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结论的认识分歧及其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分歧论文,中共论文,结论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4-0031-07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对于这一论述，在党的领导人和一般人的思想上，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没有形成共识。特别是对其中的“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更有不同意见。后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为我国在以后的近2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严重挫折埋下了伏笔。
一、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任务的加速完成，党中央领导对提前到来的社会制度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中共八大之前未能对新制度建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认真的研究
建国以后我国经历了两个急速转弯。一是战略思想上从原先设想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然后再搞社会主义社会，到很快实现这个转变；二是实践目标上从原先预定经过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约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到仅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两个急速转弯有着内在的关联。实践目标上的超前是战略思想上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设想的必然结果。与这样大幅度战略调整相应的事实是全党在心理上、理论上的脱节，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1]
首先，急剧的变动使人们还来不及做出思想上的反应。虽然社会主义改造中党有意识地进行过引导，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过渡形式，但飞速的跃进毕竟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惯例。以农民来说，前脚刚分得了视为命根子的土地，后脚就要把土地交上去搞合作化。以私营工商业者来说，刚刚适应了中国共产党“公私兼顾”、“共同发展”的方针，不久便进入了消灭私有制的阶段。如此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比较作支撑，很难有理性意义。从历史实践来看，由于社会潮流的推动，人们虽然前呼后拥地迎接社会主义，但思想上还只是凭着感觉走。对于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一定要搞合作化和公有制、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占处何种地位、起何种作用等等问题，都没有认真地思索过。
其次，从党中央领导层来看，虽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以后，对要转向社会主义已有精神准备，但对这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则是出乎大部分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后期批判党内“小脚女人”的现象，恐怕不是少数。而且，党中央领导人的思想注意力和工作精力也来不及转换。短短的几年里进行着被称为“急风骤雨”式的生产关系变革，很多问题尚在探索试验过程中，根本顾不上去思考下一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党中央文件中还是领导人的著作里，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对诸如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内矛盾方面的变化，经济建设方面的结构布局，资源配置方面的方法措施等问题，党中央领导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第三，事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弄清楚。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即是关于“过渡时期”的问题。1952年底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过渡时期”的内容含义和时限界定是明确的。其内容含义是两层，一是实现工业化，二是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其时限界定虽然用的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含糊表述，但党中央领导人的心里是有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底数的。然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完成以后，党中央并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相反，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仍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证明中共原来认为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这实际上是至少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部分归入了过渡时期。这就带来一些思想上的混乱，中共八大期间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过八大路线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如何衔接的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后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归入了过渡时期。事实证明，这一改变导致后来党内片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以致使“左”倾错误滋长不衰。
以上几方面说明，从心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来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是仓促的。以后接连发生的错误显然与这种仓促上阵有密切联系。中共中央文件和党史学界在总结五六十年代我国遭遇的曲折时，强调了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样一条原因，这是不错的。但它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等有了经验才进入实践。再进一步说，即使有了经验也不能保证不经历曲折。
事实上，我国在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时候，应该说还比较谨慎。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出现的问题。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在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开始集中地暴露出来，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到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以苏为鉴”，提醒全党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而且，在行动上，党中央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从1955年底开始，中共主要领导人开始进行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多种重大关系”，“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等。这种努力正是试图寻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态度是谨慎的。可遗憾的是，这种明确的指导思想与谨慎的态度，却没有避免犯错误、栽跟头的结局，这里的问题就出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缺乏科学的把握。
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是领先的。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形成过不少很有价值的思想。1956年初，毛泽东就曾指出，现在资本家把工厂交出来了，我们的斗争对象正在起变化，提醒全党注意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的新形势、新问题。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更是一篇反映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系列问题作深入研究的杰作。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毛泽东对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足够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就是证明。八大前不仅其他党中央领导人未及研究探讨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视角似乎也尚未涉及这个问题。中共八大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针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国际国内情况，科学地提出了区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是，这还不是直接阐述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仔细读一下这篇著作就会发现，其中几乎就没有涉及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中共八大后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出现认识上的变化说明，毛泽东对此并没有形成十分鲜明的认识。
二、中共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做出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因此，八大作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显得比较粗糙，它在形成之初就未达到统一的认识
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中共八大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里程碑。大会的任务在毛泽东所致的开幕词里讲得很明确：“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2]揭示这个任务，是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
一般地说，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思想上是清楚的。这本是生产关系变革之后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的抉择。八大以后，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得到充分强调。1957年初，毛泽东一路考察，讲了很多话，中心是讲建设。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年，这么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工作重心转移的意思十分明确。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这么明确，为什么中共八大以后却走上了重视政治斗争，并最后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路？我们以为，问题还是出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由于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十分单薄，分量不够，使人们对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理解缺乏充分被接受的根据。
