,内涵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灵魂，也是十七大的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报告是这样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这个概括，可以从理论上认识，也可以从历史上认识。从历史上认识，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讲了三个“永远铭记”，大意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这一论述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分析了改革开放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58年，如果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这58年刚好可以分为前后两个29年。对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以及此后历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有充分、明确的结论。但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理论界，乃至社会上和境内外各种媒体，对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评价问题议论颇多，分歧不少。其中有的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思想上的不同认识，有的则反映了政治立场上的尖锐对立。少数人用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任意编造等手法，或把改革开放前的29年描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攻击其为专制主义的历史；或把改革开放后的29年解释成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歪曲其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或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一概否定；或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加以割裂和对立。因此，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当前尤其需要根据十七大报告的精神，着重从历史上来考察这两个29年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而这样做，关键在于弄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之前29年的失误和错误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失误和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长时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对这些失误和错误，我们不应忽视，更不应掩盖，否则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但同时必须客观、全面而不是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们，否则同样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相反还会一叶障目，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导致对那段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怎样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种种失误和错误呢？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以下四个观点。
一、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分清主流与支流
对于改革开放之前29年的历史性成就，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作过一系列评价，观点是明确的和始终一贯的。
例如，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1]
1981年党中央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2]
1989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3]
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85周年暨党员先进性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的艰苦斗争，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4]
上述评价如实反映和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29年的主要成就，我们只要把那29年的失误、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错误同这些历史性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一目了然。
二、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中有失误、错误，就对那些事情全盘否定
首先，要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
例如，前29年中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有的错误是带有普遍性、全局性的。像“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等，都属于这种性质的错误。对这类运动，就要基本否定或彻底否定。但有些运动，错误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虽然也存在侵犯中农利益、冲击富农经济、对地主体罚的现象，存在打“老虎”凑人数、对“五毒”界限不清等扩大化的现象，但这些并非普遍存在，而且一经发现便及时纠正。因此，这类运动从总体上看是健康的，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权稳固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这样看问题，而是看到哪个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就予以全盘否定，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之前29年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其次，要分析在失误和错误中是否也有正确的合理的成分，并且要看这些成分对以后工作是否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例如，建国初期，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那几场批判存在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与此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为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使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很快从学校讲坛和报刊、出版物、舞台中被驱逐出去，使马克思主义迅速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协调一致，适应了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如果不加具体分析，而是像列宁批评的那样，“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把那几场批判运动中犯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那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过去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要看看今天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动的状况，就不难想象当年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
再次，要把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
例如，“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在建国后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持续了十年的运动，在那十年里，我们党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历史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2](pp.815～817)这些反映了客观实际的评价，说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划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社会的原有性质。
三、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
所谓客观条件限制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比如，我国历史上是农业国，近代以来有的一点工业也十分落后，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广大农村还是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究竟如何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如何搞商品经济，不仅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缺少经验，党的高级干部经验也不多，都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处理农、轻、重，国家、集体、个人，计划与市场等等关系问题上，走了不少弯路，大多数源于这种情况。
另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条件。例如，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困难；尤其是对农业、农民索取过多，给予过少，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长期变化不大。这有我们对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不当，对农业与农民照顾不够的一面，也有受到当时物质条件限制的一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只有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办法尽快实现工业化。而重工业建设需要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需要进口设备、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农林牧副渔业为工业和城市人口提供大量原材料和商品粮。这就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以便把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钢铁、机械、煤炭、电力、铁路等基本建设，从而不得不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木材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不得不相对牺牲一些农民的利益。
凡事有利必有弊。毛泽东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讲：“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5]周恩来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也讲：“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6]可见，改革开放前人民生活提高不快除了有工作安排不当的原因外，确实有为工业化建设付出必要代价的原因。只不过后来的“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加重了困难的程度，延长了困难的时间罢了。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我们今天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同样要放到当时的条件下。否则，既不可能弄清历史真相，更不可能找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四、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29年出现的失误和错误，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在主观原因中，除了经验不足等难以避免的因素外，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等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可以避免的问题中，有个人专断性质的，也有急于求成性质的。对这些都应具体分析，不能一说主观原因，就都看成是个人专断问题，更不能混淆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以及当年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同志犯错误，普遍与急于求成有关。急于求成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它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客观规律和可能性，但它的动机往往是好的，是希望建设的步伐再快些，用的时间再短些。邓小平曾说过：“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8]另外应看到，急于求成的毛病往往也与人民群众要求尽快改变落后状况的急迫心情有关，是上下互动的结果。否则，当年为什么一下子就能搞起“大跃进”运动呢？
然而，个人专断的问题就不同了。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骄傲，在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其表现是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后果是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其社会原因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其历史原因是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毕竟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而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最坚决彻底的反封建斗争，并且取得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最后胜利，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使中国人民由被奴役被侮辱的地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表现相互对立、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指出这一问题时，并没有把它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着重于追究他们个人的责任，而是注重于总结经验，弄清错误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体制原因，使全党从中得到深刻教训，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以免后人重犯类似错误。
《历史决议》在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时，一方面指出他负有主要责任，指出这一错误与个人专断作风、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个人专断的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这种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2](pp.815、819)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汲取教训的一贯态度。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讲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时又强调，要“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这再次说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是有深厚历史根源的，不会只在某个人或若干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仅在短时间内就被清除干净。不能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我们的制度是什么封建专制主义的。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个人专断问题所做的分析完全正确，经得起历史检验。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意义
我们要认识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除了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失误和错误外，还有必要弄清楚这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只有弄清楚了改革开放前29年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才能切实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间这种继承、发展与被继承、被发展的关系，才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前29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我认为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
我国自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切有爱国心的仁人志士曾想尽各种办法，但都未能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没收了它们的财产，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除台、港、澳之外的国家统一，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主权、领土的完整；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巩固了新生政权；取得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消除了外国侵略的威胁；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中国从此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并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使中国不失时机地进入国际“核俱乐部”；在国际局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所有这些，都使改革开放得以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展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改革开放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行。
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从政治到经济、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历史新时期在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上有过不少改革，包括多次进行机构改革，并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不断充实和完善，但上述基本的政治制度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因而至今仍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虽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较大改变，但仍然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为主体，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关键部门，仍然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正是这些制度，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广阔的活动平台。
三、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前29年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中虽然已被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那个时期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企业和连续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而积累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巨大财富，却在历史新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期建立的计划体系，也为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经过29年的奋斗，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改变了旧中国的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县办和社办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所有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粮食总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以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等等人间奇迹，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旧中国人口80%是文盲，儿童入学率仅为20%，在1912～1948年的36年里，国内高等学校毕业生只有18.5万人，其中工科毕业生只有3万人。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高级科研人员不足1000人；地质队伍仅800名职工，技术人员只有200人。经过29年的努力，高校毕业生累计295万人，中专毕业生累计520万人。到1966年，科研机构已达1600个，其中科技人员434.5万人。地质队伍在1957年已增至28万人，其中技术人员4万人；到20世纪80年代初更增至110万人，其中技术人员15万，是建国之初的700多倍。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科技大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人才条件。
正因为如此，《历史决议》在评价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在经济技术方面的贡献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2](p.804)
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
十七大报告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全部理论创新成果，并把它们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那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对改革开放就没有指导和保证的作用了。
首先，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因此，毛泽东思想依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曾讲过：“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p.171)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思想，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矛盾和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等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改革开放前党内开展过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基本上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腐败变质，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政权得而复失。虽然那些运动有时往往搞得过火，伤人过多，但这个主题却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尽管换了一茬又一茬干部，尽管也出了不少腐败分子，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人的思想中都还有这根弦，这不能不说与这些运动的影响有一定关系。邓小平反复提醒：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p.403)“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8](p.313)江泽民同志也反复说：“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9]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告诫：“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虽然不再重复过去那种运动式的整风了，但在二十多年里仍然进行了1980年整党、1990年党员重新登记、1999年“三讲”教育和2004年“党员先进性教育”等四次整风教育活动。这些反复的提醒、告诫和不断的整风，在其他国家曾经执政过的共产党中是很少见的。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长期执政的环境下，能够经受各种考验而岿然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29年积累的经验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但无论哪种经验，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都对改革开放起了借鉴作用。说正面经验对改革开放有意义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说反面经验对改革开放也有意义呢？对此，邓小平评论“文化大革命”时说过一段话，很可以使我们从中受到启发。他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8](p.272)可见，我们之所以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分不开的。
有了改革开放前29年打下的基础，又有了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新的历史时期才会使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使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与改革开放相比，前29年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前29年没有成绩，或成绩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的成绩，不容易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革开放前29年的成就在客观上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做了充分的准备。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29年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
我们要认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除了弄清楚改革开放前的29年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还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马克思讲过：“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10]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出它们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从而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进行比较呢？我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看
改革开放前，党的指导思想存在“左”的偏差，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性缺乏足够认识，并把阶级斗争当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把坚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却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另外，改革开放前虽然也提出过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等正确思想，但认识的深度、贯彻的力度、坚持的韧性，都远不如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虽然指出并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又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强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但同时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始终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虽然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11]；虽然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总政策，看作兴国之要和强国之路，但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看作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指出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动摇”；要求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强调“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这一相同之处，邓小平曾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时作过一个说明。他说：有的人“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8](p.217)