主要矛盾是和主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矛盾是决定主要任务的依据。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之所以要转移党的工作重心，就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有明确的认识，首先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诚然，中共八大确实明确指出了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并没有展开讨论和说明。从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来看，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不仅简单，而且甚至有点草率。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明确提出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八大。虽然八大的筹备工作早就着手进行了，但是，无论是会前的宣传还是作为大会最有分量的文件的政治报告，都没有把主要矛盾这一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突出出来，结果代表们也不可能在大会上集中深入地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八大的政治报告从1955年5月开始准备，到八大开幕前还在紧张修改。其间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修改稿达80多份。政治报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共分6部分，主题也是围绕经济建设问题展开的，其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是最长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报告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历史经验，指出了改造完成以后的总任务，但是并没有深入阐述作为主要任务依据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没有指出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政治报告中的另外几部分也均未涉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大会的其他报告和大会发言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明确提出是在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起草过程中。1956年9月24日薄一波在华北代表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把主要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3]。这时离八大闭幕还有三天。同一天，决议的第三稿加进了主要矛盾的内容，表述为“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26日写出了第四稿，各代表团讨论时，西南代表团对主要矛盾的表述提出了异议，认为就现实来说是对的，但从理论上来说今后还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当天，起草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主要矛盾改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实际之间的矛盾，就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这种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审阅完稿子已是27日凌晨2点钟，他只是在稿子的第二部分“关于经济建设”第六条的一句话中加了几个字，并在稿子上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胡乔木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根据胡乔木提供的情况，似乎陈伯达也修改过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他在回忆田家英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陈（按指陈伯达——引者）在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也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国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4]大会表决前有没有再报告毛泽东？因无从查找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陈伯达很可能是在决议草案已付表决、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才大受毛泽东的指责的，只有作这样的理解，胡乔木所说的“事后大受指责”才讲得通。这也说明毛泽东一开始就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第三句话有不同意见，尽管27日下午2点召开的闭幕会上该决议被一致通过，但决不能说明关于主要矛盾问题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代表都形成了统一的认识。
可见，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是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写入决议的。决议经过多人之手，修改反复也较大。如果这是经过认真讨论、集思广益、字斟句酌的话，这样的修改当然是慎重的、科学的和负责的。但从上述情况看却并不是这样一回事。特别是陈伯达加上的那句话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容易引起争议。毛泽东在八大后不久便开始公开批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准确，不完善，是事出有因的。
三、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明确表示这样的表述是错误的，但他主张先不要急于修改八大决议中所下的结论
从筹备召开八大到会议召开的整个过程，毛泽东都倾注了很多心血。特别是对大会的几个主要报告进行了极为认真的研究。譬如，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毛泽东都作了修改，并写了很多批语。[5]尤其是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几乎到了精心雕琢的地步，毛泽东不知看过多少遍，修改次数不下十次，批语也达28条。但是，从毛泽东后来的态度看，他对八大是不满意的。尤其是对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成见很深，并且在若干年后还将过错归咎于刘少奇和邓小平。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1967年11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错误地批道：“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这里，毛泽东迁怒于刘、邓是毫无道理的，但却透露出一点意思，即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意见很大，可能主要就是针对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那段提法。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是赞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的。八大开会期间，当谈到斯大林晚年的错误时，毛泽东说，在社会已经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是要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斯大林却认识不到这一点，还要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错误的根源。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7]可以认为，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之所以大胆地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样的话来概括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当然与党内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新形势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无疑受到毛泽东这个认识的影响，而且，后者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
中共八大胜利地闭幕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以及中央对这个报告的决议也获得通过。从形式上看，中共八大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对党将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新任务统一了思想。但是，不和谐的声音很快就出现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首先一个爆发点。八大闭幕后没有多久，毛泽东就在党内的一些会议上多次发表议论，对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那段表述提出批评。
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在讲话中两次提到：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8]这里，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直接涉及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但这些提法显然已与八大的结论不一致了。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插话说：“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不对。”10月7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主要矛盾问题说了长长一段话。他说，“八大决议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道理不能这样讲”，“八大这句话，马、恩、列没讲过，但也没有害处。意思是要赶快发展生产，充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只是没有讲清楚，带语病的性质，没有认真的讲清矛盾，是比外国、比将来，这句话现在也不必改，现在可不谈这个问题。列宁讲过苏维埃政权与落后的技术有矛盾。现在不讲，以后解释清楚就行了。严格地讲，说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不适合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恰好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生产力”。后来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毛泽东曾经讲到：“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会引起麻烦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从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可以看出，他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一方面感到不满意，另一方面又主张暂时还不要急于修改，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还在思考过程中。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毛泽东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他的讲话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苗头。譬如，由于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已经完成，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还没有完成，在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个观点此后就日益强化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意识。又如，八大后不久便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领导对两国事件做了不同的估计。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波匈事件做总结时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既有阶级斗争不彻底，也有其他一些更复杂的原因；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国内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另一方面却认为波匈事件是由于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因此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这些思想苗头出现在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产生怀疑的情况下，其发展趋向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和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发生，助长了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对社会主要矛盾那段结论的怀疑和动摇。从八大后毛泽东对决议不满的批评看，尽管他还不主张马上修改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但得出社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样的结论只是个时间问题。