二、从经济制度、体制、发展战略和对外联系上看
改革开放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除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拿定息、居民储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国外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并把公司制、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与此同时，仍然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经过多次修正后，《宪法》第六条仍然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仍然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先实行了一段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从党的十四大起，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从一开始就明确，这种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同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2]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13]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形成有利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先是经过土改、互助合作到实行合作化，以后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生产采用集中管理、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方式。改革开放后，解散了人民公社，恢复乡镇政权建制，在村一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但这种经营制并没有改变土地所有制，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并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邓小平1992年还说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12](p.1349)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
改革开放前，先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快速工业化战略，后来又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后，在坚持“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先后提出和实施了“三步走”战略、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但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工业化战略目标，并把基本实现工业化作为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十七大报告重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改革开放前，除建国初期接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援助外，基本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禁运的结果，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前29年的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干扰有关。改革开放后，从引进设备、技术到引进资金，从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办经济特区，从沿海开放到沿江、沿边开放，从扩大开放的领域到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从多边贸易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逐步实现了全方位整体开放，并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但同时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着眼点放在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要“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三、从政治体制上看
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除《婚姻法》等少数几部法律外，基本无法可依。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宪法》规定的很多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改革开放后，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改进党的领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方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但同时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十七大报告在论述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时重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论述发展基层民主时强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支持职工参与管理。
四、从文化和社会事业上看
改革开放前，受“左”的思想影响，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设有许多不必要的框框和禁区；加之物质条件所限，人们的衣食住行、业余文化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都比较简单。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事业受到摧残，文化领域更是萧条。改革开放后，贯彻落实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文艺、学术空前繁荣，精神生活极其丰富，社会组织形式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社会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都明显增强。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不断多样化，与境外经济文化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不断发展，以及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自由度的不断提高，又进一步提出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十七大报告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在指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时强调：“要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要求在文化工作中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五、从国际关系上看
改革开放前，我们党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时代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革命。在国家关系上，先是与苏联结盟；中苏关系破裂后，又进行了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认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并在中美关系已经缓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两国外交关系，以后又恢复了同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加强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对话及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开展全方位外交，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些并没有改变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反，正是这一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展开和运用。十七大报告重申，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在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一些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例如，经济增长中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平衡，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风气问题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并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并相应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要求在分配领域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调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等。尤其是在分配原则上，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来改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大大深化和完善了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所有这一切，都把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原则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
以上列举了改革开放前后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凸显出改革开放后29年的特点和它相对于改革开放前29年的重大发展。看不到这些不同之处，或者有意无意地混淆它们的区别，就不可能看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就会妨碍我们对这条道路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而看不到二者的相同之处，或者有意无意地抹杀它们的共性，就不可能看到改革开放前后的连续性，不可能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同样会妨碍我们对这条道路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当然，由于改革开放前后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差别很大，即使是二者的相同之处，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同。但无论怎样，正是这些相同之处，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改革开放的目的时强调，改革开放“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提到，改革开放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时指出：“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并不在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否坚持上，而在于如何坚持上。这两段历史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内在地统一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因而都是区别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现代中国或当代中国的历史。那些把改革开放前说成是专制主义的，把改革开放后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说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和时代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和极其荒谬的。
对以上三个问题有了正确认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前虽然有很多失误和错误，但成就是主要的，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经验，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虽然有很大区别，但二者并非相互割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前一个时期是后一个时期的基础，没有前一个时期的探索，就不可能有后一个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全面发展；后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继承、扬弃和完善，没有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也难以为继。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本国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道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就能真正理解“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就能更加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一个民族忘记自己的历史不行，歪曲丑化自己的历史更不行。对历史的解释和认识，特别是对国家历史的解释和认识，从来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内容。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为维护一个政权还是为推翻一个政权，都高度重视对国家历史的解释和认识。古人早就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毛泽东也讲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14]这些道理已为古今中外许多事实所验证，其中最新的例子是苏联由于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而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解体。我们要牢牢记取这一教训，绝不能割断和糟蹋自己的历史，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我们更要永远铭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而建立的丰功伟绩，倍加珍惜他们历经艰辛而最终开创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开拓前进，夺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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