四、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提出后，理论界进行过讨论，观点各不相同。这样的讨论当然是有益的，但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看法，无助于统一人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提出后，理论界反映比较热烈。八大结束后的两个月中，全国就有20多种报刊发表文章，许多刊物开辟了关于主要矛盾讨论的专栏。讨论中分歧比较大的问题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可以理解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不是说我国的生产关系已经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
一些学者认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社会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经济制度，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先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八大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9]因为当时除了社会主义经济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如个体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
有人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任务以后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已经结束，技术革命却未结束；我国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就是先进的含义；认为不应纠缠在马列主义的一些公式上，影响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理解，既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的面貌，就应承认现在生产力落在生产关系的后面，或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的前面。[10]
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先进”是指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先进”是从性质上说的，因此，“既要承认生产关系先进，又要反对认为生产关系跑到前面去的说法”[11]；还有的认为，“社会制度的先进，表现在生产资料性质方面是很明显的，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等于生产关系”[12]，它包括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简单地说生产关系跑到了生产力前面去了，在实践上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样说就意味着仿佛我国生产关系不需要改革了。
学术界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讨论是有益的，一些学者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这样的讨论不能解决问题。首先，讨论是在八大做出决议之后，学者的争论局限在对中央决议的理解上。从效果看，理论没有成为决策的依据，反而成为决策的注释。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术界的意见还不可能影响党中央上层领导的决策。其次，中共主要领导人担心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引起思想混乱，也不主张深入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从毛泽东所讲的“会引起麻烦争论”就可以看出来。而且，学术界的理论讨论曾受到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提到：“许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的制度与生产力有矛盾，说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生产力，这种说法不好。”因此，尽管学术界一度讨论热烈，但终究没有能够形成相对集中的看法，没有能够起到导向性的作用。
五、毛泽东后来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并逐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践表明，这个改变是战略性的失误，危害极其严重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专门有一节内容叙述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过程非常详细，线索十分清楚，并提供了不少研究者难以见到的资料。以下我们结合这些资料，就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结论的问题作一些观点性的概括。
首先，最先改变八大结论的是在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9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同志讨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时指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13]。10月7日，毛泽东在全会的组长会议上又谈了这样的观点。10月9日，毛泽东在全会的全体会议上对主要矛盾问题作了结论性的概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综合这些情况看，八届三中全会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结论改变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也就是说，八大结束刚好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明确地改变了八大决议中的表述。
第二，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大家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如薄一波所说：“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而且引起比较大的争论。从全会9月24日的《情况简报》来看，许多同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谈的观点与八大决议不一致的问题，并希望中央负责同志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从代表们的争论情况看，有分歧。一部分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另一部分仍坚持八大决议中的提法，而且持后一种看法的人还不少。
第三，毛泽东在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之后，仍主张不要公布这个结论。他说暂时“报纸上不要发表”，现在只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不要引起风波”，造成思想混乱；二是党内正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斗争，现在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容易把这些斗争与阶级斗争连在一起。毛泽东的这些疑虑是有道理的，毕竟八大刚刚结束不久，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人们还很难接受这么快的改变。
第四，报刊上公开公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在1957年12月，形式是以《人民日报》发表浙江和上海两次党代会上两位第一书记的报告出现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有争议，但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宣传上，一段时间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只提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提阶级斗争。但是这样的安排没有维持多久。不到两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2月9日，毛泽东到杭州，看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其中谈到了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立即请秘书写信，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恩来等人看这个工作报告。17日、18日，邀请他们以及江华进行讨论。23日，又请胡乔木、田家英和江华，讨论修改这个工作报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这个工作报告于12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其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14]。12月25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也提出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性观点。柯庆施说：所有制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5]江华的报告由毛泽东主持讨论和修改，柯庆施的报告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因此，这两个报告显然不是代表江和柯的观点，《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两篇报告时，都加了编者按。在江华报告前的按语指出：“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按指主要矛盾问题——引者注）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在柯庆施报告前的按语指出：“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这样的强调表明：江华和柯庆施报告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
总之，八大政治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结论的修改从八届三中全会发端，到1957年12月发表江华和柯庆施的报告，已经从党内发展到公布于社会。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在文献上做出结论，整个修改过程就完成了。此后，随着认识的偏离，从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结论，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个改变贻害无穷。中共八大的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当然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失误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科学和正确的分析判断本应是八大路线的基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必然影响到主要任务的完成，这早已为八大后2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正如薄一波指出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被修改，“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6]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汲取。
收稿日期：200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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